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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北辰作者簡介:周北辰,名亞(ya) 林,字北辰,西元一九六五生,祖籍貴州遵義(yi) 。一九八七年畢業(ye) 於(yu) 貴州師範大學中文係,一九九〇年至一九九八年任教於(yu) 貴州師範大學。一九九六年起,師從(cong) 當代大儒蔣慶先生,並隨蔣先生創辦陽明精舍。二〇〇〇年辭去大學教職,投身儒家文化複興(xing) 事業(ye) ,並在各地傳(chuan) 道講學。著有《儒教要義(yi) 》《儒商管理學》《守望精神家園》。 |
儒教是中國公益慈善的文化土壤
作者:周北辰
來源:作者授權伟德线上平台發表
時間:孔子二五六九年歲次戊戌九月十五日戊子
耶穌2018年10月23日
編者按:2018年10月22-23日,中華孔聖會(hui) 總幹事、深圳孔聖堂主事周北辰老師應邀參加由中國人民大學中國公益創新研究院、敦和基金會(hui) 、南都公益基金會(hui) 舉(ju) 辦的“公益與(yu) 商業(ye) 關(guan) 係國際研討會(hui) ”,並發表主題演講。周北辰老師論文及演講題目為(wei) 《儒教是中國公益慈善的文化土壤》。
中國公益慈善的危機
公益就是公共利益,大眾(zhong) 的利益,天下人的利益;慈善是充滿愛心的美好事物,是益於(yu) 他人的行為(wei) 和事業(ye) 。華夏文明是注重公益和慈善的文明,儒家傳(chuan) 統是崇尚公益慈善的傳(chuan) 統。五千年來,我們(men) 中華民族始終把公益慈善作為(wei) 個(ge) 人德行的最高標準,視作社會(hui) 政治的最高價(jia) 值。然而,近代以來隨著西方列強軍(jun) 事及文化意識形態的入侵,華夏文明式微,中國的公益慈善事業(ye) 也曆經民族救亡、國民革命、文化革命及市場經濟的社會(hui) 政治滌蕩而墮入了當下的困境和危機之中。其具體(ti) 表現為(wei) :公益慈善的價(jia) 值性危機、人格性危機、製度性危機和認同性危機。
(一)中國公益慈善的價(jia) 值性危機
價(jia) 值性危機是指中國當代公益慈善缺乏神聖超越的價(jia) 值基礎,缺乏對於(yu) 公益慈善的意義(yi) 解釋,公益慈善行為(wei) 經不起終極追問。人們(men) 為(wei) 什麽(me) 要從(cong) 事公益慈善?從(cong) 事公益慈善的意義(yi) 究竟是什麽(me) ?麵對這樣的問題,我們(men) 交不出滿意的答卷。沒有神聖超越的價(jia) 值基礎,公益慈善就如同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公益慈善行為(wei) 就沒有終極意義(yi) ,沒有信念,沒有目標,沒有規範。如此,公益慈善事業(ye) 就會(hui) 出現嚴(yan) 重的價(jia) 值危機。
正因為(wei) 缺乏神聖超越的價(jia) 值基礎,致使中國當代公益慈善亂(luan) 象紛呈,問題重重:有的不知為(wei) 何而公益,為(wei) 何而慈善;有的“被公益”“被慈善”;有的把公益慈善變成作秀,出風頭,撈聲名;有的把公益慈善當著利益交換的手段,打著公益慈善的旗號,幹著圖謀私利的勾當;有的甚至把公益慈善當著貪腐的途徑,讓崇高的公益慈善事業(ye) 墮落成腐敗的溫床。凡此種種,無不表明當代中國公益慈善已陷入價(jia) 值危機的泥潭之中。超越價(jia) 值與(yu) 形上根基的缺失正是當今中國公益慈善呈現出普遍亂(luan) 象的深層原因。
(二)中國公益慈善的人格性危機
公益慈善的價(jia) 值危機直接導致了其人格性危機。由於(yu) 沒有神聖超越的價(jia) 值基礎,人們(men) 在從(cong) 事公益慈善的時候懷著各種各樣的個(ge) 人目的,公益慈善事業(ye) 中呈現出了光怪陸離的行為(wei) 和人格特征。有的人不願意做公益慈善,卻迫於(yu) 社會(hui) 壓力勉強做了而忿忿不平;有的出於(yu) 個(ge) 人的私心和欲望,以公益慈善作為(wei) 交換條件換取更大的利益;有的懷著交易的心態向神靈行賄;有的為(wei) 了出風頭,提高知名度而把公益慈善視為(wei) 作秀的手段,把自己變成小醜(chou) ;有的為(wei) 博聲名而公開詐捐;有的假公益慈善之名行經商牟利之實;有的以公益慈善組織作為(wei) 基地大搞錢權交易的勾當。在公益慈善的崇高事業(ye) 平台上出現了貪官、汙吏、奸商、掮客、戲子、小醜(chou) 群魔亂(luan) 舞的壯觀場麵。
