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垂直模式的民主尚賢製：對讀者評論的回應

作者：貝淡寧（山東(dong) 大學）

譯者：吳萬(wan) 偉(wei) （武漢科技大學）

來源：作者授權 伟德线上平台 發布

原載於(yu) 《文史哲》2018年第6期

時間：孔子二五六九年歲次戊戌十月十六日己未

      耶穌2018年11月23日

摘要：

《賢能政治》出版後引起讀者的廣泛討論和評價(jia) 。作者在文中對黃玉順、劉京希、章永樂(le) 、曹峰四位學者的評論做出了回應。首先為(wei) “垂直的民主尚賢製”辯護，列舉(ju) 了在中國實行這種製度的四大理由，並解釋了不能實行選舉(ju) 民主製的原因，指出黃、劉評論中的缺陷。接著作者提出了依靠毛時代和道家資源糾正賢能政治缺陷的可能性。他從(cong) 章和曹的評論中了解到毛澤東(dong) 革命時代的群眾(zhong) 路線和道家對尚賢的批判能幫助改善尚賢製在體(ti) 製外群體(ti) 中的合法性，幫助基層民眾(zhong) 獲得參與(yu) 政治的場地，幫助精英能對群眾(zhong) 的需要做出更積極的回應，幫助賦予得到社會(hui) 尊重的其他生活方式合法性，讓政治尚賢製的“失敗者”也能看到生活的意義(yi) 。

關(guan) 鍵詞：垂直模式、民主尚賢製、民主、儒家、道家、群眾(zhong) 路線

首先請允許我感謝編輯孟巍隆（Benjamin Hammer）組織這次係列交流會(hui) 。拙著《賢能政治：為(wei) 什麽(me) 尚賢製比選舉(ju) 民主製更適合中國》[1]在讀者中產(chan) 生了熱度和光亮。黃玉順和劉京希的前兩(liang) 個(ge) 評論產(chan) 生了熱度，章永樂(le) 和曹峰[2]的後兩(liang) 個(ge) 評論產(chan) 生了光亮。我對產(chan) 生光亮的評論特別感興(xing) 趣，因為(wei) 我能從(cong) 中學到很多東(dong) 西。但是，我也需要對產(chan) 生熱度的評論做出回應，因為(wei) 澄清誤解和闡明難以調和的分歧非常重要。請允許我從(cong) 討論前兩(liang) 個(ge) 評論開始，然後再談論從(cong) 後兩(liang) 個(ge) 評論中學到的東(dong) 西。[3]因為(wei) 文章篇幅所限，我無法回應所有的細節性論證，也不會(hui) 進行無謂的辯解。

既認同政治民主製又認同政治尚賢製有什麽(me) 錯？

澄清政治尚賢製與(yu) 民主的關(guan) 係非常重要。黃玉順和劉京希都認為(wei) ，不管在哪一級政府，也不管有什麽(me) 樣的曆史和文化背景，民主都應該作為(wei) 挑選和提拔領導的標準。他們(men) 反對任何形式的政治尚賢製，對自孔子和柏拉圖時代以來政治理論家們(men) 都一直在激烈爭(zheng) 論的問題提出一勞永逸的解決(jue) 辦法，試圖徹底解決(jue) 政治統治問題。我的觀點是應該對背景保持高度的敏感。我要捍衛的理想是“垂直的民主尚賢製”---基層民主，上層尚賢，中間可進行政治實驗。民主指的是民眾(zhong) 當家作主的觀點，政治尚賢製指的是旨在挑選和提拔能力和品德上高於(yu) 平均水平的人擔任官員的政治製度。在我看來，民主製和政治尚賢製都很重要，我們(men) 需要思考如何在特定背景下將兩(liang) 者完美地結合起來。

我的主張是應該用垂直的民主尚賢製理想評價(jia) 中國的政治現實，但不一定用來評價(jia) 其他。我將把這個(ge) 原則用在當今中國背景下來顯示理想和現實之間存在的巨大鴻溝，並提出縮小鴻溝的建議措施。但是，為(wei) 什麽(me) 應該用垂直的民主尚賢製來作為(wei) 評價(jia) 中國政治製度的標準，原因有四。首先，國家的規模很重要：這個(ge) 理想僅(jin) 適用於(yu) 大國。統治和管理像中國這樣地域廣闊和多樣性難以置信的國家要困難得多，將中國與(yu) 自然資源豐(feng) 富、同質性強的小國相提並論並沒有多大的幫助作用。[4]而且，在大國的政府高層，問題極其複雜，常常不僅(jin) 影響社會(hui) 的多個(ge) 領域，而且影響世界其他地方和人類的子孫後代。大國的領袖擁有在基層政府工作的政治經驗，並且政績顯著，政治成功的可能性就更大些。選舉(ju) 民主製或許適合小國或者大國的基層政府。即便出了毛病如民粹主義(yi) 盛行，思想狹隘鑽牛角尖，忽略長遠規劃和對子孫後代或世界其他人的關(guan) 心等，那也不是世界的末日。但是，大國高層出現重大錯誤就有可能導致世界的毀滅。尼加拉瓜沒有簽署有關(guan) 氣候變化的巴黎議定書(shu) ，沒有人對此事實感到擔憂，但是，如果特朗普總統完全忽略這個(ge) 議定書(shu) ，可能就是全世界的災難。龐大政治共同體(ti) 高層領袖的政策影響到數億(yi) 人的生活，包括未來子孫後代和世界其他人的生活。因此，政治尚賢製的理想更適合評價(jia) 像中國這種大國的高層政治製度。

