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cong) 校園詩人到青年法學家  

——35歲年份上的追憶與(yu) 致敬

作者：田飛龍

來源：作者授權 伟德线上平台 發布

          原載於(yu) 《漣水日報》2018年10月18日、《法治周末》2018年10月25日

時間：孔子二五六九年歲次戊戌九月十六日己醜(chou)

         耶穌2018年10月24日

十年前，在青島海邊度假時，高中班主任周紅老師聯係我，希望給母校80周年華誕寫(xie) 點慶祝性文字。那時我剛剛結束北大法學院碩士學位的攻讀，準備繼續讀博。更關(guan) 鍵的是，那時我還是一名“失蹤”之前的校園詩人，曾自編詩集《臨(lin) 海聽音》（目錄詳見：https://flyingdragon.fyfz.cn/b/269382），所以也許確實可以寫(xie) 點文字，而且是特別的文字。據說，偉(wei) 大的詩人都是法學院逃逸的學生，而我進行的是逆向逃逸。對漣中母校，我是深懷感情的，她是我人格成熟與(yu) 世界觀形成的關(guan) 鍵階段。為(wei) 了表達對母校感銘之情，在青島海邊的一個(ge) 午後，我奮筆寫(xie) 下了百行長詩《大山與(yu) 驛站》（詳見法律博客個(ge) 人主頁：https://flyingdragon.fyfz.cn/b/256068），以“大山”喻人生特定的知識與(yu) 意義(yi) 迷障，以“驛站”喻接力支持個(ge) 人成長與(yu) 知識突圍的關(guan) 鍵支撐。是的，盡管人生有許許多多的“大山”需要翻越，有千山萬(wan) 水需要跋涉，也有諸多的“驛站”需要感銘，但高中歲月卻是第一次最為(wei) 關(guan) 鍵的“大山”之旅，也是最為(wei) 銘心刻骨的“驛站”所在。恰恰，我又是一名“高四生”，因為(wei) 理想而轉進滯留，竟對母校有了相對他人更深切的碰撞與(yu) 互動。

不久前，孫輝校長帶隊拜會(hui) 北京諸校友，在座者當然是有些“傑出”意味的。我頗為(wei) 誠惶誠恐，不僅(jin) 因為(wei) 自己年資偏淺，更因為(wei) 自己已經不再寫(xie) 詩了，甚至不再有十年前那種奮然向外、馬不停蹄、俾睨天下的豪情壯誌。我知道，特定的情懷是與(yu) 特定的年齡及生存處境相關(guan) 的。孫校長邀請我寫(xie) 點文字，我自然是需要答應的，但卻不可能再寫(xie) 詩了。於(yu) 母校而言，已90華誕，作為(wei) 代際相承的“教育法人”，它在邏輯上是不朽的。因此，這裏的90所相對的不是凡人生命的尺度，而是一種關(guan) 於(yu) 教育理想的長遠尺度，故母校可以一直處於(yu) “青春芳華”。但具體(ti) 的個(ge) 人是有朽的，其年齡與(yu) 壽命的大致比例就是一種生命成熟與(yu) 道德成熟的測量指標。因此，如詩歌般的青春逐漸逝去，詩歌的時代結束了，而理性的散文時代開啟了。這是我在35周歲年份上的真切感受。故而，給母校的文字就隻能是散文了。這是大山之外的回望，這份回望是真切的，甚至是有些沉重的。因為(wei) 一旦打開記憶的閘門，拂拭久違的曾經往事，就難免舒張那因為(wei) 奮鬥前行不得不裹緊的靈魂，任著思緒與(yu) 情感回溯流淌。

一、寄宿漣中：人生開始獨立

我是1998年入讀漣水中學的。那一年的中考，我記得是考了全縣第三名，也是我初中母校第五中學曆史上中考成績最好的。那時漣水的教育格局還沒有進入“春秋戰國”時代，大致相當於(yu) “西周”鼎盛而衰之際，漣中當時是“一枝獨秀”，能夠考上漣中，尤其是考上免收培養(yang) 費的“統招生”，對鄉(xiang) 下學子而言是一種確定的榮耀。那時漣水的鄉(xiang) 下初中實力還比較強，有不少好師資和好學生，因此高一入學時，我能夠感覺到周圍同學的大致經曆與(yu) 誌向。當時的鄉(xiang) 下孩子，經常被教育要好好讀書(shu) ，其目的大體(ti) 是出人頭地、光宗耀祖之類的傳(chuan) 統功利主義(yi) 價(jia) 值觀，但即便今日我已確立牢固的獨立價(jia) 值觀與(yu) 理想，又何能輕慢父母輩曾經的無私付出與(yu) 正當期待呢？在他們(men) 的生活經曆中，有著太多的辛酸、卑微與(yu) 不甘，因此這種通過教育的理想性寄托，即便有所功利，也完全是可以理解的。

