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來認識漢相平津侯公孫弘

作者：羅輝

來源：作者 賜稿

時間：孔子二五六九年歲次戊戌十月初八日辛亥

         耶穌2018年11月15日

中國曆史發展到清代，專(zhuan) 製主義(yi) 程度比前朝更為(wei) 加深，又因是外族入主中原，使清朝的政治植入滿族主義(yi) ，這就使得清朝雖然同以前一樣也是尊崇儒家的儒化王朝，但其政治天然地在很大程度上有違儒家王道政治原則。而當清朝後期正在走腐敗墮落的下坡路之時，西方列強卻挾船堅炮利的上升之勢，因而處處挨打以至被“革命”滅亡。然而清朝挨打和滅亡的要因實是未能克服滿族專(zhuan) 製主義(yi) ，嚴(yan) 重有違儒家王道原則，遏製、迫害以至殺害熱心救國救的儒生，但當時的人卻將儒家與(yu) 清朝及君主製捆綁在一起，要將儒家與(yu) 清朝及君主製一起打倒。之後如五四派更是將清朝的專(zhuan) 製和腐敗無能歸罪於(yu) 儒家，更是變本加厲地詆毀和栽贓儒家。

    孔子是聖人，孟子是亞(ya) 聖，顏淵是複聖，這些大聖大賢德行無虧(kui) ，學問精深，反儒反華份子們(men) 沒有地方下手攻擊，就隻能憑空詆毀，或黑白顛倒竄改曆史加以誣蔑。而秦漢之後第一個(ge) 以儒生麵目出現為(wei) 宰相公孫弘，因司馬遷在史書(shu) 中有說他“曲學阿世”“為(wei) 人意忌，外寬內(nei) 深”，不但讓後世儒生因此紛紛批評公孫弘，而那些反儒反華分子就更來勁了，更加肆意地藉此來攻擊儒家。就是研究《史記》的現代學者韓兆琦在其《史記箋注·平津侯主父列傳(chuan) 》中也說：“本文刻畫了公孫弘‘曲學阿世’，以詐偽(wei) 手段博得漢武帝信任，以致拜相封侯，和主父偃三人以文辭進用的過程。公孫弘以學《公羊春秋》進身官場，是武帝尊儒過程中第一個(ge) 獲得實利的人物。通過認識公孫弘可以使人們(men) 清楚地認識漢代尊儒的實質和這些被尊儒生的可鄙嘴臉。”

然而公孫弘果真是司馬遷筆下的那麽(me) 一個(ge) “曲學阿世”“為(wei) 人意忌，外寬內(nei) 深”人物嗎？甚至成為(wei) 了反儒反華分子的可鄙人物嗎？筆者仔細檢閱曆史記載，以為(wei) 公孫弘或許確實有這樣那樣的不足，但說他“曲學阿世”、“為(wei) 人意忌”，實在是有勉強詆毀的意味。再是，公孫弘通過其政治地位使漢朝的“獨尊儒術”落到實處，於(yu) 此後二千年的中華文明建設則有著巨大功勳。

一、公孫弘的“曲學阿世”

史書(shu) 記載說到公孫弘與(yu) “曲學阿世”幾個(ge) 字相關(guan) 聯的是轅固，不過那倒不是說批評公孫弘“曲學阿世”，而是告誡公孫弘不要“曲學阿世”。那是在漢武帝剛即位征詔賢良的時候。這時轅固已經九十多歲了，而公孫弘則是第一次被征召。當時公孫弘恭敬事奉轅固，眼睛都不敢正視。於(yu) 是轅固對他教導說：“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史記·儒林列傳(chuan) 第六十一》）即告誡為(wei) 人處世一定要遵循儒家正理，不要曲意儒學來逢迎世人。

而此後，“曲學阿世”這四個(ge) 字就跟上公孫弘了。

人們(men) 認為(wei) 公孫弘為(wei) 人處世“曲學阿世”，主要是以下麵兩(liang) 段《史記》上史料為(wei) 依據。

“每朝會(hui) 議，開陳其端，令人主自擇，不肯麵折庭爭(zheng) 。於(yu) 是天子察其行敦厚，辯論有餘(yu) ，習(xi) 文法吏事，而又緣飾以儒術，上大說之。……弘奏事，有不可，不庭辯之。嚐與(yu) 主爵都尉汲黯請間，汲黯先發之，弘推其後，天子常說，所言皆聽，以此日益親(qin) 貴。嚐與(yu) 公卿約議，至上前，皆倍其約以順上旨。汲黯庭詰弘曰：‘齊人多詐而無情實，始與(yu) 臣等建此議，今皆倍之，不忠。’上問弘。弘謝曰：‘夫知臣者以臣為(wei) 忠，不知臣者以臣為(wei) 不忠。’上然弘言。左右幸臣每毀弘，上益厚遇之。”（《史記·平津侯主父列傳(chuan) 第五十二》）

