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台新儒家：他們(men) 關(guan) 懷現實，而不隻是“心性儒學”

作者：李明輝

來源：《新京報》

時間：孔子二五六九年歲次戊戌八月十三日丁巳

          耶穌2018年9月22日

張君勱

（1887-1969）原名嘉森，字士林，政治家、哲學家，現代新儒家的代表之一。曾留學日本、德國，學習(xi) 政治經濟與(yu) 哲學。回國後，推崇唯心主義(yi) 哲學，被稱為(wei) “玄學鬼”。1958年元旦，與(yu) 唐君毅、牟宗三、徐複觀聯名發表《為(wei) 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

唐君毅

（1909-1978）四川宜賓人，中國現代思想家、哲學家、教育家，當代新儒家的主要代表之一。著有《人生之體(ti) 驗》《人生之體(ti) 驗續編》《道德自我之建立》《生命存在與(yu) 心靈境界》等。

牟宗三

（1909-1995）字離中，山東(dong) 省棲霞人，祖籍湖北省公安縣，現代新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牟宗三力圖重建儒家的“道德的形上學”，代表作有《心體(ti) 與(yu) 性體(ti) 》《才性與(yu) 玄理》《中國哲學十九講》《中西哲學之匯通》《現象與(yu) 物自身》《佛性與(yu) 般若》等。

《儒家視野下的政治思想》

作者：李明輝

版本：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5年11月

港台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在學科方向與(yu) 思想觀點上並不完全一致。唐君毅、牟宗三、張君勱是哲學家，錢穆與(yu) 徐複觀是史學家。關(guan) 於(yu) “秦、漢至清末的中國王朝政治是否為(wei) 君主專(zhuan) 製製度”的問題，張君勱與(yu) 徐複觀曾嚴(yan) 厲批評錢穆的觀點。盡管如此，他們(men) 還是有大體(ti) 相同的思想方向，即是：他們(men) 相信在中國現代化的過程中，儒家傳(chuan) 統依然有其價(jia) 值。

因此，他們(men) 的共同關(guan) 懷是：儒家傳(chuan) 統如何在中國現代化的過程中繼續保持其生命力？1958年元月唐君毅、牟宗三、張君勱及徐複觀四人聯名發表《為(wei) 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盡管這份宣言在當時並未引起很大的回響，但它仍可被視為(wei) 港台新儒家的思想綱領。

“港台新儒家”隻是個(ge) 方便說法

目前流行的“新儒家”或“港台新儒家”的說法都不是當事人的自我標榜，而是外人加諸他們(men) 的標簽。最早使用“新儒家”來稱呼牟宗三、唐君毅、徐複觀等人的是台灣的天主教學者，但當時並不太流行。我曾親(qin) 耳聽到牟先生說：“儒家就是儒家，哪有什麽(me) 新舊之分？”

這些標簽之流行，是在方克立與(yu) 李錦全於(yu) 1980年代中葉開始推動“現代新儒家思潮研究課題”之後。由於(yu) 西方學者亦將宋明儒稱為(wei) “新儒家”，故加上“現代”，以資區別。又由於(yu) 1949年有一批儒家學者遷移到中國香港、台灣及西方國家，故又有“港台新儒家”與(yu) “海外新儒家”之稱呼。這本是一種方便的說法，實無可厚非。當時並未流行“大陸新儒家”的說法。即使偶而有人使用，也是指留在大陸的儒家代表人物，如熊十力、梁漱溟、馮(feng) 友蘭(lan) 等人。在這個(ge) 脈絡下，“港台新儒家”與(yu) “大陸新儒家”並無思想定性的意涵。反倒是牟宗三、唐君毅、徐複觀與(yu) 熊十力之間有師承關(guan) 係。

在這個(ge) 意義(yi) 下，“港台新儒家”至少應當包括牟宗三、唐君毅、徐複觀與(yu) 錢穆，或許還可以加上張君勱。但是1949年以後，張君勱並未在香港或台灣定居，而是到世界各地講學，宣揚儒家思想。我之所以將他列入“港台新儒家”，原因之一為(wei) ，他始終與(yu) 牟宗三、唐君毅、徐複觀密切聯係，且於(yu) 1958年與(yu) 他們(men) 共同發表《為(wei) 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既然“港台新儒家”是個(ge) 方便的說法，故誰當列入其中，實可不必太過計較。

