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維明】探討西方核心價值觀與儒家核心價值觀之間的平等對話

杜維明，北京大學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長，哈佛大學中國曆史和哲學講座教授，美國人文科學院院士。曾應聯合國前秘書長科菲·安南之邀參加為推動文明對話而組建的“世界傑出人士小組”。他先後於2001、2002、2009年分別榮獲第九屆國際Toegye研究獎、聯合國頒發的生態宗教獎和中國首屆孔子文化獎。

　　作為“儒學第三期”的主要推動者，杜維明教授長期致力於闡釋儒家經典，同時以世界文化多元發展的眼光審視儒家傳統，力圖通過對傳統的創造性轉化複興中國文化。他開拓了“文化中國”、“東亞現代性”、“對話的文明”、“啟蒙心態反思”等多個論域，在國際思想界產生了廣泛深遠的影響。近日，本報記者對他進行了專訪，探討如何以世界文化和現代文明為背景，更好地認識儒學這一內涵豐富的文化體係並將之發揚光大。希望這能為大家更理性地認識儒學，使我們的民族文化煥發更強的生命力，並為更好地推動社會和諧發展出一份力。

　　道學政相得益彰 經世致用濟天下

　　記者：請談談您對儒家基本精神、核心價值的理解。

　　杜維明：儒家的基本精神，不僅注重理念，而且注重理念的實際運作。理念方麵，就是厘清道、學、政三方麵的關係，三者密不可分。“道”是儒家思想中的核心價值，其主體是身心哲學。“學”是指作為一個文獻係統和學術傳統的儒學，它興起於孔孟時代，主要以經典注疏的方式在儒家知識分子中代代傳承，一直到清代的乾嘉學派，都是儒家學統的體現。“政”就是在公共生活中體現出來的儒學，特別是體現在社會禮儀和政治製度中的儒學，也就是我們常說的儒家“經世致用”的方麵。

　　經世致用，其理論根據源於學術傳統，而其靈魂則來自道統。儒家是入世的，所以它和佛教之間最大的不同就是它一定要入世並轉世，如果入世後它不認同現有的權力遊戲規則，那就需要轉世。“轉世”就是立足於其核心價值，憑借其學術傳統，發揮其經世致用的功用。儒家從不己拘於書齋，而是在立足“修身”的同時始終不忘“兼濟天下”。

　　儒家的核心價值和學術傳統向來都是指向經世致用的。比如說曾國藩，他是儒家傳統中一個非常重要的大學者，同時也是一個大政治家。他當時提出保國和保教的概念，指出保教比保國更重要。

　　在中國，亡國和亡天下曆來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如果亡國，那還隻是朝廷傾覆、江山易主，但是如果亡天下，那就是一個社會的文化徹底瓦解，關係到每一個人的價值信念，所以這個時候任何人都有責任挺身而出。這種“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擔當精神也是儒家的一貫立場。

　　曾國藩還積極支持自強運動，向西方輸送了中國的第一批留學生，讓他們去學習科學技術。這些都體現了一個儒者強烈的社會關懷。從左宗棠、李鴻章、魏源、龔自珍一直到梁啟超，這些深受儒家影響或者比較認同儒家思想的人，都試圖變革當時的社會，都有經世濟民的社會責任感。所以說，經世致用是一直深深植根在儒學中的。

　　中國儒家重政治關懷 海外儒家揚人文精神

　　記者：經世致用的儒家傳統在近現代有沒有發生變化？在中西方的儒學研究中是否有所體現？

　　杜維明：據我現在對大陸情況的了解，中國大陸研究儒家的學者政治關懷特別強，他們把儒學當做政治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在這之前的很長一段時間內，儒家多半隻是一個負麵形象。譬如說，從民國以後，很多學者認為中國無法現代化，或者說不能發展自由人權、不能發展民主政治、不能發展法製、不能發展科學，其原因都是因為儒家成為了中國文化變革和政治變革的包袱。所以，他們認為一定要把這個包袱去掉。那個時期的文化氛圍基本否定儒家文化的價值，當然也不會認同儒家的經世致用傳統。以至於1985年我來北大上課的時候，還有很多教授說他們可以研究儒學，但不會同情儒學，更不會認同儒學。近年來，情況大有改觀了。

