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與(yu) 陽明學的政治意涵

作者：劉增光（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

來源：“新傳(chuan) 統政治學”微信公眾(zhong) 號

時間：孔子二五六九年歲次戊戌十月十四日丁巳

         耶穌2018年11月21日

感謝任老師的邀請和牛老師的組織，使我能有機會(hui) 和大家交流學習(xi) 。兩(liang) 年前我就買(mai) 了任老師的《道統與(yu) 治體(ti) 》一書(shu) ，不過當時隻是挑著讀。這次因為(wei) 參加工作坊的緣故，我前幾天又特別將任老師書(shu) 中關(guan) 於(yu) 葉適和浙東(dong) 學派的幾篇認真讀了一遍。我個(ge) 人也曾經寫(xie) 過關(guan) 於(yu) 宋初《洪範》學的文章，也曾從(cong) 經權之辨的角度寫(xie) 過朱熹、陳亮的問題，再看任老師的書(shu) ，感覺有很多相合的地方。所以，我等會(hui) 說的可能並不是僅(jin) 僅(jin) 是關(guan) 於(yu) 任老師今天的講話，還有我在閱讀任老師大作後的感想和啟發。

任老師在他發表的著作和論文中都提到，他試圖提出一種儒家的“保守憲製”的解釋範式，側(ce) 重治體(ti) 和紀綱維度，這一範式不同於(yu) 張灝先生、餘(yu) 英時、汪暉先生等人的研究。因為(wei) 後者大都是將著眼點聚焦於(yu) 理學家群體(ti) ，而對於(yu) 同時期的經製事功學派的思想沒有關(guan) 心。事功學派的薛季宣、陳傅良、葉適、陳亮、呂祖謙等都沒有被給予足夠關(guan) 注。餘(yu) 先生《朱熹的曆史世界》出版後在當時影響甚大，他提出的“內(nei) 在理路”的講法，注意思想世界與(yu) 曆史世界的相關(guan) 互動性。這使得理學背後宏大的實踐、經世視域得以開顯。而任老師的研究，也正是接續了張灝等幾位先生，可以說是對這一“內(nei) 在理路”脈絡和方法的運用。如果我們(men) 再往前追溯的話，就不能不說到錢穆，我們(men) 知道，錢穆在研究清代學術思想的發生時，就溯源於(yu) 明代，注意學術思想的前後承接，而非像梁啟超、胡適等人所持的“理學反動說”範式，強調清學與(yu) 宋明理學的不同乃至反動。錢穆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的開篇“引論”中就說：“不識宋學，就無以識近代。”此正是強調思想的延續和穩定性。任老師正是將對憲製問題的思考上溯於(yu) 對宋代經製事功學的研究。所以，我們(men) 可以看到任老師研究的這一長時期的曆史脈絡。剛才任老師說到變革思維和立國思維這一極富洞見的觀念，清末時的康有為(wei) 、梁啟超就重變革，由此來看，這種變革思維也與(yu) 他們(men) 對思想史的理解是相應的。這是任老師的書(shu) 給我的一個(ge) 感想和啟發。

薑廣輝老師有一本書(shu) 叫做《走出理學》，不過這本書(shu) 主要是就宋明理學的衰落和明清思想的發展而言。而若橫向來看，就理學同期的思想界而言，“走出理學”、“反思理學”則毋寧還需要將目光放到當時為(wei) 程朱理學所批評的事功學派，這無疑更可以讓我們(men) 認識到：以理學代表或概括了全部的宋明思想或宋明哲學，顯然是有問題的。這既不符合事實，也不符合思想演進的邏輯。任老師多年來的研究代表了目前學界反思理學的新進展。

任老師“保守憲製”、“治體(ti) ”等提法，更能直觀明了地揭示儒家思想對於(yu) 當下的價(jia) 值和意義(yi) ，也就是說，憲製結構的公共意識，並非西方獨有，而且是中國自古已有，雖然與(yu) 西方不同，二者的同異可以“家族相似”來說明。在這一點上，狄百瑞先生對宋明時期儒家“自由”價(jia) 值的揭示已經指出了這一點。由此，“自由”、“憲製”，在中國是有一個(ge) 內(nei) 生傳(chuan) 統的，而不是舶來品。如任老師所言：“憲製乃是中西政治中十分古老的政治遺產(chan) ，絕非現代西方民主憲政一種形態。”（第385頁）據此，當我們(men) 說儒家“道統”或中國文化的道統時，“自由”就不是外在於(yu) 道統的，憲製也不是外在於(yu) 道統的，而就是道統內(nei) 含的。我在讀胡適的書(shu) 時，明顯感覺到胡適本人的這種徘徊於(yu) 儒家和西方自由主義(yi) 之間的困惑。而這種困惑本不應當是困惑。這是我的第一個(ge) 感受和啟發。

