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維明】孔子誕辰，作全球社群教師節

學者建議孔子誕辰為教師節因體現全麵文明觀

　　孔子的普世境界

　　孔子生日那天過教師節

　　能不能將教師節從9月10日改至9月28日孔子誕辰？在中國大陸師道日顯式微的今天，這一發問抑或呼籲，正觸動著各界士人內心深深的糾結。著名儒者，哈佛大學教授杜維明甚至在世界多國及一些國際組織中作此呼喊，主張至少將9月28日作為一個世界的尊師日。放眼全球，隻有中華民族，將一名曾經的民間教師奉為聖人、甚至“教主”，傳承尊師重教這一偉大的儒家傳統，將大有裨益於今日在全球化擺蕩奔波中的十幾億人，使其不失自信，保有自我，達則兼濟天下，近悅遠來，和諧共處。為正在塑造中的“普世文明”貢獻我們經2500年驗證的寶貴“價值”，並去豐富、包容未來人類真正的“普世價值”，如果它真的一定會產生的話。

　　孔子誕辰，作全球社群教師節

　　——專訪哈佛大學杜維明教授

　　早在2004年10月，杜維明在國際儒聯舉辦的紀念孔子誕辰2555周年大會上說：“假如我們不希望市場經濟導致市場社會、市場家庭、市場婚姻，乃至市場的人際關係，假如我們要超越狹隘的人類中心主義，假如我們要超越破壞生態環境的工具理性，假如我們要超越不計後果的浮士德主義以及宰製主義，孔子作為一個偉大的教育家和思想家，他的價值，就不僅是山東的、中國的、東亞的，也是世界的。”為此，他建議以孔子誕辰日(9月28日)為全球社群的教師節，杜維明也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提議，應該把孔子的生日9月28日列為全球的教師節。

　　杜維明認為儒家應該成為人類文明進步發展的重要精神資源。他說，儒家所代表的人文精神非常寬廣，有多種資源可提供給世界人們參照，提供重要的價值內容，促進文化的真正多元化存在與對話。在中國的教師節(9月10日)和孔子誕辰日(9月28日)到來之際，本刊記者就此話題對杜維明先生做了專訪。

　　尊師重道，反思自我

　　《社會觀察》：以前您提到以孔子的生日9月28日，作為全球教師社群共同的節日，最早是2004年提出的吧，請問為何有這樣的動議？

　　杜維明：當時是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關於文化多樣性做報告。他們邀請我參加關於文明對話可能性的討論，和58個大使一起討論。報告後大家就是發問討論，討論過程中大家感受到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就是教師，特別是小學中學的教師，大學也是一樣，沒有受到足夠的尊重，有些說設個教師獎，還有些說在世界各地都應該有個教師節。我們看到，在已經有教師節的地方，時間已經定了，我覺得可以不用改了。有一些地方沒有教師節，或者他們需要定教師節這個時間，所以我就建議，假若有這種情況，就定在9月28日，主要的原因，就是孔子的生日。

　　之所以建議將孔子誕辰日作為全球教師社群的節日，是因為這個日子所蘊含的文化意義。雅斯貝爾斯(Karl Jaspers)論述軸心文明的時候，提到四個典範的人物，其中一個當然就是孔子，孔子與釋迦牟尼、蘇格拉底、耶穌有很大的不同。蘇格拉底也是老師，即所謂的精神領袖，但蘇格拉底所教的學生，大都是貴族中的貴族，因為那時候雅典的公民也是有限的。而孔子則是平民教育，他的弟子來自各個不同的背景，有軍人，比如子路；有一貧如洗的，比如顏回；也有富商，像子貢，另外也有很多沒落的貴族吧。在民間講學的傳統上，很少有孔子這樣的情況。另外，孔子的講學活動是民間的而不是官方的，所以特別地講文明。

