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產(chan) 危機來自中國變種的新自由主義(yi)
作者：鄭永年（作者是新加坡國立大學東(dong) 亞(ya) 研究所所長）

    房地產(chan) 已經成為(wei) 當今中國政府所麵臨(lin) 的最大政策挑戰。這是因為(wei) 房地產(chan) 在很大程度上聚集了經濟、社會(hui) 和政治方方麵麵的矛盾和問題。房地產(chan) 是經濟之痛，因為(wei) 它已經綁架了中國的總體(ti) 經濟。房地產(chan) 已經成為(wei) 了中國經濟高增長的最主要來源，是各級政府追求GDP的主要工具；但同時房地產(chan) 也使得中國的經濟泡沫越來越大，一旦破滅，必將對總體(ti) 經濟造成負麵的影響。它是社會(hui) 之痛，因為(wei) 和其它商品不一樣，房地產(chan) 具有社會(hui) 特殊性，是社會(hui) 產(chan) 品。當社會(hui) 的大多數人的居住權不能實現或者被剝奪的時候，社會(hui) 的穩定就會(hui) 失去基礎。 

　　　　房地產(chan) 更是政治之痛，因為(wei) 它在中央和地方、政府和社會(hui) 之間製造著各種矛盾。在上層，它既然綁架了中國經濟，也就自然綁架了為(wei) 中國經濟負責的政府；在中層，房地產(chan) 變成了地方政府的最重要的財源，使得地方政府變了質，迫使其演變成為(wei) 掠奪型政府，而非服務型政府；在社會(hui) 基層，它剝奪著中國老百姓高度認同的居住權，加速度地把中國社會(hui) 泡沫化。
 
　　　　中國的房地產(chan) 為(wei) 什麽(me) 在短短的時間內(nei) 走到這個(ge) 地步？主要還是中國變種的新自由主義(yi) 。新自由主義(yi) 說到底就是要把一切投入市場，把一切貨幣化。進入中國以後，新自由主義(yi) 也起到了一些積極的作用。例如隨著市場化的推進，企業(ye) 界增加了競爭(zheng) ，尤其是中小企業(ye) 之間。但新自由主義(yi) 顯然遇到了國有企業(ye) 的強大抵抗。在強大的國家力量保護下，市場化對國有企業(ye) 的影響非常小。盡管國有企業(ye) 也引入了一些市場機製，但市場機製的作用仍然很微弱。 

　　　　不過，新自由主義(yi) 在社會(hui) 領域則如魚得水。首先是隨著國有企業(ye) 的改製，新自由主義(yi) 進入了社會(hui) 保障、醫療衛生領域。然後在1997年亞(ya) 洲金融危機之後，攻克了教育領域。這幾年則很快攻克了房地產(chan) 領域。 

　　新自由主義(yi) 的禍害 

　　　　在上述諸社會(hui) 領域，並不是說原來的體(ti) 製有多好。相反，原來的體(ti) 製所能提供的服務水平非常低下，並且是由行政方法來實施的，因此既缺失公平，不可以持續，更無效率。在這些領域引入市場機製也是大勢所趨。但關(guan) 鍵在於(yu) ，所有這些領域首先應當是社會(hui) 政策，然後再利用市場機製來配置和分配服務，提高服務的質量和有效性。一旦當這些領域被視為(wei) 是經濟領域，成為(wei) 經濟增長的來源時，社會(hui) 政策就無從(cong) 談起。直到今天，中國還沒有明確的社會(hui) 政策；相反，所有社會(hui) 領域呈現出被經濟政策所主導的趨勢。 

