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中國儒家保守主義(yi) 的曆史意識與(yu) 曆史存在

 ——以“康有為(wei) 主義(yi) ”的興(xing) 起為(wei) 線索

作者：白鋼（複旦大學中國語言文學係副教授，複旦大學思想史研究中心秘書(shu) 長）

來源：作者授權伟德线上平台發表

時間：孔子二五六九年歲次戊戌七月初一日乙亥

           耶穌2018年8月11日

◆伴隨著中國經濟的長期高速增長與(yu) 在各階層間不斷深化的利益差別

◆當代中國思想界之版圖-格局亦發生重大之變化

◆儒家保守主義(yi) 的強勢崛起無疑是其中極值得重視的現象

不同於(yu) 港台新儒家試圖結合傳(chuan) 統儒家資源與(yu) 西方現代性的做法，即以西方價(jia) 值為(wei) 普適而發掘中國傳(chuan) 統中與(yu) 之對應的資源、論證儒家能夠與(yu) 西方道路（以自由市場經濟+民主政治為(wei) 核心）相協調適應的折中主義(yi) 實踐。

當代中國的儒家保守主義(yi) 主要由大陸學者所倡導闡發，以複興(xing) 弘揚儒家價(jia) 值為(wei) 核心的中華道體(ti) 為(wei) 旨歸，在中西關(guan) 係上重新強調“中體(ti) 西用”與(yu) “夷夏之辨”。在此意義(yi) 上的保守主義(yi) ，體(ti) 現為(wei) 對於(yu) 儒家家法的剖辨、體(ti) 認、信仰、恪守，並以之為(wei) 究竟。

對於(yu) 儒家保守主義(yi) 而言，如何解釋傳(chuan) 統（道統、政統、教統）之現代轉化，解釋傳(chuan) 統中國與(yu) 現代中國之斷裂與(yu) 相續，是極核心而富於(yu) 挑戰性的任務。正是在此背景下，康有為(wei) 研究成為(wei) 儒家保守主義(yi) 的自我意識中最重要也最具現實意義(yi) 的環節，康學儼(yan) 然化身當代儒家之王官學。

曾亦的《共和與(yu) 君主：康有為(wei) 晚期政治思想研究》（2010）可謂開此風氣之先，唐文明的《敷教在寬：康有為(wei) 孔教思想申論》（2012）與(yu) 幹春鬆的《保教立國：康有為(wei) 的建國方略》（2015）、《康有為(wei) 與(yu) 儒學的“新世”》（2015）是儒學內(nei) 部為(wei) 對此風氣之呼應，而章永樂(le) 與(yu) 張翔所做的一係列圍繞康有為(wei) 與(yu) 中國近代思想史的研究，則可以視作此風氣在儒學之外的學界激蕩之餘(yu) 波。

有別於(yu) 此前主流的中國近代思想史之論述脈絡，當代康學所重視者，不在作為(wei) 戊戌變法之思想領袖與(yu) 政治實踐者的早期康有為(wei) ，而在戊戌之後持保皇立場的晚期康有為(wei) 。

而晚期康有為(wei) 之於(yu) 當代儒家保守主義(yi) 特具魅力吸引乃至欲罷不能者，正在兩(liang) 點：

1）康有為(wei) 是近代以來極罕見的一以貫之反對革命道路的保守派，或更明白地說，反革命；

2）康有為(wei) 是試圖賦予儒家以宗教形式的孔教會(hui) 的發起者和組織者，是假托孔子而事實上欲以自立的孔教會(hui) 教主。

這事實上是對於(yu) 此前之思想史對康有為(wei) 評價(jia) 的顛覆與(yu) 反轉：

力主變法的、激越的、進步的康有為(wei) ，成為(wei) 需要反思的對象。

而保守的、反動的、將西方宗教經驗移植於(yu) 中國失敗的康有為(wei) ，被認為(wei) 是較同時代的思想者更高明成熟者。

這種極具戲劇性的評價(jia) 轉換，自然離不開相應之史料鉤沉、思想梳理與(yu) 學術考量，但其內(nei) 在邏輯早已超越純粹學理之範疇。或者，以新時代的階級關(guan) 係與(yu) 階級意識來思考這一問題，會(hui) 更接近其本質。

在過去三十餘(yu) 年的時間中，中國新興(xing) 資產(chan) 階級的財富累積之迅疾豐(feng) 厚是人類曆史上極為(wei) 罕見的。

在其資本-財富累積過程中，既分享了中國經濟超常增長所帶來的巨大的結構性機會(hui) ，又常有利用體(ti) 製內(nei) 資源為(wei) 己所用、化公為(wei) 私、損公肥私的經曆（國有企業(ye) 的MBO與(yu) 房地產(chan) 企業(ye) 的超常規發展特別具有典型意義(yi) ）。

對於(yu) 那些所從(cong) 事的產(chan) 業(ye) 植根於(yu) 中國，其資本、財富的主體(ti) 集中於(yu) 中國的群體(ti) ，他們(men) 自然地對於(yu) 中國之曆史與(yu) 現實具有某種同情。而其被形容為(wei) “原罪”的財富積累事實使得這一群體(ti) 對於(yu)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革命建國曆史、對於(yu) 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的革命黨(dang) 淵源、對於(yu) 通過革命所確立的平等原則具有深切的反感、憂慮乃至憤懣。

伴隨著這一群體(ti) 力量的不斷增長、自我意識的不斷強化與(yu) 財富代際傳(chuan) 承的集中發生，他們(men) 迫切地需要一種能夠較高明地體(ti) 現其整體(ti) 利益的理論：既能有效地解釋其財富來源的正當性，反對任何外來力量對於(yu) 其財富可能進行的剝奪（這種剝奪最激烈的形式便是革命），又能保證其財富及與(yu) 之相應的權力關(guan) 係合理、有序、平穩、持久的傳(chuan) 承，進而論證這樣的財富-權力結構的在文化層麵的優(you) 越性。