中國遍地都是老板和土豪,但就是罕見真正意義(yi) 上的慈善家。因為(wei) ,慈善家不僅(jin) 僅(jin) 是簡單的捐點錢物,他要有崇高的人格和兼濟天下的情懷。要真正做到熱心公益,散財於(yu) 民,博施濟眾(zhong) ,為(wei) 民謀利,才能成為(wei) 嚴(yan) 格意義(yi) 上的慈善家。沒有堅定的信念和虔誠的信仰,沒有強烈的價(jia) 值關(guan) 懷和人文素養(yang) ,就不可能成為(wei) 真正意義(yi) 上的慈善家。由於(yu) 百餘(yu) 年來民族文化精神的衰落,人文環境的毀壞及拜金主義(yi) 的盛行,我們(men) 沒有了培育慈善家崇高人格的文化土壤和社會(hui) 環境,致使當代中國公益慈善事業(ye) 出現了嚴(yan) 重的人格性危機。
(三)中國公益慈善的製度性危機
中國公益慈善事業(ye) 亂(luan) 象叢(cong) 生、秩序紊亂(luan) 、規範缺失、腐敗蔓延。除了價(jia) 值危機的深層原因以外,還與(yu) 製度不健全和法律不完善有著直接的關(guan) 係。許多人鑽製度和法律的空子,打著公益的旗號幹著牟取個(ge) 人私利的勾當。甚至境外政治勢力也以公益慈善之名行政治滲透與(yu) 文化殖民之實,使公益慈善成為(wei) 某些西方政治勢力對中國實行和平演變的跳板。這一切都是公益慈善製度不健全,法律不完善導致的。多年來,中國公益慈善事業(ye) 陷入製度性危機之中而不能自拔。因此,要使中國公益慈善事業(ye) 健康發展,就必須加強法製,健全製度。要進行公益慈善體(ti) 製改革,借鑒傳(chuan) 統公益慈善製度及西方現代公益慈善製度資源,並在此基礎上創建中國特色的適合中國國情的公益慈善製度體(ti) 係和法律規範體(ti) 係。
(四)中國公益慈善的文化認同性危機
所謂文化認同性危機是指公益慈善的行為(wei) 主體(ti) 在宗教信仰、曆史文化和現實訴求等方麵應與(yu) 社會(hui) 主流價(jia) 值保持同一性。如不能保持同一性,就會(hui) 出現內(nei) 在矛盾,產(chan) 生內(nei) 在張力,出現認同性危機。例如:公益慈善與(yu) 國民宗教信仰有著內(nei) 在的關(guan) 聯,二者必須保持高度的同一性,否則就會(hui) 出現文化認同性危機。
2012年,民政部、發改委等聯合發布了《關(guan) 於(yu) 鼓勵和規範宗教界從(cong) 事公益慈善活動的意見》,其目的在於(yu) 有效推動宗教公益慈善事業(ye) 的良性發展。但是,該文件一邊鼓勵宗教界人士從(cong) 事公益慈善,而另一邊又要規定“不得在公益慈善活動中傳(chuan) 播宗教”。這一規定充分表現了當代中國公益慈善事業(ye) 與(yu) 國民宗教信仰的內(nei) 在矛盾與(yu) 文化認同性危機。公益慈善與(yu) 宗教信仰及其道德實踐是共時性過程,傳(chuan) 教傳(chuan) 的是宗教教義(yi) 和宗教價(jia) 值觀,宗教界人士的公益慈善踐行的也是宗教道德和教義(yi) 精神。這一規定充分反映中國當下的宗教信仰與(yu) 社會(hui) 主流價(jia) 值不具有同一性,與(yu) 中國正統主流文化精神價(jia) 值不具有同一性,因而其公益慈善出現了文化認同性危機。
基督教、佛教、伊斯蘭(lan) 教等五大宗教都不是中國的主導信仰,也不是中國傳(chuan) 統意義(yi) 上的正統信仰,其教義(yi) 精神與(yu) 中國社會(hui) 主流價(jia) 值及中國正統主流文化不具有同一性。因此,當五大宗教以公益慈善的形式向社會(hui) 進行滲透傳(chuan) 播時,便會(hui) 導致社會(hui) 主流意識及價(jia) 值觀的認同性危機,從(cong) 而引發公益慈善的文化認同性危機。中國目前合法存在的五大宗教都不具有“正統地位”,唯一具有正統地位的宗教是儒教,然而吊詭的是具有“正統地位”的儒教卻在現實環境中不具有法理意義(yi) 上的“合法地位”。作為(wei) 本土正統信仰之儒教的缺位,是中國公益慈善文化認同性危機的根源所在。
