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為(wei) "從(cong) 《明實錄》序文看明代政治文化"

作者：李穀悅 （湖南大學嶽麓書(shu) 院博士研究生）

來源：原載《原道》第34輯，陳明、朱漢民主編，湖南大學出版社2018年5月出版。

時間：孔子二五六九年歲次戊戌五月十六日壬辰

         耶穌2018年6月29日

內(nei) 容摘要：《明實錄》是明朝曆代實錄的合稱，在明代具有“國史”的地位。《明實錄》序文作為(wei) 《明實錄》的一個(ge) 組成部分，具有特殊的地位，又曆數代沿襲，自成一套文獻風格，是研究明代政治文化的切入點之一。通過對《明實錄》序文的梳理與(yu) 文本解讀，可以發現其中所蘊含的天命觀、德政觀、聖王崇拜和對曆史鑒戒作用的重視，反映著明代一係列的政治觀念、政治訴求和話語情態等政治文化元素。《明實錄》序文在有限的篇幅之內(nei) ，除少數幾篇外，均要強調對曆史鑒戒作用的重視，反映著明代政治文化的“史鑒”特點。通過《明實錄》序文來解讀明代政治文化，仍有許多可挖掘之處，《明實錄》序文中反映著一係列的政治觀念、政治訴求和話語情態，其文本的進一步解讀仍值得學術界重視，而且結合其它史料的進一步研究，將會(hui) 使明代政治文化的研究更加立體(ti) 和深入。

關(guan) 鍵詞：《明實錄》；政治文化；天命觀；德政觀；聖王崇拜

一、引  言

《明實錄》是明朝曆代實錄的合稱，是以曆代皇帝與(yu) 朝廷大事為(wei) 中心編纂的史料，內(nei) 容涉及到國家運行的方方麵麵，其在明代具有“國史”的地位。

《明實錄》的編修在明代國家政治活動中具有很大影響力，也是今人研究明史的最重要的史料係統之一。

關(guan) 於(yu) 《明實錄》的研究，謝貴安先生有很多的建樹，其大作《明實錄研究》是目前學術界關(guan) 於(yu) 《明實錄》研究最為(wei) 係統的成果之一。

但是可能限於(yu) 篇幅與(yu) 研究側(ce) 重，謝先生關(guan) 於(yu) 《明實錄》序文的論述相對於(yu) 其他問題較少，僅(jin) 在《明實錄研究》第六章第五節中有部分論述。[1]

而其他學者關(guan) 於(yu) 《明實錄》的研究成果，基本沒有將《明實錄》序文作為(wei) 研究主體(ti) 的，其進一步解讀、研究仍有待開展。

而《明實錄》序文作為(wei) 《明實錄》的一個(ge) 組成部分，具有特殊的地位，又數代沿襲，自成一套文獻風格，某種程度上體(ti) 現著明代政治文化的一些元素。

明代政治文化具有非常深遠的研究前景，趙軼峰先生在《明代政治文化研究的視閾》一文中有非常精當的論述，[2]

本文即試圖對《明實錄》序文進行政治文化視角的解讀，希望可以為(wei) 明代政治文化研究提供實證性的分析成果。

二、編篡過程、版本情況與(yu) 行文結構

《明實錄》序文即指目前傳(chuan) 世可見的12朝實錄的序文，包括《明太祖實錄》《明太宗實錄》《明仁宗實錄》《明宣宗實錄》《明英宗實錄》《明憲宗實錄》《明孝宗實錄》

《明武宗實錄》《明世宗實錄》《明穆宗實錄》《明神宗實錄》《明光宗實錄》，此外還包括嘉靖帝為(wei) 生父所修的《獻皇帝實錄》序文，共13篇序文。

《明熹宗實錄》序文佚失不見，崇禎帝和南明諸帝的實錄由於(yu) 明朝覆亡而未成，現存之《明□宗實錄》和《崇禎實錄》也不能列入嚴(yan) 格意義(yi) 的明實錄序列，在台灣地區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簡稱“史語所”）校勘的《明實錄》中以附錄形式通行於(yu) 世。

《明實錄》的序文，根據謝貴安先生的研究，是在實錄本體(ti) 即將編修完畢之時進行修撰的，“序文之作已標誌實錄修纂接近尾聲”。[3]也正因為(wei) 如此，崇禎帝和南明諸帝沒有實錄主體(ti) ，自然也沒有修撰序文。

