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理”還是“道理”？

——作為(wei) 實學的朱子“格物”論

作者：沈娟

來源：《朱子學刊》第23輯，黃山書(shu) 社2014年版。

時間：孔子二五六九年歲次戊戌七月十二丙戌

          耶穌2018年8月22日

 摘要：學界慣稱朱子之學問為(wei) 理學或道學，但朱子處處強調，無論是“理”或“道”，都是即物而求，本文借回應陳亮對道學空談心性之批評，指出朱子從(cong) 來不懸空指一個(ge) “理”叫學者精力智慧都花在上麵去空想。在程子將“格物”已經解為(wei) “窮理”後，朱子突出強調了“格物”一詞中“物”的重要性，因為(wei) “物”的無處不有、無時不在並且與(yu) 人類日常活動的親(qin) 緣關(guan) 係，使得“格物”論永遠具有躬行、實踐麵向，以故朱子的格物學說便與(yu) 他學問的切近性、經世性及其自身的躬行踐履完美地統合在一起。朱子在判別儒釋二家時，強調儒家以“格物”來講“實理”，是在物上、事上講求實理，體(ti) 用一源，而佛家雖也談性、談理，但遺棄萬(wan) 事萬(wan) 物，所以是空理、空性，以故要麽(me) 遺事，要麽(me) 亂(luan) 為(wei) 。其格物論之強調切近之“物理”更勝蹈空之“道理”的實質，使得朱子之學成為(wei) 講求“實理”的、本末兼備且內(nei) 外貫通之實學。

關(guan) 鍵詞：朱子 格物物理 實理 實學

一、引言：社倉(cang) 法及其他

《中庸》言：“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這句話用來形容一代大儒朱熹，也再恰當不過。朱子是一個(ge) 心思極為(wei) 縝密之人，又肯認真，無論學問，還是區處事物，莫不文理密察，臻乎極善。拋開其精微深刻的思想體(ti) 係不論，也不必說他謹於(yu) 出處進退，嚴(yan) 於(yu) 義(yi) 利之防之自修實效，單從(cong) 所謂的事功或實踐層麵看，朱子居其位，必謀其政，講求實事，躬曆親(qin) 履，不避繁細，以故他雖然一生頻頻辭官，大部分時間都奉祠家居，隻偶爾出去做了三四任地方官，但無論是當郡守（知保康軍(jun) 、知漳州），還是監司官（兩(liang) 浙東(dong) 路常平使、荊湖南路安撫使），任上救荒振恤、興(xing) 革弊政、興(xing) 辦書(shu) 院、扶持節義(yi) ，都非常盡責出色，當時朝廷上下於(yu) 其施政實效也有定評，比如知南康軍(jun) 任上賑荒，黃勉齋的《朱熹行狀》及諸本年譜皆載“其設施次第，人爭(zheng) 傳(chuan) 錄以為(wei) 法”[1]。

不過，更值得一提的，倒是朱子即使隱退在家，也心係廟堂和家鄉(xiang) 。在前一項，《朱子全書(shu) 》收錄了朱子的大量書(shu) 信，其生前與(yu) 南宋紹興(xing) 以後的幾乎每一任宰輔都有通信聯係，有些還相當頻繁緊密（比如陳俊卿、留正、周必大等），基本是討論時政如恢複大計、除去佞庵、科舉(ju) 、鹽政等，而朝廷用人遷授降黜，重要的奏章廷對，他都能及時知悉，並經常提供廷對建議和指導，而且從(cong) 《朱子語類》及書(shu) 信內(nei) 容考索，朱子也頻繁接觸中央政府下發到地方的邸報。高宗逝世時，他雖奉祠家居，卻寫(xie) 《君臣服議》討論訂正喪(sang) 服製度[2]；在南康軍(jun) 、漳州、潭州任上，他都頻上劄子討論頒行釋奠儀(yi) ，希望下發至全國各州縣予以推行；而各地郡縣在職地方官與(yu) 朱子有通信往來的，就更多了。這些書(shu) 信中，部分是討論學問，但更多時候，則是討論政事，他所參議過的，比如鹽法、經界、賑荒、田賦田製、興(xing) 州縣學及義(yi) 學、書(shu) 院，建先賢祠等等事項，在文集、書(shu) 信和為(wei) 人代筆的各種奏章中有大量反應。在家鄉(xiang) 五夫裏興(xing) 辦社倉(cang) 的試驗，便是他奉祠家居時試行成功的重要經驗，對後世影響甚大。

