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兩(liang) 種“華夷觀”的對峙、成因及其影響

作者：劉俊

來源：《原道》第34輯，陳明、朱漢民主編，湖南大學出版社2018年5月出版

時間：孔子二五六九年歲次戊戌十月初八日辛亥

          耶穌2018年11月15日

內(nei) 容摘要：元代是“華夷之辨”觀念最為(wei) 凸顯的朝代之一。多元的文化政策、不同的南北學術、差異的種族製度等，使得有元一代恪守“華夷大防”與(yu) 突破“華夷大防”成為(wei) 兩(liang) 種並行不悖的華夷觀。

兩(liang) 種華夷觀在根本上都不以地域、血緣為(wei) 標準，而是以守護和捍衛華夏文化為(wei) 旨歸，差異在於(yu) 是否承認夷狄具有獲取正統地位的身份和資格。

在“華夷之辨”上，元代統治者在思想上基本處於(yu) 失語狀態，在行動上時斷時續、並不徹底地貫徹“用夏變夷”的策略，形成元代所特有的“南北不同、政冷民熱”的華夷觀特質，造就元代從(cong) 統治者到士人分裂、糾結和矛盾的心理。

一方麵元代統治者既某種程度推行華夏文化，又毫不猶豫執行“蒙古人至上”的策略，另一方麵元代士人既有認可蒙元正統地位，以死為(wei) 元守節的，亦有否認而積極參加反元起義(yi) 的。元代的華夷觀為(wei) 元代政權的早亡埋下伏筆。

關(guan) 鍵詞：元代；華夷觀；陳則通；郝經

一、引言

“華夷之辨”淵源有自，是儒家政治哲學中的重要範疇。每逢漢族政權遭受少數民族入侵，甚至取而代之為(wei) “中國之主”時，“華夷之辨”的觀念就會(hui) 愈加強烈，成為(wei) 捍衛國家正統、保護華夏文化的思想武器。

在中國兩(liang) 千多年的曆史上，大約有四個(ge) 時代最為(wei) 強烈，一是漢代；二是宋代；三是元代；四是清代。

雖然“華夷之辨”早在孔子之前已經出現，但孔子的“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論語·八佾》）以及孟子的“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yu) 夷者也”（《孟子·滕文公上》）將此問題基本明確化和初步定型化。

此問題曆經演變，經過宋代的熱議和激辨，至元代則迎來新一輪的爭(zheng) 鋒與(yu) 辯論。

而以往的學術史研究，對此則極為(wei) 薄弱和粗略，一是因為(wei) 皮錫瑞等前賢對元代經學有意無意的貶低；二是因為(wei) 元代《春秋》學史散亂(luan) ，影響對“華夷之辨”的探討；

三是因為(wei) 學術界對元代“華夷之辨”的粗線條描述，這些都極大影響我們(men) 對儒家政治哲學上一個(ge) 非常重要問題“華夷之辨”的厘清和把握，

這就需要我們(men) 深入文本，深刻剖析“華夷之辨”在元代的特質以及影響，以推進和豐(feng) 富儒家政治哲學史的研究。

二、北儒郝經的合法性辯護

蒙元定鼎中原之後，原屬北地金代的學者郝經另辟蹊徑，為(wei) 蒙元政權的合法性進行理論辯護。

郝經（1223-1275），字伯常，祖籍山西，避難於(yu) 河南許昌，自幼好六經，潛心於(yu) 伊洛之學，師元好問，與(yu) 趙複交好。

1256年拜見忽必烈，曆任翰林侍讀，江淮、荊湖、南北、等路宣撫副使。1260年，出使南宋，被囚16年，1274年被救，一年後去世。贈昭文館大學士，榮祿大夫，追封冀國公，諡文忠。

（郝經）

正是郝經這段非凡的經曆，使其對“華夷之辨”有著異於(yu) 他人的理解。

首先，郝經論述夷狄統治中國的合法性。郝經從(cong) 儒家“用夏變夷”的角度，對夷狄統治中國的合法性問題進行論證，推進蒙元正統地位的確定。

在其學說中體(ti) 現對蒙元少數民族政權的認可。郝經稱：“天無必與(yu) ，唯善是從(cong) ；民無必從(cong) ，唯德是從(cong) ”，“聖人有雲(yun) ，夷而進於(yu) 中國，則中國之，苟有善者，與(yu) 之可也，從(cong) 之可也”。[1]