這段材料說公孫弘“曲學阿世”的表現有：一是不庭爭(zheng) ；二是以儒術緣飾文法吏事；三是曾背與(yu) 公卿議約而順武帝。

先說第一條。從(cong) 司馬遷批評公孫弘“不庭爭(zheng) ”讓我們(men) 可知，漢朝初期朝廷麵折庭爭(zheng) 皇帝是常態。漢朝建立之期，君臣間地位相差不是特別懸殊，丞相地位更是尊崇，丞相府相當於(yu) 中央政府，皇帝也待以殊禮。而其次的太尉、禦史大夫、以及諸卿大夫也是具有相當地位，不能被侮辱的。但司馬遷說公孫弘“不庭爭(zheng) ”顯然不符合他記錄的史事：“元朔三年，張歐免，以弘為(wei) 禦史大夫。是時通西南夷，東(dong) 置滄海，北築朔方之郡。弘數諫，以為(wei) 罷敝中國以奉無用之地，願罷之。於(yu) 是天子乃使朱買(mai) 臣等難弘置朔方之便。發十策，弘不得一。弘乃謝曰：‘山東(dong) 鄙人，不知其便若是，願罷西南夷、滄海而專(zhuan) 奉朔方。’上乃許之。”（《史記·平津侯主父列傳(chuan) 第五十二》）此段史實告訴我們(men) ，武帝要“通西南夷，東(dong) 置滄海，北築朔方之郡”，而公孫弘認為(wei) 開拓邊疆、在邊極之地設立行政機構勞民傷(shang) 財，會(hui) 招來疲憊中國的後果，因而極力反對，多次勸諫漢武帝放棄。漢武帝也為(wei) 了說服公孫弘，於(yu) 是派朱買(mai) 臣等文學之士問難於(yu) 公孫弘，以說明“置朔方之便”。在這種情況下，公孫弘找不出反對的理由，才與(yu) 武帝雙方妥協，“願罷西南夷、滄海而專(zhuan) 奉朔方”。

當然，司馬遷說公孫弘“不庭爭(zheng) ”應當不是空穴來風，公孫弘應該確實比較少地與(yu) 皇帝“庭爭(zheng) ”，這可能跟公孫弘本人的經曆與(yu) 年齡有關(guan) 。由史書(shu) 我們(men) 可知，公孫弘是一個(ge) 飽經世間冷暖之人，四十歲才發奮學習(xi) 儒家經典。六十歲才被征為(wei) 賢良，因出使匈奴回來匯報不合皇帝意思，就稱病辭官回家。第二次被地方政府“固推”而征詔時，公孫弘已經七十歲了，不意此後做官到做得非常順利。然而在漢初直到武帝朝，公卿大夫仍然都是麵折庭爭(zheng) 皇帝的情況下，公孫弘則未必有這個(ge) “銳氣”。因為(wei) 無論從(cong) 年齡上來說，還是飽經世故的經曆上說，公孫弘“不庭爭(zheng) ”應該是比較自然之事，畢竟他是一個(ge) “長者”了。再說，漢武帝則又是那麽(me) 地年青，從(cong) 年齡上來講公孫弘也不適宜直動輒“庭爭(zheng) ”。而且我們(men) 也知道，漢武帝親(qin) 政後，為(wei) 了繞開朝廷上的“庭爭(zheng) ”和掣肘，而建立了另外一套決(jue) 策係統——內(nei) 朝，丞相府及諸卿寺等機構隻不過成了一係列執行機構而已。所以，漢代到了漢武帝時代，“庭爭(zheng) ”之風在某種程度上已經失去了價(jia) 值和意義(yi) 。因此，公孫弘“不庭爭(zheng) ”也可能是他基於(yu) 實際情況的策略。

次說以儒術緣飾文法吏事。人們(men) 批評公孫弘以儒術緣飾文法吏事，很大程度是因為(wei) 公孫弘早年為(wei) 獄吏習(xi) 文法，但事實是公孫弘從(cong) 儒後，是反對漢武帝任用酷吏的。史書(shu) 記載武帝想任用酷為(wei) 郡守，公孫弘就勸阻說：“臣居山東(dong) 為(wei) 小吏時，甯成為(wei) 濟南都尉，其治如狼牧羊，成不可令治民。”（《史記·酷吏列傳(chuan) 第六十二》）於(yu) 是武帝隻任甯成關(guan) 都尉。而儒家思想文化治理天下，自然是有儒家的禮樂(le) 刑政一套係統。晚周禮崩樂(le) 壞，諸子學說蜂起，無非是為(wei) 了應對天下混亂(luan) 局麵所開的藥方而已。春秋戰國時代法家興(xing) 起，其實也不過是儒家刑法這一塊的末流而已。雖說法家和道家其實是一體(ti) 兩(liang) 麵，正如王夫之說：“其教佛老者，其法必申韓”，而道家也同樣是春秋戰國那個(ge) 時代應對天下混亂(luan) 局麵所開的藥方。因此，秦朝和漢初所製訂的刑法在法理上的依據是缺乏的。

劉邦入關(guan) 鹹陽，與(yu) 諸縣父老豪傑約法三章，後來蕭何治理關(guan) 中及天下，“（考慮到）三章之法不足以禦奸，於(yu) 是相國蕭何攈摭秦法，取其宜於(yu) 時者，作律九章。”（《漢書(shu) ·刑法誌第三》）雖說《漢律九章》已經失傳(chuan) ，具體(ti) 內(nei) 容不得而知，但相對於(yu) 秦法有很大不同是肯定的。到漢惠帝四年，“省法令妨吏民者；除挾書(shu) 律。”（《漢書(shu) ·惠帝紀第二》）高後元年，詔曰：“前日孝惠皇帝言欲除三族罪、妖言令，議未決(jue) 而崩。今除之。”（《漢書(shu) ·高後紀第三》）漢文帝時，“選張釋之為(wei) 廷尉，罪疑者予民，是以刑罰大省，至於(yu) 斷獄四百，有刑錯之風。”又下詔廢除肉刑，並全麵進行刑製改革。（《漢書(shu) ·刑法誌第三》）但是由於(yu) 漢初朝廷盛行黃老之學，其所修訂的刑法多來自傳(chuan) 統和現實經驗，仍然缺乏一貫的儒家傳(chuan) 統法理依據。