淳熙八年(1181年)朱子因為(wei) 被委任為(wei) 兩(liang) 浙東(dong) 路提舉(ju) 常平茶鹽公事，赴任前到臨(lin) 安廷奏，他將自己鄉(xiang) 居時協助他所居住的開耀鄉(xiang) 五夫裏興(xing) 舉(ju) 社倉(cang) 的辦法寫(xie) 成詳細的《社倉(cang) 事目》[3]上之於(yu) 朝，十二月二十二日，朝庭將朱子社倉(cang) 法降於(yu) 諸路州郡[4]，也就是在天下各州郡推廣實施朱子在民間摸索實施的社倉(cang) 法。而五夫裏社倉(cang) 法正是朱子鄉(xiang) 居時，因乾道四年（1168年）建寧府大饑，崇安縣令諸葛廷瑞囑咐朱熹和劉如愚幫忙賑糶。於(yu) 是他們(men) 馳函建寧府，知府徐嚞以船粟六百斛援之，民得以不饑，而流賊束手就擒，僅(jin) 這一次義(yi) 務為(wei) 家鄉(xiang) 賑荒，朱子在外整整忙了五旬時間。此後，收到饑民歸還的穀米後，朱子摸索著幫助府、縣建常平倉(cang) 以備不虞，覺得效果不佳，兼且發現朝廷賑荒使者隻能短暫惠及市井遊手及近縣之人，而於(yu) 深山窮穀之饑民，則鞭長莫及，使得官府賑荒流於(yu) 形式主義(yi) ，朱子在寫(xie) 給朋友的書(shu) 信中，談及賑荒聞見，一則歎曰：“世衰俗薄，上下相蒙，無一事真實，可歎，可歎！”[5]一則曰：“使節將臨(lin) ，大為(wei) 文具，所至騷然，而無毫發之補”[6]。朱子這些話，今天聽來仍覺心驚，並且無比熟識，基層官吏以應付朝廷使者的監督巡查為(wei) 要務，使得朝廷賑濟災民之初心適成無補於(yu) 事且騷擾更甚。朱子此時雖然食祠祿隱居在家，但躬曆其事，深查民瘼，使他對施政的利弊情偽(wei) 知之甚悉。經過反複研考討究，發現從(cong) 官府借來常平米為(wei) 本，於(yu) 夏間貸給人戶，冬間收息米，至夏間再將息米貸出，冬間複收息米，由有淳德、負厚望之鄉(xiang) 紳主其事，在一鄉(xiang) 四五十裏地形成良性循環，至乾道七年(1171年)，利用收回的息米，並經郡守沈度襄助錢六萬(wan) ，在家鄉(xiang) 建了一個(ge) 社倉(cang) ，正式將這種辦法形成社倉(cang) 製度，並作了一篇《建寧府崇安縣五夫裏社倉(cang) 記》來記述這件事。

  社倉(cang) 依夏冬轉換，或斂或散，到朱子廷對（淳熙八年，1181）時，五夫裏社倉(cang) 已經實行了十四年，成果驚人，據朱子廷對時奏言，不僅(jin) 乾道四年向官府申借的六百石常平米已照數歸還，用社倉(cang) 賑貸所收回的息米“造成倉(cang) 廒三間”[7]，而且社倉(cang) 中已積有三千一百石米，由於(yu) 所積充裕，將來人戶從(cong) 社倉(cang) 貸米，將不再收利息，隻象征性地“每石隻收耗米三升”[8]，五夫裏社倉(cang) 已經可以實現“一鄉(xiang) 四五十裏之間，雖遇凶年，人不闕食”[9]。朱子還指出五夫裏這個(ge) 社倉(cang) “係臣與(yu) 本鄉(xiang) 土居官及士人數人同共掌管”[10]，可見都是由鄉(xiang) 居的士大夫義(yi) 務為(wei) 村民襄辦社倉(cang) ，官府則隻在他們(men) 申請時派一人過來監視出納。這種由具有公義(yi) 心的鄉(xiang) 紳士大夫義(yi) 務操辦，完全由民間社會(hui) 建起具有保險和共濟互助性質的自救儲(chu) 備製度，可謂良善之法，造福一鄉(xiang) 之民。朱子將五裏夫社倉(cang) 推行十四年來的實施經驗予以詳細總結，寫(xie) 成《社倉(cang) 事目》上之於(yu) 朝，朝廷進行審核，覺得其良法美意較合實際，有利紓解民困，且能提前為(wei) 荒歉之年做好預防，於(yu) 是將其社倉(cang) 法頒於(yu) 天下州郡。

二、政事可以及物

  社倉(cang) 這個(ge) 經典的實踐並非孤例，而與(yu) 朱子所主張的學說精神底裏上完全一致。朱子在編《三朝名臣言行錄》卷二時，特意采錄了歐陽修這樣一個(ge) 細節：

 張舜民遊京師，求謁先逹之門，是時歐陽公、司馬公、王荊公為(wei) 學者所趣，諸公之論，於(yu) 行義(yi) 文史為(wei) 多，唯歐陽公多談吏事。旣久之，不免有請：“大凡學者之見先生，莫不以道德文章為(wei) 欲聞者，今先生多教人以吏事，所未喻也。”公曰：“不然。吾子皆時才，異日臨(lin) 事，當自知之，大抵文學止於(yu) 潤身，政事可以及物。吾昔貶官夷陵，彼非人境也，方壯年，未厭學，欲求《史》、《漢》一觀，公私無有也。無以遣日，因取架閣陳年公案，反複觀之，見其枉直乖錯不可勝數，以無為(wei) 有，以枉為(wei) 直，違法徇情，滅親(qin) 害義(yi) ，無所不有。且以夷陵荒逺遠褊小尚如此，天下固可知也。當時仰天誓心曰：自爾遇事不敢忽也。迨今三十餘(yu) 年，岀入中外，忝塵三事，以此自將，今日以人望我必為(wei) 翰墨致身，以我自觀，亮是當時一言之報也。”（見《張芸叟集》）[11]

 朱子是從(cong) 《張芸叟集》中摘出他的《與(yu) 石司理書(shu) 》，書(shu) 信中寫(xie) 了他在京師的見聞，聆聽歐陽修、司馬光、王安石等一介名流巨公相見會(hui) 談時，見歐陽公並不像其他人那樣多談行義(yi) 文史，而斤斤於(yu) 吏事，這使得張舜民很不解，覺得幾位大人物位高名重，怎麽(me) 隻關(guan) 心居官時那些細枝末節聽起來很不入流的吏事，歐陽修則以自己在夷陵（今湖北宜昌）的親(qin) 身經曆說明，夷陵那麽(me) 一個(ge) 荒僻不起眼的地方，曆年審判案卷都錯誤百出，枉直乖錯不可勝數，可見士人居官輕忽為(wei) 政細事，其後果不可設想。夷陵一地如此，全天下這樣荒唐的事將更不可計矣，歐陽修以此敬戒年輕士人，不可舍近求遠，所謂的行義(yi) ，其實就是認真對待職責所在的每一樁細務，《論語》中有子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中庸》曰：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大學》也要求格致誠正修，達至齊家、治國、平天下，歐陽修則總結出“文學止於(yu) 潤身，政事可以及物”，空講文學，不究政事，便是隻能成己，未能成物，有體(ti) 而無用，體(ti) 便也成為(wei) 空體(ti) 。朱子特意將歐陽修這個(ge) 事例收進《三朝名臣言行錄》予以表彰，意在教導年輕士人不要輕忽政事、好高騖遠。因為(wei) 朱子自己蒞政時便是事事躬曆講究，在其位必謀其政，絲(si) 毫也不含糊蒙混走過場，所以個(ge) 中辛酸才能知之透徹。