《明實錄》序文均以第一人稱撰寫(xie) ，有些是出自皇帝自己的手筆，如《獻皇帝實錄》序文，“嘉靖四年三月甲戌，命修獻皇帝實錄……為(wei) 實錄五十卷、寶訓十卷，上皆親(qin) 序之。”[4]

有些則是皇帝命大臣撰寫(xie) ，皇帝審閱批準，如《光宗貞皇帝實錄序》，“戊子，上視朝。

先是，大學士葉向高等以《光宗貞皇帝實錄》《寶訓》將完，恭請禦製序文以冠篇首。得旨：‘著撰擬來看。’至是，擬序文二篇進呈。上覽之，嘉其恭述詳慎。”[5]

此外，據張四維的《條麓堂集》卷四收錄有《恭擬世宗實錄序文》，可知《世宗肅皇帝實錄序文》是由張四維草擬而成的。[6]

但是，無論是皇帝親(qin) 撰還是大臣撰寫(xie) 皇帝批準，均被視為(wei) “禦製序文”，《明實錄》序文某種程度上是皇帝與(yu) 大臣集體(ti) 創作的成果，是國家最高層修纂的文本。

由於(yu) 存在多個(ge) 版本，或存或佚，序文也有一些文字上的出入，史語所對諸版本的《明實錄》進行了校勘整理，也整理出了諸篇序文，

以國立北平圖書(shu) 館紅格本（簡稱館本）之曬藍本為(wei) 底本，其版本情況如下：

（1）太祖高皇帝實錄序，據廣方言館本補，用嘉業(ye) 堂本校；

（2）太宗文皇帝實錄序，據抱經樓本補；

（3）仁宗昭皇帝實錄序，館本禦製序首行有誤，據中央圖書(shu) 館藏舊鈔本謄錄影印北平圖書(shu) 館本；

（4）宣宗章皇帝實錄序，據禮王府本補；

（5）英宗睿皇帝實錄序，據廣方言館本補，用葛思德東(dong) 方書(shu) 庫本校；

（6）憲宗純皇帝實錄序，館本缺禦製序，承日本市古尚三教授影攝東(dong) 京圖書(shu) 館藏本惠贈，據以影印補；

（7）孝宗敬皇帝實錄序，館本；

（8）武宗毅皇帝實錄序，據廣方言館本補；

（9）世宗肅皇帝實錄序，館本；

（10）穆宗莊皇帝實錄序，館本禦製序訛脫頗多，據嘉業(ye) 堂本謄錄影印；

（11）神宗顯皇帝實錄序，館本缺禦製序，據內(nei) 閣大庫舊藏明內(nei) 閣紅絲(si) 闌精寫(xie) 本補；

（12）光宗貞皇帝實錄序，館本缺禦製序，據廣方言館本補；

（13）獻皇帝實錄序，《明世宗寶訓》卷2“嘉靖四年三月甲戌條”收有全文。

以上版本信息除《獻皇帝實錄》序文以外，均出自史語所編寫(xie) 的《明實錄校勘記》，《獻皇帝實錄》序文則在《明世宗寶訓》中保留全文，此為(wei) 一篇特殊的《明實錄》序文，是“大禮議”的產(chan) 物。

世宗為(wei) 藩王父親(qin) 編修實錄，其內(nei) 容基本圍繞興(xing) 獻王在府邸的活動，並不涉及國家層麵，不能算是“國史”，史語所校勘《明實錄》中並沒有作為(wei) 實錄收錄，目前隻在天津圖書(shu) 館藏有一部殘本。[7]

此13篇序文，便是目前可見之《明實錄》序文的全部，本文即以史語所校勘之《明實錄》序文展開討論。

關(guan) 於(yu) 序文之結構，縱觀13篇《明實錄》序文，大體(ti) 相類，是結構較為(wei) 固定的一種文體(ti) 。今以《明太祖實錄》序文為(wei) 例，其文如下：

“自古帝王之有天下，其言行、政治必有史臣紀載，以垂鑒戒，此古今之盛典，朝廷之先務也。

朕皇考太祖聖神文武欽明啟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統承天命，龍飛濠梁，掃滅群雄，除暴救民，撥亂(luan) 反正，不十餘(yu) 年而成帝業(ye) 。其間戰攻討伐、指麾號令，動如神明，無往不克。

及功成治定，製禮作樂(le) 、立法創製，纖悉備具，靡有所遺，誠卓冠於(yu) （嘉本無於(yu) 字）古今者也。於(yu) 乎！天生我皇考，聖智聰明，為(wei) 啟運創業(ye) 之君，夫豈偶然！