到了漢武帝一朝，隨著儒學進入官學係統，以儒學思想闡述當時代的社會(hui) 治理理念也是正當其時，所以當時代的儒生以儒學闡述文法吏事正是必須的方向，同時也需要將當時適應儒理的刑法製度納入儒家思想指導下社會(hui) 治理秩序係統。因此，公孫弘作為(wei) 當時在“三公”之位的儒生，當然地自我承擔這個(ge) 任務也是很正常的。而司馬遷在《史記》中卻說公孫弘“以儒術緣飾文法吏事”或許是有所依據，隻是沒有將其“緣飾”情況敘述出來，但公孫弘“以儒術闡述文法吏事”也可說是他的誌業(ye) 。

公孫弘的曾背與(yu) 公卿議約而順武帝。史書(shu) 說公孫弘曾經與(yu) 公卿大夫共同相約向漢武帝提議，然而在朝堂討論的時候，公孫弘卻違背之前的約定，而順從(cong) 漢武帝的意思。為(wei) 此，汲黯當場譴責公孫弘為(wei) 人不忠。在這種尷尬場麵上，公孫弘也沒有辦法辯解，隻好向武帝表明心跡而已。然而這個(ge) 事情的具體(ti) 情況是什麽(me) ，《史記》上沒有記載，以至我們(men) 無法分析公孫弘背約的原因。其實，這個(ge) 事情和第一條說公孫弘“不庭爭(zheng) ”是一回事。

以上三條史書(shu) 上說公孫弘“曲學阿世”都是虛指，而公孫弘勸阻漢武帝任用酷吏、極力勸諫罷漢武帝通西南夷、置滄海、築朔方之郡則是實指，且是涉及國策的重大事件。

二、公孫弘的“為(wei) 人意忌”

《史記》記載：

“而黯常毀儒，麵觸弘等徒懷詐飾智以阿人主取容，而刀筆吏專(zhuan) 深文巧詆，陷人於(yu) 罪，使不得反其真，以勝為(wei) 功。上愈益貴弘、湯，弘、湯深心疾黯，唯天子亦不說也，欲誅之以事。弘為(wei) 丞相，乃言上曰：‘右內(nei) 史界部中多貴人宗室，難治，非素重臣不能任，請徙黯為(wei) 右內(nei) 史。’為(wei) 右內(nei) 史數歲，官事不廢。”（《史記·汲鄭列傳(chuan) 第六十》）

“弘為(wei) 人意忌，外寬內(nei) 深。諸嚐與(yu) 弘有卻者，雖詳與(yu) 善，陰報其禍。殺主父偃，徙董仲舒於(yu) 膠西，皆弘之力也。”（《史記·平津侯主父列傳(chuan) 第五十二》）

說公孫弘為(wei) 人意忌，外寬內(nei) 刻，以至暗地裏陷害與(yu) 他有過節的人，給他人小鞋穿。史書(shu) 上和人們(men) 指摘的是指公孫弘對汲黯、董仲舒和主父偃。

汲黯梗直，好直諫，而且是個(ge) 眼裏容不得沙子的人，合於(yu) 他的心意的人就好說，不合於(yu) 他心意的人則不待見。“黯為(wei) 人性倨，少禮，麵折，不能容人之過。合己者善待之，不合己者不能忍見。”（《史記·汲鄭列傳(chuan) 第六十》）他在思想上信奉道家，討厭儒生和法家出身的人。公孫弘年輕時做過文吏，四十後發奮學儒，此時與(yu) 汲黯同朝為(wei) 官，汲黯似乎特別討厭公孫弘，多次在朝廷當麵揭公孫弘的短。一次是前麵提到的，即背與(yu) 公卿約，汲黯於(yu) 是當庭向漢武帝譴責公孫弘“不忠”。要知一個(ge) 朝廷大員背上“不忠”罪名是非常嚴(yan) 重的，通過史書(shu) 我們(men) 知道，漢武帝也是個(ge) 眼中不容沙子的人，汲黯給公孫弘定這個(ge) 罪名足以讓他喪(sang) 命。還好武帝並不是這麽(me) 認為(wei) ，這事也就過去了。再一次，公孫弘可能是這輩子窮困慣了，晚年得誌仍不改簡樸之風。但在汲黯看來，這就是沽名釣魚，是偽(wei) 詐：“弘位在三公，奉祿甚多。然為(wei) 布被，此詐也。”武帝就此責問公孫弘。公孫弘遜謝說：“有之。夫九卿與(yu) 臣善者無過黯，然今日庭詰弘，誠中弘之病。夫以三公為(wei) 布被，誠飾詐欲以釣名。且臣聞管仲相齊，有三歸，侈擬於(yu) 君，桓公以霸，亦上僭於(yu) 君。晏嬰相景公，食不重肉，妾不衣絲(si) ，齊國亦治，此下比於(yu) 民。今臣弘位為(wei) 禦史大夫，而為(wei) 布被，自九卿以下至於(yu) 小吏，無差，誠如汲黯言。且無汲黯忠，陛下安得聞此言。” （《史記·平津侯主父列傳(chuan) 第五十二》）還好公孫弘腹有詩書(shu) ，善於(yu) 應對，武帝反而認為(wei) 他謙讓有禮，“愈益厚之”。