　　文明與野蠻有明顯的區別，是走向“人文化成”的世界，通過道德教育來轉化人的氣質。當時的孔子，既無權無勢也沒影響，就是與弟子們通過自我的修煉，道德的轉化，通過好幾代人的努力，竟然成為中國思想的主流。這個過程當然很艱巨，但他們有信念，相信人的修養可以轉化政治的遊戲規則，就創造了一種新的政治理念，就是以後發展成的“仁政”，政治的理念和道德的訴求結合在一起，這是一種非常特殊的思想模式。

　　此外，孔子注重文而不是注重武。希臘有英雄崇拜的傳統，很多地方也有。儒家基本上就是聖賢人格，完全體現了在道德倫理方麵的追求。所以，Civil(公民的)這個詞體現了孔子的精神境界，第一他不是野蠻的；另外，Civil就不是好戰的；另一個Civil不是官方的。從這三個方麵來講，孔子的思想就跟那時候Civil的觀念有密切聯係。既然有密切聯係，就有人認為孔子可能是今天所謂的“市民社會”的先驅之一。今天我們講civil society(公民社會)，我們用civil這個詞的時候，就有這三個含義，是民間而不是官方；講求人文化成；注重文而不是武。這個我覺得是很有意義的。

　　《社會觀察》：那麽，對於孔子誕辰日與教師節的關係，您是否有更新的一些建議和思考？我們該怎麽樣尊師重教？尊師重教的意義是什麽？

　　杜維明：對於孔子誕辰日成為教師節，我並不是說非要把9月28號作為中國現在的教師節。我的建議實際上是一種嚐試性的建議，如果世界上已經有了教師節，當然有他們自己的日期。如果沒有教師節，他們用他們的方式規定自己的教師節，這也是他們的自由。如果他們沒有教師節，又要建教師節但又不知道哪一天合適的，那我就建議用孔子的生日。

　　我現在的建議跟以前不同，現在建議把9月28日定為“尊師日”，這個尊師日不是說大家放假，不是要中小學生在這個日子給老師送花、送禮請吃飯之類的。我的這個尊師，師不是一個職業的觀念，師是一個對我們的精神生活，對知識、理性生活做出極大貢獻，做出極大塑造作用的這一批人，我們要感激的人，可能是一個，可能是好幾個。尊師日那天我們對他們表示敬重，如果過世的話，要懷念。用各種不同的方式表示敬重，有的時候一幫學生合起來，對師敬重就是拜訪他、請教他。也可以組織討論會、誦經會，有各種不同的形式。

　　尊師應該重道。這個道不是狗道、不是貓道，應該是人道。這個人道，因為“天、地、人”三才的關係，人道與天道、地道應該配合起來。這個尊師重道的時候，可以體現一種比較全麵性的宇宙觀、人生觀，這種前提下，對老師的尊重也就是對自己生命的尊重，促成自己人格進一步發展。現在除了什麽感恩節、情人節外，最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促成一個哲學日。哲學日是在世界各個地方舉行的，舉行的時候，甚至總統都要參加，想利用那天突出哲學的重要。尊師日，就想利用那一天突出老師的重要。

　　《社會觀察》：其實在中國，除了教師節外，有這樣一個尊師日也非常好，這包括儀式性的一些東西，也包括裏麵的內容和意義。

　　杜維明：我就是這樣想，我們有這樣的一個尊師日，當然還有教師節。假如教師節改成為尊師日，當然很好。假如尊師日影響超過教師節，也很好。如果尊師日和教師節平行，也很好。當然希望將來能夠合而為一。我們以前努力的就是要把教師節改成9月28日，9月28日是尊師日，如果尊師日做好了，自然就形成了實際上的教師節，不是名義上的教師節。

　　從這方麵看，在那一天，當然我們敬重我們自己的老師、師友，但是我們也應該想到在人類文明發展史上第一個民間講學的，突出道德修養的，把一般社會上政治遊戲規則徹底改變的人——孔子。政治要為人民創造生存或者是富裕的社會，而且要變成有教養，自己的人格要不斷發展的環境。這個人可以說是所有的老師達到最高的水平，是這樣人格的折射，這種價值的回應，我覺得有很大的價值。