　　　　這種趨勢對中國社會(hui) 的打擊和破壞是致命的。無論構成社會(hui) 的基本單元是個(ge) 人還是家庭，任何一個(ge) 社會(hui) 的生存和發展都需要一係列硬件和軟件基礎設施。住房可以說一個(ge) 社會(hui) 的硬件基礎結構。可以說，在包括社會(hui) 保障、醫療、教育等所有社會(hui) 領域，對社會(hui) 全體(ti) 來說，沒有像比住房更為(wei) 重要的基礎設施了。房地產(chan) 要解決(jue) 的是居民住房權問題，所以其和一般的經濟商品不一樣。當一些社會(hui) 群體(ti) 每人擁有三、四套甚至更多的住房，而另外一些群體(ti) 的住房權得不到實現的時候，這個(ge) 社會(hui) 就沒有穩定的基礎。就是說，後一群體(ti) 的住房權被前一群體(ti) 所剝奪，而前一群體(ti) 所擁有的住房，已經大大超越了住房權的概念，而是把本來應當屬於(yu) 他人的權利，用來獲取和投機更大的利益。他們(men) 能夠投資、投機房產(chan) ，或許是因為(wei) 他們(men) 本身正當的財力，或許是因為(wei) 他們(men) 手中的權力，但結果都是一樣的。實際上，隨著社會(hui) 財富分布的高度不均和官員權力的濫用，中國到處都在發生有錢有勢者為(wei) 主導的“圈房運動”。為(wei) 什麽(me) 85%的家庭買(mai) 不起住房，但很多城市商品房的空置率達到了50%以上？這是“圈房運動”的產(chan) 物，而不是經濟學的供求規律所能解釋的。 

　　　　無論是利用手中的財力還是權力來投資、投機房地產(chan) ，他們(men) 是理性計算的結果。因為(wei) 房地產(chan) 有利可圖，他們(men) 自然拚命進入。但很顯然，並非任何個(ge) 人都可以隨心所欲地投資、投機所有領域的。無論是房地產(chan) 的“利潤率”，還是投資、投機者的“準入權”，都是有關(guan) 當局的政策導向的結果。就是說，投資和投機者之所以能夠這樣做，就是因為(wei) 各級政府的政策失誤，一是把房地產(chan) 視為(wei) 經濟政策，而非社會(hui) 政策；二是和開發商結盟，通過抬高價(jia) 格來獲取暴利。 

　　　　一個(ge) 社會(hui) 一旦失去諸如像房地產(chan) 那樣的硬件，而像社會(hui) 保障、醫療和教育那樣的軟件又不到位，社會(hui) 的生存和發展就失去了基礎。中產(chan) 階級是任何一個(ge) 社會(hui) 穩定的主柱，因此無論是在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很多政府都是下大力氣來培養(yang) 一個(ge) 龐大的中產(chan) 階級。沒有這樣一個(ge) 階級，國家的治理（無論是民主國家還是非民主國家）都難以為(wei) 繼。中國現在就麵臨(lin) 這種情況。毋庸置疑，房地產(chan) 已經成為(wei) 弱化中產(chan) 階級、阻礙中產(chan) 階級成長的一個(ge) 最重要因素。 

    年輕人看不到希望 

　　　　房地產(chan) 弱化著原來已經躋身為(wei) 中產(chan) 階級的社會(hui) 群體(ti) ，因為(wei) 不斷高漲的房價(jia) ，使得這個(ge) 群體(ti) 中的很大一部分成為(wei) “房奴”。房地產(chan) 更是遏製著中產(chan) 階級的成長。中產(chan) 階級中間，除了少部分新生的企業(ye) 主之外，大部分來自專(zhuan) 業(ye) 人才，也就是受過高等教育的大學畢業(ye) 生。不過，在中國，“八十後”和“九十後”已經注定要成為(wei) 最無希望的一代，無論怎樣的努力，都很難實現他們(men) 的住房權。對社會(hui) 的影響會(hui) 怎樣？看看香港就可知道一個(ge) 大概。香港受高等教育的人越來越多，但也有更多的年輕人找不到出路，他們(men) 既找不到體(ti) 麵的工作，找到工作之後也沒有希望得到比較體(ti) 麵的住房，因此開始做毫無理由的抗爭(zheng) 。反對建高鐵就是一個(ge) 例子。香港是個(ge) 地產(chan) 老板統治的地方。中國現在的情況不能改變，必然步香港的後塵。 

