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暉事件與(yu) 媒體(ti) 角色
作者：薛湧
來源：亞(ya) 洲周刊 二十四卷第三十期


　　最近，海內(nei) 外一些學界人士聯名發表公開信，呼籲社科院和清華大學迅速成立特別委員會(hui) ，調查汪暉抄襲事件。我作為(wei) 簽名人之一，自然十分關(guan) 心關(guan) 於(yu) 這一問題的公共討論。不過老實說，我雖然支持社科院和清華成立委員會(hui) 解決(jue) 此事，但對於(yu) 這些委員會(hui) 並無太多信任。對汪暉事件的輿論監督，仍然非常重要。特別是最近又爆出朱學勤抄襲事件。看來這已不局限於(yu) 一案，而在中國學界越來越有普遍意義(yi) 。可惜，從(cong) 這事件一開始，就有一種論調，認為(wei) 是「輿論炒作」。其中，香港高等教育界人士也有此看法。 

　　首先聲明，我一向認為(wei) ，中國的一流大學全在香港，北大清華與(yu) 之相比最多是二流。如果說公信度，香港的大學比起北大清華來高出更多。所以，香港教育界人士在此次事件中說話的權威性很重，我也非常尊重。特別是他們(men) 借此機會(hui) 介紹了國際學術界的基本規則，對於(yu) 中國的學術界非常有幫助。但是，他們(men) 關(guan) 於(yu) 輿論作用的觀點，則忽略了大陸與(yu) 香港不同的「國情」;對於(yu) 國際學術界的規矩的解讀，也有值得商榷之處。

　　比如，香港城市大學前校長張信剛表示：「我感覺現在對這個(ge) 事情，不是學術界裏用學術的方法處理，而是由輿論傳(chuan) 媒討論。似乎不少參加者都是關(guan) 係人，而不是獨立的沒有利害關(guan) 係的人，這就很難定出一個(ge) 黑白來。」他接著介紹了國外學術委員會(hui) 在這方麵的功能和程序。香港城市大學教授張隆溪也呼應說：「關(guan) 於(yu) 汪暉涉嫌抄襲一事……其實不應該在網上討論，而應該由有關(guan) 學校來處理。」

　　可惜，兩(liang) 位先生忽視了一個(ge) 顯而易見的事實：中國並沒有國際學術界那種成熟的製度機製對應此事，中國的大學更無這樣的公信度。檢視汪暉事件就可看得很清楚。王彬彬的揭發文章發表後，幾位在魯迅研究界相當有地位的人士馬上站出來為(wei) 汪暉辯護。這在國際學術界是不可想象的。在國際學術界，一旦有人對某教授提出類似指責，並拿出證據，即使是這位教授的支持者，一般也默不作聲，等待學術委員會(hui) 判決(jue) 。另外，清華大學至今對此事沉默，甚至還給汪暉申請國務院的特別津貼，沒有輿論監督，此事肯定會(hui) 不了了之。

　　兩(liang) 先生忽視的第二個(ge) 問題是，無論在西方還是香港，學術無法獲得公眾(zhong) 這麽(me) 大關(guan) 注。這才是抄襲事件大部分都在學術界內(nei) 部解決(jue) 的原因。至少在西方，絕沒有學術抄襲不應該上媒體(ti) 的規矩。我過去已經說過，哈佛耶魯的文科博士，畢業(ye) 後如果幸運地找到工作，起薪不過是公交司機的水平，多的是幾個(ge) 月的假期而已。教授沒有在中國社會(hui) 這種不得了的地位。報紙要是追著學術抄襲事件報道，怕是沒人看了。但是，學術抄襲事情大了，媒體(ti) 當然會(hui) 關(guan) 注。我在近著《培養(yang) 精英》中，就介紹了著名曆史學家Doris Goodwin等人的抄襲事件。這些事件成為(wei) 當時媒體(ti) 的重頭戲，電視、廣播、報紙、網絡到處都是，對於(yu) 我們(men) 看待汪暉事件很有參考價(jia) 值。另外，哈佛學生的抄襲事件，在媒體(ti) 熱了也不僅(jin) 一次。所謂媒體(ti) 對學術事件的「炒作」，實際上說明中國公眾(zhong) 比美國公眾(zhong) 對學術更關(guan) 心、更重視。以中國目前這種低劣的學術水平，學界在受到如此關(guan) 注後理應感恩戴德、受寵若驚。怎麽(me) 能反過來說媒體(ti) 多管閑事呢?

　　另外，汪暉是二零零零年「長江讀書(shu) 獎」醜(chou) 聞的中心人物。這種自己給自己評獎的事情，在西方學術界是不可想象的。當時汪暉和他的支持者就是這種論調：媒體(ti) 炒作，右派陰謀等。此事不了了之，結果同一個(ge) 人再次陷入學術醜(chou) 聞。

　　那次「長江讀書(shu) 獎」醜(chou) 聞對中國學術界的傷(shang) 害，恐怕至今仍然沒有被中國公眾(zhong) 充分認識。那是「長江讀書(shu) 獎」的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很顯然，李嘉誠先生看到這樣的局麵就不願意再捐了。這種商人捐助文化事業(ye) 的舉(ju) 動，其實對中國文化的複興(xing) 非常重要。看看意大利的文藝複興(xing) 是怎麽(me) 來的?當時意大利是歐洲的金融和貿易中心，財富異常集中。意大利商人賺了錢就彼此展開激烈的文化競爭(zheng) 。看看米開朗基羅、布魯內(nei) 熱斯奇的作品，還不都是在這些錢堆出來的?人家商人捐的錢沒成為(wei) 「長江讀書(shu) 獎」，造就了人類文化的經典。這裏關(guan) 鍵一個(ge) 因素，就在於(yu) 有全民的廣泛參與(yu) 。曆史學家在評論佛羅倫(lun) 薩的政體(ti) 和文化時指出：在這裏，最有地位的政治或文化領袖，和普通工匠可以在市政會(hui) 中平起平坐地討論各種公共問題，教堂建設采取哪個(ge) 藝術家的作品，也往往要投票。也正是在這種充分參與(yu) 中，拉丁的精英傳(chuan) 統和當地的鄙俗傳(chuan) 統才能相互碰撞出文藝複興(xing) 的火花。

　　不久前，主流經濟學家們(men) 還指責網絡民意非理性、網絡民意不是民意。如今無論在汪暉還是朱學勤的事件中，「網絡炒作」經常成了一個(ge) 罪名。但是，看看人類文化最輝煌的時刻，無論是古代的雅典還是文藝複興(xing) 的佛羅倫(lun) 薩，哪個(ge) 不是草根小民和文化精英的充分攪拌?缺乏這種公共性，才是中國文化的根本缺失。沒有網絡和媒體(ti) ，汪暉事件很快就會(hui) 成為(wei) 小圈子裏的遊戲。所以，在對待這一問題時，我希望所有中國知識分子都保持一種自省意識，意識到自己是被一個(ge) 缺乏公共性的傳(chuan) 統養(yang) 育的，無論是對具體(ti) 事件的對應，還是對西方的解讀，都可能被非公共性的文化所一葉障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