數十餘(yu) 年為(wei) 治之跡，詒謀之道，光輝顯著，昭如日月。朕命史臣修纂實錄，垂憲萬(wan) 世，使子孫臣庶仰而承之，尊而守之，（以上六字據嘉本補）可以維持天下於(yu) 悠久。

自古興(xing) 國之時，皆由勤儉(jian) 而得之，衰弱之季，皆由奢縱而敗之。後世子孫臣庶，仰觀於(yu) 我皇考創立之艱難，櫛風沐雨，勞心焦思，辛勤萬(wan) 狀，得之不易，自不容於(yu) 奢縱矣。

於(yu) 乎，所以垂憲萬(wan) 世者此歟！苟惟求之於(yu) 言，而不深究其實，甚非皇考之心，亦非朕之意也。後之覽者，其欽承之！  永樂(le) 十六年五月初一日。”

這篇序文，首先是強調曆史經驗對於(yu) 君主治理國家的重要性，申明史學的鑒戒作用，認為(wei) 整理典籍是治國的首要大事。之後是敘述先皇帝的主要事跡與(yu) 成就，亦多有溢美之詞和隱晦之詞。

接著是在位皇帝表達對於(yu) 先皇帝的仰慕之情與(yu) 繼承基業(ye) 的決(jue) 心。最後是告誡後世皇帝、子孫繼承先皇帝的德行，謹慎地守住天下。這就是《明實錄》序文的大致結構，

當然也有例外，比如《明仁宗實錄》《明宣宗實錄》的序文就沒有強調曆史經驗對於(yu) 君主治理國家的重要性，直接對先皇帝事跡進行總結。

三、《明實錄》序文的文本解讀

《明實錄》序文的中最重要的內(nei) 容，也是最能反映出曆代皇帝各自特色的部分，就是敘述先皇帝的主要事跡與(yu) 成就。其中多有溢美之詞和曲筆，對於(yu) 先皇帝的成就大書(shu) 特書(shu) 。

上文所引《太祖武皇帝實錄序》中盛讚太祖朱元璋建立明朝的豐(feng) 功偉(wei) 業(ye) ，

“統承天命，龍飛濠梁，掃滅群雄，除暴救民，撥亂(luan) 反正，不十餘(yu) 年而成帝業(ye) 。其間戰攻討伐、指麾號令，動如神明，無往不克。及功成治定，製禮作樂(le) 、立法創製，纖悉備具，靡有所遺。”

同時強調了大明建立是“天命”昭然，全篇序文彰顯了明初國家上層對開國之君的崇敬與(yu) 政治自信。

《太宗文皇帝實錄序》中總結成祖：

“皇祖太宗文皇帝，以至仁大聖，奠安宗社，君主華夷，覃霈恩澤，一視同仁。禮樂(le) 文明之化，弘被遠邇，乾坤之內(nei) ，日月之所照臨(lin) ，四裔君長，悉臣悉順。

朝覲貢獻之使，接踵道路，稽顙闕下者無虛日。建官府，授封爵，踰數十萬(wan) 裏之外。德威廣被，古所未有，何其盛也！”

《明太宗實錄》修成於(yu) 宣德年間，所以該序文以皇孫的口吻纂修。

“奠安宗社”即指“靖難之役”，隱去成祖朱棣起兵奪權的真相；盛讚永樂(le) 年間的文治武功，聲揚大明國威，“四裔君長，悉臣悉順。

朝覲貢獻之使，接踵道路，稽顙闕下者無虛日。”盡管文筆中有溢美和曲筆，但也基本勾勒出了朱棣一生的主要事跡與(yu) 成就，文武開拓之君的氣象躍然紙上。

明仁宗在位不及一年，在皇帝位上沒有太多作為(wei) ，《仁宗昭皇帝實錄序》則強調其即位前的諸多事跡：

“越自太祖高皇帝時曆試之，而君人之度肇矣。皇祖太宗文皇帝舉(ju) 大義(yi) ，安宗社，數年提兵轉戰，無內(nei) 顧之憂者，居守之重有屬也。

於(yu) 時撫百姓，獎勵士卒，鹹得其心，經畫國用，曲當其宜，國家大勳之集，蓋亦根本之固也。

既正位東(dong) 宮，益廣聖學，默相皇化，而天下已想望風采。太宗皇帝時巡北京，及親(qin) 征叛虜，皆受命監國，裁決(jue) 庶政，務從(cong) 仁厚，而澤之所及已廣。”

