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cong) 餘(yu) 姚至紹興(xing) ：陽明書(shu) 院講會(hui) 的發端與(yu) 成熟

作者：蘭(lan) 軍(jun)

來源：《原道》第34輯，陳明、朱漢民主編，湖南大學出版社2018年5月出版

時間：孔子二五六九年歲次戊戌十月十四日丁巳

          耶穌2018年11月21日

（陽明書(shu) 院圖）

內(nei) 容提要：在中國書(shu) 院發展史上，明代書(shu) 院最顯著的特點是與(yu) 陽明心學的一體(ti) 化。所未有盛局。書(shu) 院講會(hui) 活動的興(xing) 盛與(yu) 製度化成為(wei) 兩(liang) 者相互融合的集中體(ti) 現，其典型即是王門書(shu) 院講會(hui) 的大量出現。餘(yu) 姚是王陽明故鄉(xiang) ，也是王學講會(hui) 活動最早興(xing) 起之地。

正德十六年，錢德洪等七十餘(yu) 人拜陽明為(wei) 師，形成浙中王門之雛形。為(wei) 更好地集結求學士人，傳(chuan) 授“致良知”教法，陽明在餘(yu) 姚發起中天閣會(hui) ，開王學講會(hui) 之先河。陽明居越講學期間，東(dong) 南各地儒者雲(yun) 集紹興(xing) 。

為(wei) 傳(chuan) 布“致良知”教法，陽明與(yu) 門人相繼建立稽山﹑陽明兩(liang) 大講會(hui) 書(shu) 院，成為(wei) 全國範圍內(nei) 陽明學派講學活動中心，為(wei) 王學在東(dong) 南各地的廣泛傳(chuan) 布奠定了基礎。陽明歿後，門人弟子散處各地，掀起建書(shu) 院﹑立講會(hui) 風潮，浙中陽明講學中心向杭州轉移。浙中王學之分化致使紹興(xing) 原有講會(hui) 書(shu) 院呈現不同發展趨向，進而將陽明心學推向深入。

關(guan) 鍵詞：王陽明；餘(yu) 姚；紹興(xing) ；陽明心學；書(shu) 院講會(hui) ；

一、引言

越中既是王陽明心學思想成熟地又是書(shu) 院講會(hui) 活動興(xing) 盛之區。正德十六年（1521），王陽明平定宸濠叛亂(luan) ，經曆張忠﹑許泰誣陷事件後對良知說有了更深領悟，將之視為(wei) 聖門正法眼藏。“近來信得‘致良知’三字，真聖門正法眼藏。往年尚疑未盡，今自多事以來，隻此良知無不具足。

（王陽明）

譬之操舟得舵，平瀾淺瀨，無不如意，雖遇顛風逆浪，舵柄在手，可免沒溺之患矣”。[1]陽明將“致良知”視為(wei) 畢生學術思想精髓，“吾平生講學，隻是‘致良知’三字”，[2]其具體(ti) 闡發則是居越講學時期，所依靠的傳(chuan) 播平台正是書(shu) 院講會(hui) 。

正德十六年（1521）八月至嘉靖六年（1527）九月，王守仁因卓越功勳遭受朝廷猜忌，居越專(zhuan) 事講學。為(wei) 更好地集結求學士人，傳(chuan) 授“致良知”教法，陽明在餘(yu) 姚發起中天閣會(hui) ，開王學講會(hui) 之先河。嘉靖三年，紹興(xing) 知府南大吉複建稽山書(shu) 院延陽明講學其中，以此為(wei) 基地陽明學得以紮根越中，輻射東(dong) 南。

嘉靖四年，門人弟子共建陽明書(shu) 院，越中講學之風大盛，“致良知”學說獲得廣泛傳(chuan) 布。紹興(xing) 成為(wei) 嘉靖初年陽明弟子集聚講學中心，為(wei) 日後陽明心學形成燎原之勢培育了火種。陽明歿後，門人弟子從(cong) 不同方向對良知之教展開進一步發揮，浙中王學之分化致使原有書(shu) 院講會(hui) 成為(wei) 不同流派基地，呈現多樣化發展趨向。

二、餘(yu) 姚中天閣會(hui) ：王學講會(hui) 的開端

正德十六年（1521）王陽明歸越，九月回餘(yu) 姚拜省祖塋，其心學思想與(yu) 顯赫事功，吸引了大批士人拜入門下。一時間陽明心學成為(wei) 餘(yu) 姚最熱門的思想學說，中天閣講會(hui) 即在此背景下應運而生。