由於(yu) 司馬遷在公孫弘傳(chuan) 中一直說公孫弘為(wei) 人意忌，在汲黯傳(chuan) 中也說他“深心疾黯”。所以當漢武帝不高興(xing) 汲黯總是給人難堪、“欲誅之以事”之時，後世評史的人往往把公孫弘建議漢武帝遷任汲黯為(wei) 右內(nei) 史是對汲黯的傾(qing) 陷迫害，更何況司馬遷也是這個(ge) 邏輯。於(yu) 是清人王鳴盛在《十七史商榷》中講到此處就有認為(wei) 公孫弘是傾(qing) 陷汲黯的意思，而《史記箋注》作者更是作如此按語：“武帝前既已稱汲黯為(wei) 為(wei) ‘社稷臣’，而今以其毀儒等事，竟欲‘誅之以事’，公孫弘為(wei) 置之於(yu) 死則欲假手於(yu) 貴人宗室，為(wei) 傾(qing) 陷汲黯，漢室君相乃至於(yu) 此！史公之感慨深矣。”

可是，如果我們(men) 拋開司馬遷在史書(shu) 中對公孫弘多處描繪成是那麽(me) 一個(ge) “無恥小人”的宣染來看這段史料：“而黯常毀儒，……唯天子亦不說也，欲誅之以事。弘為(wei) 丞相，乃言上曰：‘右內(nei) 史界部中多貴人宗室，難治，非素重臣不能任，請徙黯為(wei) 右內(nei) 史。’”事實我們(men) 卻會(hui) 發現，因為(wei) 漢武帝惱怒汲黯總是麵觸自己，又反對他尊儒政策，以至於(yu) 想殺了汲黯。於(yu) 是公孫弘借右內(nei) 史這個(ge) 職位難做這一說詞，故而推薦汲黯去那裏去受點苦累，從(cong) 而保下了汲黯，給汲黯解了圍。因為(wei) 憑汲黯在朝廷內(nei) 外的影響和聲譽，右內(nei) 史界部中的貴人宗室不可能會(hui) 過分難堪汲黯的。還有，公孫弘也說過“夫九卿與(yu) 臣善者無過黯”，怎麽(me) 會(hui) 傾(qing) 陷汲黯呢。如果公孫弘真要陷害、報複汲黯的話，有這樣來陷害、報複的嗎？

由此可知，到底是誰為(wei) 人意忌呢？筆者以為(wei) ，大家隻要讀書(shu) 不受司馬遷的影響，平心而論，就不難發覺。

次說公孫弘與(yu) 董仲舒。《史記》說公孫弘因為(wei) 董仲舒批評公孫弘諂諛於(yu) 上，於(yu) 是公孫弘為(wei) 了陷害董仲舒，故意推薦董仲舒為(wei) 膠西王相。“董仲舒以弘為(wei) 從(cong) 諛。弘疾之，乃言上曰：‘獨董仲舒可使相膠西王。’”因為(wei) 膠西王為(wei) 人殘暴，多次殺害朝廷派過去的二千石官員。故公孫僅(jin) 忌恨董仲舒，想借膠西王之手殺之。但事實卻變成，膠西王聽聞董仲舒是大儒，“善待之”。

這件事就很嚴(yan) 重了。同是儒生，公孫弘竟因為(wei) 董仲舒的批評而陷害，確實是心胸狹小的小人了。但筆者仔細翻閱史書(shu) ，又覺得公孫弘似乎不至於(yu) 在陷害董仲舒，理由太不充分了。一是，董仲舒或許有因公孫弘常常順從(cong) 漢武帝的意思而批評他，但董仲舒作為(wei) 一代大儒，應該不會(hui) 過分批評。因為(wei) 公孫弘雖然不是“以道事君”的“大臣”型人物，但公孫弘作為(wei) 一個(ge) 獲得了地位儒生，事實上與(yu) 董仲舒一樣是在為(wei) 漢朝的更化努力，公孫弘在任上一直致力於(yu) 讓將儒家思想推到漢朝的統治思想地位，這一點也正是董仲舒的願望。公孫弘的所謂“阿順”漢武帝其實也不是沒有底線，我們(men) 前麵就看到，在大是大非上如關(guan) 於(yu) 對待邊疆諸問題，公孫弘就做到了持理不讓。公孫弘的所謂“阿順”皇帝根本不是“長君之惡”和“逢君之惡”，董仲舒當然也不可能不清楚。二是，董仲舒至少在公孫弘任禦史大夫之前因主父偃的陷害就不在朝為(wei) 官了，而公孫弘後來到了做到丞相了還有必要舉(ju) 薦董仲舒任膠西王的國相來作為(wei) 陷害嗎？三是，公孫弘不但與(yu) 董仲君同是儒生，公孫弘成為(wei) 丞相時又作為(wei) 飽經世故的老人，自然懂得和領會(hui) 儒家的為(wei) 人之道，這樣也就談不上以位居丞相高位的人來陷害一介白身書(shu) 生。四是，公孫弘和董仲舒不但同是儒生，而且同為(wei) 治公羊學的儒生，按今人馮(feng) 承誌《“公羊學”入門心得》的說法，公孫弘的老師胡毋子都和董仲舒同受公羊學與(yu) 公羊高，都是同一師門。又，公孫弘雖然從(cong) 胡毋子都處修學《春秋公羊學》，但公孫弘將自己所學與(yu) 董仲舒的公羊學相比較，最後自己改從(cong) 學董仲舒的公羊學。“丞相公孫弘本為(wei) 《公羊》學，比輯其議，卒用董生。於(yu) 是上因尊《公羊》家，詔太子受《公羊春秋》，由是《公羊》大興(xing) 。”（《漢書(shu) ·儒林傳(chuan) 第五十八》）漢朝經學最重家法，由此從(cong) 公羊學的傳(chuan) 承看，公孫弘雖然年齡比董仲舒大一點，但董仲舒比公孫弘還要高一輩；且公孫弘也謙虛好學，認為(wei) 董仲舒對公羊學領會(hui) 得好，即推崇董仲舒的公羊學。因此從(cong) 這方麵來講，公孫弘也沒有要陷害董仲舒的心思啊。退後一步講，以漢武帝嫉惡如仇、有罪必罰的性格和為(wei) 政風格，公孫弘這邊與(yu) 董仲舒同門且師學董仲舒的公羊學，那邊又來陷害董仲舒，漢武帝那眼中容不得沙子之人，豈能又容得了一個(ge) 公孫弘？！