中國公益慈善所麵臨(lin) 的這四大危機都是因為(wei) 國家“正統信仰”的缺位和民族傳(chuan) 統文化精神的失落導致的,具體(ti) 講就是儒教的缺位導致的。中國公益慈善的危機是民族文化精神危機在公益慈善領域的具體(ti) 表現,是中國本土“正統信仰”和“民族共有精神家園”失落的結果。故此,其解決(jue) 途徑也必然是從(cong) 複興(xing) 民族文化精神,重建本土正統宗教信仰著手,也就是從(cong) 儒教的重建與(yu) 國教化著手。宗教信仰與(yu) 公益慈善有著強烈的內(nei) 在關(guan) 聯,要從(cong) 跟本上解決(jue) 公益慈善的危機問題,就必須首先解決(jue) 國民宗教信仰的問題,解決(jue) 儒教重建與(yu) 國教化的問題。
宗教與(yu) 公益慈善的內(nei) 在關(guan) 聯
宗教與(yu) 公益慈善有著深層的內(nei) 在關(guan) 聯,宗教除了安立人心,提供超越性與(yu) 神聖性以外最重要的功能之一就是提供公益慈善的社會(hui) 服務。作為(wei) 政府組織及企業(ye) 組織以外的第三社會(hui) 支柱的非營利組織中最重要的組織形態,宗教有著其他的組織不具備的社會(hui) 公共服務功能。美國宗教學家安德魯斯說“宗教是慈善之母”,這準確而形象地反映了宗教與(yu) 慈善的內(nei) 在關(guan) 聯。一切宗教組織盡管教義(yi) 不同,文化背景千差萬(wan) 別,但是在勸善行善這一方麵確是一致的(邪教例外)。
宗教倫(lun) 理是公益慈善的價(jia) 值基礎,宗教組織是公益慈善的重要擔當者,提供公益慈善的社會(hui) 服務是宗教組織實現自身價(jia) 值,擴大社會(hui) 影響,達成宗教理想的重要途徑。從(cong) 事公益慈善活動,捐錢捐物捐時間,是宗教信徒對於(yu) 宗教道德的實踐方式,是其宗教精神的最直接的體(ti) 現。公益慈善也因此成為(wei) 其聖潔生活的重要內(nei) 容,成為(wei) 其自我修身的主要方法。因此,公益慈善離不開宗教,與(yu) 宗教有著深層次的內(nei) 在關(guan) 聯。
宗教要通過公益慈善來達成自己的目標,公益慈善則需要宗教來提供超越價(jia) 值之源和崇高性解釋。沒有宗教,公益慈善就是簡單世俗的利他行為(wei) ,是出於(yu) 本能的功利行為(wei) ,不能變成自覺的普遍的社會(hui) 道德實踐。反之,沒有了公益慈善,宗教信徒就會(hui) 失去當下的教義(yi) 踐行途徑,失去現實宗教生命的存在形態。人類曆史上一切慈善家都是虔誠的宗教信徒,信奉宗教的人比無神論者和拜金主義(yi) 者更具有愛心和奉獻精神。
因此,要發展中國的公益慈善事業(ye) ,就必須在國家主流價(jia) 值觀中拋棄無神論思想,重建基於(yu) 本土文化的正統宗教信仰,就中國而言,即是儒教信仰。要對傳(chuan) 統儒教進行宗教改革,在現代工商業(ye) 文明背景下建構儒教的現代形態,讓儒教信仰煥發出新的光芒。使儒教重新立於(yu) 國教地位,成為(wei) “王官學”。建立以儒教為(wei) 主導的,以基督教、佛教、道教、伊斯蘭(lan) 教等為(wei) 補充的“一統多元”的國民宗教信仰格局。唯有如此,中國的公益慈善事業(ye) 才能獲得良性的文化土壤。
儒教是公益慈善之教
儒教是公益之教,是慈善之教,慈善與(yu) 公益是與(yu) 儒教的經典義(yi) 理相一致的,是儒教“仁義(yi) ”精神的具體(ti) 體(ti) 現。慈善曰“仁”,公益曰“義(yi) ”。“仁”是仁慈、仁愛之意,“仁”是儒教所有道德條目的統帥,儒教其他的道德條目都是仁德的具體(ti) 體(ti) 現。
董子曰:“察於(yu) 天之意,無窮極之仁也”[1]
儒教一切的道德條目都體(ti) 現一個(ge) “善”字,“仁”是所有條目的統帥,是“善”的集中體(ti) 現。天意本仁,“仁”為(wei) 天命,“仁”就是最大的慈善。在儒教看來“仁”是對人與(yu) 天地萬(wan) 物的大情大愛,是“民胞物與(yu) ”之情,是“天地萬(wan) 物一體(ti) ”之愛。
孟子曰:“親(qin) 親(qin) 而仁民,仁民而愛物”[2]
儒教主張以民為(wei) 本,博施濟眾(zhong) ,仁愛萬(wan) 物,兼濟天下;強調推己及人,躬行恕道,濟困扶弱,散財於(yu) 民。這一切都充分地表現出儒教高揚“仁愛”,把慈善視為(wei) 重要的教義(yi) 精神。作為(wei) 慈善精神價(jia) 值的“仁”,是儒教最核心的教義(yi) 和最根本的價(jia) 值所在。