在“靖難之役”中防守北平城，並在朱棣攻打南京時安定後方，在成為(wei) 太子以後擔任監國，這些都是仁宗的主要功績。

而對於(yu) 他的早逝，序文稱“曾未浹歲，而義(yi) 聲仁澤已孚洽於(yu) 四海”，雖有些溢美，但結合仁宗自太子監國起便廣施蠲免、賑濟的善政，

以及赦免諸多建文帝殉難忠臣眷屬的史事，可知此說法的合理性，序文頗有惋惜之情。

關(guan) 於(yu) 明代一些藩王叛亂(luan) ，序文自然也言及，作為(wei) 皇帝功業(ye) 的一部分，

如《宣宗章皇帝實錄序》中“布昭英武，以平僣亂(luan) ；篤親(qin) 親(qin) 之意，以睦宗藩；得四海之心，以隆孝養(yang) 。”總結了宣宗平定朱高煦叛亂(luan) 和進一步懷柔、削弱各藩王的事跡。

《武宗毅皇帝實錄序》中“群盜四起，其勢蓋甚熾矣，而旋就京觀之封；叛逆一再覬覦，其形益以成矣，而皆不能逃甸師之辟。”

既總結了正德時社會(hui) 動蕩民變四起的情況，也敘述了朱宸濠等藩王叛亂(luan) 的失敗。

序文中也有大量曲筆，比如英宗遭遇“土木之變”，《英宗睿皇帝實錄序》隱去了事變的原因和過程，而特別強調英宗因為(wei) 性情仁厚而逢凶化吉，得上天眷顧，乃至“奪門”功成，重登皇位。

“惟夫深仁厚澤，浹於(yu) 人心也久，故雖曆險處變，而泰然無虞。用能得華夷之歸心，荷上天之申命，再履帝位，恢弘治理，以終惠於(yu) 天下。”

再如武宗的出巡與(yu) 擾亂(luan) 政治秩序，在《武宗毅皇帝實錄序》中多有回護：

“惟皇兄承重熙累洽之運，文武弛張之道，循虞周時巡四征之典，出入起居，號令賞罰，或不能盡協於(yu) 舊章。

然天性英明，剛而能斷，委任輔相，無所猜疑，托以腹心，動必谘訪，未嚐以自用為(wei) 賢。權幸有怙寵政亂(luan) 者，始雖暫為(wei) 所蔽，既覺，即加誅戮，不少假借。”

武宗行事乖張，與(yu) 明代許多製度相違，序文中將此表述為(wei) “不能盡協於(yu) 舊章”，任用劉瑾等則不書(shu) 其昏聵，而強調武宗識破奸佞，大權仍在手中，“不少假借”。

《武宗毅皇帝實錄序》完成於(yu) 嘉靖四年六月十二日，世宗為(wei) 其弟，於(yu) 是序文以皇弟身份撰寫(xie) ，正值“大禮議”之時，序文強調武宗不放權力於(yu) 臣下，而且“天性英明，剛而能斷”，結合此時代背景很耐人尋味。

《明實錄》序文自《武宗毅皇帝實錄序》之後，曲筆之處愈多，溢美之詞愈盛，反映著政治風氣的變化，比如《世宗肅皇帝實錄序》盛讚世宗“大禮議”，書(shu) 法十分誇張：

“洪惟皇祖，躬秉聖資，出撫興(xing) 運，剗奸剔蠹，丕舉(ju) 王綱，立極建中，肇修人紀，凡諸大政令之因革，大典禮之製作，鹹稽謀於(yu) 天。

會(hui) 通古今，經畫自心，毅然獨斷，一洗俗吏牽跡、經生守文之陋，執之不疑。用能廓清垢氛，興(xing) 建廢墜，五禮式敘，百度惟貞，群工奔走以受成，萬(wan) 姓傾(qing) 心而向化。

卒之幽明協順，中外敉寧，聲教暨於(yu) 交南，威靈憺於(yu) 窮朔。蓋我舉(ju) （疑應作舉(ju) 我）太祖、成祖丕造之光烈而覲揚之。巍巍乎盛矣！”

《明世宗實錄》修成於(yu) 萬(wan) 曆五年，神宗為(wei) 世宗之孫，於(yu) 是序文以皇孫身份撰寫(xie) ，認為(wei) 世宗“大禮議”對於(yu) 國家的意義(yi) 可以與(yu) 太祖、成祖的功業(ye) 相提並論；“中外敉寧”，而隱晦“南倭北虜”的局麵。

