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度與(yu) 公論：《明夷待訪錄》的近世政學脈絡

作者：顧家寧

來源：作者授權伟德线上平台發表

時間：孔子二五六九年歲次戊戌十月初十日癸醜(chou)

         耶穌2018年11月17日

2018年11月6日上午，國際關(guan) 係學院“秩序理論”研究工作坊第四期活動順利舉(ju) 辦，本次討論會(hui) 以《立國思想家：治體(ti) 論與(yu) <明夷待訪錄>重估》為(wei) 主題。任鋒教授圍繞研究治體(ti) 論的學理價(jia) 值，治體(ti) 論傳(chuan) 統的基本內(nei) 容，基於(yu) 治體(ti) 論傳(chuan) 統提煉出的理論內(nei) 涵，以及治體(ti) 論研究所蘊含的當代學術價(jia) 值四個(ge) 層麵進行了係統性地闡明，借此引續出學界對於(yu) 相關(guan) 性問題的探討。北京航空航天大學人文與(yu) 社會(hui) 科學高等研究院顧家寧老師因故無法親(qin) 臨(lin) ，以視頻會(hui) 議的形式參與(yu) 討論。本文為(wei) 顧家寧老師以《法度與(yu) 公論：<明夷待訪錄>的近世政學脈絡》為(wei) 題發表的精彩論說。

法度與(yu) 公論：《明夷待訪錄》的近世政學脈絡

任老師好，牛彤老師好！各位學友好！非常高興(xing) 有這樣難得的機會(hui) 向大家學習(xi) 。首先談談閱讀任老師大作的收獲。

從(cong) 理論旨趣上看，任老師對宋學的政治維度做了極具深度的挖掘，突破了以往對於(yu) 宋學偏向內(nei) 在，偏向心性的一般看法。這一宋學政治維度的發掘是非常有意義(yi) 的。

就核心概念而言，提出了“治體(ti) 論”，我覺得這應該是整部書(shu) 中最具創見，也是作者寄予高度理論期待的概念，其中蘊含了宏大的理論抱負。綜合對任老師研究的閱讀經驗，我覺得“治體(ti) 論”中蘊含著一對基本的辨證矛盾線索，就是法度紀綱與(yu) 公論這兩(liang) 大問題，蘊含著推動近世政治思想發展的內(nei) 在動力。如果說法度紀綱意味著秩序，那麽(me) 公論則代表著政治活力的展現，以及與(yu) 之相對應的近世平民士大夫崛起等等時代特征。很顯然，上述兩(liang) 者之中都蘊含著可以與(yu) 現代政治相對話的理論空間。從(cong) 治體(ti) 論及其內(nei) 部的矛盾線索的發現，可以發掘出一條梳理整個(ge) 近世政治發展的內(nei) 在線索，以及從(cong) 近世到近代的轉型軌跡，在我看來這是非常有意義(yi) 的發現。在此背景下觀照《明夷待訪錄》，我們(men) 就會(hui) 發現黃宗羲的思想資源、問題意識其實是對宋代以來近世政治思維的一種延續意義(yi) 上的發展與(yu) 突破。比如在我看來，《明夷待訪錄》中最為(wei) 重要的兩(liang) 大篇章《原法》和《學校》，其實正對應了法度紀綱與(yu) 公論這兩(liang) 對近世政治的基本問題。

具體(ti) 到對黃宗羲研究的啟發。

首先第一點，最重要的啟發就是曆史脈絡感的建立。之前人們(men) 總是會(hui) 說《待訪錄》是一部奇書(shu) 、一部異書(shu) ，但實際上未必是這樣。它並非橫空出世，背後其實存在著一個(ge) 深厚的近世傳(chuan) 統，包括先秦儒家傳(chuan) 統的淵源，它是有充分曆史感的思想結晶。這種曆史感的建立可以分為(wei) 兩(liang) 個(ge) 層次和階段，一方麵，任老師對於(yu) 從(cong) 宋代到明代的近世政治思想的梳理，給我們(men) 理解黃宗羲建立起非常好的前視維度，尤其是把它放在理學、事功學相互融會(hui) 的意義(yi) 上去理解，會(hui) 有很多新發現。討論文本中，對於(yu) 《待訪錄》的理學、事功學質素做了非常精彩的剖析，在我看來，這體(ti) 現了現有研究的最高水平。

