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君”觀念與(yu) 易代之際潁川士族的政治選擇

作者：王勇

來源：《原道》第34輯，陳明、朱漢民主編，湖南大學出版社2018年5月出版

時間：孔子二五六九年歲次戊戌十月初六日己酉

         耶穌2018年11月13日

（嶽母刺字）

內(nei) 容摘要：魏晉時期，在社會(hui) 的解構與(yu) 重組間，文化思想也經曆了複雜的變遷。魏晉時期儒家思想不再是統治意識形態，也並沒有占據思想的中心位置，但這並不意味著儒家思想失去了影響力。

潁川士族的家族聲望的獲得多與(yu) 儒學信仰有關(guan) ，在漢晉易代之際，他們(men) 麵對政權交替陷入了雙重的困境：一方麵受製於(yu) “忠君”觀念，他們(men) 對舊政權表現出複雜的情感；一方麵麵臨(lin) 新政權的壓力，他們(men) 不得不選擇妥協、合作。

通過對潁川士族在易代之際的考察，有助於(yu) 我們(men) 認識儒家思想與(yu) 魏晉士族社會(hui) 之間的複雜關(guan) 係。從(cong) 荀彧、陳群、陳泰及庾純四人在易代之際的言行，我們(men) 不難看到他們(men) 麵對政權鼎革時內(nei) 心的矛盾與(yu) 彷徨。

一方麵他們(men) 不得不向新政權妥協甚至合作，但另一方麵他們(men) 深受儒家教育，儒家“忠君”倫(lun) 理觀念對他們(men) 仍然產(chan) 生約束，致使他們(men) 對舊政權存留千絲(si) 萬(wan) 縷的心理聯係。

關(guan) 鍵詞：潁川士族；“忠君”觀念；政治選擇；雙重困境

一、魏晉家風與(yu) 儒家思想

魏晉時期，在社會(hui) 的解構與(yu) 重組間，文化思想也經曆了複雜的變遷。

幹寶在《晉紀》總論中對魏晉士人在思想與(yu) 實踐上脫離儒家規範做過深刻批評：“風俗淫僻，恥尚失所。學者以老莊為(wei) 宗，而黜六經；談者以虛薄為(wei) 辨,而賤名檢；行身者以放濁為(wei) 通，而斥節信；進仕者以苟得為(wei) 貴，而鄙居正；當官者以望空為(wei) 高，而笑勤恪。”[1]

顧炎武認為(wei) ，魏晉士人“棄經典而尚老莊，蔑禮法而崇放達”的風氣造成了“國亡於(yu) 上，教淪於(yu) 下”的嚴(yan) 重後果。[2]這些批評反映了魏晉時期儒學衰微的一般情況以及與(yu) 此相關(guan) 聯的某些社會(hui) 現象。

士人仰慕名士風度，背離禮法，縱情任性成為(wei) 了普遍的社會(hui) 風氣，在這一背景中儒學衰落成為(wei) 了對魏晉的時代特征。需要注意的是，儒學作為(wei) 統治意識形態，其影響力確實難以比擬兩(liang) 漢。但作為(wei) 一種思想，儒學並未完全失去生命力，從(cong) 魏晉士族的家風中不難發現這點。

魏晉人立身持家時常深受儒學影響，如庾亮“風格峻整，動由禮節，閨門之內(nei) 不肅而成”（《晉書(shu) ·庾亮傳(chuan) 》）。錢穆先生認為(wei) 魏晉以來士族最希望門第中人能具有孝友之德行，並言“當時極重家教門風，孝弟婦德，皆從(cong) 兩(liang) 漢儒學傳(chuan) 來。”[3]事實上確如錢穆所論，魏晉士族大多出於(yu) 漢末，其家族聲望的獲得多與(yu) 儒學有關(guan) 。

譬如《晉書(shu) ·庾峻傳(chuan) 》載庾峻見蘇林一事：“峻少好學，有才思。嚐遊京師，聞魏散騎常侍蘇林老疾在家，往候之。林嚐就乘學，見峻流涕，良久曰：‘尊祖高才而性退讓，慈和泛愛，清靜寡欲，不營當世，惟修德行而已。

鄢陵舊五六萬(wan) 戶，聞今裁有數百。君二父孩抱經亂(luan) ，獨至今日，尊伯為(wei) 當世令器，君兄弟複俊茂，此尊祖積德之所由也。’”