公益曰“義(yi) ”。義(yi) 者,宜也,人之正路,天理之宜。故行之所宜為(wei) “義(yi) ”。《說文》曰:“義(yi) ,從(cong) 我從(cong) 羊。威儀(yi) 出於(yu) 己,故從(cong) 我;從(cong) 羊者,與(yu) 善美同意”。在這裏羊代表祭品,說明“義(yi) ”與(yu) 儒教信仰相關(guan) ,指天道天理,指符合天理的行為(wei) 。這樣的行為(wei) 就是符合公利的行為(wei) ,也就是公益行為(wei) 。所以,在中國傳(chuan) 統中凡是符合公益的都以“義(yi) ”名之。指人的有義(yi) 士、義(yi) 工、義(yi) 俠(xia) 、義(yi) 父、義(yi) 子、義(yi) 兄、義(yi) 弟;指行為(wei) 的有義(yi) 舉(ju) 、義(yi) 診、義(yi) 賣、義(yi) 唱、義(yi) 演;指人品的有義(yi) 氣、義(yi) 節、情義(yi) 、道義(yi) 、正義(yi) ;指道理的有義(yi) 理、義(yi) 法、意義(yi) ;指設施的有義(yi) 學、義(yi) 倉(cang) 、義(yi) 田等等。凡是符合於(yu) 天理人情,符合於(yu) 公利,屬於(yu) 社會(hui) 公益的都與(yu) “義(yi) ”相關(guan) 。
《論語》曰:“信近於(yu) 義(yi) ,言可複也”[3]
《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yi) 所在”[4]
《中庸》曰:“義(yi) 者,宜也。”[5]
由此可見儒教把“義(yi) ”視為(wei) 行為(wei) 的最高標準,符合公益就是符合天理天道,就是符合於(yu) “義(yi)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wei) 公”,以公利公益為(wei) 最高價(jia) 值,為(wei) 行為(wei) 的最高標準。《大學》把儒教的基本教義(yi) 概括為(wei) 四個(ge) 字:“修齊治平”。修身就對個(ge) 體(ti) 生命的完善,齊家治國平天下是對社會(hui) 的完善;修身是個(ge) 人的生命實踐,齊家治國平天下是社會(hui) 實踐;修身的目的在於(yu) 成就自己的君子人格,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目的在於(yu) 建立一個(ge) 完善的符合公利和公益的社會(hui) ;修身是獨善其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是推己及人,兼善萬(wan) 物。“齊家治國平天下”就是最大的公益,最大的慈善。
由此可見,公益慈善是儒教的最大關(guan) 懷,也是儒教教義(yi) 精神的主要體(ti) 現。公益慈善所需要的超越價(jia) 值之源、形上解釋、理想人格、製度模型都能在儒教文化中找到答案。儒教就是中國公益慈善的文化土壤,沒有儒教的滋養(yang) ,中國的公益慈善就不能生根發芽,開花結果,成長為(wei) 參天大樹。所以,重建儒教就是恢複中國公益慈善的文化生態,就是奠定中國公益慈善成長發展的基礎。
善行源於(yu) 善德,善德源於(yu) 善人,善人源於(yu) 善教。社會(hui) 公益慈善的健康推進和發展有賴於(yu) 儒教的重建及其禮樂(le) 教化的實施,這是公益之源,是慈善之本。儒教在古代社會(hui) 可以落實成為(wei) 與(yu) 農(nong) 耕社會(hui) 相適宜的“大一統”形態,在現代社會(hui) 也可以通過宗教改革而落實成為(wei) 與(yu) 現代工商業(ye) 社會(hui) 相適應的“教團組織”形態。儒教是中國公益慈善事業(ye) 的價(jia) 值源頭和重要載體(ti) ,必將在助學、醫療、賑災、扶貧等公益慈善領域發揮重要的職能。
中國公益慈善的文化布局
(一)中國公益慈善的“形上解釋”
公益慈善是崇高的行為(wei) ,一個(ge) 社會(hui) 的主流意識形態必須為(wei) 公益慈善的崇高性提供形上解釋,提供神聖超越的價(jia) 值基礎,公益慈善行為(wei) 必須和一個(ge) 神聖超越的價(jia) 值體(ti) 係會(hui) 通才能獲得“實質性崇高”。一個(ge) 社會(hui) 的主流意識形態必須能回答“我們(men) 為(wei) 什麽(me) 要做公益?”“我們(men) 為(wei) 什麽(me) 要行善?”“公益慈善的意義(yi) 何在?”如果不能有效回答這樣的問題,公益慈善就隻是簡單的世俗行為(wei) 並夾雜著各種私心、欲望和目的;就隻能停留在自發階段而不能形成自覺的普遍的道德實踐。