其次，政治尚賢製理想在中國有悠久的曆史。在2500多年前，孔子就為(wei) 君子擁有更好才能和品德的觀點辯護（這與(yu) 更早時期的君子出身貴族家庭的含義(yi) 形成對比），從(cong) 那以後，中國知識分子一直在辯論官員應該具備什麽(me) 樣的才能和美德，如何評價(jia) 這些才能和美德，以及如何將選拔德才兼備官員的政治體(ti) 係製度化。可以毫不誇張地說，賢能政治理想在中國曆史上的大部分政治辯論中都被視為(wei) 理所當然的常識。[5]中國長達兩(liang) 千年的複雜官僚製度可以被視為(wei) 將賢能政治理想製度化而持續不懈的努力。但是，整個(ge) 理想並不一定適用於(yu) 那些賢能政治並不處於(yu) 核心地位且沒有悠久的尚賢官僚體(ti) 係的政治背景下的政府。而且，創建賢能政治機構的挑戰性極大，往往需要幾十年的努力才能顯成功與(yu) 否（與(yu) 此相反，即使在像伊拉克和阿富汗這樣動蕩不定的國家內(nei) ，將自由和公正的競爭(zheng) 性選舉(ju) 製度化並沒有這麽(me) 困難；至於(yu) 那些選舉(ju) 是否為(wei) 這些政治共同體(ti) 帶來好的結果則是另外一個(ge) 問題。）

第三，垂直的民主尚賢製在過去40多年裏已經激勵了中國進行政治改革。西方媒體(ti) 的典型話語是中國一直存在實質性的經濟改革，但政治改革付之闕如。不過，那是因為(wei) 高層選舉(ju) 民主被視為(wei) 判斷是否進行政治改革的唯一標準。如果我們(men) 拋棄這個(ge) 教條，中國政治製度在過去幾十年顯然已經進行了實質性政治改革，主要的變化是政府高層在確立賢能政治方麵做出的嚴(yan) 肅努力。在接受文革時期極端民粹主義(yi) 和任意性獨裁專(zhuan) 政的災難性的教訓之後，中國已經準備好在高層依靠經過尚賢製選拔的官員來治理國家，中國的領袖能夠重新確立尚賢傳(chuan) 統的元素，如根據考試成績的領袖選拔和在政府基層根據官員政績提拔幹部------這與(yu) 塑造中國皇權時代曆史的大部分時間內(nei) 的政治製度形式（但不是在內(nei) 容上）幾乎沒有什麽(me) 不同---並沒有引起多大爭(zheng) 議。從(cong) 那以後，賢能政治已經鼓勵政府進行政治改革，高層更多強調教育和考試，而在基層則強調政治經驗。理想和現實之間存在很大的鴻溝，但是政治改革背後的動機仍然是垂直的政治尚賢製理想。

第四，調查結果一再顯示中國的賢能政治理想（即監護人話語）尤其是在政府高層得到了廣泛的支持。這個(ge) 理想得到廣泛讚同，而且這種讚同的廣泛程度遠遠高於(yu) 通過選舉(ju) 選拔領袖的理想。賢能政治理想也被廣泛用來評估政治製度。腐敗問題之所以成為(wei) 大眾(zhong) 心中的大問題，部分原因在於(yu) 民眾(zhong) 的期待。他們(men) 認為(wei) 經過尚賢製選拔出的領導本來就應該擁有高尚的美德。但是，在賢能政治理想沒有得到廣泛讚同，也沒有被典型地用來評價(jia) 其政治領袖的社會(hui) 中，賢能政治理想不一定是評價(jia) 其政治進步（或退步）的合適標準。