“ 然後，就“憲製”而言，若從(cong) 儒家思想的根源上說，儒家的思想，我想最需要重視的就是《中庸》。這篇文字，鄭玄說是子思子述其祖之德而作，但是我們(men) 可以看到其中的政治向度。尤其是“祖述堯舜，憲章文武”這句話。在《漢書(shu) 》對儒家的敘述中就可以看到，《漢書(shu) ·藝文誌》言：“儒家者流，蓋出於(yu) 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者也，遊文於(yu) 六經之中，留意於(yu) 仁義(yi) 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這正是本《中庸》以為(wei) 說，而“助人君”正有著共治的含義(yi) 。孔子本人是魯國人，處在周代，正是親(qin) 身沐浴文武之治的光輝，這對應“憲章文武”，屬於(yu) “當代之治”；而“祖述堯舜”則是以堯舜聖王之治為(wei) 借鑒，儒家要回向三代理想的聖王時代。所以這句話正相應於(yu) 剛才任老師說到的，對於(yu) 宋代儒者而言，一方麵是宋初立國的政治根本精神——“祖宗之法”，而一方麵則仍是三代理想。而《中庸》在“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一語之後是“上律天時，下襲水土。”在《中庸》的構想中，與(yu) 孟子的描述一樣，孔子是能因天時，順地利，是“聖之時者”。就像任老師剛才說的，這就是古今之變的問題。這一問題意識是貫穿於(yu) 曆代儒者思想中的。一種好的政治典章、政治方案的構畫，就是在古今之間尋求一種“平衡”和“中道”，述而不作，有因襲有損益。我想，這大概才是“中庸”一篇的本意。所以，鄭玄注說：“中庸，是言中和之為(wei) 用也。”強調的是《中庸》的政治向度——“用”的維度。“中和”是體(ti) 。因此，理學家對“中庸”、“中和”的新的解釋，偏向心性道德，恰恰忽視了“用”。三代除了堯和舜，就是“禹”，這正是《洪範》的重要性所在。有意思的是，《洪範》一篇恰恰體(ti) 現的是周人對於(yu) 殷商政治智慧和經驗的吸取，由此形成了“洪範”，洪範就是大法，就是憲章，任鋒老師稱作“秩序根本法”。漢唐儒重視《洪範》，而理學家朱熹則重視另外一篇和大禹相關(guan) 的文獻，此即《大禹謨》。前者是“皇極”，後者是“人心道心”。朱熹以後者解釋前者，仍落在“心”上。”

就宋代思想的發展而言，宋初胡瑗在太學講學所設的“經義(yi) ”和“治事”二齋，就顯露出了宋學的經世抱負。其弟子劉彝則說：“聖人之學，有體(ti) ，有用，有文。”後來的朱熹說“聖人之學，全體(ti) 大用”。體(ti) ——用——文，三維一體(ti) 。理學家強調天理之體(ti) ，而忽視了“用”。由此，表現出來的論說，也就是文，自然也就不同於(yu) 葉適、陳亮等人。後者多從(cong) 政治治理、曆史經驗上論說，而非從(cong) 形上的天理出發去推演“用”。理學家往往以“心傳(chuan) ”的方式，認為(wei) 自己所言得聖人之心，得天理之公。這其實是不同於(yu) 經學思維的理學思維，要超越漢唐的經學思維。也就是說，經典所載者有限，而聖人之心意才是根本。但是這樣，就會(hui) 忽視漢唐曆史中以經典政治為(wei) 依據發展出的一係列的政治治理和實踐經驗。故程朱理學尤其反對“讀史”，大程也特別反對比較閱讀不同的經典注疏，認為(wei) 這是玩物喪(sang) 誌。正如任老師說的，事功學派如葉水心能夠在心、物之間形成一種平衡。強調“物”的自在性、獨立性。而強調“物”的自在性，就會(hui) 顯出曆史的價(jia) 值，以及政治治理的自在性和其本身的規律。我們(men) 知道，西方現代政治就是要區分開倫(lun) 理道德與(yu) 政治、法律。朱熹的老師李侗曾經對朱熹說：“吾儒之學，所以異於(yu) 異端者，理一分殊也。理不患其不一，所難者分殊耳。”要給予政治、社會(hui) 和倫(lun) 理的分殊性、差異以足夠的重視，不能僅(jin) 僅(jin) 停留在“理一的層麵。”