在人類文明史上,一切道德和善行的超越性都是由宗教倫(lun) 理來提供的,沒有宗教信仰就沒有超越性和神聖性,一切無神論為(wei) 基礎的利他行為(wei) 都不是純粹的公益慈善,都夾雜著個(ge) 人的抑或集體(ti) 的私欲。因此,不是基於(yu) 宗教信仰的公益慈善都不是真正意義(yi) 上的公益慈善。西方的公益慈善主要由基督教來提供形上解釋,傳(chuan) 統中國本質上是一個(ge) 儒教中國,千百年來我們(men) 的公益慈善都是由儒教來提供其形上價(jia) 值基礎和解釋體(ti) 係,佛道等宗教在民間小傳(chuan) 統意義(yi) 上具有一定補充功能。
要建構中國現代公益慈善體(ti) 係,就必須首先建構中國現代公益慈善體(ti) 係的價(jia) 值基礎和形上解釋體(ti) 係,而這一價(jia) 值基礎和形上解釋體(ti) 係隻能由儒教來提供,不能由基督教、佛教及其他任何宗教來提供。至少要以儒教為(wei) 主導,基督教、佛教等宗教隻能在其有限的範圍內(nei) 進行多元化補充。因為(wei) 中國不能建成為(wei) 一個(ge) “基督天國”,也不能建成一個(ge) “人間佛國”或“伊斯蘭(lan) 國”。基督教、佛教、伊斯蘭(lan) 教等都屬於(yu) 非本土正統宗教,與(yu) 中國文化及絕大部分中國人的深層心裏結構有著無法消解的文化隔膜;佛教則更是隻關(guan) 注個(ge) 體(ti) 生命,不具備世間關(guan) 懷的出世宗教。非本土正統宗教可以作為(wei) 個(ge) 人信仰選擇對象,但不能作為(wei) 民族國家生命安頓之所。儒教是中國本土正統信仰,隻有儒教才能為(wei) 現代中國提供“共有精神家園”,安立民族國家生命,為(wei) 家國天下提供義(yi) 理資源和價(jia) 值基礎。因此,儒教作為(wei) 本土文明,不可取代地成為(wei) 中國現代公益慈善的文化土壤,並為(wei) 公益慈善的崇高性提供形上解釋和價(jia) 值基礎。
從(cong) 儒教的神靈體(ti) 係“天地君親(qin) 師”可以看出儒教與(yu) 中國現代公益慈善的價(jia) 值關(guan) 聯。首先,儒教信奉“天地”神靈,以昊天上帝為(wei) 至上神,在儒教看來宇宙萬(wan) 物及人間世界都是由昊天上帝所創造。
《易經》曰:“大哉乾元,萬(wan) 物資始,乃統天”[6]
宇宙萬(wan) 物及人間世界都是由上天創造和化生,人立於(yu) 天地之間,得天恩獨厚,是為(wei) 上天的子民。故儒教視天為(wei) 父,視地為(wei) 母。昊天上帝就是仁慈的象征,是善德的源頭。大地主養(yang) 長,為(wei) 坤德,以厚德載物。
橫渠先生曰:“民吾同胞,物吾與(yu) 也”[7]
儒教把天下百姓都視為(wei) 自己的同胞兄弟和姐妹,把天地萬(wan) 物都視為(wei) 人們(men) 在這個(ge) 世界上的同伴。依據儒教教義(yi) ,每個(ge) 人都要關(guan) 愛他人,關(guan) 愛社會(hui) ,關(guan) 愛天地萬(wan) 物;每個(ge) 人都應該得到關(guan) 愛,天地萬(wan) 物也同樣應該得到關(guan) 愛。因此,人們(men) 行善做公益就是替天行道,是踐行天職,遵循天命。
在儒教看來,土地穀物、山川河流、灶門井路、花草樹木都有神靈主管,都是神聖的。人類有權利得到大地的滋養(yang) ,但是沒有權利去破壞、毀傷(shang) 和踐踏萬(wan) 物,人與(yu) 自然要保持和諧的關(guan) 係。從(cong) 儒教天地神靈的信仰,我們(men) 不難看出,儒教的教義(yi) 為(wei) 醫療、賑災、扶貧、濟弱、生態、環保等公益慈善提供了神聖超越的價(jia) 值基礎和形上解釋。而且這種形上解釋是根植於(yu) 華夏文明,根植於(yu) 中華民族的民族生命,根植於(yu) 中國人的精神世界和深層心理結構。
《書(shu) 經》曰:“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8]
“君師”在儒教信仰中代表聖王,上天關(guan) 愛子民,故派遣“君”和“師”到人間教化百姓,管理天下。“君”領治權,“師”領教權。所以儒教是“治教一體(ti) ”的文明,教化和管理並重。儒教的社會(hui) 治理以教化為(wei) 本,以行政與(yu) 法製為(wei) 輔。
孔子曰:“既庶矣,則富之;既富矣,則教之”[9]
孟子曰:“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10]