那董仲舒任膠西王相又是怎麽(me) 一回事？可能其中又有隱情，而司馬遷又不一定敘述客觀詳實。

“膠西於(yu) 王端……數犯上法，漢公卿數請誅端，天子為(wei) 兄弟之故不忍，而端所為(wei) 滋甚。有司再請削其國，去太半。端心慍，遂為(wei) 無訾省。府庫壞漏盡，腐財物以巨萬(wan) 計，終不得收徙。令吏毋得收租賦。端皆去衛，封其宮門，從(cong) 一門出遊。數變名姓，為(wei) 布衣，之他郡國。相、二千石往者，奉漢法以治，端輒求其罪告之，無罪者詐藥殺之。所以設詐究變，強足以距諫，智足以飾非。相、二千石從(cong) 王治，則漢繩以法。故膠西小國，而所殺傷(shang) 二千石甚眾(zhong) 。立四十七年，卒，竟無男代後，國除，地入於(yu) 漢，為(wei) 膠西郡。”（《史記·五宗世家第二十九》）

從(cong) 司馬遷這裏順序敘述可這樣認為(wei) ，膠西王劉端數犯法應該誅殺，但武帝不忍，隻以削其國太半處理。但劉端並不汲取教訓，仍然犯法為(wei) 亂(luan) ，甚至殺死很多朝廷派過去的國相、二千石官員，而朝廷卻再也沒有懲處他。

然而，漢朝政府尤其是在漢武帝時，是不是真的放縱象劉端這樣的皇親(qin) 為(wei) 所欲為(wei) 呢？我們(men) 來看下麵兩(liang) 條史料：

（建元三年，秋七月），濟川王明坐殺太傅、中傅廢遷防陵。《漢書(shu) ·武帝紀第六》

久之，隆慮公主子昭平君尚帝女夷安公主，隆慮主病困，以金千斤、錢千萬(wan) 為(wei) 昭平君豫贖死罪，上許之。隆慮主卒，昭平君日驕，醉殺主傅，獄係內(nei) 宮。以公主子，廷尉上請請論。左右人人為(wei) 言：“前又入贖，陛下許之。”上曰：“吾弟老有是一子，死以屬我。”於(yu) 是為(wei) 之垂涕歎息良久，曰：“法令者，先帝所造也，用弟故而誣先帝之法，吾何麵目入高廟乎！又下負萬(wan) 民。”乃可其奏，哀不能自止，左右盡悲。《漢書(shu) ·東(dong) 方朔傳(chuan) 第三十五》

第一條史料記載，濟川王劉明因犯殺死太傅、中傅罪行，被廢去王位，流放到房陵縣。第二則是說，漢武帝親(qin) 姐妹隆慮公主的兒(er) 子昭平君娶了漢武帝的女兒(er) 夷安公主，隆慮公主病重之際，擔心自己走後兒(er) 子犯法被處刑罰，所以預先花費重金為(wei) 昭平君贖死罪，而漢武帝也答應了。隆慮公主死後，她的兒(er) 子果然犯罪醉殺主傅，執法人員將之關(guan) 入監獄，廷尉上奏以法論處。漢武帝左右近臣都為(wei) 昭平君說話，認為(wei) 皇帝先前已經答應隆慮公主出錢預先贖罪。漢武帝當時雖然淚流滿麵悲痛難忍，但還是認為(wei) 法令是先帝創立的，若是因姐妹的緣故破壞先帝之法，就沒有何臉麵進高祖皇帝的祭廟！同時也對不住萬(wan) 民。於(yu) 是批準了廷尉的請求，將昭平君處死。

要知，無論是膠西王劉端，還是昭平君，都是屬於(yu) 皇親(qin) ，而昭平君更是外甥加女婿，漢武帝對他們(men) 都是一以按照漢法處置。可見漢武帝相當執法嚴(yan) 厲，就是皇親(qin) 國戚也是毫不容情。因此，如果按照《五宗世家》記載的有關(guan) 膠西王劉端的曆史，如果說他屢屢無故殺死朝廷派去的相、二千石，而朝廷卻對他毫無處置，這完全說不過去。可能的情況是，膠西王劉端曾是因為(wei) 某些緣故殺死過朝廷派去的國相或二千石，而朝廷對其作了可行性的較輕處理，即削其國太半處理。由此，《五宗世家》中記載含糊，加之有過去簡冊(ce) 的緣故，次序也混亂(luan) ，就成了今天我們(men) 看到的文字。