從(cong) 蘇林的敘述來看，庾乘謙讓慈和，不以經營為(wei) 務，僅(jin) 修德行而已。蘇林認為(wei) 庾氏能在動亂(luan) 中保全且子弟俊茂都是因庾乘積德之故。當時的陳氏、庾氏、荀氏等都有“德門”之譽，這些家族的社會(hui) 聲望都與(yu) 其儒學修養(yang) 有關(guan) 。

儒學對於(yu) 魏晉士族有何意義(yi) ，這個(ge) 問題是頗值得思考的。川勝義(yi) 雄將魏晉士族的產(chan) 生上溯到東(dong) 漢末期的清流，但是他也指出清流中如李膺、杜密等人的後代卻沒有成為(wei) 士族。[4]唐長孺在《東(dong) 漢末期的大姓名士》一文中指出，漢末的大姓與(yu) 名士是魏晉士族的基礎，這些大姓與(yu) 名士的範圍比清流涵蓋的範圍要寬泛得多。[5]

無論是川勝義(yi) 雄還是唐長孺，他們(men) 都注意到這些士族與(yu) 儒學之間存在的不可分離的聯係，潁川士族正是浸染在這濃厚的儒學傳(chuan) 統中。我的問題是，儒家思想在魏晉士族的政治選擇中是否發生了影響，儒家思想如何作用於(yu) 士族。

不妨從(cong) 範曄在《後漢書(shu) ·儒林傳(chuan) 》中的議論入手：“自桓、靈之間，君道秕僻，朝綱日陵，國隙屢啟，自中智以下，靡不審其崩離；而權強之臣，息其窺盜之謀，豪俊之夫，屈於(yu) 鄙生之議者，人誦先王言也，下畏逆順勢也。

至如張溫、皇甫嵩之徒，功定天下之半，聲馳四海之表，俯仰顧眄，則天業(ye) 可移，猶鞠躬昏主之下，狼狽折劄之命，散成兵，就繩約，而無悔心，暨乎剝橈自極，人神數盡，然後群英乘其運，世德終其祚。

跡衰敝之所由致，而能多曆年所者，斯豈非學之效乎？故先師垂典文，褒勵學者之功，篤矣切矣。不循《春秋》，至乃比於(yu) 殺逆，其將有意乎！”

範曄指出，後漢之所以頹而不傾(qing) ，乃是由於(yu) 儒學之功。張溫、皇甫嵩之流沒有移漢鼎，也是受到儒家道德意識的約束。範曄身處劉宋，觀魏晉以來士族重“家”而輕“國”的現象不禁有感，見識確實卓越。總結他的論點，東(dong) 漢權臣不敢傾(qing) 覆漢朝政權，乃是受製於(yu) 東(dong) 漢社會(hui) 輿論及士人“忠君”意識。

（範曄）

與(yu) 範曄的議論形成呼應的是蕭子顯在《南齊書(shu) ·王儉(jian) 傳(chuan) 》中見解：“魏氏君臨(lin) ，年祚短促，服褐前代，宦成後朝。晉氏登庸，與(yu) 之從(cong) 事，名雖魏臣，實為(wei) 晉有，故主位雖改，臣任如初。

自是世祿之盛，習(xi) 為(wei) 舊準，羽儀(yi) 所隆，人懷羨慕，君臣之節，徒致虛名。貴仕素資，皆由門慶，平流進取，坐至公卿，則知殉國之感無因，保家之念宜切。市朝亟革，寵貴方來，陵闕雖殊，顧眄如一。”

蕭子顯指出，曹魏立國時間短促，服色沿襲前朝，而當朝之官成為(wei) 後朝之臣。司馬氏選任人才，與(yu) 之共事，雖然名義(yi) 上還是曹魏的臣子，實際已經是司馬氏所有，故而君主雖然改變，但臣子依然如前朝。

自魏晉鼎革出現這種“主位雖改，臣任如初”的情況後，前朝舊臣又為(wei) 新朝臣工，家族地位與(yu) 權勢並未受到太大影響，於(yu) 是導致人人羨慕“羽儀(yi) 所隆”，而使君臣之節“徒致虛名”。

蕭子顯所論乃是自魏晉禪代以來士族重家族利益而輕國家興(xing) 亡的現象，新政權吸收接納前朝的臣屬，導致世人羨慕榮祿之盛，而忘卻君臣之節。

範曄與(yu) 蕭子顯所論述的問題涉及的是士族在“國”與(yu) “家”之間的選擇，從(cong) 東(dong) 漢豪族到魏晉士族選擇的變化，我們(men) 不難看出背後隱藏的文化的轉變。