陽明心學思想在餘(yu) 姚的盛行，錢德洪發揮了重要作用。王陽明回餘(yu) 姚之初，雖日與(yu) 親(qin) 友宴遊，隨地指示良知，因未得到鄉(xiang) 中老成宿儒支持，影響仍較有限。錢德洪欲拜陽明為(wei) 師，即遭父錢蒙反對，隨著與(yu) 陽明接觸增多，才日漸消除疑慮。錢蒙曾自述，“吾始而慍然，繼而強然，繼而釋然，終而樂(le) 然”，[3]被鄒守益稱為(wei) “四然翁”。

正德年間，陽明心學作為(wei) 一種新的學術思潮雖在貴州、江西等地產(chan) 生廣泛影響，對偏居一隅深受程朱之學熏染的餘(yu) 姚宿儒來說仍較陌生，受到本能抵製。肖永明對明中葉程朱之學占国际1946伟德主導地位下，陽明心學傳(chuan) 播之艱難有過精辟論述。“長期以來，程朱理學對士人學子的思想造成了很大束縛，他們(men) 謹守矩矮，一切以朱子之是非為(wei) 轉移而思想行為(wei) 不敢稍有逾越。

在這種環境下，要使士人學子接受心學思想理論，絕非易事。因為(wei) 程朱理學的長期灌輸，已經使許多士人蔽錮很深，形成難以改變的先入之見，甚至這種先入之見已進入其潛意識之中，使之對新思想的吸收、接受產(chan) 生一種不自覺的抗拒。”[4]錢氏為(wei) 餘(yu) 姚當地望族，來自錢德洪的全力支持成為(wei) 陽明在年輕諸生中打開傳(chuan) 播僵局的關(guan) 鍵。

（錢德洪）

王陽明年譜載：“德洪昔聞先生講學江右，久思及門，鄉(xiang) 中故老猶執先生往跡為(wei) 疑，洪獨潛伺動支，深信之，乃排眾(zhong) 議，請親(qin) 命，率二侄大經、應揚及鄭寅、俞大本，因王正心通贄請見。明日，夏淳、範引年、吳仁、柴鳳、孫應奎、諸陽、徐珊、管州、穀鍾秀、黃文渙、周於(yu) 德、楊坷等凡七十四人。”[5]一邑中及門弟子多達70餘(yu) 人，為(wei) 陽明心學在餘(yu) 姚實現深層傳(chuan) 播，浸入當地文化骨髓，提升學術文化水平奠定了基礎。

74名餘(yu) 姚陽明弟子已難一一考證，除引文所列18人，諸煥燦在《王陽明弟子雜考》中進一步考索出徐愛、錢德周、錢仲實、錢應元、孫升、徐成之、徐九皋、徐允恭、王正思、王克彰、嚴(yan) 中、魏莊渠、薑應齊、鄒大績、黃元釜、黃珣、黃嘉愛、黃驥、黃夔、胡瀚、胡希周、盧義(yi) 之、諸石川、諸用文、諸用明、諸守忠、諸升、諸偁、諸訓、葉鳴、聞人言、聞人銓、聞人誾、趙錦等34人。[6]

朱海濱以《四朝學案》所附《明儒學案》人名索引統計，餘(yu) 姚以10名儒者之數與(yu) 江蘇武進並居各縣之首。[7]呂妙芬以進士總人數作為(wei) 一地學術文化競爭(zheng) 力指標對嘉靖至萬(wan) 曆年間陽明心學最為(wei) 發達的寧國、金華、吉安、紹興(xing) 四府下轄各縣進行統計比對，餘(yu) 姚以194名進士位列第一。[8]

正嘉之際，如何有效組織餘(yu) 姚弟子講論良知學說，已引起王陽明﹑錢德洪的思考與(yu) 嚐試。王陽明雖出生於(yu) 餘(yu) 姚，在成化十七年（1481）因父王華“常思山陰山水佳麗(li) ，又為(wei) 先世故居”，[9]遂遷往紹興(xing) 府城居住。正德十六年（1521），陽明歸越後仍主要居住於(yu) 紹興(xing) 光相坊，每年不定期回餘(yu) 姚省塋拜親(qin) ，停留旬日。

在此期間，陽明常與(yu) 錢德洪等門人聚講於(yu) 龍泉寺之中天閣，待其返回紹興(xing) 後，時常出現門人不複集聚論學狀況。鑒於(yu) 自己難以長期停留餘(yu) 姚講學，陽明轉而鼓勵錢德洪等成立定期講會(hui) ，會(hui) 址即選在中天閣，又名龍山會(hui) 。嘉靖四年（1525）九月，陽明回餘(yu) 姚省親(qin) ，對講會(hui) 進行製度化建設。每月以初一﹑初八﹑十五﹑二十三為(wei) 會(hui) 期，勉勵門人勤於(yu) 講習(xi) ，以進德修業(ye) 。