雖然如此，我在書(shu) 中談論該議題的方式或許導致讀者產(chan) 生了誤解。“垂直的民主尚賢製”是一種趨勢而非絕對性問題。我可能給人留下了這樣的印象，似乎反對在基層實行任何形式的政治尚賢製或反對在高層實行任何形式的民主製。但是，我並沒有否認基層需要某種形式的賢能政治，高層需要某種形式的民主，雖然原則仍然是“政府層次越高，選拔領袖的尚賢製需求也越大。”本書(shu) 在中國大陸推出的時候，典型的反應是賢能政治不僅(jin) 高層需要，基層更加需要，因為(wei) 基層選舉(ju) 常常有舞弊和腐敗的現象。我同意。比如在山東(dong) 省，受到梁漱溟解放前鄉(xiang) 村建設運動啟發的儒家知識分子在農(nong) 村為(wei) 農(nong) 民提供道德教育。這種旨在改善村中決(jue) 策質量的尚賢製是能夠和應該受到歡迎的，但是，它們(men) 不應該取代民主基礎，最終的目標應該是在基層實行更多的民主，因為(wei) 民眾(zhong) 最清楚本地的需要也最有資格評價(jia) 領導人的水平高低。

與(yu) 黃玉順和劉京希一樣，我也讚同政府高層需要更多的民主。與(yu) 法西斯主義(yi) 和極權主義(yi) 不同，政治尚賢製與(yu) 大部分民主價(jia) 值觀和實踐是相容的。從(cong) 理論上說，非選舉(ju) 形式的政治參與(yu) 如谘詢、協商性民意調查以及言論自由與(yu) 高層的政治尚賢製是相容的。但是，政治尚賢製與(yu) 最高層領袖的競爭(zheng) 性選舉(ju) 格格不入，因為(wei) 高層領袖的競爭(zheng) 性選舉(ju) 將破壞旨在選拔有經驗、有能力、有美德的領袖的製度優(you) 勢：沒有任何政治經驗的民選領袖（如唐納德·特朗普）能夠一步登天（犯下很多生手錯誤），民選領袖不是在思考政策，反而可能花費很多寶貴的時間去籌款和一遍一遍發表同樣內(nei) 容的演講，民選領袖會(hui) 受到短期選舉(ju) 考量的限製，整個(ge) 政治共同體(ti) 和世界其他人的長遠利益規劃將因此受到損害。

那麽(me) ，我與(yu) 黃玉順和劉京希的觀點分歧何在？差別是政治性的，而非哲學性的。他們(men) 反對任何形式的政治尚賢製，更喜歡在包括政府高層在內(nei) 的任何層次上都實行選舉(ju) 民主。他們(men) 認為(wei) 民主是具有普世價(jia) 值的原則，應該作為(wei) 評價(jia) 政治進步或退步的標準，根本不考慮該國的曆史背景、國民素質和國家規模。我的觀點與(yu) 他們(men) 不同。我完全讚同某些普遍性價(jia) 值觀：正如拙著提到的那樣，有關(guan) 基本人權，世人有廣泛的共識，另外人們(men) 普遍反對奴隸製、種族滅絕、屠殺、虐待、長期性任意拘留、係統性的種族歧視等。人們(men) 普遍讚同法律麵前人人平等。我也認為(wei) ，隨著社會(hui) 不斷現代化，對民主的需要也越來越多。隨著社會(hui) 越來越複雜，公民受教育程度越來越高，要求也越來越多，人們(men) 需要更多的言論自由和結社自由（目前還缺乏組建能參與(yu) 政府高層權力爭(zheng) 奪的政黨(dang) 的權利）。非選舉(ju) 形式的政治參與(yu) 如監督政府的權利、提供建議的權利能幫助滿足體(ti) 製外野心勃勃的與(yu) 具有公共服務精神的人的願望。這些趨勢是包括新加坡在內(nei) 的其他現代化東(dong) 亞(ya) 社會(hui) 的典型特征。非常明顯的是，新加坡求助於(yu) 尚賢製作為(wei) 其合法性來源之一，我們(men) 沒有理由認為(wei) 中國是個(ge) 例外。但是，高層的選舉(ju) 民主將破壞“垂直民主尚賢製”的優(you) 勢，那是我們(men) 的分歧所在。黃玉順和劉京希可能不同意這個(ge) 觀點，但至少我們(men) 需要清楚分歧在什麽(me) 地方。我準備好改變自己的想法，但黃玉順和劉京希也需要解釋，在擁有得到民眾(zhong) 廣泛支持的賢能政治傳(chuan) 統的大國，為(wei) 什麽(me) 認為(wei) 在高層實行選舉(ju) 民主仍然有好處。

不是簡單地明確表達自己的偏好，他們(men) 需要用當今社會(hui) 科學和曆史的證據來支持自己的主張，同時還要解釋為(wei) 什麽(me) 民眾(zhong) 選擇的領袖更有可能處理全球性挑戰如氣候變暖和管理危險的人工智能。我渴望進行類似的辯論。我希望辯論能以文明的和相互尊重的方式進行，這樣我們(men) 可以從(cong) 交流中相互學習(xi) 和提高：孔子和約翰·斯圖亞(ya) 特·密爾（John Stuart Mill）肯定同意我們(men) 應該竭力學習(xi) 其他觀點。我真誠希望從(cong) 批評者身上學到很多東(dong) 西，現在請允許我轉而討論為(wei) 我提供學習(xi) 機會(hui) 的兩(liang) 篇評論。