  與(yu) 朱子同時的陳亮在《送吳允成運幹序》中說：

 自道德性命之說一興(xing) ，而尋常爛熟無所能解之人，自托於(yu) 其間，以端愨靜深為(wei) 體(ti) ，以徐行緩語為(wei) 用，務為(wei) 不可窮測，以蓋其所無；一藝一能，皆以為(wei) 不足自通於(yu) 聖人之道也。於(yu) 是天下之士，始喪(sang) 其所有，而不知適從(cong) 矣。為(wei) 士者恥言文章行義(yi) ，而曰“盡心知性”，居官者恥言政事書(shu) 判，而曰“學道愛人”。相蒙相欺，以盡廢天下之“實”，則亦終於(yu) 百事不理而已。[12]

這段話顯然是批評道學家的，而端由就在於(yu) 道學士人輕乎鄙薄“藝”和“能”，為(wei) 士則恥言文章（或以其玩物喪(sang) 誌害道），居官則恥言政事和公文書(shu) 判（或以其鄙屑），我們(men) 不能確知南宋社會(hui) 士習(xi) 是否果真如陳亮所批評的這樣，但對比朱子自己官任上的做為(wei) 及他特意表彰歐陽修重視吏事一例來看，陳亮的這種指責，用於(yu) 朱子身上是完全不合適的。盡廢天下之實，終於(yu) 百事不理，恰恰也是朱子所深疾痛恨的，朱子認為(wei) “物理即道理，天下初無二理”[13]，學者學道理，就是在事事物物上格物之理，“格物，是窮得這事當如此，那事當如彼”[14]。朱子在向學生解釋其格物工夫時，更說：“事至物來，應之不錯方是”[15]，又解釋《中庸》“發而皆中節”之“和”曰：“以至於(yu) 應物之處，無少差謬，而無適不然”[16]，《大學或問》中朱子引程子話釋“格物”並深以為(wei) 然，其言曰：“然而格物亦非一端，如或讀書(shu) 講明道義(yi) ，或論古今人物而別其是非，或應接事物而處其當否，皆窮理也。”[17]可見，格物不僅(jin) 可以通過讀書(shu) 講明道義(yi) ，也可以評騭古今人物而別是非，當然，最重要的，是應接事物處其當否，因為(wei) 明了道義(yi) ，別了是非，最終是為(wei) 了應事接物無不得宜。所以在朱子看來，居官在外，政事書(shu) 判，正要應之不錯、無少差謬，才是真正的格物工夫。“大學首便說‘格物致知’，為(wei) 甚要格物致知？便是要無所不格，無所不知”[18]，朱子強調《大學》是讀書(shu) 求道入門之書(shu) ，而《大學》開首便說格物致知，便是要士子無所不格，無所不知，由此，陳亮所批評的“盡廢天下之實”，則根本與(yu) 朱子的學理相悖逆，要麽(me) 陳亮並不能深入道學肯綮而妄加譏議，要麽(me) 程門後學或朱子門人學道不精，確不可免陳亮之譏斥。

 至於(yu) 陳亮所批評的“為(wei) 士者恥言文章行義(yi) ，而曰盡心知性”，及所謂“以端愨靜深為(wei) 體(ti) ，以徐行緩語為(wei) 用，務為(wei) 不可窮測”，則更與(yu) 朱子學問不合。我們(men) 先來看陳亮後一句的批評——即所謂端愨靜深、徐行緩語，然後再來回應前麵一半的批評。朱子工夫論，可以“無時不存養(yang) ，無事不省察”[19]概之，程子言“涵養(yang) 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20]，朱子承之，言“存養(yang) 是靜工夫”，“省察是動工夫” [21]，省察工夫對應的是事至物來，必下一番格物窮理工夫，也即《中庸》言“發而皆中節”，存養(yang) 工夫則貫動靜，無始無終，是持敬工夫，也即《中庸》言“未發謂之中”，而陳亮的上述批評，既遺漏了朱子的進學省察的動工夫，興(xing) 許也因誤解了朱子的持敬存養(yang) 這種所謂靜的工夫所致。而乍看下來，陳亮批評之語，遣辭造句幾乎都直接移用自朱子之語，《大學或問》載：是以聖人設敎，使人默識此心之靈，而存之於(yu) 端莊靜一之中，以為(wei) 窮理之本；使人知有眾(zhong) 理之妙，而窮之於(yu) 學問思辨之際，以致盡心之功。[22]前半部分講的是存養(yang) 持敬工夫，後半部分講的是致知省察工夫，朱子確實以“端莊靜一”來描述持敬工夫，在《大學或問》中他總結程門話頭，說“程子於(yu) 此，嚐以主一無適言之矣，嚐以整齊嚴(yan) 肅言之矣”，而程門高第謝良佐“又有所謂常惺惺法者焉”，另一位程門高第尹焞“則又有所謂其心收斂不容一物者焉”，他還說過“今且當自持敬始，使端確（筆者按：通“愨”）純一靜專(zhuan) ，然後能致知格物”[23]，可見陳亮“以端愨靜深為(wei) 體(ti) ，以徐行緩語為(wei) 用，務為(wei) 不可窮測”的話頭並非無源之水，但施之朱子之學問，則大誤，正如上引《大學或問》所言，存養(yang) 居敬工夫，是為(wei) “窮理之本”，不是隻有一個(ge) 持敬便了，持敬是為(wei) 了格物，而“徐行緩語”也不過是持敬之一節，何得為(wei) 用？後來顏習(xi) 齋在《存學編》中也沿襲陳亮的這種批評“主敬”思路：“若將古人成法皆舍置，專(zhuan) 向靜坐收攝、徐行緩語處言主敬，乃是以吾儒虛字麵做釋氏實工夫，去道遠矣。”[24]可見，顏習(xi) 齋對朱子學的批評，恰與(yu) 陳亮一脈相承，朱子固然主張靜坐收攝、徐行緩語，或者端愨靜深，但並不是專(zhuan) 向這些處言敬，他言“敬是徹上徹下工夫”[25]，就是說敬不直接就是靜，而是貫於(yu) 動靜、徹上徹下，無時或放心的工夫，即使遇事處物，格物窮理這些“動”時也有居敬工夫，而且動中有靜，靜中有動，並不一味靜坐才是敬，“存養(yang) 中便有窮理工夫，窮理中便有存養(yang) 工夫” [26]，二者交相為(wei) 養(yang) 。而更當知道，朱子之“格物”簡直可以說是“不外一物”、“不遺一物”的，正所謂“無事不省察”，而凡省察中無不貫有居敬涵養(yang) 工夫，陳亮、顏習(xi) 齋何得專(zhuan) 以端愨靜深、靜坐收攝、徐行緩語等來概之朱子之學問？