王守仁《書(shu) 中天閣勉諸生》是陽明學講會(hui) 之最早規約，開啟了講會(hui) 的製度化曆程，故全文引述如下：“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承諸君子不鄙，每予來歸，鹹集於(yu) 此，以問學為(wei) 事，甚盛意也。然不能旬日之留，而旬日之間又不過三四會(hui) 。一別之後，輒複離群索居,不相見者動經年歲。然則豈惟十日之寒而已乎?若是而求萌蘖之暢茂條達，不可得矣。

（《書(shu) 中天閣勉諸生》規約）

故予切望諸君勿以予之去留為(wei) 聚散，或五六日，八九日，雖有俗事相妨，亦須破冗一會(hui) 於(yu) 此。務在誘掖獎勸，砥礪切磋，使道德仁義(yi) 之習(xi) 日親(qin) 日近，則勢利紛華之染亦日遠日疏：所謂相觀而善，百工居肆以成其事者也。相會(hui) 之時，尤須虛心遜誌，相親(qin) 相敬。

大抵朋友之交，以相下為(wei) 益，或議論未合，要在從(cong) 容涵育，相感以成；不得動氣求勝，長傲遂非，務在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其或矜己之長，攻人之短，粗心浮氣，矯以沽名，訐以為(wei) 道，挾勝心而行憤嫉，以圮族敗群為(wei) 誌，則雖日講時習(xi) 於(yu) 此，亦無益矣。”[10]

南宋，朱熹、張栻、呂祖謙、陸九淵等理學大家即時常舉(ju) 行會(hui) 講活動傳(chuan) 播各自思想學說。朱漢民﹑鄧洪波認為(wei) ，“‘會(hui) 講’，是南宋時期不同學派或持不同見解的學者就一些學術問題展開的學術討論，一般在書(shu) 院內(nei) 進行”。[11]乾道三年（1167）在嶽麓書(shu) 院舉(ju) 行的朱張會(hui) 講，淳熙二年（1175）朱熹﹑陸九淵﹑呂祖謙等進行的鵝湖之會(hui) 均可視為(wei) 典型講會(hui) ，是學術思想醞釀、傳(chuan) 播的有效途徑。

南宋以來零散、多樣的會(hui) 講活動在明代獲得進一步發展，逐漸形成宗旨明確﹑製度嚴(yan) 明的講會(hui) 製度，“凡學必有約，凡會(hui) 必有規”[12]是其顯著特色。明代講會(hui) 製度的形成與(yu) 陽明學的傳(chuan) 播互為(wei) 表裏﹑緊密相連。陽明心學較朱子理學要求儒者有更深刻的經驗領悟與(yu) 體(ti) 認，學者相互間思想的交流、啟發，觀點的碰撞、辨析，顯得尤為(wei) 重要。以書(shu) 院講會(hui) 為(wei) 平台，進行同誌師友間的交流論辯，成為(wei) 領悟良知學說的有效途徑。

《書(shu) 中天閣勉諸生》對中天閣講會(hui) 日期、原則﹑操作程序、方法提出了具體(ti) 要求。由引文可見，王陽明對此前餘(yu) 姚門生聚散無常的講學活動深為(wei) 不滿。為(wei) 使講學走向正規，不致因人之去留而聚散，他親(qin) 自訂立了每周一次的聚講之約，講會(hui) 以講明學術和道德養(yang) 成為(wei) 主要目的，陽明叮囑門人會(hui) 講時應心平氣和﹑謙虛禮讓，以營造出濃鬱的學術氛圍。

陳來認為(wei) 餘(yu) 姚龍山會(hui) 應是陽明講學活動中最早的講會(hui) ，《書(shu) 中天閣勉諸生》可視為(wei) 陽明學最早的“會(hui) 約”。[13]

王陽明居越期間，每年赴中天閣講學數次，與(yu) 會(hui) 者多達數百人。其他會(hui) 講之日由錢德洪主持，餘(yu) 姚七十餘(yu) 名陽明弟子構成該時期講會(hui) 主要成員，以王畿為(wei) 代表的紹興(xing) 附近門人亦時常參與(yu) 其中。錢﹑王之外，範引年、吳仁、柴鳳、孫應奎均成為(wei) 日後浙中王門之表率，圍繞中天閣講會(hui) 聚集起來的門人弟子已構成浙中王門之雛形。

嘉靖六年（1527），王陽明受命出征思、田，平定岑孟之亂(luan) ，餘(yu) 姚中天閣會(hui) 在吳仁﹑應元主持下講習(xi) 不輟。陽明雖人在廣西，對家鄉(xiang) 中天閣會(hui) 仍牽掛於(yu) 心，“吳仁聚徒於(yu) 閣中，合同誌講會(hui) 不輟。丁亥秋，師出征思、田，每遺書(shu) 洪、畿，必念及龍山之會(hui) ”。[14]嘉靖六至七年間，王陽明常與(yu) 錢德洪﹑王畿通過書(shu) 信往來了解中天閣會(hui) 講學情形。