在其看來，少數民族入主中原，努力吸收儒家禮義(yi) 文明，統一中原乃至全國，其政權即可視為(wei) 正統。由此即不難理解為(wei) 何郝經作為(wei) 蒙元使臣，被南宋拘禁十六年，屢次拒絕宋方的勸降，劉因稱之為(wei) “漢北蘇武”。

元儒中持“夷而進於(yu) 中國則中國之”觀點的學者亦不在少數，如王元傑在解釋《春秋·莊公五年》經文“秋，郳黎來朝”時稱：

“《春秋》之列中國附庸之君，未王命者例稱字，……郳國小而禮不足，當以名見，以其能修朝禮，特書(shu) 曰朝，介葛盧則書(shu) 來，而不與(yu) 其朝也。其後王命以為(wei) 小邾子，蓋已進於(yu) 此矣。夷而進於(yu) 中國則中國之，此春秋之大法也”。[2]

在王元傑看來，夷狄之邦的郳國因能修朝禮，故《春秋》特書(shu) “朝”以示褒獎，並肯定“夷而進於(yu) 中國則中國之”為(wei) 《春秋》之大法。

其次，郝經主張“用夏變夷”。蒙元作為(wei) 夷狄政權的正統地位得以確定，其前提條件在於(yu) “用夏變夷”。

郝經在分析北魏、金朝政權的基礎之上，指出此二者取得的政績皆出於(yu) 對華夏文明的吸納，夷狄之邦以華夏文明教化自身，從(cong) 而改革少數民族某些落後製度與(yu) 習(xi) 俗。

而《春秋》經文中對接受華夏文明教化、行仁義(yi) 之舉(ju) 的夷狄之君，在稱謂上為(wei) 其進位，如《春秋·定公四年》經文“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於(yu) 伯舉(ju) 。

楚師敗績”即為(wei) 明證，因“吳信中國而攘夷狄，吳進矣”（《春秋穀梁傳(chuan) ·定公四年》），於(yu) 稱謂上變“吳人”為(wei) “吳子”，以示嘉許。

由此可知，華夏文化與(yu) 漢族政權實際上無必然聯係，夷狄之國同樣可以吸收、融合華夏文明。

而中國曆史上不乏親(qin) 近華夏文化的少數民族，如白壽彝先生稱，曆史上的朝貢與(yu) 和親(qin) ，實為(wei) 周邊少數民族“向往中原、欽慕漢族文化的反映”。[3]

若夷狄之國能接受中原禮義(yi) 文明之教化，則可與(yu) 華夏之民一視同仁。故在郝經看來，對蒙古統治者而言，隻要實行中國之道，即可視為(wei) 中國之主人。

這裏值得注意的是，儒家華夷之辨的主旨實際在於(yu) 禮樂(le) 文化而非地域劃分，正如向世陵先生所言，

“在儒家的經典和儒家主流傳(chuan) 統中，‘天下’高於(yu) 華、夷，華夷之辨的實質，不在地域族群，而在君臣父子之大義(yi) ”，

故“華夷之辨的興(xing) 起，與(yu) 地域與(yu) 族群相關(guan) ，但共處於(yu) 同一‘天下’的事實，又使得自君主至民眾(zhong) 都有著更為(wei) 廣闊的視野，有著動態的變化發展的觀念，並不是將對方機械地排斥在‘中國’之外。”[4]

而體(ti) 現在《春秋》經文中，即為(wei) 某些中原諸侯若不修禮樂(le) 文化，或依附夷狄，則以“夷”待之。

最典型的則是《春秋·莊公十七年》經文“十有七年春，齊人執鄭詹”，鄭詹朝聘齊國之時，行夷狄之禮，應對失辭或禮貌悖慢，則《春秋》於(yu) 稱謂上稱名賤之。

“用夏變夷”的關(guan) 鍵即為(wei) 行“中國之道”，故郝經進一步闡釋了何為(wei) “中國之道”。

他指出：“道統乎形器，形器所以載夫道。即是物而是道存，即是事而是道在，……道不離乎外物，不外乎天地，而總萃於(yu) 人焉”（《道》，第181頁），“天之所與(yu) ，不在於(yu) 地而在於(yu) 天，不在於(yu) 人而在於(yu) 道”（《冠軍(jun) 樓賦》，第18頁）。