餘(yu) 嘉錫嚐言：“魏晉士大夫止知有家，不知有國。故奉親(qin) 思孝，或有其人；殺身成仁，徒聞其語。……六代相沿，如出一轍，而國家亦幾胥而為(wei) 夷。爰及唐、宋，正學複明，忠義(yi) 之士，史不絕書(shu) 。故得常治久安，而吾中國亦遂能滅而複興(xing) ，亡而複存。”[6]

餘(yu) 嘉錫將六朝與(yu) 唐宋對比，指出六朝士人無忠義(yi) 之節，歸根結底在於(yu) 儒學的衰退。事實上，理解魏晉士族這樣的選擇需要將這一問題置於(yu) 漢末以來士人信仰崩潰的大背景下。

漢末兩(liang) 次黨(dang) 錮之禍以來，士人的信仰崩潰，紛紛從(cong) 儒家思想脫離，在解構與(yu) 重組間尋找人生的歸宿與(yu) 心靈的安慰，於(yu) 是有隱逸遁世者，有縱情任性者，有服藥求仙者，有終日醉酒者，有汲汲經營者。

從(cong) 範曄與(yu) 蕭子顯的論述我們(men) 發現在魏晉時期“忠君”觀念對士族的政治選擇影響甚大。在進入對潁川士族的討論之前，宜對“忠君”觀念進行簡單的考察。

二、魏晉士人忠君觀念考略

“忠”“孝”思想是儒家倫(lun) 理的核心觀念，但先秦至魏晉，儒家對“忠”“孝”關(guan) 係的闡發並非一成不變。孔子“忠”的基本含義(yi) 指的是個(ge) 體(ti) 發自肺腑的情感，也就是《說文解字》所說的“敬也。盡心曰忠。”[7]

《論語·裏仁》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論語·八佾》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在原儒思想中“忠”並不具有臣子對君主絕對服從(cong) 的意義(yi) ，《論語》中更多的強調“孝”，“孝弟也者，其為(wei) 仁之本與(yu) ！”

但到了《孝經》中，對“忠”“孝”關(guan) 係的看法已經不同於(yu) 《論語》了。《孝經·廣揚名章》雲(yun) ：“君子之事親(qin) 孝，故忠可移於(yu) 君；事兄悌，故順可移於(yu) 長；居家理，故治可移於(yu) 官。”《論語》言“其為(wei) 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鮮矣。”

《孝經》將孔子的思想進一步推進，明確地將事親(qin) 之“孝”移植到事君之“忠”，把倫(lun) 理範疇的“孝”推演成政治範疇的“忠”，並更進一步指出“忠”乃是“孝”的終極表現形式：“身體(ti) 發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shang) ，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於(yu) 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夫孝始於(yu) 事親(qin) ，中於(yu) 事君，終於(yu) 立身。”

至此，《孝經》將倫(lun) 理的“孝”擴展到政治領域，完成了“孝”的政治化過程，樹立了“忠君”的最高價(jia) 值觀念，孔子“曲忠維孝”的觀念已經演變為(wei) “移孝作忠”了。

西漢時期，儒家得到了統治者的認可，董仲舒作《春秋繁露》繼續加強了“忠君”思想的闡釋：“臣之義(yi) 比於(yu) 地，故為(wei) 人臣者，視地之事天也；為(wei) 人子者，視土之事火也……是故孝子之行，忠臣之義(yi) ，皆取法於(yu) 地也。地事天也，猶下之事上也。”[8]

（董仲舒）

董仲舒以天道來喻人事，為(wei) 人間秩序提供神聖的解釋。他將父子、君臣的關(guan) 係比作天地的關(guan) 係，那麽(me) “忠君”不僅(jin) 是神聖的，也是自然的。

君臣的統治與(yu) 服從(cong) 關(guan) 係就是陰陽關(guan) 係的表現，陽尊陰卑乃是出於(yu) 自然之道：“君臣、父子、夫婦之義(yi) ，皆取諸陰陽之道。君為(wei) 陽，臣為(wei) 陰；父為(wei) 陽，子為(wei) 陰；夫為(wei) 陽，婦為(wei) 陰。

陰道無所獨行，其始也不得專(zhuan) 起，其終也不得分功，有所兼之義(yi) ……天為(wei) 君而覆露之，地為(wei) 臣而持載之；陽為(wei) 夫而生之，陰為(wei) 婦而助之；春為(wei) 父而生之，夏為(wei) 子而養(yang) 之……王道之三綱，可求之於(yu) 天。”[9]

“忠君”作為(wei) 儒家思想的中心價(jia) 值觀念在《白虎通·三綱六紀》中得到了最終確認，君臣關(guan) 係被視為(wei) 社會(hui) 的綱常：“三綱者，何謂也？謂君臣、父子、夫婦也……故《含文嘉》曰：‘君為(wei) 臣綱，父為(wei) 子綱，夫為(wei) 妻綱。’”[10]