“餘(yu) 姚又得應元諸友作興(xing) 鼓舞，想益日異而月不同。老夫雖出山林，亦每以自慰。諸賢皆一日千裏之足，豈俟區區有所警策？聊亦以此示鞭影耳。……紹興(xing) 書(shu) 院及餘(yu) 姚各會(hui) 同誌諸賢，不能一一列名字，幸亮！”，

“餘(yu) 姚得應元諸友相與(yu) 倡率，為(wei) 益不小。近有人自家鄉(xiang) 來，聞龍山之講至今不廢，亦殊可喜。書(shu) 到，望為(wei) 寄聲，益相與(yu) 勉之。”，“而餘(yu) 姚、紹興(xing) 諸同誌又能相聚會(hui) 講切，奮發興(xing) 起，日勤不懈。吾道之昌，真有火燃泉達之機矣。喜幸當何如哉!喜幸當何如哉!”[15]

從(cong) 以上書(shu) 信能夠感受到陽明對餘(yu) 姚講會(hui) 延續不衰的欣喜之情，對應元等新力量加入，諸生勤於(yu) 論學的由衷嘉許。王陽明在餘(yu) 姚中天閣會(hui) 開創的心學講習(xi) 方式，不久即應用於(yu) 在紹興(xing) 主持的書(shu) 院講學活動。

三﹑稽山書(shu) 院與(yu) 陽明書(shu) 院：嘉靖初年王學講論中心

嘉靖初年，紹興(xing) 逐漸成為(wei) 海內(nei) 王學講論中心。以陽明居所為(wei) 核心，周邊寺廟﹑山洞集聚了來自東(dong) 南各地的大批王學信奉者。每當陽明開講，四周環坐而聽常數百人，諸生往來流動頻繁，盛況空前。據載：“先生初歸越時，朋友蹤跡尚寥落，既後，四方來遊者日進。癸未年以後，環先生而居者比屋，如天妃、光相諸刹，每當一室，常合食者數十人；夜無臥處，更相就席；歌聲徹昏旦。

南鎮、禹穴、陽明洞諸山，遠近寺刹，徙足所到，無非同誌遊寓所在。先生每臨(lin) 講座，前後左右環坐而聽者，常不下數百人，送往迎來，月無虛日；至有在侍更歲，不能遍記其姓名者。每臨(lin) 別，先生常歎曰：‘君等雖別，不出在天地間，苟同此誌，吾亦可以忘形似矣!’諸生每聽講出門，為(wei) 嚐不跳躍稱快。

嚐聞之同門先輩曰：‘南都以前，朋友從(cong) 遊者雖眾(zhong) ，未有如在越之盛者。此雖講學日久，孚信漸博，要亦先生之學日進，感召之機申變無方，亦自有不同也。’”[16]

錢德洪認為(wei) 如此大規模士人求學景象的出現，主要得益於(yu) 陽明“致良知”學說的吸引力。為(wei) 適應數百人求學需求，建立固定講學場所﹑開展定期講會(hui) 活動，成為(wei) 陽明學在紹興(xing) 傳(chuan) 播的必然要求。

嘉靖三至四年（1524—1525），相繼建立的稽山﹑陽明兩(liang) 所講會(hui) 書(shu) 院，實現了兩(liang) 者的深度融合，為(wei) 陽明學在越中的盛行奠定了堅實基礎。

（明代稽山書(shu) 院圖）

稽山書(shu) 院在山陰臥龍山西崗，為(wei) 朱熹提舉(ju) 浙東(dong) 時講學之地，淳祐年間馬天驥建祠祭祀，吳革請建為(wei) 書(shu) 院，明正德年間，知縣張煥發重建於(yu) 故址西麓。[17]嘉靖三年（1524），知府南大吉命山陰縣令吳瀛於(yu) 稽山書(shu) 院原址建明德堂、尊經閣，院後增拓瑞泉精舍，遴選紹興(xing) 諸縣生員肄業(ye) 其中。

“嘉靖三年，知府南大吉增建明德堂、尊經閣，後為(wei) 瑞泉精舍，齋廬庖湢諸所鹹備，統共四十餘(yu) 間。時試八邑諸生，選其尤者升於(yu) 書(shu) 院，月給廩餼，相與(yu) 講業(ye) 經義(yi) ，倡明道統，諸士多所興(xing) 起雲(yun) 。”[18]王陽明所作《稽山書(shu) 院尊經閣記》確立了講會(hui) 在學術上的心學取向。“閣成，請予一言以諗多士。

予既不獲辭，則為(wei) 記之若是。鳴呼！世之學者既得吾說而求諸其心焉，其亦庶乎知所以為(wei) 尊經也矣。”[19]陽明記文係統論述了“經學即心學”主張，闡發了良知中自有聖人之道，無需外求的觀點。“經，常道也。其在於(yu) 天謂之命，其賦於(yu) 人謂之性，其主於(yu) 身謂之心。心也，性也，命也，一也。通人物，達四海，塞天地，亙(gen) 古今，無有乎弗具，無有乎弗同，無有乎或變者也。”