郝經認為(wei) “道”以客觀形器作為(wei) 載體(ti) ，落實到社會(hui) 政治層麵，即體(ti) 現為(wei) 以“三綱”、“五常”為(wei) 核心的政治倫(lun) 理思想。郝經主張“能行中國之道，則中國之主”（《與(yu) 宋國兩(liang) 淮製置使書(shu) 》，第432頁），

其中“中國之道”，即許衡在呈送忽必烈的奏章中所謂的“漢法”，乃傳(chuan) 承幾千年的以禮義(yi) 為(wei) 核心的儒家典章製度、禮義(yi) 教化以及倫(lun) 理綱常。

（忽必烈）

蒙元統治者進入中原，原先遊牧民族所遵循的製度已經不再適用於(yu) 統一天下的政治需要，故是時以郝經為(wei) 代表的北方漢族士大夫提出以“中國之道”作為(wei) “用夏變夷”的內(nei) 容是很有必要的。

並且指出“夫紀綱禮義(yi) 者，天下之元氣也；文物典章者，天下之經脈也。非是則天下之器不能安，小廢則小壞，大廢則大壞；小為(wei) 之修完則小康，大為(wei) 之修完則太平。”（《立政議》，第360頁）

由此可知，能否實行綱常禮義(yi) 、典章製度等“中國之道”對於(yu) 夷狄統治中國至關(guan) 重要。郝經的這一主張得到忽必烈的認可，深深影響元代的治國方略，

以致明代宋濂在《元史》校勘記中稱讚道：“世祖度量弘廣，知人善任使，信用儒術，用能以夏變夷，立經陳紀，所以為(wei) 一代之製者，規模宏遠矣。”

三、南儒陳通的“嚴(yan) 華夷大防”

在元代之前，宋室尤其是南宋，一直麵臨(lin) 外族的威脅和入侵，朝廷上下基本恪守傳(chuan) 統儒家的“嚴(yan) 華夷大防”。南宋滅亡，元代的陳則通繼續恪守此金科玉律，並作出進一步的闡釋和推進。

首先，陳則通在稱謂上“正名”。

《春秋》以道名分，此言雖出自莊子，但在儒家則自有其義(yi) 。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論語·子路》），

又通過筆削《春秋》來彰顯其“正名”思想，意在通過厘定名分來教化天下，以維護封建社會(hui) 的倫(lun) 理綱常、等級製度，從(cong) 而成為(wei) 儒家政治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

陳則通作為(wei) 正統儒家，自然對此繼承無二，如吳、楚國君自稱“王”，而《春秋》稱之“子”，如《僖公二十一年》經文“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hui) 於(yu) 盂”；

是時周王室已不能自立於(yu) 天下、不得不依賴於(yu) 諸侯國扶持，然齊、晉雖強，《春秋》仍稱之“侯”，位於(yu) 周天子之下，以示“尊王”之義(yi) ，

又如《桓公二年》經文“三月，公會(hui) 齊侯、陳侯、鄭伯於(yu) 稷，以成宋亂(luan) ”，皆體(ti) 現《春秋》“正名”之法。

種種此例，在陳則通那裏，不勝枚舉(ju) ，陳則通之所以特別凸顯和強調“正名”，正是變相對元代入主中原，名不正言不順的否定。

其次，反對夷狄幹預華夏事務。

在陳則通看來，春秋之時，吳楚等國為(wei) 夷狄之邦，借助武力強盛，往往與(yu) 華夏諸侯會(hui) 盟，趁機幹涉華夏事務，

故《春秋》於(yu) 稱謂上寓褒貶，體(ti) 現“尊王攘夷”“內(nei) 諸夏而外夷狄”之義(yi) 旨，稱吳、楚為(wei) “人”，或直接以州稱之，以貶斥夷狄不修禮義(yi) ，

如僖公元年經文“楚人伐鄭”、莊公二十三年經文“荊人來聘”。對華夏諸侯“攘夷”之義(yi) 舉(ju) 則予以褒獎，

這一點元儒鄭玉在《春秋闕疑》中的闡釋更為(wei) 詳實，如其從(cong) 事件性質出發，根據救者善，則伐者惡；

伐者善，則被討伐者為(wei) 惡，總結《春秋》書(shu) “救”兩(liang) 大原則，即華夏諸侯見侵於(yu) 夷狄，伯主救之，此舉(ju) 為(wei) 善，