疏通完朱子的工夫論尤其是格物學說，再來看陳亮前一句的批評——所謂“為(wei) 士者恥言文章行義(yi) ，而曰盡心知性”，便很容易斷其是非。所謂“盡心知性”，在朱子看來，是工夫及工夫所成之境界，並不離於(yu) 文章行義(yi) 而別有所謂“盡心知性”，相反，朱子對《大學》“格物”章的疏解等，正可見及陳亮所批評的這種空談心性、懸空理會(hui) 道理的士習(xi) ，也恰是朱子所力拒避斥的。

三、格物還是窮理？

 上一節後半部分，我們(men) 在回應陳亮關(guan) 於(yu) 道學家空言心性，遺卻文章行義(yi) 的批評時，曾說過，朱子不遺一事、不外一物的學問品格，恰恰與(yu) 陳亮所言空談心性、懸空理會(hui) 道理不同，勿寧說，在程子將“格物”已經解為(wei) “窮理”後，朱子卻突出強調了“格物”一詞中“物”的重要性，因為(wei) “物”的無處不有、無時不在並且與(yu) 人類日常活動的親(qin) 緣關(guan) 係，使得格物論永遠具有實踐麵向，以故朱子的格物學說便與(yu) 他學問的切近性、經世性及其自身的經世活動完美地統合在一起，他的仕宦經曆及終身關(guan) 心時政和民謨的公益活動，便是對其格物學說的很好踐履，可謂之踐言，亦可謂之踐形。《朱子語類》記載朱子的一段話曰：

 蓋天命之謂性，這道理卻無形，無安頓處。隻那日用事物上，道理便在上麵。這兩(liang) 個(ge) 元不相離，凡有一物，便有一理，所以君子貴博學於(yu) 文。看來博學似個(ge) 沒緊要物事，然那許多道理便都在這上，都從(cong) 那源頭上來。所以無精粗小大，所以無精粗小大，都一齊用理會(hui) 過，蓋非外物也。〔僩〕[27]

 在日用事物上，無論大小精粗，一齊理會(hui) ，這便是“博學於(yu) 文”，這便是“格物致知”工夫，在朱子那裏，凡有一物，便有一理，隻有在這個(ge) 意義(yi) 上，才推得出“蓋非外物”，既然無一物是無關(guan) 緊要的“外物”，那麽(me) 又豈可遺棄？朱子的思想體(ti) 係中，十分強調格物工夫，大約也是這個(ge) 道理。我們(men) 發現朱子在跟學生們(men) 討論《大學》“格物致知”章時曾說道：

又曰：《大學》所以說格物，卻不說窮理。蓋說窮理，則似懸空無捉摸處。隻說格物，則隻就那形而下之器上，便尋那形而上之道，便見得這個(ge) 元不相離，所以隻說格物。〔僩〕[28]

人多把這道理作一個(ge) 懸空底物。《大學》不說窮理，隻說個(ge) 格物，便是要人就事物上理會(hui) ，如此方見得實體(ti) 。所謂實體(ti) ，非就事物上見不得。〔德明〕[29]

“窮理”二字不若格物之為(wei) 切，便就事物上窮格。[30]

在朱子的解釋裏，“格物”就是在物上窮格物之理，學生便問了，《大學》為(wei) 什麽(me) 不直言“窮理”，而偏要拐個(ge) 彎說“格物”？朱子解釋說，直說“窮理”，便容易遺棄那形而下之器——“物”，使得道理成為(wei) 一個(ge) 懸空底物事，格物是特意點醒叫人在那事事物物上來窮格其理，理不是懸空的，而要實實在在即事即物、處事處物中去窮格得來，這跟上麵所說日用事物上都有道理，兩(liang) 個(ge) 元不相離是一個(ge) 意思。朱子總叫學生即眼前的日用事物上用功窮格，便是就學者身上指點切近工夫，他從(cong) 來不懸空指一個(ge) “理”叫學者精力智慧都花在上麵去空想。朱子反對從(cong) 義(yi) 利之辨上來區別儒、釋二家，認為(wei) 這還不是第一義(yi) ，在他看來，儒、釋二家第一義(yi) 的區別在於(yu) ，佛家是“萬(wan) 理俱空”，而“吾儒說萬(wan) 理俱實”[31]，佛家是“性”與(yu) 言“用”分為(wei) 兩(liang) 截，都無實用，而儒家講求“實理”，是在物上、事上講求實理，體(ti) 用一源。佛家雖也講性、講理，但遺棄萬(wan) 事萬(wan) 物，所以是空理、空性，而儒家則以“格物”來講“實理”，事事物物都要一番講究：