此外，我要強調：“港台新儒家”，乃至“現代新儒家”與(yu) 其被視為(wei) 一個(ge) “學派”（school），毋寧被視為(wei) 一個(ge) “學圈”（circle）。“學圈”是個(ge) 較鬆散的說法，表示一個(ge) 大體(ti) 相同的思想方向與(yu) 共同關(guan) 懷，如“維也納學圈”（Vienna circle）。餘(yu) 英時在《錢穆與(yu) 新儒家》一文中堅持要將錢穆排除於(yu) 新儒家之外。但眾(zhong) 所周知，1949年以後，錢穆與(yu) 唐君毅在香港共同創辦新亞(ya) 書(shu) 院，對於(yu) 港台新儒家而言，這是個(ge) 具有指標意義(yi) 的事件。因此，將錢穆排除於(yu) 新儒家之外，是很奇怪的。但隻要我們(men) 將港台新儒家視為(wei) 一個(ge) “學圈”，這種爭(zheng) 議當可化解。

主張：現代中國思想脈絡中的港台新儒家

要為(wei) 港台新儒家定性，最好將它納入現代中國的思想脈絡之中。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後，中國的思想界逐漸形成三大主流鼎足而立的局麵，這三大主流分別為(wei) 新儒家、自由主義(yi) 和共產(chan) 主義(yi) 。對於(yu) 中國的現代化問題，這三大主流的立場各有異同。若以科學與(yu) 民主為(wei) 現代化的基本內(nei) 涵，則在“中國需要發展科學”這個(ge) 要求上，這三派的立場完全一致；所不同者在於(yu) 他們(men) 對於(yu) 民主的態度上。

自由主義(yi) 者與(yu) 新儒家均主張中國應實行西方式的議會(hui) 民主製度。但在對中國傳(chuan) 統文化的態度上，自由主義(yi) 者與(yu) 共產(chan) 主義(yi) 者卻一致將中國傳(chuan) 統文化視為(wei) 現代化之障礙。反之，港台新儒家則堅持：以儒家為(wei) 主導的中國傳(chuan) 統文化雖未發展出科學與(yu) 民主，但這兩(liang) 者均為(wei) 中國傳(chuan) 統文化發展之“內(nei) 在要求”，與(yu) 中國文化的本質不相抵牾。他們(men) 反對像自由主義(yi) 者那樣，將中華民族發展科學與(yu) 民主的過程視為(wei) 自外加添的過程，而是將此過程視為(wei) 中華民族自覺地以精神主體(ti) 的身份開展其文化理想的過程。然而自由主義(yi) 者與(yu) 共產(chan) 主義(yi) 者認為(wei) ：中國傳(chuan) 統文化的本質不利於(yu) 科學與(yu) 民主之發展，中國要現代化，就得揚棄或至少改造中國文化。

1950年代，港台新儒家（牟宗三、徐複觀）與(yu) 台灣的自由主義(yi) 者（殷海光、張佛泉）之間爆發了一場思想論戰。雙方爭(zheng) 論的焦點主要集中在兩(liang) 個(ge) 問題上，其中一個(ge) 便是上述的問題：中國傳(chuan) 統文化是否妨礙現代科學之發展與(yu) 民主製度之建立？另外一個(ge) 問題涉及民主理論，即是：民主政治是否需要道德基礎？