毛時代和道家：糾正政治尚賢製的缺陷

在拙著第三章，我討論了政治尚賢製的缺陷，並提出了彌補高層缺乏選舉(ju) 民主的缺陷的若幹建議。第一個(ge) 問題是根據德才兼備原則選拔出的領袖可能濫用權力。我認為(wei) 中國已經形成了諸如集體(ti) 領導、任期製和年齡限製等製度來解決(jue) 這個(ge) 問題。[6]但是，光有這些保證還不夠。要解決(jue) 腐敗問題，需要進行儒家道德教育和製度保證等。我沒有想到的是，反腐敗運動在本書(shu) 出版後的幾年裏迅速取得成功。成功的主要原因是反腐敗運動依靠“法家”的傳(chuan) 統，也就是說，使用令人恐懼的嚴(yan) 厲懲罰作為(wei) 恢複社會(hui) 秩序的手段。但是，“法家”措施隻能在短期內(nei) 有效。若要獲得長遠的成功，就必須讓官員從(cong) 內(nei) 心認定腐敗是道德罪惡，需要他們(men) 在根本不擔心被抓住的情況下也主動戒除腐敗。所以，我仍然認為(wei) 強調修身的儒家道德教育還能發揮重要作用。令人鼓舞的是，儒家道德教育已經納入正規的學校教育和培訓官員的黨(dang) 校教育體(ti) 係中。但是，改造觀念的成功需要花費很多年，這樣的措施還需要同時減少腐敗刺激的舉(ju) 措，包括提高官員的工資和清晰劃分經濟權力和政治權力等。

政治尚賢製的第二個(ge) 問題是它可能導致政治等級體(ti) 係的僵化。這是中國曆史上的沉屙宿疾，經常需要重新思考尚賢觀點和機構設計，以便打破僵化的等級體(ti) 係，確保政治共同體(ti) 內(nei) 成員之間的機會(hui) 平等。[7]在當今中國，最大的問題或許是貧富差距拉大，結果是出生於(yu) 富裕家庭的人擁有更好的機會(hui) 走上獲取政治權力的道路。因此，必須縮小貧富差距，但這也需要許多年的努力才能實現。

第三個(ge) 缺陷是合法性問題。在政治尚賢製中，高層沒有競爭(zheng) 性選舉(ju) ，無法給所有公民一種他們(men) 參與(yu) 政治權力的希望（或幻覺），對體(ti) 製外的人而言，這種製度很難為(wei) 自己的合法性辯護。在拙著中，我認為(wei) 現有的合法性論證根源－－－民族主義(yi) 、政績、選賢任能－－－在未來是不夠的，合法性問題隻有通過民主改革的手段來解決(jue) 。我提出的觀點是就“垂直的民主尚賢製”進行全民公決(jue) ，這是公民清晰表達讚同製度的形式。我為(wei) 全民公決(jue) 辯護的理由是選民往往充分了解實情，如果與(yu) 常規性的民主選舉(ju) 投票相比，他們(men) 在公投時對重大憲政問題是知情的。我的觀點得益於(yu) 自己參加兩(liang) 次魁北克獨立問題全民公決(jue) 的親(qin) 身經曆。但是，本書(shu) 出版之後的英國脫歐公投已經動搖了我對全民公決(jue) 的信心。如果連世界上最成熟的民主國家的選民都會(hui) 以不理性的方式投票---英國選民的教育水平越高和他們(men) 與(yu) 國內(nei) 歐洲移民的實際互動越多，投票支持脫歐的比例越低－－－我們(men) 為(wei) 什麽(me) 期待在相對貧窮的和沒有悠久民主傳(chuan) 統的國家，選民投票時會(hui) 更加理性呢？如果中國舉(ju) 行垂直民主尚賢製的全民公決(jue) ，或許應該同時實行尚賢色彩的監督製衡，如由獨立專(zhuan) 家製定有關(guan) 政治選擇的多項選擇問卷。