　　中國老傳統講“天地君親師”，天和地，當然君王現在是國或者說社會。這裏麵的師和天地父母、國家社會放在一起，是有深刻意義的。孔子講到“五倫”，其中就有師生之倫，不僅父子、君臣、兄弟、夫婦、朋友，也有一種很強烈的師友。孔子跟弟子間的關係，是亦師亦友。用荀子的話說，如果不學就沒有資格做老師。老師對學生的回應，按照學生的需要，像中醫一般，這其中完全是一種相對的關係，互相學習，是一種對話的關係，像忘年交。我覺得這些都是現代人所匱乏的，現代人太過分地注重知識和技能，對於人生的智慧或者人的全麵發展注意不夠。

　　尊師重道的那一天，不僅是對孔子，而且對自己的精神世界，我們的知識積累中間，也要有特別的關注、特別的反思。這是非常重要的，其實日子就是個日子，在這個日子裏怎麽做才是最重要的。

　　人文精神，安頓生命

　　《社會觀察》：一方麵，要回到過去，希望從這裏麵得到許多養料或者智慧、啟示；另一方麵，我不知道這是形式的問題還是溝通的問題，中國現在存在古代和今天的對話問題，回歸傳統不是一條可行的路？

　　杜維明：古今、東西之爭，我們現在其實是已經超越了。超越的意思是什麽呢？我們必須要認識到，不可能沒有深厚傳統的現代性，現代性是受傳統塑造的。以前有個觀念，傳統會阻礙現代性，要把傳統去除掉。現在發現，傳統塑造現代性。特別在全球化的過程中，區域化和地方化與國際化、全球化同步進行。越全球化，就越覺得是屬於歐盟還是屬於東亞的；越全球化，越覺得是屬於日本的，屬於中國的，全球化成了區域化地方化的背景。

　　我們現在的要求，是把一些地方知識，經過仔細的研究後，成為具有普世意義的知識。所以一定要紮根，在你自己的文化上，建立中國文化的主體性，這個主體性又不是封閉的，這個主體性的建構和現代中國人的文化認同有很深厚很密切的關係。另外，儒家或儒教文化圈所包括的範圍比較大，不僅是中國的台灣、香港，新加坡，也包括韓國、日本、越南，同時也包括東亞社會散布出去的東亞人，不僅是中國人。像韓國是受基督教影響比較大的國家，但如果對韓國的基督教做細部的分析，會發現有很多儒家的因素。

　　現在韓國很多教徒到美國傳教，他們傳教的方式以及組織運作的方式，跟美國傳統的個人為中心的基督教傳播方式不同。他們常常是以家庭為中心的。在儒家的世界裏，有幾個特色，一是比較寬容，在這個地方，各種不同的宗教都可以並存。以前我們講中國的儒釋道，儒是儒教，此外還包括伊斯蘭和祆教。以前去過貴州的一個古鎮，古鎮有一個道觀，道觀的前邊就是一個佛寺，再往前就有一個書院，前邊還有一個天主教堂，這種不同宗教並存的局麵是很重要的。這個跟一神教傳統的猶太、基督教以及伊斯蘭教是有很大不同的。

　　另外，儒家一個非常重要的特征是學習文明。鴉片戰爭以來真正向西方學習的重要人物，都是深受儒家文化影響的。深受儒家文化影響的人，就不是一般所謂的保守的。像康有為的一些觀念，是非常新的，從現在來看當然是非常有創意的。除此以外，中國文化本身就是一個對話的文明，有對話的基礎，在運作的時候有所不同。我的感覺，我們現在講的文明的對話，第一個值得注意的就是在中國地區的文明對話，譬如說漢人跟其他的民族，跟藏人、維吾爾族人的對話。這就是費孝通所說的“多元一體”，這樣一來就形成儒家文化圈內部的對話，中國跟日本、韓國還有越南，以及在更寬廣的世界裏對話。我的一個基本信念就是，中國應該與周邊、東亞乃至亞洲，包括印度和東南亞進行對話，再到與伊斯蘭世界、非洲、拉美進行對話，這些對話可以使得中國和西方對話集聚的資源比較深厚。