高中是住校的，這也就意味著自己需要獨立生活了。這種校園寄宿製非常重要，它使得我開始獨立麵對及處理學習(xi) 、生活及情感上的遭遇和挑戰。鄉(xiang) 下的學生是普遍選擇住宿的，而城裏的學生則大多繼續住家。我覺得，這是鄉(xiang) 下學生提前獨立成長的好機會(hui) 。學習(xi) 當然是首要的，對於(yu) 我們(men) 鄉(xiang) 下學生來說，學習(xi) 不好不僅(jin) 很難找到推卸理由，更是觸及某種“道德原罪”。你會(hui) 發現，當父母不顧一切、起早貪黑地掙錢供養(yang) 你讀書(shu) 時，盡管你覺得很感動，但同時也極有壓力。我當時就感覺到周圍鄉(xiang) 下學生所承受的種種壓力及精神緊張，我也有一樣的遭遇。後來在看趙薇的電影《我們(men) 終將逝去的青春》時，特別感動的是這樣一句話“農(nong) 村孩子的一生就像隻能建造一次的建築一樣”，當時已無可掩麵。2018年高考後，有一個(ge) 考上北大的女狀元寫(xie) 了一篇“感謝貧窮”的文章，轉載甚眾(zhong) ，好評如潮，但我也替她捏了把汗，因為(wei) 這條路不會(hui) 一直平坦，更因為(wei) 這樣的出身沒有向後的退路。

我的高中共遇到過四位班主任。第一位是馬文睿老師，他是資深的語文老師。應該說，我的寫(xie) 作，由文字感覺提升到文字能力，與(yu) 馬老師的訓練、激勵和支持是分不開的。馬老師經常在課前“訓話”時簡要提及農(nong) 民生活的艱辛，父母的不易，這樣的“憶苦思甜”式教育對我而言絕非說教，而是必要的提醒及道德責任的加重。馬老師還要求我們(men) 寫(xie) 日記，並且在初期檢查日記。日記是私密的，但日記寫(xie) 作也是一種寫(xie) 作訓練。馬老師不是為(wei) 了窺探學生隱私，而是強化寫(xie) 作訓練。過了半個(ge) 學期，日記不再檢查，但我的日記寫(xie) 作習(xi) 慣卻一直保持下來，直到大學四年級。日記是一場心靈自查式寫(xie) 作。這種習(xi) 慣我之前沒有，但經過半個(ge) 學期的訓練及要求，竟然養(yang) 成為(wei) 一種自我要求。從(cong) 此，在獨自麵對高中生活種種壓力與(yu) 遭遇時，日記成了可以暫時逃遁與(yu) 棲息的理想居所，日記中偶爾也寫(xie) 點小詩，但更多是散文，夾雜著對人生、理想與(yu) 時政的稚嫩分析。除了日記，馬老師對我的“作文”訓練與(yu) 寫(xie) 作規範指導也很用心。有一次，他出了一道“我眼中的孔子”的作文題，我以自己的大膽行文贏得了老師的讚賞。當時我並不知道心性儒學與(yu) 政治儒學之分，但朦朧之中感覺到儒家必將在民族複興(xing) 進程中“重新公共化”。讀大學之後，每逢寒暑假我都還有拜訪馬老師的習(xi) 慣，但後來工作日漸忙碌，回家很少，聯係不再頻繁，但心中還是時常牽掛。今日的自己，通過專(zhuan) 業(ye) 積累和公共寫(xie) 作，成為(wei) 一名有一定公共影響力的學術型專(zhuan) 欄作家，與(yu) 馬老師在道德責任及寫(xie) 作能力上的著意培育密不可分。