　　近幾十年，儒學在海外處於一種花果飄零的狀況，它失去了政治發展的空間。但這些儒家知識分子仍然在進行經世致用的實踐，主要是文化複興運動。海外儒家是要把儒家當做一種政治哲學來講，所以牟宗三講政統與道統。在學理方麵，他們弘揚儒家的人文精神，要把民主、人權、自由的觀念與儒家的思想相融合。張君勱曾經嚐試將儒家的傳統與西方的憲法、法製相結合，牟先生也一直關注儒家思想怎樣開出民主和科學之花的問題，而1958年唐君毅、牟宗三、徐複觀三位先生聯名發表的《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則為弘揚中華文化傳統創造了更為廣闊的文化和政治空間。

　　深化民族傳統認同 儒學發展空間更大

　　記者：現在的情況與幾十年前相比又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當時從“不破不立”的角度來思考儒學，更多的是強調儒學的負麵影響，而當今社會掀起“國學熱”，無論政府還是民間都對儒家思想非常重視。請問儒家思想的發展環境在近幾十年間有沒有很大的變化？

　　杜維明：對，有很大的變化，儒學發展有了更大的空間。我認為，在現階段很明顯的是，儒學的發展是一場文化運動，它雖然也有政治含義，但是很難進入政治領域。社會主義注重分配的平均、注重貧富不均導致的問題、注重協調市場經濟所帶來的負麵影響、注重安定團結、注重和諧社會。儒家思想強調中華民族的文化認同。在將“什麽是中華民族”這一信息向外傳播方麵，儒家起了非常積極的作用，包括孔子學院的建立、和諧觀念的推廣等。儒家在形成之初就有“協和萬邦”、“大同世界”的基本理念，實際上也就是怎麽樣以一種和諧的方式重組世界秩序。自由主義注重西方的價值，社會主義關注分配平均與和諧、平等，而儒家則致力於不斷深化新時代的民族傳統認同，要使這三方進行健康的互動，不僅需要各方的努力，同時也需要一種協調機製。

　　各界精英相輔相成 中西價值平等對話

　　記者：在談論處理自由主義、社會主義和儒家思想之間的關係時，您認為需要一種協調機製，那麽，政府是否在其中扮演重要推動者的角色？如果是的話，這三方的地位與角色是否會各有側重？比如，您剛才也講了儒學在現代的作用更多是體現在文化層麵上的。

　　杜維明：在這個問題上，政府往往是社會各界關注的目標。然而，當前中國正在向多元社會發展。此處“多元”的含義主要指各種不同社會利益的出現。我認為，將來中國的進一步發展需要協調好各種利益，政府會逐漸意識到，以一種強勢的方式，比如說通過軍事、政治或意識形態的手段來達到完全控製的目的，不一定行得通。

　　目前，政府的力量、學術的力量、企業的力量以及其他各種不同社會組織的力量正處於協調過程中。毫無疑問，在此過程中政府的力量是最大的，它滲透到了各個方麵。其他各股力量是相對獨立的，但學界的聲音、媒體的聲音、企業界的聲音越來越受大家關注，尤其是來自企業界的聲音。其實各行各業都正在發出自己的聲音，而這些聲音的代言者我們稱之為精英——政治精英、學術精英、媒體精英、企業精英等。

　　當然，我們也必須承認，現階段很多力量不一定十分健康，如互聯網存在很大的庸俗化現象；企業界的主導思想仍然是唯利是圖，對社會問題的關心還不夠；甚至在學術界也出現了嚴重的市場化行為，貪汙、腐化不僅表現在政治領域，還滲透到了學術領域。

　　這種局麵會朝什麽趨勢發展？這中間有很多張力在相互作用。而對這些張力的協調可能形成兩種不同的趨向：一種是使這些行業中的正麵價值發揮積極作用，逐漸實現良性循環；而另一種則是相反的，片麵地強調一種價值，而壓製其他價值，從而導致惡性循環。我們當然希望各個領域的正麵價值得到自由而和諧地發展，相互之間良性轉換，這是我們責無旁貸的義務，同時也是我們應該努力的方向。

