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家和】經學是中國的文化基因

欄目:演講訪談
發布時間:2018-09-25 15:4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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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學是中國的文化基因

作者:劉家和

來源:澎湃新聞

時間:孔子二五六九年歲次戊戌八月十六日庚申

          耶穌2018年9月25日


2018年9月19日,清華大學中國經學研究院邀請北京師範大學資深教授劉家和於(yu) “清華·大成經學論壇”首講。劉家和先生從(cong) 經學試釋、經學盛衰的前車之鑒、理性與(yu) 傳(chuan) 統、經學研究的意義(yi) 四個(ge) 方麵談起,提出經學是中國的文化基因。

 

 


北京師範大學教授劉家和

 

“經”是常道,也要經世致用

 

劉家和認為(wei) ,“經”字在《說文解字》中本義(yi) 為(wei) “織也”。後世經典雖不斷引申,但意義(yi) 主要為(wei) 兩(liang) 種:一為(wei) 名詞,釋為(wei) “常,不變之常”;一為(wei) 動詞,釋為(wei) “經營”、“治理”。由此可以看出,“經”講常道是指常,可是講應用到事情上,就又要因時因地能夠應變,這樣沒有常道怎麽(me) 行呢?經要是有用的。常道要用到不同的事之中。所以“經學”是既講常道、也講經世致用的學問。

 

經學的研究對象是經書(shu) 。現在最常提到的是“十三經”是儒家經典,而中國經學具體(ti) 的研究對象應該是“五經”,也可說是“六經”,即《詩》、《書(shu) 》、《禮》、《樂(le) 》、《易》、《春秋》。

 

劉家和認為(wei) “六經”的核心是《詩》、《禮》,證據在《論語·述而》中可以找到:“子所雅言,《詩》,《書(shu) 》,執《禮》,皆雅言也。”所以,《詩》、《書(shu) 》、執《禮》是孔子講的,這是可信的。《詩》、《書(shu) 》和《禮》是相表裏的。一個(ge) 是學問,一個(ge) 是做人。經學的目錄中,《詩》、《書(shu) 》是一頭,《禮》是一頭。孔子用《詩》、《禮》來教導自己的兒(er) 子,他用自己的實踐證明《詩》、《書(shu) 》、執《禮》是最核心的。

 

他還強調,《荀子·勸學》:“學惡乎始?惡乎終?曰:其數則始乎誦經,終乎讀禮;其義(yi) 則始乎為(wei) 士,終乎為(wei) 聖人。”這裏的“誦經”、“讀禮”不是簡單意義(yi) 上的讀出聲音。《說文解字》段玉裁注“讀”字:“籒各本作誦。此淺人改也,今正。竹部曰:籒、讀書(shu) 也。……抽繹其義(yi) 蘊至於(yu) 無窮,是之謂讀。”所以“誦經”、“讀禮”更重要是的理解其中的道理。

 

談到“六經”的重要性,劉家和認為(wei) ,“樂(le) ”並未真正亡佚,而存在於(yu) 《詩》、《禮》之中。《詩經》中有反映紀念武王伐紂的武樂(le) 的內(nei) 容;《禮記·樂(le) 記》、《荀子·樂(le) 論》中都有關(guan) 於(yu) 樂(le) 的論述。其他諸如《易》、《書(shu) 》和《春秋》三經,都與(yu) 孔子有著密切的關(guan) 係。所以,以“六經”作為(wei) 經學的研究內(nei) 容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經學盛衰的前車之鑒

 

劉家和認為(wei) ,雖然經是不能變的常道,但經學是一直在變的。中國經學主要經曆了古代之變與(yu) 近代之變兩(liang) 個(ge) 部分。《四庫全書(shu) 總目提要·經部總敘》提到經學在古代“學凡六變”,不同時代的經學有著具體(ti) 的特點。

 