高一結束時文理分班，我的文科總成績與(yu) 理科總成績排名均為(wei) 年級第一，我是非常熱愛文科的，但當時的態勢是理科至上的，好的師資與(yu) 學生基本都集中於(yu) 理科，而且關(guan) 於(yu) 理科更有前途及更有用的說法是壓倒性的，我選擇了讀理。人生有時候是被社會(hui) 觀念與(yu) 多重外部期待所塑造甚至強製的，但我並不埋怨這樣的塑造和強製，因為(wei) 它們(men) 有著“愛”的質地，而且學理對於(yu) 進一步強化自身的邏輯思維能力及推理習(xi) 慣有著重要的意義(yi) 。高二上學期的班主任仍然是馬文睿老師，這似乎是一種幸運的繼續。但一個(ge) 學期後，學校又要求將所有理科班的前三名合組為(wei) 一個(ge) “奧林匹克班”，簡稱“奧賽班”。在這個(ge) 新班級，我遇到了第二位班主任孫中亞(ya) 老師。孫老師是一位優(you) 秀的數學老師，和藹可親(qin) ，樸實真切。但奧賽班有個(ge) 特殊的影響，也就是成績優(you) 秀而相近的學生過於(yu) 密集，競爭(zheng) 壓力陡增。這種“群狼”班固然可以激發鬥誌，提升戰力，但也對很多同學造成了過大的壓力和負擔。當然，這是學校的一個(ge) 實驗，是應對外部競爭(zheng) 及保障升學質量的理性選擇。一年半之後的高考，即2001年高考，不少原來成績很好的學生在奧賽班裏並沒有發展得很好，高考結果也不盡理想。當然，這是一種實驗，也是一種心智磨煉。曆史不能假設，不能設想沒有這個(ge) 新建製，我們(men) 今天會(hui) 如何。

奧賽班到了高三，我遇到了第三位班主任周紅老師。這是一位資深的英語老師。我複讀時的第四位班主任陳桂軍(jun) 老師也是英語老師。兩(liang) 個(ge) “高三”，對我而言是昂揚的，也是壓抑的。一方麵，高考前的教育已到終點，所有的前期積累和榮辱皆係於(yu) 最終考試，父母與(yu) 師長的所有期待也凝聚於(yu) 此，所謂“一考定終身”。這種“決(jue) 戰”氛圍，有時我特別不習(xi) 慣，不僅(jin) 僅(jin) 是第一次遭遇這種抉擇時本能的慌亂(luan) ，也是因為(wei) 所謂的“農(nong) 村孩子沒有退路”的緊箍咒。後來的我還經曆了一係列的考試，跨過一座座“大山”，我記得唯有2008年考博前一夜失眠過，其他好像都沒有太多的波瀾。另一方麵，青春人格開始成形，有某種“叛逆”情結，或者一種“反規訓”衝(chong) 動，希望證明自己不僅(jin) 可以通過成績保持考上很好的大學，還可以在最後一年的高中歲月裏“惡補”前期人生的虧(kui) 欠，比如學生會(hui) 競選與(yu) 履職，比如開啟一段有節製的情感之旅。但所有的叛逆和任性都是有代價(jia) 的。第一年高三下學期的狀態及心緒有些漂浮不定，既驕傲自大，又患得患失，終於(yu) 沒有圓自己的“北大夢”。

二、高四歲月：心智的反思與(yu) 成熟

2001年的暑假回想反思了許多，心智加快成熟。挫折是財富，我深深體(ti) 會(hui) 到這一點。在調整心態複讀的日子裏，周紅老師成了我的心靈摯友，對我幫助很大。後來遇到了大學及研究生階段的很多老師，比較而言，我發現高中老師非常樸實真摯，沒有“老板”（Boss）氣息，沒有對學生的忽視或漠視，而有著一種近乎“親(qin) 情”的關(guan) 懷。我想，一切“不樸實”都是名利密度的函數。高中的師生關(guan) 係，保有了一份天然的純真，這也是我一直感銘的因由。那一年，上不了北大，但成績也還可以，被南郵錄取了，與(yu) 我同一屆的文科第一名劉昊昊似乎也沒有考好，但選擇上了南郵。我知道，人各有誌。我不甘心，那麽(me) 就吞下所有的艱難困苦以及心理波折，再來一次吧。當時想，如果那一次經不住摔打，受不了挫折，以後的人生路上又何談披荊斬棘而勉力向前呢？而且一定會(hui) 後悔。

複讀之前有個(ge) 插曲，就是漣中東(dong) 鄰的競爭(zheng) 對手、新建的鄭梁梅中學教務處長來我家裏遊說去複讀，並承諾提供優(you) 待。我婉拒了。當時的朦朧想法是，如果第二年我考好了，何顏再回漣中麵對師長，而如果再次考砸了，更是無地自容。還是回漣中複讀，在曾經跌倒的地方爬起來，無非是要克服某些誤解與(yu) 自己內(nei) 心的虛榮不安而已。這種選擇是一種不逃避、不回避的選擇，是一種內(nei) 心的感念和倔強，也是對漣中的一往情深。複讀的一年，讓我人生更加豐(feng) 富，不僅(jin) 增加了兩(liang) 厚本日記，而且心智沉穩勇毅，這似乎是複讀選擇的最寶貴財富。這也是一種類似“心靈闖關(guan) ”的過程。