格物，不說窮理，卻言格物。蓋言理，則無可捉摸，物有時而離。言物，則理自在，自是離不得。釋氏隻說見性，下梢尋得一個(ge) 空洞無稽底性，亦由他說，於(yu) 事上更動不得。〔賀孫〕[32]

“陸子靜從(cong) 初亦學佛，嚐言：‘儒佛差處是義(yi) 利之間。’某應曰：‘此猶是第二著，隻它根本處便不是。當初釋迦為(wei) 太子時，出遊，見生老病死苦，遂厭惡之，入雪山修行。從(cong) 上一念，便一切作空看，惟恐割棄之不猛，屏除之不盡。吾儒卻不然。蓋見得無一物不具此理，無一理可違於(yu) 物。佛說萬(wan) 理俱空，吾儒說萬(wan) 理俱實。從(cong) 此一差，方有公私、義(yi) 利之不同。’”[33]

“向來見陸子靜與(yu) 王順伯論佛，雲(yun) ：‘釋氏與(yu) 吾儒所見亦同，隻是義(yi) 利、公私之間不同’。此說不然。如此，卻是吾儒與(yu) 釋氏同一個(ge) 道理。若是同時，何緣得有義(yi) 利不同？隻被源頭便不同：吾儒萬(wan) 理皆實，釋氏萬(wan) 理皆空。[34]

“釋氏自謂識心見性，然其所以不可推行者何哉？為(wei) 其於(yu) 性與(yu) 用分為(wei) 兩(liang) 截也。聖人之道，必明其性而率之，凡修道之教，無不本於(yu) 此。故雖功用充塞天地，而未有出於(yu) 性之外者。釋氏非不見性，及到作用處，則曰無所不可為(wei) 。故棄君背父，無所不至者，由其性與(yu) 用不相管也。” [35]

 朱子之辟佛，其中一個(ge) 重要原因便認為(wei) 佛家萬(wan) 理俱空，要麽(me) 就如上引第一條語錄所言的“於(yu) 事上更動不得”，講萬(wan) 法唯空，遺棄事事物物更不講求；要麽(me) 就言“作用是性”，於(yu) 是“神通妙用，運水搬柴”，便日常的事事物物都可認作道，全不顧個(ge) 是非：“他都不理會(hui) 是和非，隻認得那衣食作息，視聽舉(ju) 履，便是道。說我這個(ge) 會(hui) 說話底，會(hui) 作用底，叫著便應底，便是神通妙用，更不問道理如何。儒家則須是就這上尋討個(ge) 道理方是道。”[36]而在朱子看來，運水搬柴本身不是神通妙用，必須是運水運得是、搬柴搬得是才是神通妙用，才是道；衣食作息、視聽舉(ju) 履隻是“作用”，並不直接就是“性”，須得衣食作息處處求個(ge) 是，視聽舉(ju) 履時時求個(ge) 是，才是道。總之，佛家要麽(me) 是“於(yu) 事上更動不得”，要麽(me) “則曰無所不可為(wei) ”，在朱子看來，前者遺事，後者胡亂(luan) 而為(wei) ，這與(yu) 儒家在事事物物上求個(ge) 實理、求個(ge) 是非，實地踐履不同，所以，在朱子看來，儒、釋第一義(yi) 的區別，可說是對“物”的態度上，是格物工夫的不同。

四、重“物理”的實學與(yu) 躬行

 以上我們(men) 詳細梳理了朱子的格物論，朱子是這麽(me) 教人的，也是這麽(me) 注釋經典闡明道理的，當然他自己更是切身實踐了格物工夫論。潘耒序顧炎武《日知錄》言：

 有通儒之學，有俗儒之學。學者將以明體(ti) 適用也，綜貫百家，上下千載，詳考其得失之故，而斷之於(yu) 心，筆之於(yu) 書(shu) ；其術足以匡時，其言足以救世，是謂通儒之學。若夫雕琢辭章，綴輯故實，或高談而不根，或剿說而無當，淺深不同，同為(wei) 俗學而已矣。[37]

一般認為(wei) 顧炎武是漢宋學問轉捩之關(guan) 鍵人物，而他的《日知錄》在生前身後都享有盛譽，顧氏邀潘耒為(wei) 其書(shu) 做序，潘氏這篇序中提出“有通儒之學，有俗儒之學”，所謂“明體(ti) 適用也，綜貫百家，上下千載，詳考其得失之故，而斷之於(yu) 心，筆之於(yu) 書(shu) ”，所謂“朝章、國典、民風、土俗，元元本本，無不洞悉”，無論哪一項，朱子實無愧焉。在清代乾嘉時期濃烈的漢宋學術門戶之爭(zheng) 中，極重經世之學的章學誠寫(xie) 出《朱陸》一文，言“蓋性命、事功、學問、文章，合而為(wei) 一，朱子之學也。求一貫於(yu) 多學而識，而約禮於(yu) 博文，是本末之兼該也”[38]，認為(wei) 朱子之學是真正的“實學”，這個(ge) 判斷很公允，也很有識見。章學誠認為(wei) 宋學流弊則在於(yu) 後學不知其意，門戶黨(dang) 派爭(zheng) 之酷烈，自命陸、王後學而攻朱者，實是“偽(wei) 陸王”，“俱是專(zhuan) 己求殘，束書(shu) 不觀，高談性天之流也”[39]，其實也失掉了陸、王當日學問之精骨；而自命為(wei) 朱氏後學而攻陸、王者，大抵皆“崇性命而薄事功，棄置一切學問文章，而守一二章句集注之宗旨”[40]，陳亮重視事功，這一點章學誠有過之而不及，而陳亮所批評的那種“恥言文章行義(yi) ，而曰盡心知性”的，在章學誠看來，恰恰是“偽(wei) 朱”學，未得朱學之精髓，章氏之言也印證了上述我們(men) 對朱子學問乃本末兼具之實學的判斷。