陽明認為(wei) 經之常道蘊含於(yu) 身﹑心﹑性﹑命之中，與(yu) “惻隱之心，羞惡之心，辭讓之心，是非之心”之四端，“父子之親(qin) ，君臣之義(yi) ，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的五倫(lun) 相貫通。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提出“‘六經’者，吾心之記籍也”的心學觀念。陽明對當下儒者偏離六經本義(yi) ，追逐於(yu) 辭章功利，沉溺於(yu) 訓詁﹑記誦等支離末學的現象，展開了深入批評。

王陽明說：“而世之學者，不知求六經之實於(yu) 吾心，而徒考索於(yu) 影響之間，牽製於(yu) 文義(yi) 之末，硜硜然以為(wei) 是六經矣。……鳴呼！六經之學，其不明於(yu) 世，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尚功利，崇邪說，是謂亂(luan) 經；習(xi) 訓詁，傳(chuan) 記誦，沒溺於(yu) 淺聞小見以塗天下之耳目，是謂侮經；侈淫辭，競詭辯，飾奸心，盜行逐世，壟斷而自以為(wei) 通經，是謂賊經。若是者，是並其所謂記籍者而割裂棄毀之矣，寧複知所以為(wei) 尊經也乎！”

以書(shu) 院作為(wei) 宣講、倡大自己學說的基地，並借講學顛覆程朱理學，是王陽明書(shu) 院觀的重要內(nei) 容。[20]從(cong) 記文能夠感受到陽明以書(shu) 院傳(chuan) 播心學思想的期待。稽山書(shu) 院是王陽明在紹興(xing) 主持的第一個(ge) 書(shu) 院講學場所。在此向諸生係統闡發了《大學》萬(wan) 物同體(ti) 之旨，注重因材授教，使人各求本性。

“致良知”之教是此時講學的主要內(nei) 容，各地士人慕名前來問學。“於(yu) 是辟稽山書(shu) 院，聚八邑彥士，身率講習(xi) 以督之。於(yu) 是蕭璆、楊汝榮、楊紹芳等來自湖廣，楊仕鳴、薛宗鎧、黃夢星等來自廣東(dong) ，王艮、孟源、周衡等來自直隸，何秦、黃弘綱等來自南贛，劉邦采、劉文敏等來自安福，魏良政、魏良器等來自新建，曾忭來自泰和。

宮刹卑隘，至不能容。蓋環坐而聽者三百餘(yu) 人。先生臨(lin) 之，隻發《大學》萬(wan) 物同體(ti) 之旨，使人各求本性，致極良知以至於(yu) 至善，功夫有得，則因方設教。故人人悅其易從(cong) 。”[21]王艮、黃弘綱﹑劉邦采、劉文敏﹑魏良器日後均成為(wei) 陽明得意門生。

稽山書(shu) 院原為(wei) 朱子講學過化之地，在轉變為(wei) 王學重鎮過程中，南大吉發揮了關(guan) 鍵作用。南大吉，字符善，號瑞泉，渭南人，正德六年（1511）進士，嘉靖二年（1523）任紹興(xing) 知府。[22]初任紹興(xing) 時南大吉對陽明心學尚未信服，經數次拜謁請教後方“深悟痛悔，執贄請益”，此後更以知府身份修複稽山書(shu) 院，集聚當地生員，接納四方問學之士。南氏對傳(chuan) 播陽明心學的另一貢獻在於(yu) 續刻《傳(chuan) 習(xi) 錄》。

嘉靖三年，南大吉取王陽明論學書(shu) 增至五卷，命弟南逢吉校對﹑續刻於(yu) 紹興(xing) 。《傳(chuan) 習(xi) 錄》等代表王學精華的小冊(ce) 子因體(ti) 量小便於(yu) 攜帶流傳(chuan) ，加之內(nei) 容多為(wei) 師弟子間問答記錄，淺顯易懂，便於(yu) 士人迅速掌握王學旨要，從(cong) 而對陽明學說在更廣範圍內(nei) 的迅速傳(chuan) 播起到了關(guan) 鍵性的作用。

南大吉致力於(yu) 傳(chuan) 播陽明心學的係列舉(ju) 措，不久即招致當朝者怨恨，於(yu) 嘉靖五年（1526）京察中遭罷黜。嘉靖初年的朝廷爭(zheng) 鬥中，陽明因卓越功勳及心學思想對官方程朱之學的挑戰，遭到部分朝臣攻擊。嘉靖元年（1522），王陽明居越講學之始即麵臨(lin) “科道官迎當路意，以偽(wei) 學舉(ju) 劾”[23]壓力。