而《神宗顯皇帝實錄序》對於(yu) 神宗的一生也是極盡褒美，

“惟天純佑我明，奕葉重光，聖德神功，代垂信史。要以久道化成，享祚悠遠，則肅皇為(wei) 最著。

皇祖神宗顯皇帝複起，而光大之，多曆年所，眎肅皇尤溢焉，猗歟盛哉！凡四十八年之中，鴻謨駿烈，巍然煥然，不可殫述。”

開篇即強調神宗在位四十八年，在位長久，超過了世宗，大書(shu) 特書(shu) 一番。

對於(yu) “萬(wan) 曆三大征”則稱頌為(wei) “愷澤涵濡，太和洋溢，九宇風動，萬(wan) 品春熙，聲靈之所赫濯，殲哱播於(yu) 一怒，造箕服於(yu) 垂亡，洵非偶然之故已。”

其中，“哱”指寧夏哱拜，“播”指播州楊應龍，“箕服”指朝鮮，平定哱拜、播州的叛亂(luan) ，援朝抗倭，就是所謂“萬(wan) 曆三大征”，序文裏認為(wei) 是神宗德政之功，辭藻誇張浮華，

對於(yu) 神宗的怠政、其與(yu) 群臣關(guan) 於(yu) 繼嗣問題的衝(chong) 突及其派出礦監、稅使攫取國家財富等事，則均回護不提。

明光宗隻在位一個(ge) 月，《光宗貞皇帝實錄序》稱：

“神皇厭代，寶位初登，凡前此未沛之屯膏，久鬱之士氣，一皆遵奉遺詔，渙發推行。德音始播，海內(nei) 欣然，相慶為(wei) 不世出之聖主也。

惟是天性篤孝，哀怛摧傷(shang) ，萬(wan) 幾叢(cong) 於(yu) 裁決(jue) ，三禮瘁於(yu) 躬親(qin) ，金縢無圭璧之祈，靈藥寡瞑眩之效。才及匝月，而龍馭遽上昇矣。”

行文辭藻也十分華麗(li) ，隱去光宗貪淫傷(shang) 身之事，而將其早亡歸因於(yu) 性情至孝，所以在神宗駕崩後未能節哀而傷(shang) 身崩殂。

實際上，神宗由於(yu) 皇位繼嗣問題，與(yu) 大臣關(guan) 係緊張，引發諸多政爭(zheng) ，光宗死亡也與(yu) 政治陰謀有關(guan) ，故有“紅丸案”一說流傳(chuan) 。

光宗在位時間短促，潛邸之時也少有作為(wei) ，功績著實不易表彰，於(yu) 是《光宗貞皇帝實錄序》抓住撤銷神宗亂(luan) 政的礦監稅使與(yu) 調和君臣矛盾等事跡，大書(shu) 特書(shu) 以為(wei) 功德，“其他撤礦稅、發內(nei) 帑、起廢臣、釋重係，即如天好生，何以加茲(zi) 。”

序文中最特殊的就是世宗親(qin) 撰的《獻皇帝實錄序》，因為(wei) 興(xing) 獻王並沒有做過一天皇帝，但是為(wei) 其上尊號和編修實錄是“大禮議”最重要的一步，形成文獻典籍，是“大禮議”成功標誌之一，

所以此序文對於(yu) 世宗也非常重要，為(wei) 了處理興(xing) 獻王不是皇帝的事實，在序文中采用了比附的方法，將興(xing) 獻王比附為(wei) 周文王：

“蓋文王之治，雖止於(yu) 岐，而其丕顯之謨，克昌厥後，則實有帝王之德之功，何可泯也？！

……夫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此帝王出治之本也，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此帝王為(wei) 治之要也。而我皇考以是二者，體(ti) 之身心，發之言論，修之於(yu) 宮閫之間，行之於(yu) 封域之內(nei) 。

……其識度高明，規模宏遠，蓋已具帝王之體(ti) 。舉(ju) 而措之，於(yu) 治天下也，特易易焉。……然即其所已書(shu) 者觀之，實無愧於(yu) 文王之德之純。”

周文王並未在天子位上，但是奠定了周滅商的基礎，所以世宗將生父興(xing) 獻王比附為(wei) 周文王，也暗示著做皇帝的自己實乃天命攸歸，與(yu) 周武王相酹。