但是，在中國背景下，全民公決(jue) 的建議或許顯得有些牽強。與(yu) 此同時，需要其他機製來為(wei) 政治製度贏得更多的民主合法性，尤其是贏得體(ti) 製外的人的認可。在這方麵，章永樂(le) 和曹峰的評論特別有幫助作用。章永樂(le) 認為(wei) 公共教育需要倡導“尚賢”，“以便維持這樣一種民意：政治家是一個(ge) 需要特殊才幹的職業(ye) ，需要培養(yang) 和鍛煉，盡管獲得培養(yang) 和鍛煉的機會(hui) 具有開放性，但最終能夠進入到這一職業(ye) 路途的，隻可能是少數人”。但是，也有一種需要來確認這個(ge) 觀點，“即便是未能進入這一職業(ye) 路途，普通人在社會(hui) 基層，在各行各行，都能夠參與(yu) 公共事務，並有可能做出卓越的成就，得到國家的承認和表彰。”毛澤東(dong) 的革命時代留下普通人得到國家承認和表彰的可能性。其中，關(guan) 於(yu) 政治美德有一種更少知識分子色彩的認識：“獲得榮典的一線勞動者，也經常能獲得政治提拔，走上更大的政治舞台。。。這些選拔人才的實踐塑造和加固了一種社會(hui) 信念：平凡的職業(ye) 是可以做出重要的貢獻的，甚至有可能通過“又紅又專(zhuan) ”的表現，從(cong) 其他職業(ye) ，轉到領導崗位上，接受組織的鍛煉和培養(yang) 。”但是，在毛時代，對一線勞動者的尊重往往伴隨著激烈的反智主義(yi) 。今天的挑戰是在尊重不同政治美德的同時並不激烈批判體(ti) 製外的群體(ti) （沒有針對敵對階級“壞分子”的暴力。）

章認為(wei) 維持合法性的最大來源來自革命年代產(chan) 生的“群眾(zhong) 路線”：“‘群眾(zhong) 路線’倡導‘從(cong) 群眾(zhong) 中來，到群眾(zhong) 中去’，這不是為(wei) 了政治精英樹立親(qin) 民形象的‘親(qin) 民路線’。‘群眾(zhong) 路線’反對的是少數精英‘先知先覺’、所以可以自上而下地指導‘後知後覺’與(yu) ‘不知不覺’者的看法，而是認為(wei) 對真理的認識是一個(ge) 被集體(ti) 的實踐不斷修正的過程，黨(dang) 員幹部隻有深入群眾(zhong) ，保持與(yu) 群眾(zhong) 的血肉聯係，才能夠克服自己的教條主義(yi) 與(yu) 經驗主義(yi) ，形成更為(wei) 符合實際的認識，而這對於(yu) 製定正確的路線、方針、政策是非常重要的。。。要踐行‘群眾(zhong) 路線’，還需要‘找到群眾(zhong) ’，這不僅(jin) 需要幹部往下走，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要求基層社會(hui) 的某種組織化，從(cong) 而在決(jue) 策者、執行者與(yu) 基層社會(hui) 之間，建立起無數的毛細血管，這有助於(yu) 決(jue) 策者迅速聽到基層社會(hui) 的政策訴求，並作出及時的回應。而一個(ge) 具有很強民意回應性的政治體(ti) 製，無疑更能獲得普通民眾(zhong) 的支持。”

章永樂(le) 的論證發人深省。踐行群眾(zhong) 路線是為(wei) 無競爭(zheng) 性選舉(ju) 的政治製度贏得廣泛支持的合法性的方式。今天，令人鼓舞的是，中國現有和未來的官員通常都需要長時間在貧窮農(nong) 村地區工作，以此幫助培養(yang) 幹部的覺悟，使其對社會(hui) 最弱勢的群體(ti) 的需要保持高度的敏感。[8]

但是，當前的基層並沒有充分的機會(hui) 成立自發性組織。

曹峰的文章討論了道家對尚限製的批判。儒家和墨家在先秦時期為(wei) 不同的政治尚賢製概念辯護，但是道家反對尚賢製。道家思想的創始人老子毫不客氣地提出不尚賢，不使能的觀點：“不尚賢，使民不爭(zheng) 。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wei) 盜。不見可欲，使民心不亂(luan) 。”（《老子》第三章）其基本觀點是任何形式的競爭(zheng) 性社會(hui) －－－包括鼓勵基於(yu) 政治賢德概念的競爭(zheng) 都讓人變成羨慕他人和嫉妒他人的“失敗者”，所以為(wei) 了獲得更好的生活，最好放棄任何競爭(zheng) 欲望。因此，“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誌，強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智者不敢為(wei) 也。為(wei) 無為(wei) ，則無不治”（《老子》第三章）統治者應該限製競爭(zheng) 和野心驅使的政治，這意味著反對用智用賢。

同樣，莊子也反對尚賢。他讚同老子的觀點“尚賢”將導致充滿競爭(zheng) 和混亂(luan) 的社會(hui) ：“舉(ju) 賢則民相軋、任知則民相盜。”（《莊子·庚桑楚》）莊子進一步指出區分賢與(yu) 不賢的觀點本身令人懷疑。每個(ge) 人的才能都是有限的，其視角難免偏頗。“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已而為(wei) 知者，殆而已矣。”（《莊子·人間世》）人們(men) 隻是居住在特定的地方，處於(yu) 特定的情景中，獲得的知識有限，卻常常以為(wei) 自己的觀點就是全部真理，沒完沒了地從(cong) 自己的視角看問題或者闡明自己有限的觀點。“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則莫若以明。”（《莊子·齊物論》）聖人無論有多聰明，他也不能避免卷入到社會(hui) 關(guan) 係的網絡和導致災難的政治陰謀中：“昔者龍逢斬，比幹剖，萇弘胣，子胥靡。故四子之賢而身不免乎戮”（《莊子外篇·胠篋》）。所以，解決(jue) 辦法是放棄追求智慧的觀點。“至德之世,不尚賢,不使能”。”(《莊子·天地》）