另一方麵，就近代的後視視角而言，我麽(me) 看到以《待訪錄》為(wei) 轉軸，如何在一種“回向三代”的批判意識籠罩下去接通近代的革命精神。同時，作為(wei) 它的反麵，從(cong) 保守派基於(yu) 它的批評中，也可以看到傳(chuan) 統的內(nei) 在複雜性。由此，我們(men) 看到對於(yu) 《待訪錄》一種嶄新的、多維的、立體(ti) 的評價(jia) ，有別於(yu) 像我們(men) 在近代以來非常熟悉的那種單向度的、“上屋抽梯”式的範式。這是一個(ge) 非常有意義(yi) 的突破，其中蘊含著重新審視黃宗羲、乃至重新審視近世以及整個(ge) 儒家政治思想的潛力。

第二點，就是關(guan) 於(yu) 一些概念、命題的把握。書(shu) 中有兩(liang) 個(ge) 針對黃宗羲《明夷待訪錄》的重要命題，一個(ge) 是放逐君主，一個(ge) 是以儒立國。放逐君主，對應的是《原君》《原臣》《置相》等篇，而以儒立國，主要對應《學校》篇。這兩(liang) 個(ge) 命題的把握是相當到位的。剛才提到，近世政治思維中的“法度”與(yu) “公論”兩(liang) 大維度，正好對應《明夷待訪錄》中最重要的《原法》篇和《學校》篇。由此可以看出，《待訪錄》篇章之間其實各自反映了近世政治思想的諸多重要主題。這些命題如何在近代演化，與(yu) 西方觀念交織，在今天又能給我們(men) 帶來怎樣的啟示，無疑值得思考和討論。

第三點，挖掘了一個(ge) 基於(yu) 保守視角而對《待訪錄》的批評維度。這條線索可以上溯至陳亮、葉適、船山，更直接反映在清末朱一新、宋育仁、章太炎等人的作品中。基於(yu) 保守視角的批評為(wei) 我們(men) 理解黃宗羲提供了一個(ge) 非常好的反向、綜合的視角，也反映了儒家政治思想傳(chuan) 統自身的複雜性與(yu) 豐(feng) 富性。

從(cong) 上述三個(ge) 方麵來講，任老師的這本書(shu) 對我自己的研究非常有啟發，裏麵很多的問題以後都可以做更加深入和細化的研究。接下來，我想提出一些問題，供大家參考。

首先第一點，我注意到您書(shu) 中提到了兩(liang) 個(ge) 非常重要的兩(liang) 個(ge) 概念，就是“變革思維”與(yu) “立國思維”的區分。這樣的一對概念的提出是有意義(yi) 的。但是呢，我想指出一點，就是這兩(liang) 者其實未必是完全對立的。變革思維與(yu) 立國思維可能是一個(ge) 辯證的關(guan) 係，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比如像《待訪錄》，您可能更多是把它放到變革思維裏麵來看，但實際上，從(cong) “立國思維”的角度看，它也包含著革三千年之弊，重新建立立國規模的立意。黃宗羲所麵臨(lin) 的時代的背景和他所思考的問題，當然與(yu) 宋代司馬光、陳亮、葉適的問題有承續性，但又不是完全一樣的問題。所以，這樣的一種二分法的處理可能過於(yu) 簡單。變革思維和立國思維，我們(men) 把它放到曆史的演進脈絡中來看的話，二者之間的關(guan) 係可能是更加複雜的。

第二個(ge) 問題，其實是與(yu) 之相應的。您對《待訪錄》做出了“非曆史理論氣質”的評價(jia) 。但我覺得這個(ge) 評價(jia) 還是有值得再討論的地方。因為(wei) 按照我們(men) 一般的理解，黃宗羲往往被認為(wei) 是經史之學的代表。當然我能理解，您的“非曆史理論氣質”的評價(jia) 主要是針對《待訪錄》的開頭幾篇，比如《原君》《原臣》來講的。那麽(me) 這裏就涉及到一個(ge) 問題，即《待訪錄》文本本身的多樣性。就它的前五篇，《原君》《原臣》《置相》《原法》《學校》等，的確更多是一種政治哲學視角的討論，相對而言比較符合您所說的非曆史的、規範性的思想氣質。但《待訪錄》後麵還有十多篇，是討論具體(ti) 製度、治法問題的，這些地方就充分展示了黃宗羲的經史之學及其《待訪錄》曆史維度的特質。比如他對宰相問題的討論，就充分借鑒了宋代的宰輔製度，以及唐代的政事堂製度。包括後麵討論田製、方鎮，實際上都是有一個(ge) 曆史演進視角在裏麵，並不是像後世的經學、公羊家那種依經言製的做法。所以您對它這個(ge) “非曆史的論理氣質”的評價(jia) ，我覺得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有必要做一個(ge) 界定，同時對《明夷待訪錄》文本做出區分。一方麵，它是有政治哲學的、規範性的視角，但另一方麵就具體(ti) 的製度建設而言，它也展示了基於(yu) 曆史的、經製的審慎考慮視角。所以在討論這一問題的時候，可能需要把握得更加全麵一點。