　　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和中國在國際社會上地位的不斷提高，一個中西對話的平台正在形成。這個平台不再是100多年前的那個一味地拿中國糟粕中的糟粕與西方精華中的精華作對比的平台，而是越來越趨向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對話平台。在對外交流中，我們也有一個期待，就是用包括儒家在內的中國文化的核心價值與西方的核心價值進行平等的對話。我們並不反對西方的一些核心價值，比如人權、自由、民主，但要使這些價值切實發生作用，必須與中國傳統相融合。

　　另外，對為世人都認可的價值與亞洲價值的關係，我們過去存在一個認識誤區，即把從中國或亞洲發展出來的觀念當做亞洲價值，隨後又很快曲解了亞洲價值，將之變為權威主義、獨裁主義。現在大家逐漸認識到，中國或儒家的思想雖然來自一個特定的文化區域，但其所包含的價值（如仁義禮智信）逐漸為世界所認可。世界上任何地區，不講仁或者沒有正義、智慧、禮讓，能行嗎？所以說現在是一個價值對話的時代。

　　當然，在相互交流過程中，由於西方在政治、經濟等各個領域的強勢地位，對話中難免會存在不平等，但是隻要有機會開展對話，就一定會產生或大或小的交互影響。特別是，我相信中華民族的文化不是一種認同強權的文化，它有更高的境界。我們經常說美國文化的軟實力如何強大，但美國文化很難跳出國家利益的限製，因為美國的政治純粹是地方政治，能夠從地方利益擴展到國家利益就已經很不容易了。

　　比如，在一次座談會上，我問與會的美國副總統蒙代爾（Walter Frederick Mondale），什麽時候美國能夠超越國家利益，在政治行為上體現更多的國際關懷。他明白我這個問題的真實含義，他想了很長一段時間後回答說：我認為國家利益已經夠好了。與這種態度相比，中國社會自古以來就存在“天下”這個觀念，如果現在中國的利益與世界的利益發生矛盾，我想很多人都會讚同我們應該以世界利益作為中國利益的基礎。在政治生活中，這種境界是西方文化難以達到的，這也從一個側麵反映了核心價值對話的必要性。

　　提升研究翻譯水準 海外弘揚儒家文化

　　記者：您剛才談到，在向外傳播中華民族文化時，儒家起了十分積極的作用，而孔子學院是傳播中華文明的方式之一。您能具體談談對中國在海外辦孔子學院的看法和建議嗎？

　　杜維明：我認為這種做法很好。但僅停留在語言教學這一層次上顯然是遠遠不夠的。國外很多大學的漢語和漢學已經教得非常好了。因此，現在我們要把它提升，要加強與精英大學的合作，而且這種合作不應簡單停留在語言教學這一層麵，而一定要有發展精深的研究，要多組織高質量、高水平的國際學術研討會議，製定長期的研究計劃和具體的研究方案。與世界精英大學合作，有利於中國在世界範圍內形成一個實力雄厚、影響力大的中國文化研究陣營。到目前，隻有在早稻田大學創辦的孔子學院以研究為主。這是很好的開端，但還遠遠不夠。

　　記者：近期，中國政府在主持“五經翻譯”文化大工程，以求在世界弘揚中華傳統文化。您覺得五經翻譯的意義有多大？

　　杜維明：意義太大了！英國傳教士理雅各（James Legge）曾在19世紀六七十年代做過這項工作。現在耶魯大學有一個大的計劃，也在組織翻譯五經。所以我們的翻譯工作應該高標準、嚴要求。首先要把英文版本的翻譯工作做好，雖不是說隻要英文版本的翻譯工作做成了，其他語言的翻譯就迎刃而解，但可以慢慢來，把英文版本的翻譯提升到最高水平，其他語言的翻譯自然也會跟進。翻譯水平的提升與理解水平的提升是同時進行的，有了好的翻譯，世界才能更好地理解中國的傳統文化和文化傳統。當然，這麽大的翻譯工作不可能僅靠一兩個人的力量就能完成，應該很好地利用現在國際漢學研究領域的成果和人才，大家一起來做，這是我唯一的建議。現在這個項目主要的推動人是施舟人（Kristofer Schipper）一個人，我認為他必須廣結善緣，才可能完成這項工作。