老莊傳(chuan) 統在反智主義(yi) 方麵或許看似非常極端。但它的確提醒我們(men) ，意識到自己的視角必然是有限的，意識到需要對那些傲慢地宣稱掌握全部真理和充滿信心地確認其政治效率者表示懷疑。解決(jue) 辦法不是放棄某個(ge) 視角比其他視角更好的觀點－－莊子至少承認意識到自身局限性的人比沒有意識到的人更好些，也不是放棄選拔在才能和品德上高於(yu) 中等水平者的想法。我們(men) 必須做的是選拔任用擁有多樣性才能和不同視角的官員以幫助糾正任何個(ge) 體(ti) 的局限性。曹峰顯示黃老傳(chuan) 統使用道家的見解用於(yu) 實現政治目的：“既然是一種政治思想，就必須通過賢能之士加以貫徹和實施，因此，不可能像老莊道家那樣無條件地懷疑、排斥賢能，甚至將其視為(wei) 禍亂(luan) 之根。相反，為(wei) 何需要賢能、需要怎樣的賢能、如何使用賢能，成為(wei) 黃老道家政治思想中的重要一環。”

在政治實踐中，君王需要承認他自己不能任何事都親(qin) 曆親(qin) 為(wei) ，需要使用精明能幹的官員。甚至最聰明的聖人的知識和視角也是有限的，需要得到幫助（和批評）：“為(wei) 一人聰明而不足以遍照海內(nei) ，故立三公九卿以輔翼之”（《淮南子·修務》）為(wei) 了讓官員放開手腳，大膽作為(wei) ，君主必須實施無為(wei) 的策略：“夫君也者，處虛素服而無智，故能使眾(zhong) 智也；智反無能，故能使眾(zhong) 能也；能執無為(wei) ，故能使眾(zhong) 為(wei) 也。無智、無能、無為(wei) ，此君之所執也。”《呂氏春秋·分職》）

考慮到知識和視角的局限性，君主應該盡可能多地選拔任用不同背景和技能的官員，最大限度地發揮人才的作用：“輕者欲發，重者欲止，貪者欲取，廉者不利非其有也。故勇者可令進鬥，不可令持堅；重者可令固守，不可令淩敵；貪者可令攻取，不可令分財；廉者可令守分，不可令進取；信者可令持約，不可令應變。五者，聖人兼用而財使之。……夫守一隅而遺萬(wan) 方，取一物而棄其餘(yu) ，則所得者寡，而所治者淺矣。《文子·自然》）總而言之，君主應該意識到自己的局限性，網羅天下賢才，因人善任，才盡其用。

在無君主的政治製度中，黃老學派或許建議反對獨裁統治，尤其是如果統治者受到個(ge) 人崇拜，被稱頌為(wei) 最聰明和最仁慈的人。在集體(ti) 領導製中，不同的視角能夠為(wei) 高層的政策製訂過程提供指導。在中國這樣的大國，高層集體(ti) 領導也需要得到各級政府龐大官僚係統的支持，裏麵配備有不同背景和不同才能的官員。但是，即使這種製度也不能充分減少道家對政治尚賢製黑暗麵的擔憂：在現代世界，運行良好的選拔任用不同才能和背景的官員的政治尚賢製也需要得到競爭(zheng) 激烈的教育體(ti) 製的支持，這種教育製度旨在選拔和教育英才。社會(hui) 上占支配地位的競爭(zheng) 心態將導致沒完沒了地追求成功，這給“失敗者”造成痛苦和怨憤，從(cong) 而播下社會(hui) 動蕩的種子。在資本主義(yi) 經濟製度下，道家的這些擔憂將變得更加嚴(yan) 重，因為(wei) 這種製度獎勵那些成功創造消費者新需求和新欲望的公司，人們(men) 永遠不應該滿足現狀。

那麽(me) ，在當今時代，我們(men) 該做些什麽(me) 來減緩和消除政治尚賢製對社會(hui) 造成的破壞性影響呢？或許最好的方法是強調職業(ye) 官員並非通向有意義(yi) 生活的唯一道路。這意味著給予服務社會(hui) 利益的“非政治的”生活方式更多的社會(hui) 尊重和物質價(jia) 值，如農(nong) 民、家庭保姆和體(ti) 力勞動者等。這也意味著為(wei) 懷疑尚賢製的勢力留下存在空間，但確保其不會(hui) 對整個(ge) 體(ti) 製產(chan) 生真正的威脅。當今中國最引人關(guan) 注的社會(hui) 發展是一種“萌文化”的快速傳(chuan) 播：指導日常生活中社交互動的公眾(zhong) 普遍認可的可愛動物、機器人、視覺情感符號（emojis絵文字/えもじ）。這種趨勢開始於(yu) 20世紀70年代的日本。[9]當時，日本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競爭(zheng) 激烈的教育製度支持的尚賢文化所支配。萌文化最初由十多歲的少女在使用，後來擴展到社會(hui) 其他領域。