在西方經過文藝複興(xing) ,進入啟蒙時代之後,中國也在變化。清朝末年,康有為(wei) 、梁啟超、陳煥章等人依靠公羊學保皇,成立孔教,走向極端。這樣使中國的經學出現了問題。

 

“五四運動”、“新文化運動”提出“打倒孔家店”,甚至有人(如吳敬恒)提出:“把線裝書(shu) 扔到茅廁裏。”在當時背景下,五四運動是合理的。五四運動提到的“德先生”(民主)和“賽先生”(科學),在經學叫民本思想。當時的經學缺乏科學的思想,這是其弱點。所以直到現在,經學依舊在補“科學”這門課。“打倒孔家店”打到的應是經學的末流,而非全盤否定。1938年,毛澤東(dong) 在《論新階段》一文中提出:“從(cong) 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men) 應當給以總結,承繼這一份珍貴的遺產(chan) 。”告訴我們(men) 要批判性地繼承傳(chuan) 統。

 

“文革”時期,經學受到了更大地打擊:“批林批孔”、“打倒孔老二”。“文革”過於(yu) 粗暴,這對我們(men) 來說是一個(ge) 教訓,也讓我們(men) 看到,儒學還是不能那麽(me) 簡單否定的。我們(men) 回顧“文革”,還是會(hui) 發現經學是很重要的。

 

劉家和特別強調:經學存在運用與(yu) 濫用的區別,經學可以運用而不可濫用。

 

傳(chuan) 統不是理性的敵人

 

劉家和早年治世界史,又曾在美國工作,對西方文化甚為(wei) 了解。他提出,經學在近代的兩(liang) 次巨變並非中國特有之經曆,西方同樣遇到過,代表思潮便是西方理性主義(yi) 。西方理性主義(yi) 認為(wei) 理性即是合理的、合乎邏輯的,它是超乎曆史的存在,表現在邏輯學、幾何學上,而這些是公理的科學,其本身不需證明,是天然合理,且全世界都認為(wei) 是真的。

 

西方的理性主義(yi) 最典型的是從(cong) 18世紀啟蒙時代開始的。早期如伏爾泰、孟德斯鳩等人,晚期像盧梭等人都把傳(chuan) 統與(yu) 理性對立,視傳(chuan) 統為(wei) 大敵,認為(wei) 凡傳(chuan) 統即不合理,不把傳(chuan) 統看作曆史的,認為(wei) 當代是合理的。

 

可是法國革命前期,宗教爭(zheng) 端、封建製度、經濟衰敗、政治腐朽……這些導致老百姓活不下去了。這顯然非常不合理!所以法國革命開始了。到了雅各布賓派戰爭(zheng) 的時候,雅各布賓派政府的實際首腦羅伯斯庇爾(Robespierre)殺人如麻!“恐怖主義(yi) ”這個(ge) 詞就是這時候出現的!

 

馬克斯·韋伯(Max Weber)曾說過,現代化最基本的就是理性化。福柯(Michel Foucault)則說:現代主義(yi) 理性是吃人的。

 

基於(yu) 此,劉家和提出: 傳(chuan) 統不是敵人,傳(chuan) 承之物(traditions)是不斷更替的,舊計算機會(hui) 被新計算機代替,但傳(chuan) 承之流(tradition)是不斷的。中國經學同樣,它是曆史的理性。經學的每個(ge) 具體(ti) 傳(chuan) 統都有曆史必然性,有流有變。現代應是曆史新經學。

 

開陳出新必返本開新

 

劉家和將本次座談的核心歸納為(wei) :中國經學是中國的文化基因。“仁”與(yu) “禮”是經學的核心。中國文化還是要講“仁”、要講“禮”的。

 