　　西方傳承理性思辨傳統 東方注重內在精神體悟

　　記者：現在，很多人都在談中西宗教、哲學與文化的差異，請談一談您的看法。

　　杜維明：關於中西哲學的差異，現在有很多人在問相關的問題：中國有沒有哲學、是“中國哲學”還是“哲學在中國”、儒家是不是宗教等。這些都是很好的問題，但有一個背景要弄清楚：西方文化的發展是一個特例，不是說世界所有的文化發展都必須依照西方模式。印度有印度的模式，中國、中東也有自己的模式。

　　世界上大多數偉大的宗教都誕生於東方，整體來看，宗教性較強的文化偏重內在精神性的體悟，而西方的理性思辨傳統，即古希臘以來的哲學傳統相對深厚。盡管西方還存在宗教性的希伯來傳統，它與古希臘哲學交互影響，但沒有根本融合。比如，沒有亞裏士多德的哲學，就不會出現托馬斯·阿奎納這位偉大的神學家，但他們基本上是兩種不同的傳統。西方文化主流仍然是理性思辨傳統，甚至現在西方哲學界研究分析哲學或現象學的，對宗教有感受的人不多（現在慢慢有感受了，但我認為這是哲學出現精神轉向了，這是另一回事）。

　　中國傳統的學問分科並不明顯，無論按照儒、道、墨、法等學說內容來劃分，還是按照經、史、子、集等著作形式來劃分，都不能嚴格對應現在的宗教與哲學。宗教、哲學是西方的名詞，且是從日本傳過來的。我們可以把中國的很多傳統思想家寫入中國哲學史，也可以把他們寫入中國宗教史，隻不過是從不同角度討論同一個人。雅克·德裏達說中國沒有哲學，有一個重要預設，即將哲學等同於從希臘發展出來的思辨體係，這在中國沒有，因為這不是它的傳統。換個角度，我們可以說，西方也沒有心性之學，沒有天人性命之學。

　　我們經常談中西異同，其實“中”不僅是政治或者地理意義上的中國，而應該是指“文化中國”，既包括海外華人世界，也包括日本、韓國、越南等“儒家文化圈”區域。因為，以儒家為主的傳統文化不僅塑造了中國的文化傳統，而且也塑造了日本、韓國、越南以及海外華人世界的文化傳統。現階段，儒家在韓國發展得最好；在日本，雖然日本人不一定都認同儒家，但在個人修養和社會結構上體現出來的儒家色彩絕對比現在的中國社會完備得多；在越南，儒家發展的勢頭非常大，遠遠沒有中國這樣的爭議性，在很多方麵都已經有所突破；在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華人社會，儒家傳統也有很大發展。

　　哈佛獨門東方道德推理課 西方學生悅納儒家價值觀

　　記者：您在哈佛大學開設一門叫“儒家人文主義：修身與道德共同體”（Confucian Humanism: Self-Cultivation and Moral Community）的課程，當初開設此課有何用意？開設課程申請的過程中有沒有遇到困難？

　　杜維明：當初之所以開這門課，首先是因為它非常有趣。這門課屬於中心科目（core course），中心科目分為五類，其中有一類叫“moral reasoning”（道德推理）。我這門課是唯一的非西方的道德推理。西方的道德推理也許是康德、美國社群主義或自由主義的道德推理，這是唯一的西方之外的道德推理。

　　當時校方對道德推理有很嚴格的規定，道德推理不是道德說教。以前有門基督教的課程，後來被取消了，原因在於校方認為你主要是在說教。這個道德推理課你可以講儒家，但你不能宣傳儒家。這個中心科目非常難申請，校方要找最好的教授，給大學一年級新生上課。