　　如此說來，中國傳統文化的精髓，具體說，就是儒家的人文精神。而這個儒家的人文精神不是說和當今社會可以融合的問題。當今社會，市場經濟泛濫成災，在這樣一個市場社會，一切都市場化。這種情況下，各種不同的宗教，包括伊斯蘭教、基督教、佛教，甚至包括道教，都會起一種積極作用，安頓生命。有位佛教徒說，你想想看，我們現在的問題是心理的問題，心靈的純淨問題。

　　儒家講“忠恕之道”，忠是對自己，恕是對他人，忠是中心，恕是如心，下麵是心。佛家講慈悲，下邊是心，道家講感應，下邊也是心。以前儒家的“仁愛”的仁字，叫做“下人爾不從人二”，講的是社會關係。我一直對這個有點不滿，我認為“仁”應該是代表著內在的道德性。現在郭店出土的文物，裏麵“仁”的寫法為上麵是“身”，下邊是“心”。

　　毫無疑問，“仁愛”表達的是身心的問題，個人的修正、個人的發展問題。是身心統一、協調、平衡的問題。所以我不是特別關注心學的問題，關於心靈的學問。我認為現在不是說傳統文化的精神跟現代社會怎樣融合，或者說傳統精神對接現代社會發生怎樣的衝突問題，而是以現代性來對傳統各種不同要求、批判繼承過來，傳承精華。所謂仁義禮智信這些基本價值，和現代市場社會所造成的這種連誠信的底線都不能維持，它能夠做一些怎樣的批判認識而且能提供怎樣的資源。

　　我們不要總是說要回歸傳統。我們必須看到，傳統是基本，傳統是活的東西，而且會變化。如何以傳統文化的精神，來轉化現代社會所造成的各種弊病，不是要跟它融合，是要改變它。也不是要對接，而是對現代社會優良的方麵，比如啟蒙以來的理性、自由，要更進一步地吸取。

　　從五四到建國；從建國到改革開放，當然那段多半是在海外；從改革開放到現在。通過這三代的努力，我們了解到儒家文化和西方最核心的價值都能夠互補，再就是對現代的社會能不能提供深厚的文化資源。

　　如果說期待傳統文化來矯正我們當今的社會問題，這樣就有點工具性了，等於把它當做是一種治病的方式。我們認為我們應該有新的視野，新的人生觀、宇宙觀，新的信仰。不僅是行為的改變，態度的改變，而且是深層的一種自覺的信仰。這種信仰就是對人的存活，對人的自我認知，對人的發展都是可以通過自己的努力來逐漸改變，逐漸升華的。在這樣的情況下，傳統文化就成為現代世界中的文化資源。

　　講到古今問題，有一個非常有趣的故事，一個印度學者說他和美國的同事在談話的時候，總有一種感覺，談話的對象有這樣一種傲慢：你們的現在是我們遙遠的過去，我們的現在是你們遙遠的未來。這就把整個人類的文明，分成不同的幾個階段了。經濟、政治完全用GDP來衡量的話，就是這樣一種情況。實際上，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人的宇宙觀，人的心靈平靜，社會的和諧，有各種不同的評判標準。有人講得非常清楚，GDP有很多東西是不能量的，不能量友情，不能量社會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不能量一個人身心的整合，人和社會的協調，人對自然的一種尊敬。人心和天道的和諧都不能量。甚至出了車禍，因為空氣汙染生病要醫，把老的建築全部摧毀，然後建新的，建完後再摧毀，這些過程都是增加GDP的方式。也可以買車，車禍要賠錢，再買車，這都是創造GDP。所以有人說，也許我們應該講NegativeGDP(負向GDP)。如果悲劇的事情出來的話，要把GDP抵消掉的。