而就政治的自在性來說，我在想：不論是事功學派，還是理學，還是陽明學，其實都注意到了一點——政治秩序、社會(hui) 秩序的自生性、自發性。此自發性要麽(me) 名之曰“理”，要麽(me) 說是“良知上自然的條理”。但共同的說法則是“自然”，如天理自然，良知自然。自然就是指稱政治、社會(hui) 的自在性，秩序是自發、自生的，要減少人為(wei) 的幹預和造作。但是在事功學派看來，在一定程度上擺脫經典，擺落天理，才能夠實現政治的自然性和自發性。而理學家則認為(wei) ，政治背後的規律就是理。理是一，是一以貫之的，政治作為(wei) 一種“事”或“物”，其自然性、自生性也不可能有什麽(me) 例外。

由於(yu) 君主與(yu) 士大夫的共治，要求精密和複雜的政治能力和實踐操作。因此，理學家的道德形上學在很大意義(yi) 上，在這一維度的思考和實踐上有欠缺。理學家對現實社會(hui) 政治的批判很強，但也與(yu) 現實政治的疏離感很強。而且，理學可能不僅(jin) 僅(jin) 和政治有較強的疏離感，與(yu) 文化的整體(ti) 建構也是這樣。最典型的就是對佛老的批判，還有以道統論為(wei) 據對三蘇蜀學以及事功學派的批評和排擊，在某種意義(yi) 上說，這一方麵就是造成了政治上的朋黨(dang) 之爭(zheng) ，也就是政治士大夫群體(ti) 的分裂，或政治治理上的分裂。另一方麵則是在社會(hui) 文化層麵上也造成了緊張。任老師在他書(shu) 中指出：“結合葉適的多處分析，慶曆之後的風氣惡化之始作俑者自是歐陽修、範仲淹等人”。而範仲淹正是理學家所崇尚者。而歐陽修正是慶曆時期疑經惑傳(chuan) 的新經學的代表。這樣的話，當時政治狀況或生態的惡化，恰與(yu) 新經學的興(xing) 起呈正相關(guan) 。從(cong) 經學的角度去探討也是理解宋代經製事功學的重要維度。

任老師書(shu) 中注意到了葉適的一句話：“古之治足以為(wei) 經，不待經以為(wei) 治；後世待經以為(wei) 治，而治未能出於(yu) 經。其事宏大廣遠，非一人之故，一日之力，而儒者欲以一二而言之，此其所以漫然而莫得其紀者也。”超越曆代儒者“待經以為(wei) 治”的教條主義(yi) 心智，注意到了經典和政治之間並非能夠自然契合，認為(wei) 應當“以治為(wei) 經”。任老師說：這是“提出以政治實踐為(wei) 本，直麵政治世界的經驗。”（第213）

就明代而言，很多研究者並不重視陽明學的政治事業(ye) 和政治維度。雖然多有誇讚，但是並不認為(wei) 陽明學對政治有什麽(me) 貢獻。這一點我不能同意。任文利老師的著作中在這一方麵做出了貢獻。據我個(ge) 人體(ti) 會(hui) ，至少可以分三小點來說明，第一，陽明學首先在經學思維上，扭轉了經典教條主義(yi) 思維、程朱的天理至上主義(yi) ，轉而從(cong) 每個(ge) 個(ge) 體(ti) 同具良知、本心來說明萬(wan) 物一體(ti) 之仁的社會(hui) 的構建，“與(yu) 愚夫愚婦同的就是同德，與(yu) 愚夫愚婦異的就是異端。”由此質疑宋儒的精英正統意識及其相應的理學思維，進一步突顯關(guan) 懷平民社會(hui) 的意識和公天下的公共意識。唯有將士君子、平民都包含在內(nei) 才是公天下。宋儒本就開始“以公釋仁”，但是這一點無疑是在陽明學這裏才達成的。正如錢穆所言，宋明理學對“大我”的追尋是在陽明學這裏實現的。同時，陽明學的這一觀念也顯示出了社會(hui) 的自在性、獨立性。所以，王學士人有著豐(feng) 富的麵向宗族、鄉(xiang) 村的社會(hui) 實踐。