《白虎通·喪(sang) 服》將“忠”與(yu) “孝”的內(nei) 涵溝通起來，“臣之於(yu) 君，猶子之於(yu) 父，明至尊臣子之義(yi) 也。”通過這樣的理論建構，確認了“忠君”作為(wei) 儒家思想的中心觀念。

東(dong) 漢時期隨著儒學的興(xing) 盛以及儒家思想向下層的擴散，忠君思想對士人的行為(wei) 產(chan) 生了極大約束，顧炎武在論兩(liang) 漢風俗時說道：“漢自孝武表章《六經》之後，師儒雖盛，而大義(yi) 未明，故新莽居攝，頌德獻符者，遍於(yu) 天下。”[11]

顧炎武所說王莽代漢時的“大義(yi) 未明”實際指的就是忠君觀念的缺失，既而他又舉(ju) 範曄論後漢士人的言行作為(wei) 對照，以昭示忠君觀念對於(yu) 維係國家的重要作用。但經曆了後漢兩(liang) 次黨(dang) 錮之禍，“忠君”思想開始動搖，士人不再如東(dong) 漢那樣尊奉“忠君”思想。後世論及魏晉，多斥責士人重“家”輕“國”，缺少忠君之節。[12]

事實上，漢魏之際在士人的觀念中已經開始以“孝”重於(yu) “忠”了。《三國誌》注引《邴原別傳(chuan) 》的事例可略見彷佛：“太子燕會(hui) ，眾(zhong) 賓百數十人，太子建議曰：‘君父各有篤疾，有藥一丸，可救一人，當救君邪，父邪？’眾(zhong) 人紛紜，或父或君。時原在坐，不與(yu) 此論。太子諮之於(yu) 原，原悖然對曰：‘父也。’太子亦不複難之。

（邴原）

曹丕所設之問就是“忠”“孝”先後問題，坐中眾(zhong) 說紛紜，可見當時士人已經不再像東(dong) 漢那樣以“忠”為(wei) 先了，邴原的回答更是斬釘截鐵，漢代以來樹立的“忠君”思想在此時已經發生動搖了。

有的學者據此認為(wei) 魏晉時期“孝先於(yu) 忠”，並以“孝”的觀念來解釋士族的選擇，對“忠君”觀念的影響關(guan) 注甚少。[13]我認為(wei) 儒家思想的“忠君”意識在魏晉並非完全被拋棄，它對士族的行為(wei) 依然存在約束。以下我們(men) 以漢晉易代之際的潁川士族為(wei) 個(ge) 案，探究這種“忠君”意識如何影響士族。

三、潁川士族的忠君觀念

荀彧是曹魏政權中潁川士族的領袖人物，在漢末動亂(luan) 中他帶領宗族避亂(luan) 冀州，後依附曹操，成為(wei) 曹魏集團的核心人物之一。《三國誌》本傳(chuan) 言其有德行，鍾繇更謂“顏子既沒，能備九德，不貳其過，唯荀彧然。”

範曄在《後漢書(shu) 》本傳(chuan) 中視荀彧為(wei) 漢臣，並言其“蓋取其歸正而已，亦殺身以成仁之義(yi) 也”。陳壽則將其歸於(yu) 魏臣，在陳壽看來荀彧“雖晚節立異，無救運移；功既違義(yi) ，識亦疚焉。”

裴鬆之在注中與(yu) 陳壽所持意見不大相同，在他看來荀彧“亡身殉節，以申素情，全大正於(yu) 當年，布誠心於(yu) 百代，可謂任重道遠，誌行義(yi) 立。”對荀彧之死，孫明君先生著文專(zhuan) 門予以討論，詳細梳理了曆代的代表性看法。

（荀彧）

孫明君指出荀彧是矛盾困惑的，他一方麵認識到漢不可為(wei) ，一方麵與(yu) 漢朝存在情感上的關(guan) 聯，又受到綱常禮教的束縛。[14]孫明君注意到儒家思想對荀彧的影響，指出荀彧對曹操進爵魏公的意見正體(ti) 現了儒家道德意識對士人的約束。

《三國誌·荀彧傳(chuan) 》雲(yun) ：“十七年，董昭等謂太祖宜進爵國公，九錫備物，以彰殊勳，密以諮彧。彧以為(wei) 太祖本興(xing) 義(yi) 兵以匡朝寧國，秉忠貞之誠，守退讓之實；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太祖由是心不能平。”