更重要的是，我在這一年裏充分發現了自己的熱愛與(yu) 責任，堅定地立下了“文以載道”的人生理想。在複讀的獨特處境中，我在一次作文裏寫(xie) 下了自己微妙而堅強的心智取向，作文題目是《蓮葉與(yu) 荷花》，以楊萬(wan) 裏的“接天蓮葉無窮碧，映日荷花別樣紅”切入，以“荷花”自況，追求一種強烈的“精神精英化”與(yu) 對國家民族的責任擔當。這篇文章被年級語文組拿到各班作為(wei) 樣板作文宣讀學習(xi) 。這是一種走出“大山”的強烈願望，一種在日記寫(xie) 作、複讀遭遇、情感波瀾、前途浩渺之際的“自我立約”。當時的想法趨近於(yu) ：此生不求富貴，但求思想有功於(yu) 民族及人類。這種開闊心智，在之前的三年高中生活中不曾出現，是複讀的一年給了我敞開理想之門的內(nei) 在動力，感受到了一種內(nei) 在的召喚。

第二年的高考輕鬆許多，因為(wei) 心智沉穩與(yu) 基礎紮實，發揮得也不錯。分數超出了北大線，但沒有信心選到自己心儀(yi) 的專(zhuan) 業(ye) 。父母希望我讀軍(jun) 醫大學，認為(wei) 學習(xi) 一門技術很重要，而且包分配，無論政治如何變幻，都有口飯吃。我早就受到魯迅“棄醫從(cong) 文”的影響，怎肯“棄文從(cong) 醫”？我最想報的專(zhuan) 業(ye) 是中文係，我隱約感到改革開放帶來了物質極大進步，但道德人心無從(cong) 收拾，需要有“文以載道”的思想性作家出現。但父母堅持認為(wei) 中文係畢業(ye) 沒有前途，在市場經濟中會(hui) 迷失。學校自然希望我報北大，給母校增光，不管上哪個(ge) 專(zhuan) 業(ye) 。但我最終聽從(cong) 了自己內(nei) 心的召喚，又適當做了妥協與(yu) 修正，選擇了南京大學法學院。不過，本科四年，我聽了無數的中文範疇講座，自我訓練為(wei) 一名校園詩人，寫(xie) 作了無數的散文。我覺得，這種纏繞在“法學”本體(ti) 上的文學與(yu) 思想之夢，不是對“法學”的反動，而是一種提升與(yu) 擴展。沒有文化和文明根基的“法學”隻能是精致功利的工匠之學，但我在意的則是“法意”、“法哲學”與(yu) “時代精神”，是通過法律與(yu) 法學傳(chuan) 遞和表達的獨立思想體(ti) 係。

總之，走自己的路，發現自己的熱愛，是我高中四年生活的精神主軸。給予我巨大幫助的當然不限於(yu) 上麵提到的四位班主任，還包括每一位具體(ti) 的任課教師。在走出第一座“大山”的崎嶇道路上，母校嚴(yan) 謹的學風、樸實的師資與(yu) 教誨、不屈的奮鬥精神及充滿溫情和善意的細節扶助，成為(wei) 我人生無法忘懷的寶貴記憶與(yu) 財富。

三、砥礪前行：在“法治報國”的路上

2002年9月，我進入南京大學法學院學習(xi) 。南京大學是非常適合我的綜合性大學。除了專(zhuan) 業(ye) 課程，我還有機會(hui) 聽到很多精深而前沿的跨學科講座。本科四年，我一半多的知識以及對“法治”理想與(yu) 使命的透徹理解，竟然是來自跨越文史哲、政經法的各種講座。中國的法學界不乏才華橫溢的詩人及公共思想家，他們(men) 的言談舉(ju) 止尤其是文字和觀念力量，通過講座及公共寫(xie) 作傳(chuan) 達於(yu) 轉型中國的多重角落。這種“法學公共性”對我吸引和啟發很大，這不就是我夢寐以求的“文以載道”、“學以致用”嗎？