如“莊公二十有八年，荊伐鄭，公會(hui) 齊人、宋人救鄭”；華夏諸侯從(cong) 屬於(yu) 夷狄，伯主討伐，其依附國救之，此舉(ju) 非善。

如閔公二十八年經文“楚人救衛”，晉伐衛，因討其從(cong) 楚之罪，即伐之善，而楚國救衛亦並非救災撫恤，而是“黨(dang) 其從(cong) 屬之人”，故鄭玉稱之為(wei) “非善”。

於(yu) 此，以陳則通為(wei) 代表的元儒實際上表達了對蒙元政權的態度，即反對夷狄政權對華夏漢族的統治，這與(yu) 現實層麵南宋遺民不承認蒙元政權的正統地位是一以貫之的。

最後，主張唯有伯主能夠震懾夷狄。

陳則通首先分析中原諸侯國陳國漸次被欺淩來表明伯主製度的衰敗。陳國位於(yu) 禹貢豫州之東(dong) ，山川作為(wei) 屏障，距楚不遠，故長期為(wei) 夷狄所侵擾。

在陳則通看來，最初中國之有陳國則體(ti) 現伯主之勢強，陳國得伯主之庇護可免於(yu) 夷狄之侵伐。

是時王室衰微，齊桓公、晉文公圖謀伯業(ye) ，國力興(xing) 盛，足以外攘夷狄、內(nei) 安中國，故陳國國君結交、依附於(yu) 中原之伯主，不受夷狄侵淩，如莊公十三年陳從(cong) 齊參加北杏會(hui) 盟；

隨後，靈成景厲幽之時華夏諸侯與(yu) 夷狄之爭(zheng) 陳，則說明伯主之勢漸次衰弱。此時楚國入蔡、伐鄭、圍許，聲威大震，陳國畏懼楚國之強盛，自此諸侯會(hui) 盟陳國國君皆不至，命世子代為(wei) 前往，如葵丘之會(hui) 。

後陳國舍齊而從(cong) 楚，宣公十一年從(cong) 楚參加辰陵之盟，甚至於(yu) 城濮之戰中陳與(yu) 鄭、蔡作為(wei) 楚的從(cong) 屬國與(yu) 晉國對抗，體(ti) 現是時伯主之式微；

最後，春秋末年夷狄與(yu) 夷狄之爭(zheng) 陳，則體(ti) 現伯主之勢徹底終結，華夏之無伯。如哀公六年“吳伐陳”，標誌夷狄與(yu) 夷狄爭(zheng) 陳的局麵自此開始，陳則通將其解釋為(wei) “不知當時伯主安在”，[5]

體(ti) 現此時華夏諸侯勢弱、夷狄之邦強盛。接著，陳則通指出由楚人伐鄭而知中國之有伯主。

於(yu) 周王室衰微之際，諸侯之間征伐不斷，蠻夷侵淩，齊桓公上以尊天王、下以安中國，天下複歸於(yu) 正，孔子亦稱頌其功“管仲相齊桓，霸諸侯，一匡天下，民至於(yu) 今受其賜”（《論語·憲問》）。

（管仲）

陳則通借分析楚人伐鄭之事，從(cong) 中凸顯中國之伯主於(yu) 夷狄的震懾作用。鄭伯，畿內(nei) 諸侯。楚國興(xing) 師伐鄭，鄭與(yu) 周王室咫尺距離，楚國為(wei) 何不越鄭而伐周呢？實為(wei) 忌憚伯主。

楚莊王敢問鼎中原但不敢取鄭，楚靈王欲求鼎卻不敢付諸行動，陳則通將其解釋為(wei) 懼怕由此招致兵禍，在“尊王攘夷”旗幟下，天下諸侯皆與(yu) 之為(wei) 敵，故得出結論楚人伐鄭而知天下有晉。

陳則通對這一曆史的評述旨在影射宋室由統轄南北漸次偏安一隅最後又至亡國，之所以如此，就在於(yu) 華夏民族的勢弱。而若要恢複就必須有強有力的君主出現，唯有此才能驅除蒙元統治。