因此可以說，或是公孫弘的推薦，以至漢武帝重新起用董仲舒，或許有所期許，並不存在陷害之事。而之所以讓董仲舒任膠西王劉端的國相，也是因之前董仲舒曾經任過江都易王劉非國相，而且做得好，讓劉非粗暴、蠻橫而又有野心的一介武夫安心於(yu) 做一方諸侯，而不是想入非非。

再說公孫弘與(yu) 主父偃。我們(men) 讀《史記·平津侯主父列傳(chuan) 第五十二》就知道，主父偃憑其才華很得漢武帝喜歡，又靠到了衛皇後。但他自恃才勢，為(wei) 人張狂，喜歡揭人短處，許多人包括諸侯都害怕他。主父偃不但接受大臣的賄賂，還接受諸侯的賄賂，而齊王之死也可說是被主父偃間接逼死了。依照這些罪行，在漢武帝朝時，可以說是必死之罪。我們(men) 知道，在漢文帝時，淮南王劉長因謀反被廢去王位，流放到蜀郡嚴(yan) 道。劉長從(cong) 來自任勇武，心高氣傲，哪裏受得了此等委屈，於(yu) 是在路上絕食而死。為(wei) 此，袁盎竟建議：“獨斬丞相、禦史以謝天下乃可。”漢文帝雖然沒有聽從(cong) ，但卻“令丞相、禦史逮考諸縣傳(chuan) 送淮南王不發封餽侍者，皆棄市。”（《史記·淮南衡山列傳(chuan) 第五十八》）即將在劉長被流放途中的各縣傳(chuan) 送劉長而不打開門、不送食物的人全部斬首示眾(zhong) 。而到漢武帝一朝，任用張湯和趙禹修訂了法令，從(cong) 而使法律越發嚴(yan) 酷。漢武帝時許多大臣包括丞相遠沒有犯象主父偃那樣大的罪行，都被處死。所以主父偃觸犯漢法，漢武帝或許惜其才華、尊立衛皇後，有一念之仁，但公孫弘認為(wei) “不誅主父偃，無以謝天下”，也是依照漢律。誠然，公孫弘與(yu) 主父偃有政見的不同，但因此而說公孫弘意忌主父偃而陷害之也是說不過去的。

將公孫弘寫(xie) 成“曲學阿世”和“為(wei) 人意忌”的人最早當然是《史記》，以至後來的史書(shu) 和評價(jia) 公孫弘的人也都將他看成這種類型的人。通過上麵分析我們(men) 可知，把公孫弘說成一個(ge) “曲學阿世”之人是《史記》通過汲黯之口，顯然《史記》的作者也是認同汲黯對公孫弘的看法；而公孫弘說成一個(ge) “為(wei) 人意忌”則完全是《史記》一書(shu) 的作者。《史記》一書(shu) 為(wei) 什麽(me) 要這樣來寫(xie) 公孫弘，應該是與(yu) 司馬遷和司馬遷的父親(qin) 的思想導向有關(guan) 。《史記》一書(shu) 雖然主體(ti) 上體(ti) 現儒家思想，但我們(men) 從(cong) 《史記·太史公自序第七十》也看出，實際司馬遷也是信奉道家，又雜著商韓法家思想，而司馬談則是以信奉道家思想為(wei) 主體(ti) 。從(cong) 司馬談和司馬遷的生卒上看，司馬談和汲黯、公孫弘是同朝，史書(shu) 記載汲黯主導思想上也是信奉道家，汲黯在政治上反對漢武帝崇儒主張和有為(wei) 政治，仍然主張漢初朝廷的“無為(wei) 而治”。由此可知，司馬遷父子應該是在政治上站在汲黯一邊反對公孫弘，事實上《史記》也是對汲黯也是多方稱賞。所以，公孫弘以儒生身份從(cong) 政，正是在崇儒和有所作為(wei) 方麵與(yu) 漢武帝多有一致，而汲黯毀儒並貶斥公孫弘則與(yu) 司馬遷父子主張是相合的。另外，我們(men) 讀《史記》也感覺到，司馬遷在書(shu) 中表現出很強的私意，後世人們(men) 對此也多有批評。因此，《史記》將公孫弘寫(xie) 成“曲學阿世”和“為(wei) 人意忌”也就不足為(wei) 奇了。

三、公孫弘的扶持儒學

漢朝立國之初，無論從(cong) 文化、製度、法令等方麵雖說是采取準儒家之治，有關(guan) 這一點，筆者在《漢承秦製嗎》一文中有比較全麵的論述，在此不贅。然而，漢初在實行休養(yang) 生息政策過程中，由於(yu) “公卿皆武力功臣”，上層人物又多好“黃老之學”，實際就是道家學說，所以確實漢初之治深受道家影響，“無為(wei) ”而治往往流於(yu) 自然主義(yi) 的我所作為(wei) ，“無不為(wei) ”則往往傾(qing) 向於(yu) 陰謀和刻薄，幾與(yu) 商韓法家同流。故此，“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儒家的思想及禮樂(le) 刑政之治未能納入社會(hui) 的主流思想和政治之中樞。直至漢武帝時期，才粗略完成了這一進程，並奠定此後兩(liang) 千餘(yu) 年的中國政治意識形態基礎。其中，公孫弘於(yu) 此功莫大焉。

漢武帝剛即位，下詔以賢良對策，董仲舒在回答漢武帝提出的治國方略時，對以著名的《天人三策》。三策首重興(xing) 學，次在求賢，再是推明春秋大一統規範。並請漢武帝崇正黜邪，表彰六經：“臣愚以為(wei) 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cong) 矣。”（《漢書(shu) ·董仲舒傳(chuan) 第二十六》）這就是“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提出。

