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今年三月南京大學教授王彬彬著文揭露清華大學教授汪暉學術“抄襲”以來，質疑者和挺汪者就展開了激烈交鋒。就在此事日漸冷卻之際，《中國青年報》於七月七日刊發一封六十多名學者聯署的公開信，要求中國社科院、清華大學成立獨立委員會徹查。短短兩天之後，來自海內外的九十多名學者也聯署發表一封致清華大學的公開信，“聲援正在被大眾傳媒攻擊的汪暉教授”。兩份針鋒相對的公開信猶如兩個重磅炸彈，令此事再次進入公眾視野，並引發海外關注而“走向世界”。與此同時，某校在讀博士研究生Isaiah（網名）發文指出上海大學教授朱學勤也嫌疑“抄襲”，立即引發媒體爭相報道，將此事掀到高潮。

    學術抄襲事關學者聲譽，理應以嚴謹的學術態度來對待，絕不能摻雜個人好惡等因素，不然，不僅會侵犯被指稱者的權利，也會損害學術的健康發展，尤其是在專業性很強的學術批評問題上，大眾傳媒的介入一定要慎之又慎。但在“新左派領袖”汪暉“抄襲案”爆出後，有人就指出“在汪暉被以南方周末、南方都市報為代表的‘自由派’媒體窮追猛打之際，甚至被60多名國內學者聯名要求清華大學調查，不禁引發‘派係之爭’的聯想”（徐開彬）。於是，“國內自由派的一員幹將，在國內‘自由派’媒體如南方報係裏人脈甚廣”的朱學勤爆出“抄襲案”後，很多人在觀望南方周末與南方都市報如何反應。不少人認為，南方報係如果真是心無私念，就應該像追打汪暉一樣來追責朱學勤，而不應該持“雙重標準”，如《原道》主編陳明就認為“朱的程度比汪更深，值得南方報係拿出更大的篇幅對待處理。”

    從汪、朱兩案目前發展來看，基本上可以斷定摻雜了太多的派係鬥爭。學術上有派別很正常，但不正常的是以非學術的手段進行派係鬥爭。當前中國學派不盛但幫派林立是學界現實，其中雖然有學術體製不支持學派行為等深層原因，但學者們自覺不自覺的政治化誤讀和幫派化運作，也是一個重要因素。“如果說學派的幫派化運作是‘以學術的名義’護衛集團利益。那麽，對學派的政治化誤讀則‘以革命的名義’打壓學術異己”（譚學純）。問題是，學術的內在發展必然會產生學派，如果說學派是在一定條件下結成的學術夥伴關係，那麽這種學術夥伴關係是學術至上還是利益至上？在學術和利益之間，學者們怎樣尋找平衡的支點？答案雖然很明確，可現實狀況令人悲觀，今天中國的學者並沒有找到這個“平衡的支點”，這已被汪、朱兩案充分證明。

    有生命力的學派，除了要有立場信念，還必須要有責任擔當。先秦之所以百家爭鳴，成為中國學術發展史上的黃金時期，就因為先秦諸子都是為克亂求治、濟世救民而積極探索“治道”。唯如此，才個個寬宏龐大、氣度不凡。就拿當時儒、墨兩大“顯學”而言，雖然互相批評競爭激烈，但對競爭對手都給予了足夠的尊重。孔子倡導“和而不同”，世所周知。孔子思想的反對者墨子因稱讚孔子而引來弟子“非儒，何故稱於孔子也”之疑問，墨子坦然答曰“是亦當而不可易者也”，真正體現了今人所謂的“學派應有的氣度是坦然麵對‘他者’審視的目光”。孔墨風度在中國學術思想史上流韻不絕，著名者如莊子和惠施之爭，有“運斤如風”為證；朱熹和陸九淵鵝湖之會上“朱陸之辯”，更是千古傳誦；時至民國時期，學術大師章太炎有感慨曰：“自孫詒讓以後，經典大衰。像他這樣大有成就的古文學家，因為沒有卓異的今文學家和他對抗，竟因此經典一落千丈，這是可歎的。我們更可知學術的進步，是靠著爭辯，雙方反對愈激烈，收效方愈增大。我在日本主《民報》筆政，梁啟超主《新民叢報》筆政，雙方為國體問題辯論得很激烈，很有色彩，後來《新民叢報》停版，我們也就擱筆，這是事同一例的。”章氏在言語中對其最大的思想論敵梁啟超的尊重和懷念表露無遺。從孔墨、莊惠、朱陸直至章梁，這些偉大的思想家所展現的氣派和風度，難道不值得當今中國的學者們深思和效仿嗎？

    希望今後走向世界的是中國學術，而不是醜聞。


    共和國61年暨孔子2561年〔耶穌2010年〕陽曆7月15日寫於北京，發表於《中國社會報》（北京）2010年7月28日，標題為“中國學者要有氣派”，有刪改。

    作者惠賜儒家中國網站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