最後第三點，還有一個(ge) 小問題。在您的治體(ti) 論敘事中，能夠讀出一種非常強烈的保守氣質。我的問題是，在這樣的一種偏向保守的敘事線索中，您如何去處理古今之變的問題？您的這條線索在處理宋代的時候可以說是非常圓融的，但是一旦把它放到明末甚至清末民初這樣一種更加劇烈的變革時代當中去觀察的話，那麽(me) “治體(ti) 論”的保守敘事可能會(hui) 表現出它的局限。尤其是在晚清近代古今之變的背景下，“治體(ti) 論”敘事如何應對來自現代的觀念的挑戰？

閱讀這本書(shu) ，就我自己的研究來說非常受益。我們(men) 看到，黃宗羲與(yu) 《待訪錄》實際具有非常多樣和豐(feng) 富的麵向。我們(men) 過去對他的理解過分偏向於(yu) 激進、現代，偏向於(yu) 啟蒙政治學的麵向。但實際上我們(men) 可以看到，黃宗羲的思想麵向其實非常複雜，我們(men) 很難把他單純地歸到近世思想的某一條脈絡當中。他是整個(ge) 的近世學術匯流的結晶，我們(men) 可以從(cong) 事功學的角度去梳理他，也可以從(cong) 性理學的角度去看待他。他既繼承了理學家那種激烈的政治批判意識，也受到明代王學的巨大影響，比如個(ge) 體(ti) 道德的自覺意識，是《學校》篇公論意識的一個(ge) 重要源頭和思想理論支撐。當然，我們(men) 也可以從(cong) 近代啟蒙政治學的脈絡去理解他。總之，黃宗羲的麵向非常的複雜，您的研究充分展示了這一點。

至於(yu) 《待訪錄》，它既可以作為(wei) 政治哲學文本來讀，也可以作為(wei) 一個(ge) 政治思想史的文本來讀，也可以作為(wei) 一部經世之書(shu) 來讀，總之有很多的切入角度。就學術史脈絡而言，我們(men) 之前往往習(xi) 慣把黃宗羲到放到從(cong) 宋明到清代，從(cong) 心性到經世實學這樣的學術形態轉向脈絡當中去理解。您的研究充分挖掘了他與(yu) 宋學包括理學、事功學派之間深刻的思想關(guan) 聯。進一步看，黃宗羲作為(wei) 心學殿軍(jun) ，是明代心學的非常重要的一個(ge) 代表人物。那麽(me) 他對心學的整理與(yu) 他的整套政治秩序建構之間究竟是一個(ge) 什麽(me) 樣的關(guan) 係，是否與(yu) 他強調的“治人”“治法”二元結構存在某種辨證的對應關(guan) 係？那麽(me) ，我們(men) 對他的研究，除了這個(ge) “經世—治體(ti) ”的結構之外，還應該把心性維度包含進來，從(cong) 而把黃宗羲思想中的兩(liang) 大板塊，心性與(yu) 政製之間的關(guan) 係貫通起來，我覺得這是在黃宗羲乃至整個(ge) 近世政治思想研究中非常重要的問題。由此，通過黃宗羲的個(ge) 案研究，我自己隱含的一個(ge) 問題關(guan) 切其實是，儒家政治哲學和政治思想，它背後的根本精神是什麽(me) ？現在有很多關(guan) 於(yu) “政治儒學”的討論，很多現實問題的討論中也會(hui) 涉及到“儒家傳(chuan) 統”的影響。那麽(me) ，這種所謂的“儒家政治傳(chuan) 統”究竟是什麽(me) ？“政治儒學”又存在哪些不同的麵向？我的一個(ge) 想法是，通過黃宗羲的研究，尤其是在他具有多重思想麵向的身份聚合之中，也許潛藏著有助於(yu) 我們(men) 理解儒家政治哲學的根本精神，以及能夠帶給我們(men) 現代啟發的一些非常有意義(yi) 的線索。

責任編輯：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