關(guan) 於(yu) 第二個(ge) 問題，新儒家認為(wei) ：民主政治必須建立在道德理想之基礎上，故政治自由必須預設道德自由。他們(men) 固然承認道德界與(yu) 政治界之分際，但不認為(wei) 這兩(liang) 界是不相幹的。借用以賽亞(ya) ·伯林（Isaiah Berlin）的概念來表達，這個(ge) 問題涉及的便是“積極自由”與(yu) “消極自由”的問題。對伯林而言，“消極自由”係指“一個(ge) 人能不受他人之阻礙而行動的範圍”。他提倡消極自由，而反對積極自由。因為(wei) 消極自由隻涉及行動，而在價(jia) 值抉擇上保持中立，故其含義(yi) 明確，而可以借“基本自由”或“權利清單”的方式加以列舉(ju) ，不易被歪曲。反之，積極自由必須涉及價(jia) 值內(nei) 涵，甚至因而涉入形而上學問題，被借以意識形態的理由來幹涉人的行動。台灣的自由主義(yi) 者反對在討論政治自由時涉入道德自由的問題，其理由與(yu) 伯林借消極自由反對積極自由如出一轍。對積極自由的這種忌諱顯然帶有冷戰思維的烙印。

直到1980年代“社群主義(yi) ”（communitarianism）興(xing) 起之後，這種忌諱才逐漸消退。例如，“社群主義(yi) ”的代表人物泰勒（Charles Taylor）曾撰有《消極自由錯在哪裏？》之文。甚至第三代的中國自由主義(yi) 者張灝後來也承認：在哲學觀念上與(yu) 德國觀念論相通的新儒家並不一定會(hui) 產(chan) 生意識形態上的極權主義(yi) 。

近來有一些大陸學者指摘港台新儒家毫無批判地接受民主政治，是一種變相的西化論。但觀乎新儒家對西方自由主義(yi) 的批評，以及他們(men) 與(yu) 台灣自由主義(yi) 者的辯論，便知道這種指摘是沒根據的。

關(guan) 懷：港台新儒家是關(guan) 注現實的

不少人持有一種刻板印象，認為(wei) 港台新儒家即使談論政治，也隻是在書(shu) 齋裏坐而論道，欠缺實際行動。其實，張君勱本人是政治家。徐複觀則是在“學術與(yu) 政治”之間的人物。他原先參與(yu) 國民黨(dang) 的政治核心，後來離開國民黨(dang) 。他長期在香港的報刊上撰文，後來他的言論得罪了國民黨(dang) 官僚，而導致《民主評論》於(yu) 1966年停刊，他自己也離開台灣，到香港任教。

至於(yu) 牟宗三，一般人隻知道他在1950年代曾發表所謂的“外王三書(shu) ”，即《道德的理想主義(yi) 》、《曆史哲學》與(yu) 《政道與(yu) 治道》。《牟宗三先生全集》第25及26冊(ce) 收錄其早期文集，超過一千頁。近來我在幾位大陸同道的協助之下又搜羅了其一批早期文集，共20餘(yu) 萬(wan) 字，目前正在編輯中。在這兩(liang) 批早期文集中，約有半數討論現實問題，包括政治、經濟、社會(hui) 、農(nong) 業(ye) 、教育等領域。由此可見牟宗三的現實關(guan) 懷，他絕不僅(jin) 是書(shu) 齋中的學者。彭國翔的近著《智者的現世關(guan) 懷：牟宗三的政治與(yu) 社會(hui) 思想》已對此有所澄清。

連最具學者氣質的錢穆與(yu) 唐君毅也都有積極的現實參與(yu) 。他們(men) 兩(liang) 人在1949年遷居殖民地香港，在一無所有的情況下憑借中國文化的理念創辦了新亞(ya) 書(shu) 院。新亞(ya) 書(shu) 院後來被納入中文大學，成為(wei) 現代新儒家的重鎮。1949年之後的香港有非常複雜的國際背景。錢穆與(yu) 唐君毅周旋於(yu) 香港殖民政府、美國勢力、國民黨(dang) 與(yu) 左派之間，堅持中國文化的理想。出身香港的學者周愛靈在其《花果飄零——冷戰時期殖民地的新亞(ya) 書(shu) 院》對錢、唐等人的艱苦奮鬥有詳細的描述。基於(yu) 以上的事實，我實在不希望再聽到“港台新儒學是心性儒學”的濫調。

作者簡介：台灣“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特聘研究員，出版有《儒家與(yu) 康德》《儒學與(yu) 現代意識》《當代儒學之自我轉化》《儒家思想在現代中國》等著作，被認為(wei) 是當前“港台新儒家”最主要的代表人物之一。

責任編輯：柳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