我聽講座有個(ge) 習(xi) 慣，就是必須記筆記，先草記，事後再精心整理。如果有特別感興(xing) 趣的問題，講座中又沒有搞清楚但給出文獻線索的，我會(hui) 去圖書(shu) 館查資料自主研究。我當時感覺這是一個(ge) 非常幸福及有意義(yi) 的知識探險過程。這種跨學科聽講及延伸學習(xi) ，不會(hui) 增加學分，甚至與(yu) 專(zhuan) 業(ye) 課程沒有直接關(guan) 係，但我認為(wei) 非常關(guan) 鍵，塑造了我對更寬廣之人文社會(hui) 科學理論知識的興(xing) 趣。不要小看了這種跨學科的知識興(xing) 趣，它會(hui) 幫助人養(yang) 成一種特別的思想氣概和風度。我現在的公共寫(xie) 作甚至專(zhuan) 業(ye) 寫(xie) 作，也會(hui) 時時展現這種跨學科與(yu) 整全主義(yi) 的思想風格。這種風格更像啟蒙時代的思想家，而不是19世紀以來科學主義(yi) 盛行後的專(zhuan) 家。當然，身處我們(men) 這樣一個(ge) 技術理性主宰的精細分工時代，一個(ge) 優(you) 秀的學者必須在專(zhuan) 業(ye) 槽與(yu) 思想麵之間求得動態平衡，否則或者“一葉障目”，或者“誌大才疏”。因此，我現在常常給自己的角色定位就是：最優(you) 秀的法學家必須做到一流思想家、公共知識分子與(yu) 政府谘詢專(zhuan) 家的結構性融合。

本科四年，我最終以年級第四名的成績獲得保研北大法學院的資格，在2005年9月下旬經過激烈競爭(zheng) 通過了北大法學院的保研考試。我清晰記得，保研考試那一天，李敖先生在北大公開演講，而第一次走進北大，繞湖徜徉之際，赫然見識“未名湖”碑，未名地感動，認為(wei) 自己最終屬於(yu) 這裏。這也許是一種冥冥中的緣分，高三與(yu) 高四錯過的“北大”又在本科畢業(ye) 之際來臨(lin) 。碩士兩(liang) 年，博士四年，我立足“憲法與(yu) 行政法學”的專(zhuan) 業(ye) 訓練及公法學思想基礎的打磨，取得了學術上的較大進步。2012年7年，我博士畢業(ye) ，入職北航，成為(wei) 一名法學講師。2016年7月，我晉升法學副教授。

在“法治報國”的路上，從(cong) 學術選擇與(yu) 布局來看，經過了一個(ge) 逐步探索和聚焦的過程。我的碩士論文選題是村民自治，這與(yu) 我農(nong) 村生活的切實感受及對中國基層治理秩序的深切憂慮有關(guan) ，當時的學術思考是以“參與(yu) 式民主”（participatory democracy）重構村民自治，將村民塑造為(wei) 合格的現代公民並通過自治民主維護村民合法權益及參政權利。但隨著新型城鎮化及國家主義(yi) 法治邏輯的向下延伸，以及不平等城鄉(xiang) 關(guan) 係帶來的農(nong) 村社會(hui) 的“半社會(hui) 化”，村民自治的“民主遞進”理想沒有實現，甚至其自身也遭到了鄉(xiang) 鎮行政權力的重重滲透與(yu) 控製。這是自治民主與(yu) 國家建構的法權難題，我們(men) 處於(yu) “強國家，弱社會(hui) ”的法權結構之中，村民自治難以按照原初規範設計順暢運行。於(yu) 是，在博士攻讀階段，我選擇了“政治憲法”（political constitution）作為(wei) 主攻方向，希望通過對宏觀憲製結構及民主政治過程的製度激活，推動國家政治的規範轉型。這一學術方向需要進行法學與(yu) 政治學的多重知識準備，也是我在學術思想上真正得以深化及體(ti) 係化的關(guan) 鍵階段。博士論文最終在2015年以《中國憲製轉型的政治憲法原理》為(wei) 名在中央編譯出版社出版，洋洋40萬(wan) 字。原高二（4）班舉(ju) 行畢業(ye) 15周年師生聚會(hui) 時，將我的這本書(shu) 作為(wei) 回報禮物贈送給參加聚會(hui) 的每個(ge) 老師，得到好評。這也是我頗感欣慰的一種回報形式。這個(ge) 學術方向得到了一直的堅持，它事關(guan) 對中國憲製模式的整體(ti) 解釋與(yu) 改革設計，也事關(guan) 對人類政治文明的類型化比較與(yu) 建構。這一方向的延伸研究已有新的專(zhuan) 著體(ti) 現，即《政治憲法的中國之道》（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