　　我第一次申請被否決了，一般教授都有自尊，被否決就不幹了，但我很早就和我們院長有一個默契，被否決就再提一個報告，但第二次申請又被否決了。後來，委員會的負責人找我談話，他說委員會對我的申請討論了很長時間，投票基本一半一半，不讚成的稍微多一點，可能有什麽樣的問題。談完以後，我心裏就非常清楚他們要什麽了，第三次申請通過。當時他們說，假如有30人選我的課，就值得了。但第一次選修這門課的就有130人，後來直線上升，一度上到500人，當時在哈佛僅次於大一生物學或大一經濟學。後來選修的學生慢慢維持在200人左右。

　　記者：您覺得這門課對學生產生了怎樣的影響？

　　杜維明：剛開始時，很多學生認同的價值幾乎全是西方的，簡單說就是自由、理性、法製、人權、個人尊嚴等。近來，與自由相對的公正和正義、與理性一樣重要的人性和慈悲、與法製一樣重要的禮、與權利一樣重要的責任、與個人尊嚴一樣重要的和諧，在學生中越來越引起共鳴。

　　我的學生，學自然科學、人文科學的都有，男女也差不多均衡，所以代表性很強。哈佛大學生普遍注重正義、和諧、責任、禮讓，當然這不僅僅是受到了儒學的影響，很大程度上也是慢慢受到女性主義等思潮的影響。50年來，女性主義、環保主義、多元主義、社群主義等，正在塑造最優秀的一批年輕人的價值取向，這15年來變化十分明顯，而這也是西方核心價值與儒家核心價值有著相似性的一麵。

　　研究“對話的文明” 力促中西價值對話

　　記者：您目前的研究主要關注哪些方麵？

　　杜維明：這些年來，我一直在試圖拓展一些論域，像此前提到過的“文化中國”和“東亞的現代性”論域。

　　東亞就是指現代的儒家文化圈。關於“多元現代性”的問題，美國的人文社科界已經關注了很長時間，但基於東亞的儒家文化背景，它的現代性有自己的特色，很值得我們關注。

　　關於“文明對話”的論域，近些年我傾向於修正這個觀點，用“對話的文明”（Dialogical Civilization）替代它，就是說，文明的對話發展到一個時期，會促成一種“對話的文明”出現。曆史上的中國就曾經是一個對話的文明。阿馬蒂亞·森（Amartya Sen）寫了本關於印度的書，The Argumentative Indian（《慣於爭鳴的印度人》），如果我們要寫一本類似的書，那就是The Dialogical Chinese（《慣於對話的中國人》）。

　　最近，我的工作基本集中在對西方啟蒙意識形態做同情的了解和批評性的認識，在此基礎上，探討儒家核心價值和西方核心價值之間對話的可能性。當然，除了專注於高研院的工作和我自己的學術興趣外，我希望能夠盡自己的綿薄之力推動國內外人文學界的交流，包括促成五年一屆的世界哲學大會在中國召開。這些工作都是對我的挑戰。

　　舉辦經典會讀 提升人文素養

　　記者：您能不能簡單介紹一下創辦北大高等人文研究院的初衷及其特色。

　　杜維明：高研院的初衷是希望為校內乃至校際之間的人文學術資源提供一個交流的平台，同時也希望在學術研究、學術交流與人才培養的模式上有所創新。

　　與其他研究方式相比，我覺得有一種學習形式值得提倡，就是辦經典會讀。大家可以一起念四書五經，可以念佛教的經典，可以念老莊，也可以念英文的經典等，反正一定是人文經典。每周一次，每次精讀兩三個小時。

　　這類會讀可能有層次上的差別，有的都由研究生構成，甚至有教授參加，而有的可能隻是專業各不相同的本科生參與。就前一種來說，可以發展出共同的學術興趣，我們甚至可以和研討會等研究方式結合起來；後一種並不是為了專門的學術訓練，不是為了寫論文、做研究的方便，而是讓來自各個專業的大學生真正對經典產生情感上的認同，內化成為自己的精神素養。可能後一種會讀方式不失為對現在高等教育模式的一種補充。

　　現在高研院已經有十來個這樣的會讀團體，我們也在吸引留學生加入，讓大家在共同興趣的基礎上進行文化交流。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2010年07月20日　

【杜維明】探討西方核心價值觀與儒家核心價值觀之間的平等對話

杜維明

作者文集更多

微信公眾號

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