鞏固自己的皇位正統性，正是世宗“大禮議”的首要目的，在此序文中表露無遺。

當然，序文中也有曲筆較少，相對中肯之篇。比如《孝宗敬皇帝實錄序》中總結孝宗：

“惟我皇考孝宗敬皇帝，在位十有八年，事天法祖，以綱常為(wei) 治，用人行政，禦世理民之道，罔不具盡，是以人安物阜，海宇晏然。

慮夫越歲既久，文恬武嬉，則又勵精洞察，欲大有所振興(xing) 革，而昊天弗吊，龍馭遽升。凡我臣民，攀號罔極，蓋育是有遺恩焉。”

此段對孝宗的評價(jia) ，結合明代史事，相對公允，而且還提到了孝宗後期政治“文恬武嬉”的局麵，隱含批評之意，並表達了孝宗沒能改革國政就不幸駕崩的遺憾。

《明孝宗實錄》成於(yu) 正德四年，武宗剛剛十八歲，這篇序文可能加入了很多大臣們(men) 的意見，他們(men) 期待武宗繼承孝宗遺誌，振興(xing) 國家，文中還以武宗口吻表達了“繼述之誌”。

“顧予衝(chong) 人，向居儲(chu) 副，雖問安視膳之外，無所預知，而大政鴻號如雷霆日月之在天下，固有不言而喻者，繼述之責實在。”

盡管序文中都有現任皇帝表達繼承先代皇帝的內(nei) 容，但是結合武宗即位初的明代史事，此序文對武宗“繼述”的期待之情較其他篇序文更為(wei) 強烈。

四、《明實錄》序文與(yu) 明代政治文化

通過對《明實錄》序文進行文本解讀，可以發現其承載的明代政治文化。

政治文化的探究其實在中國曆史上很早就進行著，探求國家興(xing) 亡之緣由，分析政治成敗的淵源，最著名的事跡就是周武王與(yu) 周公旦總結商朝滅亡，

認為(wei) “敬天保民”比“事鬼神”更能有效地治理天下，這個(ge) 故事在儒家經典中流傳(chuan) ，很大程度上為(wei) 宣傳(chuan) 儒家的政治訴求服務。

但是這樣的事跡反映著人主動地探求政治運作的奧秘，並且形成一種較成體(ti) 係的政治觀念。

與(yu) 之相似的政治文化探究事例在中國曆史上有很多，但是首次將這種觀察視角與(yu) 研究方法在學術界係統的表述出來的，是美國政治學家阿爾蒙德（Almond，1911—2002）。

他是結構-功能主義(yi) 學派學者，在政治學研究中運用結構-功能主義(yi) 的方法，提出了“政治文化”概念的內(nei) 涵與(yu) 外延，以及政治文化研究的範式。

他在《比較政治學——體(ti) 係、過程和政策》一書(shu) 中提出，

“政治文化是一個(ge) 民族在特定時期流行的一套政治製度、信仰和感情。這個(ge) 政治文化是由本民族的曆史和現在社會(hui) 、經濟、政治活動進程所形成。

人們(men) 在過去的經曆中形成的態度類型對未來的政治行為(wei) 有著重要的強製作用。政治文化影響各個(ge) 擔任政治角色者的行為(wei) 、他們(men) 的政治要求內(nei) 容和法律的反應。”[8]

盡管他是基於(yu) 民族國家的角度闡述“政治文化”概念的，對於(yu) 研究前近代的明代中國，也有很大的借鑒作用。

趙軼峰先生進一步闡述，“政治製度、政治價(jia) 值、政治思想、政治生態，從(cong) 這4個(ge) 基本維度透視出來的特定社會(hui) 共同體(ti) 公共權力設置和運作的精神傾(qing) 向和生態格局就是政治文化。”[9]

從(cong) 這個(ge) 視角出發進行研究，就會(hui) 發現並理解明代政治現象中許多通約的、預設的、互動的、共生的元素。

《明實錄》序文很大程度是由皇帝和大臣集體(ti) 創作的，但是都被題為(wei) “禦製”，由現任皇帝為(wei) 第一人稱，列於(yu) 實錄卷首，對先皇帝進行蓋棺定論式的評價(jia) ，

家族後人為(wei) 家族先人撰寫(xie) 總結其一生的文章，這個(ge) 形式有些類似於(yu) 皇帝的“家狀”，隻是這個(ge) “家”很特殊，是龐大的國家共同體(ti) 的核心，所以可以從(cong) 中解讀出明代政治文化的一些元素。