儒教倡導“仁政德治”,強調“以民為(wei) 本”“民貴君輕”,其社會(hui) 政治理想是實現王道政治,建立太平盛世。儒教“君師”信仰表明,儒教把公益慈善納入到社會(hui) 政治和教化體(ti) 係當中並確立為(wei) 國家倫(lun) 理目的。在儒教看來,“禮樂(le) 教化”就是最大的公益,“王道政治”就是最大的慈善。因此我們(men) 不難看出,在儒教中國,國家是最大的公益慈善組織,所有的士大夫都是公益慈善事業(ye) 的“誌願者”;國家的本質和存在意義(yi) 就是“替天行道”,把公益慈善普及全天下,惠及每個(ge) 人。士大夫作為(wei) “誌願者”,以“兼濟天下、修齊治平”為(wei) 己任,具備“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le) 而樂(le) ”的崇高情懷。
祖先崇拜是儒教的一大特色,儒教是“宗”教,是“宗法血緣”之教,是“尊祖敬宗”之教。
荀子曰:“先祖者,類之本也。無先祖,惡出?”[11]
依儒教教義(yi) ,人性為(wei) 天賦,身體(ti) 發膚則受之父母,由祖先通過血緣傳(chuan) 遞,再由後世子孫延續。每一個(ge) 個(ge) 體(ti) 生命都是宗法血緣傳(chuan) 承中的一環,生命在血緣傳(chuan) 遞過程中獲得了神聖和永恒。故此,儒教尊祖敬宗,慎終追遠,崇尚孝慈之道;強調行善積德,光宗耀祖,造福子孫。儒教祖先崇拜為(wei) 核心的宗法教義(yi) ,賦予了公益慈善推己及人,惠及子孫,超越時空的永恒意義(yi) 。
由此可見,隻有儒教能為(wei) 中國公益慈善提供基於(yu) 本土文化的沒有認同危機的形上解釋,讓中國公益慈善的崇高性獲得超越價(jia) 值的源頭活水,從(cong) 而使公益慈善行為(wei) 具有了神聖性與(yu) 永恒性。
(二)中國公益慈善的“生命解釋”
“生”是指生存,“命”是指天命,生命就是上天對每個(ge) 人的“生死存亡”、“富貴貧賤”、“禍福窮通”等的安排與(yu) 命令。“生命解釋”就是闡釋公益慈善對於(yu) 人的生命存在有什麽(me) 意義(yi) ?公益慈善與(yu) 人的天命有什麽(me) 關(guan) 係?人的“生死存亡”“禍福窮通”與(yu) 行善有什麽(me) 關(guan) 係?現世和來世,此岸和彼岸如何與(yu) 公益慈善相關(guan) 聯?
人作為(wei) 萬(wan) 物之靈,與(yu) 生俱來就有著對生命的焦慮和終極關(guan) 懷。公益慈善行為(wei) 與(yu) 生命存在相關(guan) 聯而獲得“生命解釋”,是公益慈善事業(ye) 存在及發展的關(guan) 鍵所在。在儒教看來,天為(wei) 父,地為(wei) 母,人的生命是天生地養(yang) 。人之所以尊貴,是因為(wei) 人有精神,有靈魂,有良知,有人性。人性為(wei) 天賦,生命為(wei) 天賜,就天賦之性意義(yi) 上談,人皆有良知。然而人在生命的成長過程中逐步為(wei) 外界沾染腐蝕而生私心與(yu) 欲望,故有“氣質之性”。儒教強調通過克己、修身、致良知的工夫,去氣質之性而複天地之性,才能使生命存在的形態逐步提升,逐步完善。
在儒教看來,生命存在形態有高低之分。以道德作為(wei) 標準,人格按小人、常人、君子、賢人、聖人分成不同的等級,修身的目的就是逐步提升自己的生命存在形態和人格等級。儒教的最高人格是聖人,聖人與(yu) 天地合德,與(yu) 日月合明,與(yu) 鬼神合其吉凶,修身的過程就是“希賢希聖以希天”的過程。通過道德人格的提升和生命形態的完善,人就能從(cong) 小人常人變成君子聖賢,成為(wei) “大人”。君子聖賢具有“天地萬(wan) 物一體(ti) 之仁”,不僅(jin) 僅(jin) 為(wei) 自己活著,更要為(wei) 他人活著,有兼濟天下的胸懷,以齊家治國平天下為(wei) 己任。換句話說就是要以公益和慈善作為(wei) 自己的人生目標,這樣的生命才是完善的生命,這樣的存在才是有意義(yi) 的存在。由此可見,從(cong) 事公益慈善是人格得以提升,生命得以升華的重要途徑。人們(men) 隻有在兼濟天下的公益慈善事業(ye) 中才能實現生命的永恒價(jia) 值。
儒教有“善惡報應”之說,認為(wei) 人做了公益慈善後會(hui) 得到回報,這個(ge) 回報儒教稱之為(wei) “善惡報應”。
《禮記》曰:“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12]