2014年—2015年，我有機會(hui) 受邀赴香港大學法學院擔任為(wei) 期一年的高級訪問學者（Leslie Wright Fellow），從(cong) 事關(guan) 於(yu) 香港政改及基本法秩序的專(zhuan) 題研究。這為(wei) 我打開了一個(ge) 新的研究領域，即一國兩(liang) 製。這是憲法學研究的一個(ge) 子領域。一國兩(liang) 製是中國整體(ti) 現代化與(yu) 國際化戰略的有機組成部分，是最具辯證法色彩、製度實用主義(yi) 與(yu) 改革試驗精神的憲製安排。一國兩(liang) 製最初針對台灣問題設計，但優(you) 先適用於(yu) 港澳，並具體(ti) 形成了香港基本法和澳門基本法的憲製成果。在這一領域，我堅定了國家改革開放及民族偉(wei) 大複興(xing) 的信心，看到了國家治理的彈性與(yu) 智慧，看到了國家主導下的一個(ge) 中國版“全球治理”樣本的形成。一國兩(liang) 製的成功，尤其是近來提出的“粵港澳大灣區”的成功，將使世界確信，中國是全球化與(yu) 全球治理的負責任大國，是全球製度公共品的正當供給者。在這一領域，我已相繼出版兩(liang) 本專(zhuan) 著：《香港政改觀察》（香港商務印書(shu) 館2015年版）和《後占中治港》（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2018年版）。此外，在香港回歸二十周年之際，我還有幸受邀作為(wei) 嘉賓做客CCTV4的回歸特別節目，解析一國兩(liang) 製二十年的成就與(yu) 智慧。

從(cong) 村民自治到政治憲法再到一國兩(liang) 製，這些具有現實關(guan) 懷又深植法學理論根基之中的學術研究方向，對我逐步形成自身的法學思想體(ti) 係有著奠基性的作用。當然，我還時時記憶並保持著高中時代曆練而成的思想與(yu) 寫(xie) 作習(xi) 慣，不僅(jin) 在國內(nei) 諸如《人民日報》、《法製日報》等主流媒體(ti) 發表法學評論文章，也在諸如《南華早報》、《明報》、《多維CN》等開設“名家專(zhuan) 欄”，以學識和責任感向海外解釋中國道路的合理性與(yu) 內(nei) 在智慧。

總之，這是我在母校90周年華誕之際提交的一份遊子答卷，也是一種真摯的回報與(yu) 回饋。我了解並理解，這些年漣水的中等教育格局早已打破了曾經的“西周”範式，而進入了一種“春秋戰國”式的大分化格局，更有來自市區名校對優(you) 質師資與(yu) 生源的殘酷競爭(zheng) 和吸納，因而母校之發展也遇到了新的挑戰。但通過我這些年與(yu) 母校老師及師弟師妹的實際接觸來看，母校整體(ti) 上的樸實奮鬥的精神依然強健，隻要政策配置合理、激勵得當以及堅持優(you) 良傳(chuan) 統，其未來發展仍然可以期待更加輝煌。有高潮就有低穀，有輝煌就有挫折，這本是人世萬(wan) 物之常態常理。

這是我的個(ge) 人回憶與(yu) 理解，也希望為(wei) 母校的再接再厲及轉進奮鬥提供一種獨特的精神支持，更希望能夠為(wei) 具體(ti) 奮鬥在一線的每個(ge) 母校教師和莘莘學子提供一個(ge) 局部可參照的過往個(ge) 案，也許他們(men) 某一刻的困惑及求解與(yu) 我類似，因此可據以獲得知識及精神突圍的某種啟示。“大山”依然橫亙(gen) ，高考依然顯示其最公平和最殘酷的本質，而母校的“驛站”角色與(yu) 功能必將在90周年華誕之際更加異彩紛呈。除了祝願與(yu) 分享，作為(wei) 母校校友的一分子，個(ge) 人始終保持一種願意回報及密切關(guan) 注的熱情，我想這也是90年“漣中精神”給我們(men) 校友打上的必然烙印。

（本文摘要發表於(yu) 《漣水日報》2018年10月18日和《法治周末》2018年10月25日，作者係北京航空航天大學高研院/法學院副教授，一國兩(liang) 製法律研究中心執行主任，碩士生導師，北京大學法學博士，漣水中學2001/2002屆校友）

責任編輯：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