荀彧本人深受儒家思想影響，從(cong) 其勸曹操恢複儒學等舉(ju) 措並不難看出此點。在麵對曹操稱魏國，將有代漢之心時，荀彧內(nei) 心並不讚同，所以董昭秘密谘詢荀彧時，荀彧認為(wei) “不宜如此”，並以曹操興(xing) 兵乃是匡扶漢室這樣的大義(yi) 來阻止他。

這與(yu) 範曄論東(dong) 漢顛而不廢的情況是暗合的，足見儒家的忠君觀念對荀彧的影響。相較而言，荀悅的“忠君”思想比荀彧更為(wei) 明顯。

《後漢書(shu) ·荀悅傳(chuan) 》言“時政移曹氏，天子恭己而已。悅誌在獻替，而謀無所用，乃作《申鑒》五篇。”荀悅“誌在獻替”，其心在於(yu) 漢帝，但由於(yu) 曹操秉政，其謀略並無施展的空間，故而作《申鑒》。

荀悅在是書(shu) 中主要談及治道及君臣關(guan) 係，其中對“忠”的問題有所闡發：“人臣之義(yi) ，不曰“吾君能矣，不我須也，言無補也”，而不盡忠。不曰“吾君不能矣，不我識也，言無益也”，而不盡忠。必竭其誠，明其道，盡其義(yi) ，斯已而已矣，不已則奉身以退，臣道也。”[15]

在荀悅看來，人臣必須向君主盡忠，不可推卸責任。他認為(wei) 人臣“違上順道謂之忠臣”，反之就是“諛臣”，也就是說人臣盡忠是合於(yu) “道”的。在荀悅這裏，“忠”是衡量人臣的重要標準。

與(yu) 荀彧、荀悅同代的陳群，在麵對易代時內(nei) 心也充滿矛盾。《三國誌·華歆傳(chuan) 》注載：“文帝受禪，朝臣三公已下並受爵位；歆以形色忤時，徙為(wei) 司徒，而不進爵。

魏文帝久不懌，以問尚書(shu) 令陳群曰：‘我應天受禪，百辟群後，莫不人人悅喜，形於(yu) 聲色，而相國及公獨有不怡者，何也？’群起離席長跪曰：‘臣與(yu) 相國曾臣漢朝，心雖悅喜，義(yi) 形其色，亦懼陛下實應且憎。’帝大悅，遂重異之。”

劉備在豫州時曾辟陳群為(wei) 別駕，後除柘令，故陳群言其曾為(wei) 漢臣。陳氏是漢末典型的儒家大族，陳群是漢末大名士陳寔之孫，其父叔皆有高名於(yu) 世，陳群本人深受儒學影響，我們(men) 從(cong) 陳群上疏中可以看到濃厚的儒家色彩。

曹丕代漢稱帝後，華歆“以形色忤時”，陳群也有“不怡”，二人在文帝稱帝時並不像其他人那樣“悅喜”，所以文帝對此頗為(wei) 不悅，以此責問陳群。陳群的回答很巧妙，他說自己曾經為(wei) 前朝臣屬，雖然對文帝稱帝心懷喜悅，但是在麵上並不能喜形於(yu) 色。

無論陳群的回答是否出於(yu) 真心，我們(men) 都可以從(cong) 中看到儒家道德意識的製約。如果陳群的回答並不是出於(yu) 真心，也就是說陳群對曹丕代漢並不是積極支持的，那就說明“忠君”的觀念製約他。

反之，如果陳群的回答出於(yu) 真心，他內(nei) 心積極支持但在表麵仍然麵露不悅，這也說明陳群畏懼社會(hui) 輿論，儒家“忠君”的觀念使他不能夠在麵上顯露出喜悅，所以說陳群在此時麵臨(lin) 的兩(liang) 難境地正說明他受到了儒家道德意識的約束。

他一方麵要維護家族的社會(hui) 聲望，所以麵對曹丕稱帝隻能表現出“不怡”，一方麵又要保持現實的政治地位，故而對曹丕表明內(nei) 心“悅喜”。

在魏晉易代之際，陳泰與(yu) 庾純的表現也具有典型性。關(guan) 於(yu) 陳泰在魏晉革命之際的心態，仇鹿鳴已做專(zhuan) 門討論，仇氏的觀點我基本讚同。[16]

陳泰在高平陵事變中勸說曹爽放棄抵抗，在司馬氏掌權後任雍州刺史，後繼郭淮任征西將軍(jun) 、假節都督雍、涼諸軍(jun) 事，後征為(wei) 尚書(shu) 右仆射，掌選舉(ju) ，在淮南三叛時總署行台。基於(yu) 以上的事實，大多數學者將其視為(wei) 司馬氏集團的重要成員。