　普世價值，文明對話

　　《社會觀察》：顯然，孔子誕辰尊師重道的時候，可以體現一種比較全麵性的宇宙觀、人生觀，這種前提下，對老師的尊重也就是對自己生命的尊重，促成自己人格進一步發展。

　　這個日子蘊含著這麽多豐富的意義在裏麵，您剛才說的這個精神，包括公民含義在裏麵。那麽問題在於，現在世界各地對待孔子思想，經常說孔子思想照亮世界，它能麽？另外，其他不同文明背景下的人，怎麽看待孔子所代表的思想內涵和精神，他們能接受麽？

　　杜維明：我這樣構想，如果從世界精神文明的立場上看，儒家的力量還是非常薄弱的。經過了很長時間的摧殘，現在剛剛有點生命力。在國內就沒有受到很大的認可和重視，在國

　　外認可當然也有一定的障礙。但我們看到，國外的學者或國外的社會對他的正麵評價，比國內的要高。知道孔子的人數，當然不是很多，沒辦法跟基督教、伊斯蘭教等相比。而且到現階段，對孔子的尊崇基本上是東亞的現象，基本上是古代漢語的世界。第一期是從曲阜到整個中國，然後是從中國到東亞，將來能不能從東亞走向世界，現在還是個疑問。毫無疑問，

　　現在還不能把儒家當作一個具有世界影響力的大的思潮，這個為時過早，這是現實。但從我所了解的他的價值，他所代表的精神麵貌，還有他的遠景，乃至對人類文明現在所碰到的困境能夠作出創新性的回應這幾方麵來看，他的前景還是很光輝燦爛的。

　　《社會觀察》：孔子的思想為西方國家接受較慢，這是否因為一個是語言上的障礙，另外一個所謂的這些微言大義，我們中國式的這種表達或中國傳統的這種表達，與西方的話語體係，還存在一個對話的方式和渠道問題？你一直所提倡的文明對話或文化的對話，是否也是相當困難的？

　　杜維明：相當有困難。但問題是，你可以從不同的語言來了解聖經，可以從各種不同的語言了解可蘭經，了解國家的經濟。聖經、可蘭經、佛教的教義都不簡單，佛教的教義更複雜些。儒家的基本精神，關涉人人日用之間體現的做人的道理，所以它跟現代社會的相關性更大些。所以，能不能夠構建起中西文明對話的方式，能不能在中西對話中起一個非常積極的作用，這兩者是有分別的。

　　我參加了普世倫理的一些討論，現在一個基本的信念我覺得很有意義，所用的觀念就是孔子所謂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我認為這比基督教所提出來的“己所欲施於人”可能更符合文明對話。所謂塑造，就是不把我認為最好的強加於人。這種精神，對於我們現在文明對話，走向和平文明，是一個最基本的要求。另外，孔子所倡導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這種基本的信念是沒有問題的。

　　所以，說到普世價值，從這個立場來看，孔子有一些探討普世價值不可或缺的基本條件。有的時候大家對孔子感到很驕傲了，某諾貝爾獎得主說，將來世界如果要存活的，就要回歸孔子。我覺得這個倒不是值得驕傲的，因為諾貝爾獎得主一般是科學家，視野也不是很寬闊，而且也不了解東亞。

　　我們從更寬廣的立場來看，講孔子的價值問題，到底這種思想麵對人類在21世紀碰到的困難，能起什麽樣的作用。常常發問的就是21世紀儒家的問題。我們了解到，21世紀必須要出現一種精神性很強的人文主義。因為，人文主義從啟蒙以來，是一種凡俗的人文主義，它是對宗教精神的排斥，而且對自然有相當的侵略性。

　　進入第二個“軸心時代”，新的人文主義，一定對宗教是尊重的，而且有自己很深刻的宗教性，對自然也是尊重的。像中國的傳統中，敬天、畏天，事天，就有一種敬畏感和尊重感。對地球、對人的身體、社群，包括我們的家庭，國家，對人類世間、天地萬物，不僅有尊重感，而且有親和感，在這種情況下當然會有一定的說服力。甚至我有這樣的一個看法，世界所有的宗教，特別是對超越外界世界比較向往的宗教，都要回到我們現在居住的這個“藍球”，我們生存的這個世界，因為不能把力量集中在上帝，未來的天國，也不能歸結為彼岸世界或淨土。