總而言之，以陳則通為(wei) 代表的“南人”，對蒙元入主中原多持否定態度，甚至更為(wei) 極端，直接反對接近、交往夷狄，更不用說“以夏變夷”。

這種恪守“夷夏之防”的思想在元代是非常有影響的，直接造就一大批學者寧死、寧隱亦絕不仕元。

以南方徽州地區為(wei) 例，據趙華富的《徽州宗族研究》和《新安名族誌》記載，宋元時期徽州宗族的遷入大致可總結為(wei) 兩(liang) 大類：

一是北方大族為(wei) 躲避戰亂(luan) ，全家遷入徽州，逐漸在此地繁衍生活；另一類是先祖在本地為(wei) 官，卸任後世世代代居住下來，而兩(liang) 者中又以第一類情況居多。

是時新安學者一個(ge) 共同的特點即躲避戰亂(luan) ，不仕元朝，將精力集中於(yu) 心性修養(yang) 、講學授徒。

元代新安地區存在府學、書(shu) 院、社學、私塾四種教育機構，教學內(nei) 容上皆以朱子為(wei) 宗。學者興(xing) 書(shu) 院、建精舍，授徒講學，以興(xing) 起斯文、傳(chuan) 道授業(ye) 為(wei) 己任，據相關(guan) 研究了解[6]，

元代新安地區書(shu) 院共計44所，其中新建書(shu) 院35所，如元末唐桂芳築三峰精舍、胡澱建明經書(shu) 院、程大昌建“西山書(shu) 院”，

另9所為(wei) 宋代所建而在元代得以修葺發展，如北宋張舜臣的龍川書(shu) 院。由此可見恪守儒家傳(chuan) 統嚴(yan) 守“華夷大防”思想的影響。

四、兩(liang) 種華夷觀的成因與(yu) 影響

元代之所以會(hui) 在南北兩(liang) 地形成兩(liang) 種截然相反的華夷觀，

一是因為(wei) 北地金代漢化程度較高，經過金代百年的教化，北地漢儒對少數民族政權早已認同，而南宋則不然；

二是元代國祚不長，沒有充足的時間來完全消化、融合南北兩(liang) 地的思想，

三是元代實行的北地漢人為(wei) 三等人，南地漢人為(wei) 四等人的種族差異製度，造成地位不等以及影響思想上的融合。

正是基於(yu) 以上原因，兩(liang) 種觀念並行於(yu) 整個(ge) 元代。如果說以上隻是學者們(men) 的觀點，我們(men) 需要追問的是，元代統治者究竟是怎樣看待這個(ge) 問題呢？或者說，元代政府是主導哪種策略呢？

眾(zhong) 所周知，與(yu) 蒙元同為(wei) 少數民族入主中原的金代和清代，統治者對此非常重視。金代的統治者如完顏亮就說：

“朕每讀《魯語》，至於(yu) ‘夷狄雖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朕竊惡之!豈非渠以南北之區分，同類之比周，而貴彼賤我也。”[7]

清代的統治者如雍正皇帝更是親(qin) 自撰寫(xie) 《大義(yi) 迷覺錄》，與(yu) 臣下曾靜進行辯論，

乾隆皇帝則詔令將經書(shu) 中的“夷狄”替換為(wei) “外裔”等等，而我們(men) 檢遍元代史料發現元代統治者幾乎沒有論及這一問題。

不僅(jin) 如此，元代政府甚至將充滿極端謾罵、詆毀夷狄之語的胡安國《春秋傳(chuan) 》不加修改地列為(wei) 科舉(ju) 參考書(shu) 目，這個(ge) 中緣由確實耐人尋味。

細究起來，主要有：一是元代統治者少有精通儒學的，整體(ti) 漢化程度不高。

蒙元前期的世祖、成宗、武宗以及泰定帝皆是在漠北草原成長起來的，語言水平以及對儒學的了解都很淺顯，對儒學經典中的“華夷之辨”並不措意，

即使到後來的仁宗、英宗等，雖然儒學水平有所提高，漢化程度有所增進，但依然對儒家的製度、概念和範疇深感難解。

換而言之，元代統治者似乎根本不在乎“華夷之辨”，根本不在乎被學者稱之為(wei) “夷狄”，當然這種不在乎，很大程度是出於(yu) 不了解所致。

正是因為(wei) 此，元代學者中嚴(yan) “華夷大防”之音不僅(jin) 沒有銷聲匿跡反而大行其道。

二是元代多元的文化政策。元代版圖橫跨歐亞(ya) ，轄區內(nei) 民族眾(zhong) 多。

一方麵蒙元由於(yu) 自身文化落後，根本無法以其文化同化轄區各民族，另一方麵也無法以蒙元之外的一種文化、思想去同化各民族，雖然元代采取一些列尊儒的策略，

但這種策略並不穩定，儒學經常在與(yu) 蒙元文化的抗衡中處於(yu) 劣勢，即使到元代中後期，統治者伯彥仍然一度廢除儒學的各種製度，由此對儒學中“華夷之辨”漠視亦在情理之中。