  朱子學說如此，他又躬行踐履，而且極為(wei) 認真。文首說過，朱子是一個(ge) 心思極為(wei) 縝密之人，這也是因為(wei) 他處處都肯認真，而且使得他的實踐並不是如後世經常譏斥宋儒放言高論、迂闊不切事體(ti) 。相反，由於(yu) 他處處留心，又關(guan) 心生民疾苦，所以區處政務，並不顢頇行事，而處處透著實踐智慧，朱子言：“格物者，便是要窮盡物理到個(ge) 是處，此個(ge) 道理至難” [41]，“格物”工夫並不像大家一貫以為(wei) 的輕輕說過而已，也不是討得個(ge) 辭理通貫便了，“此個(ge) 道理至難”，這確乎是知世之言，實在是因為(wei) 朱子在格物理、應實事、濟事功上兢兢為(wei) 之，身體(ti) 力行。《儒效》言：儒者在本朝則美政，在下位則美俗。[42]檢索朱子《文集》之現存文獻並對照檢索《朱熹年譜長編》可知，五夫裏社倉(cang) 後，朱子還為(wei) 各地成立的社倉(cang) 、養(yang) 濟院、仁壽廬頻頻助濟，作文光揚之，以下就這兩(liang) 種資料略略勾勒朱子“在下位則美俗”的實際作為(wei) 。

淳熙九年江南西路轉運司養(yang) 濟院成立，應轉運副使黃煇等請，朱子於(yu) 淳熙十年三月（1183）為(wei) 其作《江西運司養(yang) 濟院記》文以表彰之；[43]浙東(dong) 金華縣婺女鄉(xiang) 安期裏四十一都社倉(cang) 成立，朱子應潘景憲請，於(yu) 淳熙十二年十月（1185）為(wei) 作《騖州金華縣社倉(cang) 記》一文以表彰之；[44]淳熙十一年知福建建寧府之周明仲重振建寧府建陽縣長灘社倉(cang) ，朱子應周明仲之請，於(yu) 淳熙十三年七月（1186）為(wei) 作《建寧府建陽縣長灘社倉(cang) 記》文以助力；[45]而建寧府建陽縣招賢裏大闡羅漢院社——也即長灘社倉(cang) 之別貯成立時，朱子於(yu) 同年（淳熙十三年，1186）七月另作一篇《建寧府建陽縣大闡社倉(cang) 記》；[46]福建邵武軍(jun) 光澤縣社倉(cang) 成立，朱子應知光澤縣張訢等請，於(yu) 紹熙四年二月（1193）為(wei) 撰《邵武軍(jun) 光澤縣社倉(cang) 記》一文以表彰之；[47]福建浦城縣重修永利社倉(cang) ，應福建提舉(ju) 常平李沐、知浦城縣鮑恭叔之請，朱子於(yu) 紹熙五年四月（1194）為(wei) 撰《浦城縣永利倉(cang) 記》一文以表彰之[48]；常州宜興(xing) 縣社倉(cang) 建立，朱子應知宜興(xing) 縣高商老之請，於(yu) 慶元元年三月（1195）為(wei) 撰《常州宜興(xing) 縣社倉(cang) 記》一文以光揚之；[49]建昌軍(jun) 南城縣吳伸、吳倫(lun) 兄弟建社倉(cang) 於(yu) 鄉(xiang) ，朱子應包揚之請，於(yu) 慶元二年正月（1196）為(wei) 撰《建昌軍(jun) 南城縣吳氏社倉(cang) 記》一文以光揚之；[50]而福建莆田縣成立“仁壽之廬”照顧疾病之客旅，此時已值慶元黨(dang) 禁，朱子應門人知莆田縣廖德明之請，於(yu) 慶元二年三月（1196）為(wei) 作《書(shu) 廖德明仁壽廬條約後》這樣一個(ge) 跋尾以示讚慶；[51]

除了為(wei) 各地設立的社倉(cang) 、養(yang) 濟院、仁壽廬這些養(yang) 民之施為(wei) 張目外，朱子也極其重視對普通民眾(zhong) 的教化，所以無論其短短的數年仕宦經曆，還是奉祠家居時，都十分重視為(wei) 古聖先賢、名卿賢大夫、鄉(xiang) 裏故賢或有節義(yi) 之人興(xing) 祠，以在鄉(xiang) 民耳目聞見之間興(xing) 起孝悌向善之俗，教化普通民眾(zhong) 。