七月，嘉靖帝詔禮部﹑國子監及各提學官，禁以陸九淵為(wei) 正學，宗朱熹。十月，給事中章僑(qiao) 、毛玉、禦史梁世驃、程啟充等上疏彈劾：“三代以下，論正學莫如朱熹，近有為(wei) 異學者，樂(le) 陸九淵為(wei) 簡捷，而以朱子為(wei) 支離，宜嚴(yan) 禁以端士習(xi) 。”[24]

嘉靖二年會(hui) 試，主考官大學士蔣冕、掌製誥吏部尚書(shu) 石珤等借策問試題攻擊王學。[25]南大吉在紹興(xing) 為(wei) 傳(chuan) 布陽明心學做出的卓著貢獻，贏得了王陽明的高度讚譽。“勤勤懇懇，惟以得聞道為(wei) 喜，急問學為(wei) 事，恐卒不得為(wei) 聖人為(wei) 憂，亹亹千數百言，略無一字及於(yu) 得喪(sang) 榮辱之間，此非真有朝聞夕死之誌者，未易以涉斯境也。浣慰何如！諸生遞觀傳(chuan) 誦，相與(yu) 歎仰歆服，因而興(xing) 起者多矣”。[26]

陽明書(shu) 院創建於(yu) 嘉靖四年（1525）十月，位於(yu) 紹興(xing) 府城北至大寺左，由陽明門人王艮、何秦等為(wei) 接待四方來學士子而建。“先是師在越，四方同門來遊眾(zhong) ，能仁、光相、至大、天妃各寺院，居不能容。同門王艮、何秦等乃謀建樓居齋舍於(yu) 至大寺左，以居來學。師沒後，同門相繼來居，依依不忍去。”[27]

陽明書(shu) 院創建的嘉靖初年，正值陽明因功高受當朝者打壓﹑猜忌時期，朝廷多次意圖禁止士人講論陸王心學。陽明門人敢在朝廷禁“偽(wei) 學”緊張氛圍中創辦書(shu) 院，且光明正大的以“陽明’命名，標示著居越期間陽明心說與(yu) 書(shu) 院實現了深度結合。各地士人集聚陽明書(shu) 院共同講習(xi) “致良知”之教，王學發展進入“所操益熟，所得益化”階段，真正輻射東(dong) 南各地。

四﹑餘(yu) 論：越中書(shu) 院講會(hui) 之流變

陽明去世後，各地門人弟子相互聯結，掀起一股建書(shu) 院﹑立講會(hui) 風潮，陽明心學思想風行東(dong) 南各地。“陽明歿後，緒山、龍溪所在講學，於(yu) 是涇縣有水西會(hui) ，寧國有同善會(hui) ，江陰有君山會(hui) ，貴池有光嶽會(hui) ，太平九龍會(hui) ，廣德有複初會(hui) ，江北有南譙精舍，新安有程氏世廟會(hui) ，泰州複有心齋講堂，幾乎比戶可封矣。”[28]

與(yu) 此相應，浙中王學講論中心出現了由紹興(xing) 向杭州的轉移，在此趨勢下陽明發起的越中書(shu) 院講會(hui) 伴隨王學之分化呈現出不同的命運走向。

陽明歿後，中天閣會(hui) 主要事業(ye) 逐漸轉向祭祀，隨著相關(guan) 祠宇的創建，成為(wei) 各地門人祭奠陽明的重要象征。嘉靖九年（1530），為(wei) 團結門人弟子，薛侃、王臣等於(yu) 杭州城南建天真精舍，祭祀王守仁。錢德洪、王畿、孫應奎﹑範引年、柴鳳等越中王門子弟奔赴杭州參與(yu) 精舍講會(hui) 活動。餘(yu) 姚中天閣會(hui) 因門人稀少，漸趨沉寂。

（中天閣）

嘉靖十三年冬，錢德洪丁內(nei) 艱歸鄉(xiang) ，發動講學師友修複中天閣，於(yu) 閣內(nei) 祭祀陽明。十四年，徐階為(wei) 浙江提學使，在錢氏基礎上建新建伯祠。“陽明先生祠，原作新建伯祠，初擬建於(yu) 龍泉山未有定址，以公嚐講學於(yu) 龍泉寺之中天閣，嘉靖十三年乃寓主其所以祀之。十四年提學徐階因為(wei) 建祠，有司春秋祭，以門人徐愛、錢德洪配享。”[29]

嘉靖十七年，浙江監察禦史傅鳳翔在中天閣上方建陽明祠。“是年傳(chuan) 以諸生請建祠於(yu) 閣之上方，每年春秋二仲月，有司主行時祀。”[30]中天閣講會(hui) 大約持續到萬(wan) 曆年間，萬(wan) 曆十三年（1585），王門弟子蕭良榦﹑張元忭編纂的《紹興(xing) 府誌》已將其歸於(yu) 古跡類。