第二，就是王陽明晚年“無善無惡”觀念的出現。一般的解釋都會(hui) 認為(wei) 這是受了佛教思想的影響，或者從(cong) 思想境界上來說。但是我想指出的是，這一觀念尤其有非常深刻的政治意義(yi) ，其意義(yi) 在於(yu) 重新解釋了孔子的忠恕之道，反思朱子學的君子小人之辨，也就是說：不能隻看到自己的善，也要看到別人的善；不能隻認定自己是正統，別人就是異端；不能總是批評君主，還要看到君主的好。所以明末的陽明學士人開始批評程朱以來的“格君心之非”的思想。與(yu) 此相應的是，明末儒者多將東(dong) 林和閹黨(dang) 之爭(zheng) 比於(yu) 漢末黨(dang) 錮之禍以及宋代的黨(dang) 爭(zheng) ，而“無善無惡”正可以對治此症。比如管誌道批評道統論，認為(wei) 道統隻能歸之帝王，不能歸之匹夫或者無位的士。這是在批評王艮等人以師道抗君道的思想。而管誌道本人則極為(wei) 重視朝廷禮法的建設，這與(yu) 明末很多儒者之麵向社會(hui) 不同。而這表明，即使是在理學內(nei) 部，甚至在陽明學內(nei) 部就出現了兩(liang) 種路徑，兩(liang) 種對待“君主”“元首”的態度。這也大概相應於(yu) “變革思維”和“立國思維”。

“在《明儒學案》中，黃宗羲最難處理的大概就是“泰州學派”了。他將管誌道也放在泰州學派中，從(cong) 今天的材料來看，這顯然是有問題的。尤其是這樣處理的話，泰州學派本身就出現了這樣兩(liang) 種衝(chong) 突的路徑。而更有意思的是，黃宗羲本人的思路，按照任老師非常發人深省的說法，還有剛才家寧兄說到的，黃宗羲正是綜合了兩(liang) 種思路。所以，他對《泰州學派》的處理大概也是他本人心路的表現。

第三，陽明的六經皆史論，雖然他說的是“五經亦史”。這是後世浙東(dong) 經史學派章學誠以及龔自珍相應觀念的先導。由此就會(hui) 突出史的變遷，漢唐曆史的價(jia) 值。王陽明就對隋末的王通給予了高度評價(jia) ，而不是像朱熹那樣批評。章學誠說“六經皆先王之政典”，這就轉向了對先代之政典以及當代之政典的重視。這就是章學誠為(wei) 何說“隨時撰述以究大道”，試圖通古今之變，重新恢複對聖之時的追求。而錢穆則是要將六經皆史追溯於(yu) 朱熹，甚至認為(wei) 要追溯到孔子，這一點顯然仍然是受了陽明的影響。從(cong) 這幾點來看，我們(men) 都可以體(ti) 會(hui) 到陽明心學與(yu) 經製事功學的內(nei) 在相通處。

考慮到黃宗羲本人就是從(cong) 心學的脈絡中發展出來，那麽(me) ，任老師從(cong) 南宋浙東(dong) 之學直接轉到黃宗羲，而不談明代陽明學，可能就沒有將“內(nei) 在理路”的方法貫徹到底。黃宗羲對“學校”作為(wei) 議政場所的強調，實際上就是在陽明學的社會(hui) 化講學基礎上，進一步將書(shu) 院、學校建製化、製度化的一種構想。陽明的很多弟子不參加科舉(ju) 、不做官，正是在體(ti) 製之外。黃宗羲無疑受此影響。另外的一些細節，比如黃宗羲認為(wei) “不以天子之是非為(wei) 是非”，這很可能也是對陽明“不以孔子之是非為(wei) 是非”的化用。因為(wei) 黃宗羲的著作、還有浙東(dong) 事功學的著作我讀的很少，這是我的缺陷所在，以後應該在這方麵多學習(xi) 、下功夫。期待任老師新書(shu) 早日問世。我就說這些，說的不對地方請各位老師多批評指正，也請任老師多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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