但從(cong) 高貴鄉(xiang) 公遇弑一事，我們(men) 發現陳泰的選擇並非那麽(me) 簡單，陳泰在這一事件中展現出他內(nei) 心豐(feng) 富複雜的一麵。

《三國誌·陳泰傳(chuan) 》注引幹寶《晉紀》雲(yun) ：“高貴鄉(xiang) 公之殺，司馬文王會(hui) 朝臣謀其故。太常陳泰不至，使其舅荀顗召之。顗至，告以可否。泰曰：‘世之論者，以泰方於(yu) 舅，今舅不如泰也。’子弟內(nei) 外鹹共逼之，垂涕而入。

王待之曲室，謂曰：‘玄伯，卿何以處我？’對曰：‘誅賈充以謝天下。’文王曰：‘為(wei) 我更思其次。’泰曰：‘泰言惟有進於(yu) 此，不知其次。’文王乃不更言。”

從(cong) 這則材料我們(men) 可以得到幾點信息：（1）陳泰並未參加司馬氏誅高貴鄉(xiang) 公一事，司馬氏會(hui) 群臣商議此事時，陳泰也並不到場。（2）司馬昭令荀顗召陳泰，而由陳泰之語可知其本意並不願在高貴鄉(xiang) 公之死上為(wei) 司馬氏開脫，是以胡三省注雲(yun) 陳泰忠於(yu) 魏室。

（3）陳泰的個(ge) 人態度遭到了內(nei) 外子弟的反對，可以說陳泰最後麵見司馬氏乃是出於(yu) 保全宗族的考慮而非出於(yu) 個(ge) 人的真正態度。（4）陳泰堅持認為(wei) 當誅賈充以杜絕輿論，違背了司馬氏的主張。

司馬光《資治通鑒》亦據幹寶《晉紀》，於(yu) 陳泰“惟有進於(yu) 此”下注曰：“言當以弑君之罪罪昭。”高貴鄉(xiang) 公被弑，司馬氏篡奪之實已成，陳泰與(yu) 司馬氏的合作也是出於(yu) 保全宗族的考慮，這從(cong) “內(nei) 外子弟鹹共逼之”可以看出。

司馬氏圍宮時並不僅(jin) 僅(jin) 隻有司馬氏子弟參與(yu) ，充、荀勖等人都是這一事件的參與(yu) 者。當曹髦決(jue) 意依靠宿衛借武力誅除司馬昭時，王沈、王業(ye) 已將消息告知司馬昭，《三國誌》裴注引《漢晉春秋》雲(yun) “沈、業(ye) 奔走告文王，文王為(wei) 之備”。

據司馬幹入宮遭孫佑而延遲一事來看，當時司馬氏子弟已經做好了準備。此時陳泰並未預其事，且高貴鄉(xiang) 公遇弑後司馬氏召之不至。陳泰不至，這並不是試圖逃避這一事件，因為(wei) 從(cong) 陳泰之前的行動，已然與(yu) 司馬氏形成了利益共同體(ti) ，這一事件斷然沒有逃避的可能。

所以我認為(wei) 陳泰的不至表示的是反對的態度，當陳泰舅氏荀顗前來召他，陳泰更以“今舅不如泰”作答。陳泰、荀顗都曾為(wei) 魏臣，麵對司馬氏弑君，荀顗為(wei) 司馬氏積極奔走，而陳泰默然反對。

陳泰之舉(ju) 可謂忠於(yu) 舊主，而荀顗之舉(ju) 在陳泰看來便是失節，所謂“舅不如泰”，正是在儒家“忠君”思想的衡量下得出的結論。陳泰最後在內(nei) 外子弟共同逼迫下勉強認可了司馬氏的行動，這並非出於(yu) 其本心，而是以家族門第為(wei) 念。

從(cong) 陳群、陳泰父子麵對易代的表現，我們(men) 發現東(dong) 漢以來士人信仰崩潰後，儒家思想對士人依然存在約束作用。他們(men) 一方麵要維持家族聲望，所以麵對易代表現出對前朝的忠心，同時更要保全宗族，提高家族的政治地位，所以不得不與(yu) 新政權合作，內(nei) 心的矛盾與(yu) 彷徨可想而知。