劉家和早在1990年發表的論文《先秦儒家仁禮學說新探》就已指出:孔子所說的“仁”是沒有定義(yi) 的,因為(wei) 他講究因材施教。《論語》中記載樊遲曾兩(liang) 次向孔子問“仁”。孔子先是回答:“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再是“愛人。”子貢也曾兩(liang) 次向孔子問“仁”。孔子回答:“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己所不欲,勿施於(yu) 人。”更為(wei) 重要的還有顏淵問仁。孔子回答:“克己複禮為(wei) 仁。一日克己複禮,天下歸仁焉。為(wei) 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劉家和強調,這裏的“仁”並不是宋儒所謂的“克製”,不是沒有自己,而是能夠使自己成為(wei) 自己。這從(cong) 清代學者惠士奇起就開始論證了。孟子也對“仁”進行闡發:“親(qin) 親(qin) 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從(cong) 上述各例看來,“人類命運共同體(ti) ”的思想實際是建立在“仁”上的。如果大家都能做到“仁”,那麽(me) 何來單邊主義(yi) 呢!

 

“仁”建立在“禮”的基礎上,“仁”必須要依靠“禮”來實現。“禮之用,和為(wei) 貴。先王之道,斯為(wei) 美。”當今世界的文明衝(chong) 突,從(cong) 來不是中國本身的文明衝(chong) 突。中國文化向來開放,非常善於(yu) 容納外來文化。佛教、基督教及其他外來文化的傳(chuan) 入都是例證。“禮”講究有區別又和諧,因而不至於(yu) 導致文明衝(chong) 突。如果是這樣,“人類命運共同體(ti) ”不就形成了嗎?如果“仁”、“禮”學說能夠應用到當代的話,也是中國經學對世界所做出的貢獻。

 

在經學起源的問題上,學界曾有不同的觀點,有人認為(wei) 起源於(yu) 子夏,有人認為(wei) 起源於(yu) 荀子,更有人認為(wei) 經學至漢代始成立。而劉家和持經學始於(yu) 孔子說,認為(wei) 六經是孔子所治,經學始於(yu) 孔子。晚清學者皮錫瑞、日本學者本田成之和台灣學者程元敏先生都支持這一觀點。

 

關(guan) 於(yu) 經學的研究方法,劉家和指出,實際上,經學是跨學科的學問。經學的第一個(ge) 交叉學科是小學。“十三經”之一的《爾雅》就是因小學而成為(wei) “經”的。《漢書(shu) ·藝文誌》中小學是包含在經學之內(nei) 的。以後的目錄學分類中,小學均放在經學下。張之洞在《書(shu) 目答問》中說:“由小學入經學者,其經學可信;由經學入史學者,其史學可信。”

 

當然,經學更重要的交叉學科是史學。經學中《春秋》是史,《尚書(shu) 》是史,《詩經》何嚐不是史呢?《詩經》的雅、頌都是曆史。錢賓四先生曾說過:《詩》、《書(shu) 》都是史,“六經皆史”。經學講常道,當然要講在曆史中的應用。“常”如何應對“變”呢?那就必須有史學為(wei) 它作支撐。史學是既有常又有變的。史學如果隻有變沒有常,那麽(me) 就不能稱為(wei) 史學。《太史公書(shu) 》(《史記》原名)在《漢書(shu) ·藝文誌》中是附於(yu) 《春秋》家的。經學與(yu) 史學是最核心的交叉學科。經學下接小學,它的研究過程必須有版本、目錄之學,而經學又需有史學的支撐。

 

講座最後,劉家和提出了一點希望:當代新經學的功夫要下在小學、目錄版本之學和史學,當然也包括出土文物。在經學的微觀研究的基礎上,來發揮它與(yu) 時代相契合的意義(yi) 。經學並非是故紙堆中的學問,而是有著強烈的現實指向的活潑潑的學問。經學中相人偶的“仁”、致中和的“和”與(yu) 自卑尊人的“禮”,何嚐不是醫治當今世界單邊主義(yi) 思潮的良藥呢?麵對自亨廷頓提出“文明的衝(chong) 突”以來的嚴(yan) 酷現實,中國傳(chuan) 統經學裏的思想資源值得深入挖掘。

 

 


講座現場


責任編輯;柳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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