萬(wan) 曆七年（1579），內(nei) 閣首輔張居正禁毀書(shu) 院，稽山書(shu) 院奉例遭禁，所幸院址為(wei) 吳兌(dui) 保護，免於(yu) 毀壞。“明萬(wan) 曆七年，奉例毀書(shu) 院，遂為(wei) 吳氏所佃，吳尚書(shu) 兌(dui) 持之，不遽毀。”[31]萬(wan) 曆十年，蕭良榦任紹興(xing) 知府，借朝廷恩準王陽明從(cong) 祀孔廟之機複建稽山書(shu) 院，在瑞泉精舍基址上新建仕學所，每月朔望集諸生講會(hui) 。

以仕學定名講會(hui) 之所，蕭氏意在借助對仕學合一理念的闡發，強調為(wei) 學需經事上磨礪。“學而優(you) 焉即仕也，所謂居仁由義(yi) ，大人之事備是也；仕而優(you) 焉即學也，所謂載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是也。斯仕學合一之旨也。乃予則固有取爾焉。始吾之學於(yu) 家也，嚴(yan) 憚有師，切磨有友，日置其身於(yu) 聖賢載籍之間，而世故無所入其胸臆。然且作焉輟焉，若或恣焉。”[32]

為(wei) 確立講會(hui) 宗旨，蕭良榦以《水西會(hui) 約》為(wei) 基礎訂立《稽山會(hui) 約》，提出以立真誌﹑用實功﹑滌舊習(xi) 為(wei) 核心的講學風向。張元忭也記載到稽山書(shu) 院複建後講學活動呈現出側(ce) 重日用倫(lun) 常﹑合會(hui) 朱王的趨向。

“世之論者曰：文公之學篤於(yu) 行，不知外心無以為(wei) 行；文成之學求諸心，不知外行無以為(wei) 心，是惟善學者即日用而著察，本妙悟以修持，則為(wei) 朱為(wei) 王，雖途徑不同，其至於(yu) 道也，一而已矣。”[33]萬(wan) 曆年間王學左派遭東(dong) 林諸儒批判背景下，稽山講會(hui) 之宗旨已轉向反對虛談，提倡實學。

後陽明時代，陽明書(shu) 院由王畿與(yu) 紹興(xing) 本地儒者主導，倡導見在良知與(yu) “四無”說，強調流行無礙。嘉靖十六年（1537），浙江巡按禦史周汝員於(yu) 陽明書(shu) 院建新建伯祠。“門人自汝中先生以降，嚐率其鄉(xiang) 人講會(hui) 於(yu) 中。”[34]

王畿之後，周汝登主持陽明書(shu) 院講會(hui) ，在承繼“四無說”基礎上汲取禪宗思想，形成“圓融妙悟”的良知觀。萬(wan) 曆二十七年（1599）九月，周汝登與(yu) 紹興(xing) 講學同誌數十人聚會(hui) 於(yu) 陽明書(shu) 院創立證修社，每月一會(hui) ，以闡明良知之教為(wei) 己任。“己亥秋，先生同石簣陶公及郡友數十人，共祭告陽明之祠，定為(wei) 月會(hui) 之期，務相與(yu) 發明其遺教。”[35]

（周汝登）

周氏晚年，仍不忘叮囑陶望齡﹑陶奭齡繼續組織陽明書(shu) 院講會(hui) ，延續越中王學學脈。“周汝登遺之書(shu) 曰，願丈出而振作此會(hui) ，為(wei) 後來作前導，為(wei) 吾道計無窮。又與(yu) 望齡﹑奭齡書(shu) 曰，陽明書(shu) 院之會(hui) 望二丈儼(yan) 然臨(lin) 之，越中一脈難令斷絕。”[36]

萬(wan) 曆三十五年，浙江巡鹽禦史方大鎮拜謁陽明先生祠，捐資倡修書(shu) 院，講會(hui) 活動再趨活躍。“禦史皖魯嶽方公以鹺使者省方會(hui) 稽，祗謁祠下，爰檄山陰令餘(yu) 君以贖金若幹兩(liang) ，鳩工飭新之。”[37]萬(wan) 曆年間，陽明書(shu) 院在周汝登﹑陶望齡﹑陶奭齡主導下秉承王畿“四無”宗旨，注重心上頓悟，成為(wei) 左派王學的主要陣地。

總之，在中國書(shu) 院發展史上，明代書(shu) 院最顯著的特點是與(yu) 陽明心學的一體(ti) 化。書(shu) 院因與(yu) 陽明心學的結合得到迅猛發展，數量超過唐宋以來曆代之總和，出現前所未有盛局。書(shu) 院講會(hui) 活動的興(xing) 盛與(yu) 製度化成為(wei) 兩(liang) 者相互融合的集中體(ti) 現，其典型即是王門書(shu) 院講會(hui) 的大量出現。