《三國誌》本傳(chuan) 載武陔評論陳群、陳泰父子恰是反映這一問題的好證據：“司馬景王、文王皆與(yu) 泰親(qin) 友，及沛國武陔亦與(yu) 泰善。文王問陔曰：‘玄伯何如其父司空也？’陔曰：‘通雅博暢，能以天下聲教為(wei) 己任者，不如也；明統簡至，立功立事，過之。’”

陳群存有以“天下聲教為(wei) 己任”的崇高理想，這與(yu) 漢末李膺“欲以天下名教是非為(wei) 己任”的誌向是一致的，但到了陳泰卻隻以事功為(wei) 務了，父子的差異何嚐不是東(dong) 漢至魏晉士人信仰差別的縮影。從(cong) 陳泰入宮與(yu) 司馬昭的對話可以看到，陳泰依舊保持了他的原有態度。

但陳泰隻以賈充為(wei) 元凶，等於(yu) 默認了司馬氏造成的事實。《博物記》雲(yun) ：“太丘長陳寔、寔子鴻臚紀、紀子司空群，群子泰四世，於(yu) 漢、魏二朝並有重名，而其德漸漸小衰。”

言陳氏之德漸漸小衰，概指陳泰在司馬氏代魏中的態度。由於(yu) 陳泰並未像荀勖那樣徹底倒向司馬氏，這也致使陳氏不能進入司馬氏的政治核心，是以《陳氏譜》雲(yun) “群之後，名位遂微。”

在晉朝建立之後，潁川士族對司馬氏代魏仍然不能釋懷。庾純與(yu) 賈充發生之衝(chong) 突，實際上也可以視作庾純本人對魏晉鼎革的看法。

《晉書(shu) ·庾純傳(chuan) 》載：“充嚐宴朝士，而純後至，充謂曰：‘君行常居人前，今何以在後？’純曰：‘旦有小市井事不了，是以來後。’世言純之先嚐有伍伯者，充之先有市魁者，充、純以此相譏焉。

充自以位隆望重，意殊不平。及純行酒，充不時飲。純曰：‘長者為(wei) 壽，何敢爾乎！’充曰：‘父老不歸供養(yang) ，將何言也！’純因發怒曰：‘賈充！天下凶凶，由爾一人。’

充曰：‘充輔佐二世，蕩平巴、蜀，有何罪而天下為(wei) 之凶凶？’純曰：‘高貴鄉(xiang) 公何在？’眾(zhong) 坐因罷。充左右欲執純，中護軍(jun) 羊琇、侍中王濟佑之，因得出。充慚怒，上表解職。純懼，上河南尹、關(guan) 內(nei) 侯印綬，上表自劾。”

庾純譏笑賈充祖先為(wei) 市魁，陳寅恪先生以此作為(wei) 賈充出身寒微的證據，認為(wei) 他可以不顧儒家道德，服膺儒家的司馬氏正是借助他殺了天子。[17]庾純的怒言針對的正是賈充不顧儒家道德的弑君惡行。

（陳寅恪）

庾氏自東(dong) 漢庾嶷開始就是世傳(chuan) 儒學的大族，庾純本人也是儒者，《晉書(shu) 》本傳(chuan) 稱其“博學有才義(yi) ，為(wei) 世儒宗”。前文論述庾氏在魏晉之際的政治選擇曾言庾氏與(yu) 賈充在晉初政壇立場不同，庾純質問賈充高貴鄉(xiang) 公一事，其情忿忿，這說明庾純對司馬氏弑君篡位的行為(wei) 始終不能釋懷，從(cong) 側(ce) 麵反映出儒家道德意識對庾純產(chan) 生的影響。

四、觀念與(yu) 現實之間的選擇

從(cong) 荀彧、陳群、陳泰及庾純四人在易代之際的言行，我們(men) 不難看到他們(men) 麵對政權鼎革時內(nei) 心的矛盾與(yu) 彷徨。

一方麵他們(men) 不得不向新政權妥協甚至合作，但另一方麵他們(men) 深受儒家教育，儒家“忠君”倫(lun) 理觀念對他們(men) 仍然產(chan) 生約束，致使他們(men) 對舊政權存留千絲(si) 萬(wan) 縷的心理聯係。

當然，陳群與(yu) 文帝的問答也在側(ce) 麵反映出一個(ge) 現實問題，因為(wei) 這些士族都是儒學世家，其家族的社會(hui) 聲望往往與(yu) 他們(men) 的儒學修養(yang) 關(guan) 係密切，為(wei) 了維護家族社會(hui) 聲望，他們(men) 也不得不在麵臨(lin) 易代時表現出對舊朝的留戀，這是一種現實的考慮，但這種顧忌本身仍然說明儒家思想約束力的現實存在。