在過去十年左右，萌文化像野火一樣在中國迅速蔓延開來。中國的城市大街上充斥著可笑的酷狗和萌貓，使用賣萌表情包幾乎是社交媒體(ti) 交流的必需，甚至也用在官方背景如大學管理者的交流中。[10]值得提出的問題是為(wei) 什麽(me) 萌文化如此迅速和深刻地在中國社會(hui) 紮下根來。其中一種解釋是它有助於(yu) 尚賢競爭(zheng) ：根據最近的一項研究，觀看賣萌的形象有助於(yu) 讓人的行為(wei) 變得更加認真，注意力更加集中，這給學習(xi) 和辦公室工作都帶來潛在的好處。[11]但是，對於(yu) 政治尚賢製的辯護者來說，更深層的原因或許既令人擔憂又令人振奮。一方麵，萌文化代表了對整個(ge) 製度的反抗：不是認同服務於(yu) 公共利益的無趣和辛苦工作的（大部分是男性）官僚價(jia) 值觀，而是認同玩樂(le) 的價(jia) 值觀和某種程度自我放縱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麵，萌文化減弱了“力爭(zheng) 上遊”的競爭(zheng) 欲望，幫助安撫尚賢競爭(zheng) 中的“失敗者”，從(cong) 而讓尚賢製保持穩定。[12]

總而言之，如果我們(men) 的任務是要改善和鞏固垂直的民主尚賢製，我們(men) 不僅(jin) 能夠從(cong) 儒家和自由民主派那裏，而且能從(cong) 毛澤東(dong) 的革命時代和道家那裏學到很多東(dong) 西。更具體(ti) 的是，毛時代和道家的觀點能幫助改善尚賢製在體(ti) 製外群體(ti) 中的合法性，他們(men) 沒有機會(hui) 進入權力等級體(ti) 係，沒有參與(yu) 更高政治職位競爭(zheng) 的安全閥。毛時代的群眾(zhong) 路線能夠幫助基層民眾(zhong) 獲得參與(yu) 政治的場地，幫助精英能對群眾(zhong) 的需要做出更積極的回應。道家對整個(ge) 尚賢體(ti) 製是否值得向往的懷疑能夠幫助賦予得到社會(hui) 尊重的其他生活方式如“萌文化”合法性，這些生活方式讓政治尚賢製的“失敗者”看到生活的意義(yi) 。

[內(nei) 容提要]《賢能政治》出版後引起讀者的廣泛討論和評價(jia) 。作者在文中對黃玉順、劉京希、章永樂(le) 和曹峰四位學者的評論做出了回應。首先為(wei) “垂直的民主尚賢製”辯護，列舉(ju) 了在中國實行這種製度的四大理由，並解釋了高層不能實行選舉(ju) 民主製的原因，指出黃、劉評論中的缺陷。接著作者提出了依靠毛時代和道家的資源糾正賢能政治缺陷的可能性。他從(cong) 章和曹的評論中了解到毛澤東(dong) 革命時代的群眾(zhong) 路線和道家對尚賢的批判能幫助改善尚賢製在體(ti) 製外群體(ti) 中的合法性，幫助基層民眾(zhong) 獲得參與(yu) 政治的場地，幫助精英能對群眾(zhong) 的需要做出更積極的回應，幫助賦予得到社會(hui) 尊重的其他生活方式合法性，讓政治尚賢製的“失敗者”也看到生活的意義(yi) 。

[關(guan) 鍵詞]垂直模式、民主尚賢製民主儒家、道家、群眾(zhong) 路線

作者簡介：

貝淡寧（Daniel A.Bell），山東(dong) 大學政治學與(yu) 公共管理學院院長，北京清華大學教授。著有《賢能政治：為(wei) 什麽(me) 尚賢製比選舉(ju) 民主製更適合中國》（中信出版社2016年）、《城市的精神》I（重慶：重慶出版社2012年）、《城市的精神》II(重慶：重慶出版社2017年)、《中國新儒家》（上海：上海三聯書(shu) 店2010年）、《超越自由民主》（上海三聯書(shu) 店2009年）、《東(dong) 方遭遇西方》（上海三聯書(shu) 店2011年）等。