朱子考中進士後，授官同安主簿，紹興(xing) 25年（1155）在任上他便興(xing) 建了蘇頌祠，並作《蘇丞相祠記》一文以紀之；[52]又於(yu) 隆興(xing) 元年八月（1163），應知建寧府陳良翰之請，為(wei) 建寧府學所立遊酢祠作《建寧府學遊禦史祠記》一文以稱之；[53]又於(yu) 乾道四年五月（1168），應知崇安縣諸葛廷瑞之請，為(wei) 建寧府崇安縣學所立趙抃、胡安國二公祠作《建寧府崇安縣學二公祠記》一文以記之；[54]又於(yu) 淳熙三年四月（1176），應知建康府劉珙所請，為(wei) 建康府學所立明道先生祠作《建康府學明道先生祠記》一文以記之；[55]又於(yu) 淳熙四年二月（1177），應知江州潘慈明、知九江縣呂勝己之請，為(wei) 江州重建濂溪先生書(shu) 堂作《江州重建濂溪先生書(shu) 堂記》一文以記之；[56]又於(yu) 淳熙五年十月（1178）應知袁州張枃（張栻弟弟）之請，為(wei) 袁州州學所立周敦頤、程顥、程頤三先生祠作《袁州州學三先生祠記》一文以記之；[57]又於(yu) 淳熙六年二月（1179）應知建陽縣姚耆寅之請，為(wei) 建康府建陽縣學供奉陳洙、陳師錫、遊酢、蕭之敏而立的四賢堂作《建康府建陽縣學四賢堂記》一文以記之；[58]又於(yu) 同時（淳熙六年二月，1179）應隆興(xing) 府學教授黃灝之請，為(wei) 隆興(xing) 府學所立周敦頤祠作《隆興(xing) 府學濂溪先生祠記》一文以記之；[59]又於(yu) 淳熙八年七月（1181）應知婺源縣周師清之請，為(wei) 祖籍徽州婺源縣學所立周敦頤、程顥、程頤三先生祠作《徽州婺源縣學三先生祠記》一文以記之；[60]又於(yu) 淳熙十年五月（1183），應門人韶州教授廖德明之請，為(wei) 韶州州學所立濂溪先生祠作《韶州州學濂溪先生祠記》一文以記之；[61]而淳熙十二年八月（1185），又應衢州知江山縣邵浩之請，為(wei) 該縣祠記鄉(xiang) 賢周穎、徐揆、徐存、毛注等所立之景行堂，為(wei) 衢州江山縣景行堂作《衢州江山縣景行堂記》一文以記之；[62]又於(yu) 淳熙十三年十二月（1186），應知邵武軍(jun) 徐元德之請，為(wei) 邵武軍(jun) 學所立名相李綱之祠作《邵武軍(jun) 學丞相隴西李公祠記》一文以記之；[63]又於(yu) 淳熙十四年七月（1187）應漳州教授田澹、知漳州林元仲、王遇等人之請，為(wei) 漳州州學為(wei) 高登所立之祠作《漳州州學東(dong) 溪先生高公祠記》；[64]又於(yu) 紹熙二年十月（1191），應劉炳之請，為(wei) 德安府應城縣所立謝良佐之祠作《德安府應城縣上蔡謝先生祠記》一文以記之；[65]又於(yu) 紹熙三年九月（1192）應知黃州李訦之請，為(wei) 黃州州學所立程顥、程頤二先生祠，作《黃州州學二程先生祠記》以盛嘉揚之；又於(yu) 紹熙四年十月（1193）應知邵州潘燾之請，為(wei) 邵州州學所立濂溪先生祠作《邵州州學濂溪先生祠記》一文以記之；[66]而在慶元黨(dang) 禁中，於(yu) 辭世前一年又門人知常熟縣孫應時之固請，為(wei) 平江府常熟縣學所立子遊祠作《平江府常熟縣學吳公祠記》一文，並密囑近時不可外泄，以免更生禍端。

而朱子生平為(wei) 各地的府學、州學、縣學等官學所作的學記就更多了，滋簡略舉(ju) 之如下：乾道九年十月（1173）寫(xie) 的《南劍州尤溪縣學記》、淳熙三年七月（1176）寫(xie) 的《衢州江山縣學記》、淳熙四年十一月（1177）寫(xie) 的《靜江府學記》、淳熙七年九月（1180）所作的《信州鉛山縣學記》、淳熙九年十月（1182）所作的《瓊州學記》；淳熙十年二月（1183）所作的《漳州龍岩縣學記》、淳熙十四年四月（1187）所作的《衡州石鼓書(shu) 院記》 、淳熙十五年九月（1188）所作的《玉山劉氏義(yi) 學記》、慶元元年三月（1195）所作的《常州宜興(xing) 縣學記》，一共九篇。除了官學之外，朱子興(xing) 複幾個(ge) 書(shu) 院、在書(shu) 院講學的努力更是讀者熟知的，不惶多論。[67]

綜上，朱子之嫻習(xi) 民瘼，關(guan) 心郡國利病如此，絕非如後人譏笑道學家“無事袖手談心性，臨(lin) 危一死報君王”[68]之迂闊不切於(yu) 事，或如魏源譴責道學家“空談心性,皆無一事可效諸民物”。[69]錢穆先生在《朱子學提綱》中是這樣來評價(jia) 朱子一生之事功、踐履實學：

 然朱子於(yu) 政事治道之學，可謂於(yu) 理學界中最特出。試觀其壬午、庚子、戊申諸封事，議論光明正大，指陳確切著實，體(ti) 用兼備，理事互盡，厝諸北宋諸儒乃及古今名賢大奏議中，斷當在第一流之列。又其在州郡之行政實績，如在南康軍(jun) 之救荒，在漳洲之正經界，雖其事有成有敗，然其精心果為(wei) ，與(yu) 夫強立不反之風，曆代名疆吏施政，其可讚佩，亦不過如此。又朱子注意史學，於(yu) 曆代人物賢奸、製度得失、事為(wei) 利病、治亂(luan) 關(guan) 鍵，莫不探討精密，了如指掌。尤其於(yu) 北宋熙寧變法，新舊黨(dang) 爭(zheng) ，能平心評判，抉摘幽微，既不蹈道學家之義(yi) 理空言，亦不陷於(yu) 當時名士賢大夫之意氣積習(xi) 。以朱子之學養(yang) ，果獲大用，則漢唐名相政績，宜非難致。朱子《祭張南軒文》謂：“兄喬(qiao) 木之故家，而我衡茅之賤士。兄高明而宏博，我狷狹而迂滯。故我嚐謂兄宜以是而行之當時，兄亦謂我盍以是而傳(chuan) 之來裔。”此固朱子遜讓之辭，亦見朱子抱負所重在此。然論兩(liang) 人政事治道之學，朱子所成就決(jue) 不下於(yu) 南軒。[70] 

錢先生所見，可謂確矣、的矣，也正與(yu) 前麵所引章學誠之言一致，他們(men) 都對朱子一己之政事治道之實功做出了高度評價(jia) ，本文則指出而其格物論之強調切近之“物理”更勝蹈空之“道理”的實質，使得朱子之學成為(wei) 本末兼備、內(nei) 外貫通之實學。