董仲舒治《春秋》，在理論上發展了儒家的思想，提出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思想，而將此一思想文化政策落實處的則是公孫弘。

公孫弘與(yu) 董仲舒一樣，是研習(xi) 儒家經典《公羊春秋》而成名。漢武帝在竇太後逝世後，任用武安君田蚡為(wei) 丞相，“黜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以百數。”元光五年（前130），七十歲的公孫弘又被為(wei) 賢良文學。公孫弘本不想見皇帝，但最終成行。公孫弘向漢武帝對策中提出“治民之本”八條，強調“禮義(yi) ”、“賞罰”的應用，主張“氣同”“聲比”“人主和德於(yu) 上，百姓和合於(yu) 下”的和同理論；又把“致利除害，兼愛無私”視為(wei) “仁”的道德內(nei) 涵之一，要漢武帝注重“仁義(yi) 禮智”的實踐及運用。公孫弘的這篇政論受到漢武帝的賞識，並受到武帝的接見，再被授為(wei) 博士，在金馬門等待傳(chuan) 喚。後公孫弘迫再一次上書(shu) ，以周公的口吻大講周公之治，武帝問他能否比得上周公，公孫弘一麵表明自己自然不能與(yu) 聖賢周公相比，但事在人為(wei) ，周公之治現在努力仍然可以做到，“臣聞揉曲木者不累日，銷金石者不累月，夫人之於(yu) 利害好惡，豈比禽獸(shou) 木石之類哉？期年而變，臣經尚竊遲之。”（《漢書(shu) ·公孫弘卜式兒(er) 寬傳(chuan) 第二》）漢武帝覺得他言之有理。

此後，公孫弘不但受到漢武帝的重用，還官至丞相，封為(wei) 平津侯。這一勵誌典型使“天下學士靡然鄉(xiang) 風矣”。（《漢書(shu) ·儒林列傳(chuan) 第五十八》）

到元朔五年（前127）夏六月，朝廷下詔要求朝廷和地方官員舉(ju) 薦賢士，禮官搜求禮製方麵的內(nei) 容，太常議置博士弟子。“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le) 。今禮壞樂(le) 崩，朕甚閔焉。故詳延天下方聞之士，鹹薦諸朝。其令禮官勸學，講議洽聞，舉(ju) 遺舉(ju) 禮，以為(wei) 天下先。太常其議予博士弟子，崇鄉(xiang) 黨(dang) 之化，以厲賢材焉。”時公孫弘為(wei) 丞相，主持學官，也哀悼儒家之中道之鬱滯不彰，於(yu) 是請曰：

“丞相、禦史言：製曰‘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le) 。婚姻者，居室之大倫(lun) 也。今禮廢樂(le) 崩，朕甚湣焉，故詳延天下方聞之士，鹹登諸朝。其令禮官勸學，講議洽聞，舉(ju) 遺興(xing) 禮，以為(wei) 天下先。太常議，予博士弟子，崇鄉(xiang) 裏之化，以厲賢材焉。’謹與(yu) 太常臧、博士平等議，曰：聞三代之道，鄉(xiang) 裏有教，夏曰校，殷曰庠，周曰序。其勸善也，顯之朝廷；其懲惡也，加之刑罰。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師始，由內(nei) 及外。今陛下昭至德，開大明，配天地，本人倫(lun) ，勸學興(xing) 禮，崇化厲賢，以風四方，太平之原也。古者政教未洽，不備其禮，請因舊官而興(xing) 焉。為(wei) 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複其身。太常擇民年十八以上、儀(yi) 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郡國縣官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xiang) 裏、出入不悖，所聞，令相長丞上屬所二千石。二千石謹察可者，常與(yu) 計偕，詣太常，得受業(ye) 如弟子。一歲皆輒課，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第可以為(wei) 郎中，太常籍奏。即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其不事學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藝，輒罷之，而請諸能稱者。巨謹案詔書(shu) 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際，通古今之誼，文章爾雅，訓辭深厚，恩施甚美。小吏淺聞，弗能究宣，亡以明布諭下。以治禮掌故以文學禮義(yi) 為(wei) 官，遷留滯。請選擇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藝以上補左右內(nei) 史、太行卒史，比百石以下補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邊郡一人。先用誦多者，不足，擇掌故以補中二千石屬，文學掌故補郡屬，備員。請著功令。它如律令。”（《漢書(shu) ·儒林列傳(chuan) 第五十八》）

公孫弘的這一奏請得到漢武帝的同意，從(cong) 此以後，“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學之士矣”。

這樣，漢武帝在公孫弘的推動下，將儒學水平作為(wei) 選拔官吏的基本標準，從(cong) 製度上保障儒學的官學地位，使儒學成為(wei) 儒生和文吏都必須學習(xi) 的必修課，實現了儒學官學化和儒生從(cong) 政製度化。“秦政的‘以吏為(wei) 師’也由此轉變為(wei) 漢政的‘以師為(wei) 吏’，使儒生和文吏這兩(liang) 種截然不同的群體(ti) 逐漸融合，促成了中國古代士大夫身兼學者和官僚二重身份特征的形成。與(yu) 董仲舒等普通士大夫不具政策權威性的建議相比，這一官方政策對儒學興(xing) 盛所起到的作用，實在效力巨大。從(cong) 這一點上說，這一奏請是儒學發展史和古代政治史中的一座裏程碑，公孫弘也是‘獨尊儒術’這一中國思想史上分水嶺事件當之無愧的第一‘功臣’”。（袁德良《公孫弘政治思想評議》，載於(yu) 《孔子研究》2009年第03期。）宋人洪邁在《容齋五筆》中也為(wei) 此如此評價(jia) 公孫弘道：“而所以扶持聖教者，乃萬(wan) 世之功也”。明人於(yu) 慎行《讀史漫錄》說得很中肯：“漢武表章儒術，公孫弘之力也。弘奏請博士弟子，第其高下，以補郎中文學掌故。又吏通一藝以上者，皆得選擇，以補右職。由是勸學古文之典，遂為(wei) 曆代所祖。其實自弘發之，可謂有功於(yu) 經術者矣。”