首先是天命的觀念。

盡管天命的觀念古已有之，肇於(yu) 先秦，而至明代則成為(wei) 了國家政治活動中最為(wei) 重要的話語之一。

《明實錄》序文處處充斥著天命觀念，皇帝之所以會(hui) 登上皇位，是由於(yu) 天命所向，從(cong) 更大的範圍來講，大明擁有天下，也是天命使然，天命是權力來源和既定事實最高的解釋。

《太祖武皇帝實錄序》中表達的最為(wei) 明顯，“天生我皇考，聖智聰明，為(wei) 啟運創業(ye) 之君，夫豈偶然？！”

天命觀念既保證君主的正統性，同時也對君主行為(wei) 具有一定的約束作用，為(wei) 了保有天命，就必須廣施德政。

德政的觀念是第二個(ge) 元素。

德政觀在《明實錄》序文中表現為(wei) 兩(liang) 種，

一是君主自身具備的德行，

如《憲宗純皇帝實錄序》中“孝敬隆於(yu) 侍膳問安，寬仁見於(yu) 存心待物”，《宣宗章皇帝實錄序》中“天德夙成，聖學日熙等語。

二是君主實施一係列仁德的政策，如《宣宗章皇帝實錄序》稱讚宣宗，

“皇祖仁宗皇帝統禦之初，正位東(dong) 朝，參理庶政，天下被其澤。及登太寶，欽承祖宗成憲，圖任賢良，恪存誠敬以典神天，躬行仁惠以育庶參（應作黎）”肯定宣宗的守成之功。

再如，《穆宗莊皇帝實錄序》稱讚穆宗，

“既即大位，承世祖精核之後，務在和寧寓內(nei) ，寬賦省刑，以佐元元之急。故一時注措，往往先惇大、後操切、守畫一、戒紛更，天下宴然。”

肯定穆宗修正世宗時期弊政並調和國內(nei) 外矛盾的政策。

天命觀與(yu) 德政觀相輔相成，在《明實錄》序文中處處可見。盡管有頗多溢美之詞，曲筆之處，但是反映著明代政治文化的話語特點。

此外，《明實錄》本不能流傳(chuan) 於(yu) 世，理論上僅(jin) 供皇帝參覽、借鑒，所以《明實錄》序文的溢美與(yu) 曲筆也需得客觀看待。

一方麵是為(wei) 尊者諱，為(wei) 長者諱的中國傳(chuan) 統史學觀念的內(nei) 在要求。先皇帝，既是政治上的尊者，又是家族血統的長者，

所以塑造、維護先皇帝的偉(wei) 大形象，既是一種禮製和正統性的政治需要，又是孝敬長者的情感需要。

而另一方麵，《明實錄》序文必有現任皇帝立誌繼承祖宗、先皇帝德行善政的內(nei) 容，表達著“繼誌紹述”的情感，

更兼序文編纂或有大臣參與(yu) ，溢美和曲筆從(cong) 某種程度來講也是為(wei) 現任皇帝樹立學習(xi) 、借鑒的榜樣，體(ti) 現著明代政治文化對於(yu) 君主的政治訴求。

當然，這種訴求對於(yu) 皇帝有多大的約束作用，還需結合其他史料來進一步分析，但是《明實錄》序文中的訴求卻是十分明顯的，而且序文首列實錄，本身在形式上是非常重視的。

第三個(ge) 元素是聖王崇拜，除了皇帝施行德政的訴求之外，《明實錄》序文大量用典，尤其重視“三代聖王”的典故。先皇帝的言行往往比附“三代聖王”。

《獻皇帝實錄序》就是如此，將興(xing) 獻王比附周文王，目的是將在位的世宗比作周武王，強調正統性。

而比附“三代聖王”以獲得正統性的依據，恰恰反映著明代政治文化中，聖王崇拜對當時政治活動據有很大的影響力。

《世宗肅皇帝實錄序》以神宗的口吻寫(xie) 道，“蓋文王之後有武王纘緒，而受命日淺，至於(yu) 成王，始克追揚盛美，紀於(yu) 竹書(shu) 。顧朕雖德弗類，而所乘之時與(yu) 地亦有不得而辭者。”

《明世宗實錄》成於(yu) 萬(wan) 曆五年，在序文中又將世宗比作文王，早逝的穆宗比作武王，現任的神宗則當為(wei) 成王。

時值張居正秉政，前文已述序文乃張四維代撰，其中必然滲透著首輔帝師和大臣們(men) 的意思，對於(yu) 神宗未來成為(wei) 聖王的期許十分殷切。

第四，對實錄編修的重視，體(ti) 現著明代政治文化中對曆史鑒戒作用的重視。《明實錄》序文中均強調編修實錄的重要性，強調現任皇帝對編修實錄的重視程度與(yu) 迫切心情。