注釋：

[1]黃榦《朝奉大夫華文閣待製贈寶謨閣直學士通議大夫諡文朱先生行狀》（後麵簡作《朱熹行狀》），載《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第三十四；又見束景南著《朱熹年譜長編》，華東(dong) 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年09月，第688頁。

[2]束景南著《朱熹年譜長編》，華東(dong) 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年09月，第875頁。

[3]《社倉(cang) 事目》，《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九十九。

[4]束景南著《朱熹年譜長編》，華東(dong) 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年09月，712-17頁。

[5]《別集》卷六《答林擇之書(shu) 》。

[6]《別集》卷一《答魏元履書(shu) 二》。

[7]《延和奏劄四》，《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第十三卷。

[8]同上。

[9]同上。

[10]同上。

[11]朱熹《三朝名臣言行録》卷第二。

[12]陳亮：《陳亮集》（增訂本）， 北京：中華書(shu) 局，1987年，179頁。

[13]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十五《大學二》，載《朱子全書(shu) 》，475頁。

[14]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十五《大學二》，載《朱子全書(shu) 》，464頁。

[15]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六十三《中庸二》，北京：中華書(shu) 局，1986年。

[16]朱熹：《四書(shu) 章句集注》，北京：中華書(shu) 局，1983年，18頁。

[17]朱熹：《朱子全書(shu)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525頁。

[18]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一百一十七《朱子十四》，北京：中華書(shu) 局，1986年。

[19]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六十二《中庸一》，北京：中華書(shu) 局，1986年。

[20]《二程遺書(shu) 》卷十八。

[21]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六十二《中庸一》，北京：中華書(shu) 局，1986年。

[22]朱熹：《大學或問》，載《朱子全書(shu)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528-9頁。

[23] 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十四《大學一》，載《朱子全書(shu) 》，422頁。

[24]顏元《存學編》卷四。

[25]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七《學一》，北京：中華書(shu) 局，1986年。

[26]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六十三《中庸二》，北京：中華書(shu) 局，1986年。

[27]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六十二《中庸一》，載《朱子全書(shu) 》第十六冊(ce) ，2024-6頁。

[28]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六十二，《中庸一》，載《朱子全書(shu) 》第十六冊(ce) ，2024-6頁。

[29]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十五，載《朱子全書(shu) 》，第十四冊(ce) ，第469頁。

[30]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十五，載《朱子全書(shu) 》，第十四冊(ce) ，第469頁。

[31]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一百二十四，《陸氏》，載《朱子全書(shu) 》，3884頁。

[32]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十五，載《朱子全書(shu) 》，第十四冊(ce) ，第469頁。

[33]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十七，《大學四或問上》，載《朱子全書(shu) 》第十四冊(ce) ，581頁。

[34]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一百二十四，《陸氏》，載《朱子全書(shu) 》，3884頁。

[35]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一百二十六，《釋氏》，載《朱子全書(shu) 》，3962頁。

[36]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六十二，《中庸一》，載《朱子全書(shu) 》第十六冊(ce) ，2024-6頁。

[37]潘耒：《日知錄序》，載顧炎武著，黃汝成集釋，欒保群、呂宗力校點《日知錄集釋（全校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

[38]章實齋著, 葉瑛校注：《文史通義(yi) 校注·朱陸》，北京：中華書(shu) 局, 1994年，第263頁.

[39]章實齋著, 葉瑛校注：《文史通義(yi) 校注·朱陸》，北京：中華書(shu) 局, 1994年，第262頁.

[40]章實齋著, 葉瑛校注：《文史通義(yi) 校注·朱陸》，北京：中華書(shu) 局, 1994年，第263頁.

[41]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六十三《中庸二》，北京：中華書(shu) 局，1986年。

[42]《禮記•儒行》。

[43]《江西運司養(yang) 濟院記》，《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七十九。

[44]《騖州金華縣社倉(cang) 記》，《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七十九。

[45]《建寧府建陽縣長灘社倉(cang) 記》，《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七十九。

[46]《建寧府建陽縣大闡社倉(cang) 記》，《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七十九。

[47]《邵武軍(jun) 光澤縣社倉(cang) 記》，《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八十。

[48]《浦城縣永利倉(cang) 記》，《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八十。

[49]《常州宜興(xing) 縣社倉(cang) 記》，《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八十。

[50]《建昌軍(jun) 南城縣吳氏社倉(cang) 記》，《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八十。

[51]《建昌軍(jun) 南城縣吳氏社倉(cang) 記》，《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八十四。

[52]《蘇丞相祠記》，《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七十七。

[53]《建寧府學遊禦史祠記》，《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七十七。

[54]《建寧府崇安縣學二公祠記》，《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七十七。

[55]《建康府學明道先生祠記》，《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八。

[56]《建康府學明道先生祠記》，《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八。

[57]《袁州州學三先生祠記》，《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八。

[58]《建康府建陽縣學四賢堂記》，《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八。

[59]《隆興(xing) 府學濂溪先生祠記》，《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八。

[60]《袁州州學三先生祠記》，《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八。

[61]《韶州州學濂溪先生祠記》，《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八。

[62]《衢州江山縣景行堂記》，《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七十九。

[63]《邵武軍(jun) 學丞相隴西李公祠記》，《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七十九。

[64]《邵武軍(jun) 學丞相隴西李公祠記》，《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七十九。

[65]《德安府應城縣上蔡謝先生祠記》，《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八十。

[66]《邵州州學濂溪先生祠記》，《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八十。

[67]參閱方彥壽：《朱熹書(shu) 院與(yu) 門人考》，上海：華東(dong) 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年。

[68]顔元《存學編》卷一。

[69]魏源《古微堂內(nei) 集•默觚下》卷二。

[70]錢穆：《朱子新學案》，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第2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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