衰落呼喚新變

作者：鄧誌峰（複旦大學教授）

來源：《光明日報》

時間：孔子二五六九年歲次戊戌十月廿四日丁卯

      耶穌2018年12月1日

直接導致經學在二十世紀衰落的原因，應該是1912年以後經學這門學科的消亡。學科的消亡使經學失去了其應有的載體(ti) ，被分割為(wei) 文史哲三個(ge) 學科，成為(wei) 所謂“人文學科”的一部分。盡管我們(men) 可以從(cong) 曆史、文學、哲學角度研究經學，但和以西醫的方式研究中醫一樣，主要是一種外在的研究，經學的自主性喪(sang) 失了。

晚清的摧枯拉朽式失敗帶來一種客觀效應，似乎中國傳(chuan) 統的經學不足以濟時之難。這是後來新文化運動的推動者否定經學乃至文化傳(chuan) 統的理由。晚清道鹹以後，清朝的社會(hui) 政治係統已經開始發生崩解，以皇權及八旗、綠營兵為(wei) 主體(ti) 的政治架構已經不足以因應困局。雖然由以曾國藩為(wei) 首的一批理學士大夫組成的湘淮軍(jun) 係統暫時穩住了局麵，所謂“同光中興(xing) ”；但在內(nei) 對付太平軍(jun) 、撚軍(jun) 等似乎尚可，在外應對西洋文明卻遠遠不夠。譬如在與(yu) 西洋的交涉中，曾國藩所一貫主張的“以誠待人”其實並沒有真正得到遵守。這使得許多中西交涉最終隻能以戰爭(zheng) 形式來解決(jue) ，中國為(wei) 此付出了慘重的代價(jia) 。

因此，經學研究必須要發生新變，這種新變不隻是作為(wei) 常道的經學的自我要求，同時也還是在為(wei) 清代以來的曆史補課。近代以來，不少學者，如孫詒讓、廖平、康有為(wei) 、章太炎（後期）、唐文治、曹元弼、馬一浮、熊十力、梁漱溟等已經開始從(cong) 事這些工作，盡管他們(men) 的許多工作在經學內(nei) 部也是極有爭(zheng) 議的，但在主張有體(ti) 有用、回歸傳(chuan) 統學術體(ti) 係的意義(yi) 上卻是相通的。借用時下的學科分類體(ti) 係，經學不僅(jin) 涵蓋人文學科，同時也包括社會(hui) 科學，兩(liang) 者相合，才是作為(wei) 內(nei) 聖外王形態的經學，才是未來新經學的應然形態。

經學應該取精用宏，廣泛吸收人類文化遺產(chan) ，抉發經典自身意蘊，形成能夠為(wei) 與(yu) 目前人類文明對話奠定基礎的新的經典詮釋。在這方麵，無論晚周、漢唐、宋明還是清代，都產(chan) 生了具有自己風格的重要經學著作，但能夠代表中西會(hui) 通時代的經學注疏，卻仍然鳳毛麟角。中國經學學者應該自覺進行自身義(yi) 理的反思，並在此基礎上開展與(yu) 其他文化的深入對話。在這一方麵，二十世紀留下了不少遺產(chan) ，這就是新儒學的各種形態。經學不能故步自封，應該重新回到世界之中。

經學要重新回複自身的社會(hui) 實踐性。經學應該顯示出其應對時代問題的能力，提出具有真知灼見的解決(jue) 方案，而不是供尋章摘句之用。經學實踐性最初的表現形式便是禮學，貫注於(yu) 古典時代的人倫(lun) 日用之中。但由於(yu) 古禮的原則至少在漢代以後就遭到了破壞，禮俗逐漸取代了禮的精神原則。在經權之辨中，權的流變性超過了經的恒常性，這造成了唐宋、特別是明清以降中華文明的某些根本弊端，譬如誠信的內(nei) 在動力缺失。如何持守古禮中的常道，是當下經學應該致力的問題之一。

經學應該守先待後，接上固有學術，對以往經學的各種形態進行更深入的清理，因此應該努力推進以經學自身為(wei) 進路的學術史研究。假如我們(men) 把經學理解為(wei) 一種涵攝價(jia) 值係統在內(nei) 的知識體(ti) 係，相比於(yu) 佛學、西洋哲學-社會(hui) 科學、神學等知識體(ti) 係的自我清理來說，經學是遠遠落後的。我們(men) 仍然缺少真正係統而通貫的經學史。當然，目前已經有許多學者正在為(wei) 之努力，期待陸續看到有價(jia) 值的研究成果。

責任編輯：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