譯者簡介：

吳萬(wan) 偉(wei) ，武漢科技大學外語學院教授，翻譯研究所所長。譯著有《中國新儒家》（上海三聯書(shu) 店2010年）、《城市的精神》（重慶出版社2012年）、《儒家民主：杜威式重建》（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4年）、《賢能政治》（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年）、《聖境：宋明理學的當代意義(yi) 》（北京：中國社會(hui) 科學出版社，2017年）等。

注釋：

[1]貝淡寧著，吳萬(wan) 偉(wei) 譯：《賢能政治——為(wei) 什麽(me) 尚賢製比選舉(ju) 民主製更適合中國》，中信出版集團，2016年。

[2]黃玉順，“賢能政治將走向何方？－－－與(yu) 貝淡寧先生商榷”《文史哲》，２０１７年第５期；劉京希，“構建現代政治生態必須怯魅‘賢能政治’”，《探索與(yu) 爭(zheng) 鳴》，２０１５年第８期；章永樂(le) ，“賢能政治的未來－－－評貝淡寧《賢能政治》”，《中國政治學》，2018年第1期；曹峰，“先秦道家關(guan) 於(yu) ‘賢能’的思考”，《人文雜誌》，２０１７年第１０期，第１３－２１頁。

[3]第五個(ge) 評論（方朝暉，“德治、人治與(yu) 中國治理之道”，作者在２０１７年４月１４－１７日在山東(dong) 大學《文史哲》人文高端論壇“賢能政治的可行性及其限度：儒家與(yu) 自由主義(yi) 的對話”的發言稿。）非常有趣，但我不願做出回應，因為(wei) 它不涉及政治尚賢製或者我的《賢能政治》一書(shu) 。不過請讓我說明，我讚同方對白魯恂（Lucian Pye）的批評。

[4]弗朗西斯·福山認為(wei) 丹麥是最接近實現自由民主理想的國家（清參閱他的書(shu) ：Political Order and Political Decay:From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to the Globalization of Democracy(New York:Farrar,Straus and Giroux,2015）。但是，若建議一個(ge) 相對同質性的擁有五百七十萬(wan) 人口，被弱小和友好的鄰居環繞的富裕小國的政治製度應該作為(wei) 評價(jia) 如美國、印度或中國等大國的政治成功與(yu) 否的標準，未免有些荒唐可笑。

[5]黃玉順宣稱我扭曲了儒家思想，但是他並沒有提供任何證據證明，在19世紀中葉到末期遭遇西方政治思想之前，儒家支持民眾(zhong) 應該擁有平等權利參加政治活動的觀點。儒家常常鼓吹對錯誤的政策進行批評和對政治事務進行公開討論，這當然是真實的，但並不能變成為(wei) 政治參與(yu) 或選舉(ju) 作為(wei) 選拔領袖的方式的平等權利進行辯護。

[6]中國最近的發展並不令人鼓舞，但是值得注意的是選舉(ju) 民主在權力濫用麵前也脆弱得很：俄國、土耳其、波蘭(lan) 、匈牙利甚至美國的民選政客拿少數民族做替罪羊和侵犯基本人權。沒有單一的機構性保證能約束迫切渴望權力的政客，如果他們(men) 贏的社會(hui) 民眾(zhong) 的廣泛支持的話。

[7]請參閱：汪沛，“中國政治尚賢製辯論的曆史考察”，《哲學與(yu) 公共議題》2017年11月，鏈接：

[8]在文革中，數百萬(wan) 受過教育的城裏人不得不花費長時間到農(nong) 村接受貧下中農(nong) 的再教育。對需要知識分子來說那是可怕的經曆（尤其是因為(wei) 他們(men) 根本不知道什麽(me) 時候能夠返回城裏。）但是，它產(chan) 生了積極的後果，經濟改革初期的領導幹部有農(nong) 村生活的經曆，很好地感受到農(nong) 民的需求（此處，我要感謝汪暉的深刻見解）。最近的一些年，幹部失去了與(yu) 群眾(zhong) 的密切聯係，更有可能推行一些忽略群眾(zhong) 真實需求的政策。

[9]https://bigthink.com/paul-ratner/why-do-the-japanese-love-cute-things

[10]這裏不是要提出批評。傳(chuan) 統電子郵件的問題之一是口信無法傳(chuan) 達感情，因此很容易造成誤解。現在，我們(men) 可以添加一個(ge) 笑臉或者表示其他情感的符號作為(wei) 信息的補充，這樣能夠減小被誤解的風險。

[11].感謝朱利安·貝爾（Julien Bell）寄給我這項研究。

[12]如果萌文化（至少部分）是反對超級競爭(zheng) 的賢能政治製度的回應，它得到超級尚賢教育製度的支持，人們(men) 可能期待萌文化不會(hui) 在更加隨和的競爭(zheng) 性不強的社會(hui) 中產(chan) 生實質性的社會(hui) 影響。這種假設得到如下事實的支持，萌文化在挪威和丹麥等世界上最幸福的國家產(chan) 生的社會(hui) 影響非常小。

責任編輯：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