一方麵是由於(yu) 上文所說的政治正統性需要與(yu) 情感需要，另一方麵則是“國史”本身對於(yu) 國家政治鑒戒意義(yi) 的內(nei) 在要求。

《明實錄》在明代相當於(yu) “國史”，對《明實錄》的重視也就體(ti) 現著對大明天命、先皇帝、國家社稷的重視。

《太祖武皇帝實錄序》開篇即言，“自古帝王之有天下，其言行、政治必有史臣紀載，以垂鑒戒，此古今之盛典，朝廷之先務也。”

《太宗文皇帝實錄序》則稱，“古之為(wei) 天下國家者，必建史官，左右史分記言動。

唐以來朝廷紀述祖宗時事有實錄，則合左右史之所記。凡功德之大，政務之要，以及其臣之言行有關(guan) 治體(ti) 者，皆在焉。”

“左史記言，右史記動”是中國傳(chuan) 統史學的一種認識，這種認識在明代被視為(wei) 是一種事實，

也正基於(yu) 此，在編修《實錄》的同時，國家也編修了《寶訓》，仿佛《實錄》記動、《寶訓》記言一般。

但是《寶訓》的序文沒有像《明實錄》序文一樣對先皇帝的事跡進行總結，相對而言《寶訓》的曆史鑒戒作用也不如《實錄》生動直接。

《明實錄》序文中關(guan) 於(yu) 曆史的重視之處不勝枚舉(ju) ，其目的也很明確，一是昭示大明的統緒不絕，“朕嚐莊誦累朝實錄，而知祖宗列聖神功聖德之大矣”，

二是具體(ti) 的鑒戒作用和政治宣傳(chuan) 的需要，“朕惟國必有史，以記載一代為(wei) 治之跡。

若唐虞之《典謨》，孔子之《春秋》，其體(ti) 裁雖不同，而其義(yi) 主於(yu) 明君道、敘臣事、昭治製、示勸懲，則未嚐或異也。

後世紀傳(chuan) 擬《典謨》，編年擬《春秋》，而《實錄》兼之。自唐以來相沿纂述，蓋有莫之能廢者矣。”

曆史與(yu) 政治結合，這是中國傳(chuan) 統官方史學的特征之一，也是政治文化的特征之一。

《明實錄》序文在有限的篇幅之內(nei) ，除少數幾篇外，均要強調對曆史鑒戒作用的重視，反映著明代政治文化的“史鑒”特點。

五、結  語

綜上，明代政治文化的研究必須立足於(yu) 明代甚至前代諸多史料的基礎上，才能探討其特定曆史情境下的諸多元素。

通過《明實錄》序文來解讀明代政治文化，仍有許多可挖掘之處，《明實錄》序文中反映著一係列的政治觀念、政治訴求和話語情態，

其文本的進一步解讀仍值得學術界重視，而且結合其它史料的進一步研究，將會(hui) 使明代政治文化的研究更加立體(ti) 和深入。

注  釋

[1] 參見謝貴安：《明實錄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266—272頁。

[2] 參見趙軼峰：《明代政治文化研究的視閾》，《古代文明》2014年第1期。

[3] 謝貴安：《明實錄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267頁。

[4] 《明世宗寶訓》卷2，嘉靖四年三月甲戌，台灣地區“中研院”史語所1962年校勘本，第76-77頁。以下《明實錄》及其附錄皆用此版本，恕不贅注。

[5] 《明熹宗實錄》卷35，天啟三年六月戊子，第1835頁。

[6] 張四維：《條麓堂集》卷4《序文》，《恭擬世宗實錄序文》，續修四庫全書(shu) 集部別集類第1351冊(ce) ，影印山西大學圖書(shu) 館藏明萬(wan) 曆二十三年張泰征刻本，第282-283頁。

[7] 參見：高豔林：《論<大明恭穆獻皇帝實錄>的史料價(jia) 值》，《南開學報》1998年第3期。

[8] 加布裏埃爾•A·阿爾蒙德、小G•賓厄姆•鮑威爾：《比較政治學——體(ti) 係、過程和政策》，曹沛霖等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29頁。

[9] 趙軼峰：《明代政治文化研究的視閾》，《古代文明》201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