當然，我們(men) 需要指出的是，元代統治者雖然在思想上失語，但在行動上卻部分地接受了郝經的建議，也就是“行中國之道”。

忽必烈登基之初，取國號為(wei) “元”時就明確指出此乃“法《春秋》之正始，體(ti) 大《易》之乾元”之意，可見是時儒家經典《春秋》已經對最高統治者產(chan) 生影響。

忽必烈之後，他的繼任者元成宗、元武宗繼續奉行“以儒治國”的政策，一方麵抬升孔子的地位，加封孔子為(wei) “大成至聖文宣王”，

並在全國各地建立文廟，設置儒學提舉(ju) ，並明確所有經典必須遵循朱子的注解，這就確定程朱理學在學校和儒生中的地位。

與(yu) 元代的前三任皇帝不同，第四任皇帝元仁宗自幼拜儒士李孟為(wei) 師，研習(xi) 儒家經典，對理學有著深深的同情和認可。執政之後，他所實施的一係列積極政策推動理學的發展。

（元仁宗）

據《元史》，首先，仁宗祭祀儒學曆代聖賢。仁宗除依照祖先舊製祭祀孔子外，他於(yu) 1316年“詔春秋釋奠先聖，以顏子、曾子、子思、孟子配享。封孟子父為(wei) 邾國公，母為(wei) 邾國宣獻夫人”，

並於(yu) 皇慶二年（1313年）下詔：“宋儒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邵雍、司馬光、朱嘉、張拭、呂祖謙及故中書(shu) 左丞許衡從(cong) 祀孔子廟廷。”

這種對先賢往聖的推崇、抬升，推動理學的進一步發展。其次，仁宗推動理學官學化最為(wei) 顯著之舉(ju) 即在於(yu) 恢複科舉(ju) 製，《元史》載：“倡於(yu) 草昧，條於(yu) 至元，議於(yu) 大德，沮尼百端，而始成於(yu) 延祐”便是明證。

經過儒臣的不斷努力以及仁宗的推動，終於(yu) 在1313年發布詔書(shu) ，明確恢複科舉(ju) 製度，但元仁宗仍然依據種族設置多項不平等政策來限製漢儒。

歐陽玄對元朝曆代皇帝的功績概括道：

“成宗皇帝克繩祖武，銳意文治，詔曰：‘夫子之道，垂憲萬(wan) 世，有國家者，所當崇奉。’既而作新國學，增廣學宮數百區，胄監教養(yang) 之法始備。

武宗皇帝煟興(xing) 製作，加號孔子為(wei) 大成至聖文宣王，遣使祠以太牢。仁宗皇帝述世祖之事，弘列聖之規，尊《五經》黜百家，以造天下士，我朝用儒於(yu) 斯為(wei) 盛。

英宗皇帝鋪張钜麗(li) ，廓開彌文。明宗皇帝凝情經史，愛禮儒士。文宗皇帝緝熙聖學，加號宣聖皇考為(wei) 啟聖王，皇妣為(wei) 啟聖王夫人改衍聖公三品印章。”[8]