　　　　在很多方麵，這種情況也早就在中國大陸出現。改革開放以後，中國很快演變成為(wei) 利益導向的社會(hui) ，物質利益是年輕一代最看重的因素。但正是在物質利益領域，麵臨(lin) 住房、就業(ye) 和教育等困境，很多年輕人已經感覺到希望的渺茫。這對他們(men) 的心理衝(chong) 擊之大是可想而知的。跟隨著全社會(hui) 的物質主義(yi) 的是普遍的不幸福感，是形式多樣的反社會(hui) 行為(wei) ，如不信任任何人、毫無理由的仇恨，甚至是自殺。 

　　　　任何執政黨(dang) 都需要社會(hui) 基礎。中國的各種政策如“小康社會(hui) ”、“全麵小康社會(hui) ”和“和諧社會(hui) ”，這些都是為(wei) 了鞏固執政黨(dang) 社會(hui) 基礎的政策導向。隨著民營企業(ye) 的發展和專(zhuan) 業(ye) 階層的形成，政權開始向這些新群體(ti) 開放。這個(ge) 方向很正確，它有利於(yu) 擴大執政黨(dang) 的社會(hui) 基礎，實現對國家的有效治理。可是，盡管市場經濟體(ti) 製為(wei) 中產(chan) 階級的形成提供了條件，但卻缺失保護已有中產(chan) 階級和擴大這個(ge) 群體(ti) 的政策機製。就住房來說，中國初生的中產(chan) 階級麵臨(lin) 多重的擠壓，既來自私營部門（房地產(chan) 開發商），也來自地方政權和開發商的強大“圈房”聯盟。近來，大型國有企業(ye) 部門加入“圈地、圈房”運動，更是大大惡化了情況。 

　　　　經過改製，中國政府的龐大國有企業(ye) 很多變成了股份製企業(ye) ，就是說它們(men) 必須向持股人負責。這似乎沒有不對，但這卻偏離了國有企業(ye) 為(wei) 國家總體(ti) 利益服務的宗旨，變成了為(wei) 私人服務的工具。國企並沒有抽象的利益，所謂的國家利益，實際上是國家代理人的利益和持股人的利益。國有企業(ye) 在“圈地”和“圈房”方麵的行為(wei) ，和私人投資者、投機者並沒有什麽(me) 兩(liang) 樣，所不同的是，國有企業(ye) 比私營部門更具有權力、更強大罷了，因為(wei) 國有企業(ye) 可以利用國家政權的力量，以國家利益的名義(yi) 追求私人利益。這和西方不同。西方政府本身沒有企業(ye) ，不會(hui) 涉及到房地產(chan) 利益。政府因此有條件來規製私營部門。又因為(wei) 存在著民主製度，政府要麵向社會(hui) 的壓力。政府因此有強大的動力來促使社會(hui) 政策的確立，保護社會(hui) 。 

　　　　如果房地產(chan) 是經濟泡沫，還可以應付。但一旦形成大規模的社會(hui) 泡沫，社會(hui) 穩定甚至是政權的安全就會(hui) 成為(wei) 大問題。去除社會(hui) 泡沫，越早越好。道理很簡單，投資和投機房地產(chan) 的人畢竟是少數，但等到大多數社會(hui) 群體(ti) 不能忍耐的時候，就為(wei) 時已晚。一旦社會(hui) 解體(ti) 了，政治就失去了其應有的基礎。“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從(cong) 積極的角度來說，正因為(wei) 房地產(chan) 聚焦著中國的經濟、社會(hui) 和政治問題，如果解決(jue) 得好，就可以推進各方麵的進步，實現可持續的經濟平穩增長、社會(hui) 和諧和政治穩定。 

　　　　中國房地產(chan) 麵臨(lin) 的困境，也說明了經濟改革和政治改革要一起推進的道理。經濟發展對執政黨(dang) 很重要，但並非所有類型的經濟增長都對社會(hui) 有利，對執政黨(dang) 有利。隻有對社會(hui) 有利的經濟發展和增長，才會(hui) 有利於(yu) 執政黨(dang) 的長期執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