嘉靖初年，陽明居越期間通過在中天閣會(hui) ﹑稽山書(shu) 院﹑陽明書(shu) 院的講學實踐開辟了以書(shu) 院講會(hui) 作為(wei) 傳(chuan) 播“致良知”學說的有效途徑，紹興(xing) 由此成為(wei) 王門弟子匯聚之地。陽明歿後，門人弟子在各地掀起建書(shu) 院﹑立講會(hui) 風潮，將這一講學模式推廣至東(dong) 南各地。

以書(shu) 院講會(hui) 為(wei) 平台，王門後學從(cong) 不同角度對陽明心學做了進一步發揮，形成了浙中﹑江右等各具特色的王學流派，中天閣會(hui) ﹑稽山書(shu) 院﹑陽明書(shu) 院在此過程中也呈現出不同的發展趨向，將陽明心學推向深入。

注釋：

[1]《年譜二》，《王陽明全集》卷34，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1411-1412頁。

[2]《寄正憲男手墨二卷》，《王陽明全集》卷26，第1091頁。

[3]《四然翁讚》，《鄒守益集》卷19，鳳凰出版社2007年版，第917頁。

[4]參見肖永明：《儒學·書(shu) 院·社會(hui) ——社會(hui) 文化史視野中的書(shu) 院》，商務印書(shu) 館2012年版，第258-259頁。

[5]《年譜二》，《王陽明全集》卷34，第1416頁。

[6]諸煥燦：《王陽明弟子雜考》，《浙江學刊》1999年第5期。

[7]朱海濱：《近世浙江文化地理研究》，複旦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44頁。

[8]呂妙芬：《陽明學士人社群——曆史、思想與(yu) 實踐》，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223頁。

[9]《年譜一》，《王陽明全集》卷33，第1345頁。

[10]《年譜三》，《王陽明全集》卷35，第1428頁。

[11]朱漢民﹑鄧洪波：《嶽麓書(shu) 院史》，湖南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第119頁。

[12]鄧洪波：《中國書(shu) 院學規》，中西書(shu) 局2011年版，第92頁。

[13]陳來：《明嘉靖時期王學知識人的會(hui) 講活動》，《中國學術》2000年第4期。

[14]《年譜附錄一》，《王陽明全集》卷36，第1473頁。

[15]《與(yu) 錢德洪、王汝中》，《王陽明全集》卷6，第249-250頁。

[16]《語錄三》，《王陽明全集》卷3，第134頁。

[17]《紹興(xing) 府誌》卷18，萬(wan) 曆刻本。

[18]《山陰縣誌》卷4，嘉靖三十年刻本。

[19]本段引文均見《稽山書(shu) 院尊經閣記》，《王陽明全集》卷7，第283-285頁。

[20]鄧洪波：《王陽明的書(shu) 院實踐與(yu) 書(shu) 院觀》，《湖南大學學報（社會(hui) 科學版）》2005年第6期。

[21]《年譜三》，《王陽明全集》卷35，第1423-1424頁。

[22]馮(feng) 從(cong) 吾：《瑞泉南先生》，《少墟集》卷20，台北商務印書(shu) 館2008年版，第366頁。

[23]《陽明先生行狀》，《王陽明全集》卷38，第1424頁。

[24]夏燮：《明通鑒》卷50，嶽麓書(shu) 社1999年版，第1340頁。

[25]《朱子晚年定論》，《日知錄集釋》卷18，嶽麓書(shu) 社1994年版，第667頁。

[26]《答南元善》，《王陽明全集》卷6，第234頁。

[27]《年譜附錄一》，《王陽明全集》卷36，第1472頁。

[28]黃宗羲：《南中王門學案一》，《明儒學案》卷25，中華書(shu) 局1985年版，第579頁。

[29]《餘(yu) 姚縣誌》卷11，光緒二十五年刻本。

[30]《年譜附錄一》，《王陽明全集》卷36，第1473頁。

[31]《紹興(xing) 府誌》卷20，乾隆五十七年刊本。

[32]《仕學所記》，《紹興(xing) 府誌》卷20，乾隆五十七年刊本。

[33]《修複朱文公祠記》，《張元忭集》卷7，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180頁。

[34]《重修陽明先生祠碑記》，《王陽明全集》卷40，第1693頁。

[35]周汝登：《越中會(hui) 語》，《東(dong) 越證學錄》卷4，《四庫全書(shu) 存目叢(cong) 書(shu) 》集部165冊(ce) ，第471頁。

[36]《會(hui) 稽縣誌》卷24，民國二十五年紹興(xing) 縣修誌委員會(hui) 校刊鉛印本。

[37]《重修陽明先生祠碑記》，《王陽明全集》卷40，第1694頁。

責任編輯：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