從(cong) 中可以看出曆代皇帝在推行儒學上的具體(ti) 舉(ju) 措，這無疑是“用夏變夷”。

總而言之，就“華夷之辨”而言，元代統治者在思想上基本處於(yu) 失語狀態，而在行動上則是打折扣地貫徹“行中國之道”的策略，

但需要明確的是，蒙元這種行為(wei) 並非是意識到“華夷之辨”，而是出於(yu) 統治中原的權宜之計。

五、結語

縱觀元代，兩(liang) 種截然相反、背道而馳的“華夷觀”同時存在，雖然極有可能在金代、清代亦是如此，

但在元代“嚴(yan) 華夷大防”的華夷觀確是暢通無阻的，甚至指摘批評蒙元亦毫無顧忌，尤在原屬南宋的漢人（南人）中更為(wei) 流行。

這在金代和清代是不可思議的。這不可不說是元代“華夷觀”的一大特色。

這種恪守“華夷大防”的華夷觀一直在元代不絕於(yu) 耳，即使到元末江西人士李廉那，仍然認為(wei) 夷狄天性低劣，不可交往，

更沒有獲得正統的資格，他們(men) 這種堅持實質是對華夏文化的捍衛，也正是這種代不乏人的堅持，使傳(chuan) 統華夏文明流傳(chuan) 至今。

而以郝經為(wei) 代表的學者雖然突破“夷夏大防”，但並未完全喪(sang) 失傳(chuan) 統儒學的底線，而是為(wei) 夷狄入主中原設置前提條件，那就是必須承認和貫徹華夏文化，

這種觀點與(yu) 前一種觀點在堅守華夏文化上是一致的，差異就在於(yu) 是否承認夷狄有獲取正統的資格，顯然前一種基於(yu) 儒家正統觀念，根本不承認夷狄有獲取正統的資格和身份。

後一種觀點則在某種程度上解決(jue) 士人仕元的矛盾心理，甚至影響清代的正統觀念的塑造。

如果我們(men) 以文明的發展、社會(hui) 的演進和民族的融合等角度來審視的話，突破“夷夏大防”是有進步意義(yi) 的。

反之，若我們(men) 回到具體(ti) 的曆史情景當中，從(cong) “君臣大義(yi) ”的角度來看的話，恪守儒家“夷夏大防”在當時對於(yu) 守護儒家的倫(lun) 理綱常仍然是有意義(yi) 的。

無論何者，這兩(liang) 種對峙的華夷觀在元代雖然所起的作用不同，但無疑都守護和捍衛了華夏文化。

而就元代統治者來說，由於(yu) 並未在思想上參與(yu) “華夷之辨”，所以我們(men) 對元代統治者是否承認其“夷狄”身份無從(cong) 得知，畢竟“用夏變夷”是後人宋濂對忽必烈的評價(jia) 。

但元代統治者確實某種程度上認同儒家文化，采取措施鞏固儒學地位，贏得士子人心，以至於(yu) 在元末時期，以鄭玉、李廉等為(wei) 代表的學者情願以死為(wei) 元守節，

可見蒙元政權已經在部分士子心中獲得正統地位，這不能不說是推行華夏文化的結果，故錢穆先生感歎道：“明初諸臣不忘胡元，真屬不可思議之尤矣。”[9]

但也正是這種不徹底，造成元代社會(hui) 從(cong) 統治者到士大夫的分裂、糾結和矛盾，

一方麵元代統治者既某種程度推行華夏文化，又毫不猶豫執行“蒙古人至上”的策略，

另一方麵元代士人既有認可蒙元正統地位，以死為(wei) 元守節的，亦有否認而積極參加反元起義(yi) 的。

總之，元代的華夷觀既不同於(yu) 金，亦不同於(yu) 清，而是呈現出其所特有的“南北不同，政冷民熱”的特質，從(cong) 而也為(wei) 元代政權的早亡埋下伏筆。

注釋

[1]郝經：《時務》，《陵川集》卷19，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shu) 第1192冊(ce) ，第211頁。

[2]王元傑：《春秋讞義(yi) 》卷3，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shu) 第162冊(ce) ，第46-47頁。

[3]白壽彝：《關(guan) 於(yu) 中國民族關(guan) 係史上的幾個(ge) 問題》，《白壽彝民族宗教論集》，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59頁。

[4]向世陵：《華夷之辨與(yu) 儒佛之間》，《中國思想與(yu) 社會(hui) 研究》第1輯，2007年印行，第90頁。

[5]陳則通：《春秋提綱》卷1，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shu) 第159冊(ce) ，第764頁。

[6]編委會(hui) ：《安徽文化史》上冊(ce) ，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715頁。

[7]徐夢莘：《三朝北盟會(hui) 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15頁。

[8]歐陽玄：《圭齋文集》卷9，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shu) 第1210冊(ce) ，第95頁。

[9]錢穆：《讀明初開國諸臣詩文集》，《中國學術史思想論叢(cong) 》，台北聯經出版社1994年版，第131頁。

責任編輯：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