近世以來人們(men) 總是批判此後至清朝的儒學是為(wei) 統治階級服務的工具，持這種觀點不是頭腦漿糊就是心眼偏斜。要知如果不是聖王政治，哪種政治不都是在將某種思想作為(wei) 其統治階級工具？暴秦利用商韓法家思想，結果怎麽(me) 樣？魏晉南北朝時期的佛道治國結果怎麽(me) 樣？歐洲步入近代之前和伊教區的一神教治國，結果怎麽(me) 樣？前蘇聯的馬列主義(yi) 治國結果怎麽(me) 樣？西方近代高揚所謂的人本主義(yi) （即自由主義(yi) ），整個(ge) 這幾百年世界性的血淋淋，誰沒有看到？就美國也在南北戰爭(zheng) 之後才廢除奴隸製度。而中國即使在漢朝以後至清中期之前（包括部分東(dong) 亞(ya) 國家），我看世界上也隻有這唯一的文明。文明是要照亮曆史，不是僅(jin) 僅(jin) 看幾個(ge) 工具。誠然，晚清時有官員兼學者出國觀察歐洲，歎三代之治出現於(yu) 彼。可是，其所謂“三代之治”是建立在什麽(me) 基礎之上？不是建立在搶奪世界財富屠殺奴役世界人民的基礎之上嗎？不就象是強盜在外麵殺人放火掠得財富，而在家裏打扮得“文質彬彬”富貴豪華的人模狗樣的？

曆史進入漢代，至漢武帝“獨尊儒術”，既有政治的博弈，也是曆史的選擇，更是漢代對中國古聖先王道統的繼承。漢武帝及以後各個(ge) 王朝的開國君主選擇儒家學說作為(wei) 其治理天下國家的主體(ti) 學說，正是體(ti) 現了他們(men) 的政治智慧，他們(men) 深深懂得中國儒家學說的中庸高明之處，深深懂得一個(ge) 政權要具有合法性必須要遵循中國的道統、曆史文化和民心意願這“三重合法性”。誠然中國從(cong) 漢至清二千年，曆代王朝利用了儒家，儒家的一部份學說成了專(zhuan) 製帝製的統治工具。這其中有儒家人物內(nei) 部自身的問題，更有特定曆史發展階段的問題，在這一點我們(men) 來過份苛求古人似乎有些不妥。但我們(men) 更要看到，儒家也利用了曆史上的王朝宣揚了儒家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jia) 值觀，在很大程度上教化了上至“天子”下至“庶人”，使中華文明得以傳(chuan) 承；嚴(yan) 了“華夷之辯”，使中國不至於(yu) 夷狄化、禽獸(shou) 化；維持了社會(hui) 的長治久安，創造了世界上其他國家無可比擬的燦爛文明。

另外，公孫弘又躬行節儉(jian) ，花費大量錢財建賓館，開東(dong) 閣，以接待賢人賓客。“時，上方興(xing) 功業(ye) ，婁舉(ju) 賢良。弘自見為(wei) 舉(ju) 首，起徒步，數年至宰相封侯，於(yu) 是起客館，開東(dong) 閣以延賢人，與(yu) 參謀議。弘身食一肉，脫粟飯，故人賓客仰衣食，奉祿皆以給之，家無所餘(yu) 。”（《漢書(shu) ·公孫弘卜式兒(er) 寬傳(chuan) 第二十八》）由於(yu) 公孫弘傾(qing) 其所有接濟朋友和客人，以致家中始終沒餘(yu) 財，因此得到了士人的尊重。

四、小結

可以確定說《史記·平津侯主父列傳(chuan) 第五十二》是站在道家的立場來看待公孫弘的，所以在評價(jia) 汲黯和公孫弘這個(ge) 問題上，也是肯定汲黯而詆毀公孫弘。漢武帝既是以聰慧之智也是順應當時曆史潮流來確立儒家思想為(wei) 漢朝的最高意識形態，奠定了此後的中國社會(hui) 文明基調。我們(men) 觀看公孫弘在曆史上表現出來的思想行為(wei) ，確實稱不上是能夠以道事君的大臣，但公孫弘在這場潮流中能夠順勢而為(wei) ，將“獨尊儒術”思想文化政策落實處起著關(guan) 鍵作用，有功於(yu) 當時和未來的社會(hui) 文明化。《史記》書(shu) 中以為(wei) 公孫弘是一個(ge) “曲學阿世”“為(wei) 人意忌，外寬內(nei) 深”的卑陋之人，然而所例舉(ju) 的事實則是立不住腳。後世之人不細審司馬氏父子之私意所在，也沒有察覺出《史記》書(shu) 中所書(shu) 多為(wei) 不實之說，故而在評價(jia) 公孫弘之時多有不公允，以至為(wei) 近世反儒反孔之徒提供口實。

羅    輝

孔子二五六九年歲次戊戌十月初二日乙巳

                                   西元2018年11月9日

責任編輯：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