《易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yu) 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yu) 殃”[13]
《春秋公羊傳(chuan) 》曰:“惡惡止其身,善善及子孫”[14]
“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這是現世報,反應了儒教“福德一致”的教義(yi) ,為(wei) 公益行慈善者將得到現世福祿壽的回報。行善積德,惠及子孫,這是子孫報。《易經》所言“與(yu) 鬼神合其吉凶”是來世之報。依儒教教義(yi) ,人在世時,行善積德,兼濟天下,成就君子聖賢的人格,死後就能夠成神上天,與(yu) 天同在,獲得上天再造之恩,實現生命的永恒。
子貢曰:“大哉,死乎!君子息焉,小人休焉。”[15]
君子聖賢,行善積德,惠及天下,終身從(cong) 事公益慈善,生命人格得以完善,故得上帝垂愛,死後成神。君子之死如暫時歇歇,死而不滅,可以重新參與(yu) 宇宙大化,實現生命永恒。而小人之死,則意味著生命的終結,萬(wan) 劫不複再造。由此可見,在儒教看來生命是可以獲得永恒的,人是可以死而不滅,死而不亡的。一個(ge) 人要想實現生命的永恒,唯一的渠道就是行善積德,從(cong) 事公益慈善事業(ye) ,成就君子聖賢的人格。隻有在兼濟天下的公益慈善事業(ye) 中去完善生命人格,才能獲得上天再造之恩,實現生命的永恒。這就是儒教關(guan) 於(yu) 公益慈善的“生命解釋”。
(三)中國公益慈善的“製度解釋”
所謂製度解釋就是要在儒教文化本位的基礎上,借鑒中國古代公益慈善製度及西方現代公益慈善製度的成果,創造性地建設和完善中國現代公益慈善製度體(ti) 係。其中包括:中國現代公益慈善的理論研究體(ti) 係、組織實施體(ti) 係、監督製約體(ti) 係、國家管控體(ti) 係以及資金募集製度、資金管理製度、注冊(ce) 登記製度等等。
公益慈善製度的建構不是簡單的製度平移,把中國古代的製度或西方現代的製度照搬過來,而是要進行返本開新的創造。傳(chuan) 統公益慈善製度有很多值得借鑒的資源,但是完全照搬到現代工商業(ye) 社會(hui) 也並不一定適宜。與(yu) 西方政教分離背景下的NGO組織模式不同,儒教強調“治教一體(ti) ”的社會(hui) 治理結構,強調國家對於(yu) 社會(hui) 公益慈善事業(ye) 的主導作用。因此,西方非政府組織、非營利組織為(wei) 主體(ti) 的公益慈善製度模式有值得我們(men) 借鑒之處,但也不能作為(wei) 中國現代公益慈善製度的唯一形態和主導形態。
儒教強調道德在公共政治和公共社會(hui) 領域的作用與(yu) 功能,道德不能退出社會(hui) 公共領域。因此,中國的現代公益慈善製度架構應該是“國家主導,民間實施,全民參與(yu) ”。要凸顯國家倫(lun) 理目的,動用國家力量整合全社會(hui) 資源,以公益慈善作為(wei) 社會(hui) 治理的理想和目標,建構“一統多元”的王道國家和儒教社會(hui) ,並在這一國家社會(hui) 的框架下創建中國特色的以儒教為(wei) 本位的公益慈善製度體(ti) 係。這就是中國曆史文化與(yu) 現實國情給予中國公益慈善事業(ye) 的“製度解釋”。
(四)中國公益慈善的“法律解釋”
儒教文明是“禮樂(le) 刑政”為(wei) 特色的文明,儒教不僅(jin) 強調“禮樂(le) 教化”與(yu) “仁政德治”,同時也強調“明刑弼教”與(yu) “依法治國”。尤其在現代社會(hui) ,法律的社會(hui) 治理功能更是日益突顯。故此,中國現代公益慈善事業(ye) 也需要法律的完善,要做到以法治“善”。
2016年3月16日,十二屆全國人大四次會(hui) 議表決(jue) 通過了《慈善法》,其對慈善組織的設立、運營,慈善財產(chan) 來源和使用,慈善服務等進行了規範。但是,公益慈善事業(ye) 作為(wei) 良知實踐和社會(hui) 治理的重大係統工程,絕不僅(jin) 僅(jin) 是在技術層麵和操作層麵製定幾部法律和管理條例就能夠解決(jue) 問題的。中國現代公益慈善事業(ye) 要想健康成長和發展,不僅(jin) 要從(cong) “治道”上立法,還要從(cong) “政道”意義(yi) 上立法,即要通過立法的形式解決(jue) 公益慈善的價(jia) 值基礎、文化土壤及體(ti) 製架構問題。這一工作應從(cong) 以下幾方麵入手:
1)通過立法的形式確立儒教的國教地位,把儒教核心精神價(jia) 值寫(xie) 入憲法,以儒教為(wei) 國家主導信仰,以佛教、道教、基督教、伊斯蘭(lan) 教等宗教作為(wei) 輔助信仰。在國家意識形態和價(jia) 值觀上形成以儒教為(wei) 主導的“一統多元”的國民信仰體(ti) 係,掀起一場以民族精神“複魅”為(wei) 特色的文化道德振興(xing) 運動。
2)以立法的形式確立儒教核心教義(yi) 的權威性和主導地位,不容許任何人以任何形式謗毀聖賢,慢天罵祖。培育民族文化自信,消除百年來“科學民主”拜物教及無神論思想的負麵影響。把儒教核心教義(yi) 作為(wei) 社會(hui) 根本的立法原則,並在這一原則指導下進行公益慈善的立法,把非善、非仁、非義(yi) 、非孝、非聖等行為(wei) 從(cong) 道德範疇擴展到法律範疇。
3)確立儒教信仰的優(you) 先機製,其中包括:信仰優(you) 先、價(jia) 值優(you) 先、人格優(you) 先、道德優(you) 先、教化優(you) 先。信仰優(you) 先是指以儒教為(wei) 國教,為(wei) 國家民族主導信仰體(ti) 係;價(jia) 值優(you) 先是以儒教核心價(jia) 值為(wei) 全社會(hui) 核心價(jia) 值;人格優(you) 先是指把儒教君子聖賢人格作為(wei) 社會(hui) 人格典範,成為(wei) 社會(hui) 各領域主要的用人和升層標準;道德優(you) 先是指以儒教倫(lun) 理為(wei) 標準建構社會(hui) 道德規範體(ti) 係;教化優(you) 先是指儒教擁有在社會(hui) 公共領域(政府機關(guan) 、企業(ye) 、學校、社會(hui) 團體(ti) 等)推行教化的優(you) 先權利,而其它宗教的傳(chuan) 教活動隻能局限於(yu) 自身宗教場所。
4)國家財政投資,在縣級以上城市修建孔廟及書(shu) 院等儒教道場,並以此為(wei) 基礎在全社會(hui) 推行儒教教化和公益慈善事業(ye) 。以儒教為(wei) 基礎建構現代王道政治體(ti) 係、儒商文明體(ti) 係、儒教士紳鄉(xiang) 賢治理體(ti) 係、儒教“詩書(shu) 禮樂(le) ”教育教化體(ti) 係。
5)國家代為(wei) 儒教征稅,以國家財政稅收的形式支持儒教為(wei) 主導的公益慈善事業(ye) ,建構和完善包括國家財政稅收、社會(hui) 捐贈、教眾(zhong) 捐贈、有償(chang) 服務、投資回報為(wei) 一體(ti) 的中國現代公益慈善事業(ye) 的經濟模式。
隻有通過法律的形式確定以上大原則,中國的公益慈善事業(ye) 才具有良性的文化土壤,從(cong) 而吸取充足的養(yang) 分成長為(wei) 參天大樹。
中華民族的民族精神是由儒教來提供和承載的,儒教是中華民族五千年來的主導信仰,是我們(men) 國家民族的“共有精神家園”。因此,可以說中國當下公益慈善的危機是儒教的解體(ti) 和儒家傳(chuan) 統文化的式微導致的。近百年來儒教被毀,中國傳(chuan) 統文化遭到了生態性的破壞,中國的公益慈善事業(ye) 也遭到了結構性的摧毀,公益慈善失去了超越的價(jia) 值基礎,成了無源之水無本之木。由於(yu) 失去了賴以生長發育的文化土壤,導致了中國公益慈善事業(ye) 的文化價(jia) 值危機,並因此誘發了其人格性危機、文化認同危機及製度性危機。因此,要擺脫中國公益慈善的當下危機就必須複興(xing) 民族文化,重建國民信仰。這一工作要通過儒教的重建及國教化來實現。因為(wei) 儒教才是中國五千年來的主流文化與(yu) 正統信仰,也是中國公益慈善的文化土壤。
【注釋】
[1] 董仲舒《春秋繁露》卷十一《王道通三》
[2]《孟子·盡心上》
[3]《論語·學而》
[4]《孟子·離婁下》
[5]《禮記·中庸》
[6]《易經·乾卦》
[7] 張載《西銘》
[8]《尚書(shu) ·泰誓》
[9]《論語·子路》
[10]《孟子·盡心上》
[11]《荀子·禮論》
[12]《禮記·中庸》
[13]《易經·坤卦》
[14]《公羊傳(chuan) ·召公二十年》
[15]《荀子·大略》
責任編輯:劉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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