　　現在就重新尊重地球，這個理念在儒家根深蒂固，而且曆史悠久。天地的概念以及思想，確實具有普世價值。很多人也看到它的重要性，特別是比較傑出的哲學家，看到這種情況，所以也比較尊重。另外，不能忘記在17、18世紀，啟蒙運動開始的時候也深受儒家思想的影響。像伏爾泰、重農學派關鍵人物等，儒家這套思想對西方整個現代發展的過程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曆史發展到現在，西方對他們自己的啟蒙進行非常嚴厲的反思、嚴厲的批評，女性主義、生態環保、社群，還有後現代、後殖民主義等，在西方都是強勢。二次世界大戰以來，西方的學者多半是西方中心論，對西方之外基本上是不聞不問，對儒家基本上是漠視的，所以德裏達來中國說“中國沒有哲學”。哈貝馬斯也沒有太注重中國的哲學，這一代的西方學者對中國的了解很片麵，但這個時代是會過去的。

　　《社會觀察》：您剛才提到很多普世價值觀的問題，比如說孔子思想，最近討論得比較多，他能成為普世價值觀麽？因為現在大家所普遍接受的普世價值觀基本上都是自由、民主、人權等西方世界來的這些觀念，這個您怎麽看？

　　杜維明：這裏麵有個很大的誤解，就是把西方的價值當作是普世價值觀，而把中國的價值當作是亞洲價值，而亞洲價值又常常被認為是和民主、科學對立的。我基本的理解是，自由、民主、人權當然是普世價值，但是紮根在西方啟蒙所展現的現代世界的土壤裏。仁義禮智是紮根在中國文化的普世價值中，如果說人就是一種同情惻隱，說注重理性，不注重同情惻隱是不行的；隻重自由，不注重公益，不注重公正是不行的；隻注重法，不注重理是不行的；隻注重人權，不注重責任是不行的；隻注重個人的尊嚴，不注重社會的和諧是不行的。所以，我現在想提倡的是，核心價值之間的文明對話。這樣子，我們是站在平等互惠的角度。比如，伊斯蘭的一些價值，伊斯蘭特別注重公正，基督教在美國特別突出自由，這兩者之間是可以互補的。

　　人權論說，美國特別注重第一代的人權，重視政治權；中國現在提倡的是第二代的人權，是經濟權。有的說沒有言論自由，就沒有人權；有些人說如果沒有飯吃，住的地方都沒有，甚至連清潔的水都沒有，就沒有人權。這都可以進行討論。巴西和阿根廷，也經過一段高速發展，不過後來基本上崩潰了。菲律賓也曾這樣。日本以前經濟的發展和近20年來的停滯，這種例子非常多。所以我覺得我們的經驗甚至說我們碰到的困境和問題，可以為人們所參照。

　　《社會觀察》：您的意思是說，中國經驗比中國模式更貼切些？

杜維明：模式有個含義，這個含義實際上是不健康的，就是典範的意思。如果說是中國模式，就是說我們現在走出的路是可以教導你的，我們跟美國走的路不同，或者說將來的第三世界要走我們的這條路，我覺得這種觀點是很難站得住腳。從另外一方麵看，美國的模式，或者說美國夢，就是每個人都有房子，有車子，有足夠的資金薪水，每年都可以到世界各地旅行一次。當然，這種美國夢不能在歐洲履行，更不要說在亞洲，其實在美國自己社會中就沒辦法全部履行，大概在美國隻有極少數才能履行，10%或15%才有可能。在這樣的情況下，美國的生活絕對不是一個典範，如果美國的生活在自己的本國要達到理想的水平，我們就要兩個地球來支撐。如果大家都要的話，也許五個地球。所以說，這個不是典範。

來源：2010年09月10日《社會觀察》

【杜維明】孔子誕辰，作全球社群教師節

杜維明

作者文集更多

微信公眾號

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