徐公持先生曾就東(dong) 晉文學風氣與(yu) 南宋文學對比，他認為(wei) 東(dong) 晉文學平靜疏朗的風氣與(yu) 辛棄疾等人的慷慨沉痛形成了鮮明對比，在東(dong) 晉詩賦中極少反映國家災難，這讓人感到不可思議。[18]

我認為(wei) 這一差別是社會(hui) 思想造成的，宋以來儒學複興(xing) ，士人深受儒家思想影響，忠君愛國的觀念是時代的思想背景，而在東(dong) 晉遠離事務，崇尚玄遠是士人普遍的價(jia) 值取向。

但事實上，我們(men) 從(cong) 傳(chuan) 世文獻中還可以尋找到他們(men) 並未忘卻家國之痛的證據，《世說新語》載：“過江諸人，每至美日，輒相邀新亭，借卉飲宴。周侯中坐而歎曰：‘風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異！’”皆相視而流淚。

唯王丞相愀然變色曰：‘當共戮力王室，克複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對？’”又載：“溫嶠初為(wei) 劉琨使來過江。於(yu) 時江左營建始爾，綱紀未舉(ju) 。溫新至，深有諸慮。

既詣王丞相，陳主上幽越，社稷焚滅，山陵夷毀之酷，有《黍離》之痛。溫忠慨深烈，言與(yu) 泗俱，丞相亦與(yu) 之對泣。”

（王導）

溫嶠、王導等人其實還並未完全忘卻家國之痛，庾闡的詩歌也還可以看到一點，他的《從(cong) 征詩》僅(jin) 存兩(liang) 句：“誌士痛朝危，忠臣哀主辱。”[19]這也是儒家思想根植在庾氏家族文化傳(chuan) 統中的一個(ge) 證據。

注釋：

[1]蕭統：《文選》，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2186頁。

[2]顧炎武：《日知錄》，陳垣校注，安徽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721頁。

[3]錢穆：《略論魏晉南北朝學術文化與(yu) 當時門第之關(guan) 係》，《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cong) 》三，生活·讀書(shu) ·新知三聯書(shu) 店2009年版，第178-179頁。

[4]日本學者普遍持有這樣的觀點，即魏晉士族是文化貴族。這一觀點強調士族的文化屬性，從(cong) 已有的關(guan) 於(yu) 魏晉士族的個(ge) 案研究中不難看到。見川勝義(yi) 雄：《六朝貴族製社會(hui) 研究》，徐穀芃、李濟滄譯，第13頁。

[5]唐長孺：《魏晉南北朝史論拾遺》，中華書(shu) 局2011年版，第25-52頁。

[6]餘(yu) 嘉錫：《世說新語箋疏》，中華書(shu) 局2009年版，第56頁。

[7]許慎撰、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502頁。

[8]蘇輿：《春秋繁露義(yi) 證·陽尊陰卑》，中華書(shu) 局2014年版，第326頁。

[9]蘇輿：《春秋繁露義(yi) 證·基義(yi) 》，中華書(shu) 局2014年版，第350-351頁。

[10]陳立：《白虎通疏證》卷81，中華書(shu) 局2014年版，第373-374頁。

[11]陳垣：《日知錄校注》卷13，安徽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718頁。

[12]顧炎武、餘(yu) 嘉錫皆持此論點，見顧炎武：《日知錄》卷13，第718頁。餘(yu) 嘉錫曾言及魏晉忠孝觀念：“蓋魏晉士大夫止知有家，不知有國。故奉親(qin) 思孝，或有其人；殺身成仁，徒聞其語。”見餘(yu) 嘉錫箋疏：《世說新語箋疏》卷上，第56頁。

[13]參見郝紅：《漢魏之際忠君觀念的演變及其影響》，《山東(dong) 大學學報（社會(hui) 科學版）》1999年第3期。甄靜：《論魏晉南朝士人忠孝觀的倒錯》，《青海師範大學學報》2007年第6期。

[14]孫明君：《荀彧之死》，《漢魏文學與(yu) 政治》，商務印書(shu) 館2004年，第126頁。

[15]孫啟治：《申鑒注校補·雜言》，中華書(shu) 局2013年版，第155頁。

[16]仇鹿鳴：《魏晉之際的政治權力與(yu) 家族網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179-184頁。

[17]萬(wan) 繩楠：《陳寅恪魏晉南北朝史講演錄》，貴州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6-18頁。

[18]徐公持：《魏晉文學史》，中國社會(hui) 科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369頁。

[19]逯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中華書(shu) 局2011年版，第876頁。

責任編輯：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