此前，中國的資產(chan) 階級與(yu) 其世界範圍內(nei) 的同類相似，以自由主義(yi) 為(wei) 主要的意識形態。上世紀80年代後開啟的中國式資本主義(yi) 發展，在較長的一段時間內(nei) ，呈現為(wei) 極迅猛蓬勃的野蠻生長態勢，這直接決(jue) 定了這一時期的中國自由主義(yi) 具有極粗暴乃至粗鄙的原教旨主義(yi) 傾(qing) 向，在市場決(jue) 定/政府幹預、私有製/公有製、市民社會(hui) /民族國家、選舉(ju) 式民主/共產(chan) 黨(dang) 領導的關(guan) 係上，機械般地堅持前者之於(yu) 後者的絕對優(you) 越地位。

這種形態的自由主義(yi) ，內(nei) 與(yu) 中國特定的經濟、社會(hui) 發展現實相應，外從(cong) 屬於(yu) 全球範圍之新自由主義(yi) 的浪潮，通過對於(yu) 各種資源特別是媒體(ti) 資源的有效操控整合，成為(wei) 了對於(yu) 若幹重大領域之決(jue) 策具有核心影響力的事實上的主流意識形態。

2008年世界金融-經濟危機的爆發，宣告了全球範圍內(nei) 新自由主義(yi) 學說與(yu) 實踐的失效乃至破產(chan) 。

中國的整體(ti) 經濟情態此後發生重大之變化，粗放的野蠻生長式的經濟增長難以為(wei) 繼，其對應之資本邏輯也無可避免地需要進行調整。這直接導致原教旨主義(yi) 的自由主義(yi) 無法適應新的社會(hui) 現實。正是在這一大背景下，儒家保守主義(yi) 應運而生，湧動風雲(yun) 。

中國的資產(chan) 階級選擇儒家保守主義(yi) 為(wei) 自己的新型意識形態，是與(yu) 美國主導的世界體(ti) 係日益失去其效力、中國從(cong) 地區大國上升為(wei) 世界大國的大格局相關(guan) 聯的。

作為(wei) 這一世界曆史之大事因緣的一部分，中國資產(chan) 階級的實力與(yu) 自我意識空前高漲。他們(men) 中的一部分人，不再滿足於(yu) 建立在西方曆史經驗與(yu) 理論範式基礎上的自由主義(yi) ，而希望從(cong) 中國的傳(chuan) 統資源中尋到有關(guan) 其自身之存在與(yu) 意識的有效表達。

而儒家保守主義(yi) 作為(wei) 儒家傳(chuan) 統中特別重視發揚上下尊卑等序差別之“文家法”的代表，正能極好地滿足這樣的需要。

如果說，儒家內(nei) 部以強調人皆可以成聖的平等傳(chuan) 統的“質家法”可以開出一種“儒家社會(hui) 主義(yi) ”的路向，則以儒家保守主義(yi) 所代表的“文家法”則指向一種“儒家資本主義(yi) ”的可能。

所謂“儒家資本主義(yi) ”，是將資本無限自我繁殖-複製的核心邏輯與(yu) 儒家“親(qin) 親(qin) ”“尊尊”之理念與(yu) 實踐加以結合的製度。

形形色色的家族企業(ye) 是儒家資本主義(yi) 的經濟基礎，而各種想將自身擁有的特殊資源以類似私有財產(chan) 轉移的方式進行傳(chuan) 承的精英（特別是政治精英），則構成其政治與(yu) 社會(hui) 基礎。

儒家保守主義(yi) 不但可以依據其所擅長的有關(guan) 嫡庶長幼尊卑的理論有效地解決(jue) 財富與(yu) 權力的代際傳(chuan) 承問題，更可以賦予其“禮法”的神聖性。相較於(yu) 自由主義(yi) 理論，這對於(yu) 中國的資產(chan) 階級確乎更有吸引力。

儒家保守主義(yi) 在心性之學與(yu) 禮法之教間對於(yu) 後者的明顯偏愛，不但在於(yu) 心性之學的代表（理學與(yu) 心學）在路向上更傾(qing) 向於(yu) 儒家之“質家法”，社會(hui) 心理的要素也不容忽視：在心性層麵上，佛教較之儒學對中國當代有產(chan) 階級的影響力要大得多。

這也可以解釋，為(wei) 什麽(me) 在革命之反動者的康有為(wei) 形象之外，作為(wei) 孔教創始人的他會(hui) 散發出如此的魅力。將儒家的禮法與(yu) 類似基督教式的宗教相結合，從(cong) 而為(wei) “儒家資本主義(yi) ”提供某種具有超越性的宗教基礎，是對於(yu) 馬克斯·韋伯有關(guan) 資本主義(yi) 具有特定文明底色（所謂新教倫(lun) 理與(yu) 資本主義(yi) 精神）理論的回應，盡管很難說是富於(yu) 創造力的超越。

教會(hui) 力量在西歐、北美的資本主義(yi) 發展過程中所發揮的作用，使得中國持儒家保守主義(yi) 立場者看到了自身在一個(ge) “儒家資本主義(yi) ”社會(hui) 中持續發揮作用、保持超然地位的可能性。這比之蔣慶的“天道院”設想似乎在當下更具現實性。而對於(yu) 中國的資產(chan) 階級而言，一種兼有中國傳(chuan) 統元素與(yu) 現代氣息的宗教如能為(wei) 己所用，自然樂(le) 見其成。

在某一階段，儒家保守主義(yi) 與(yu) 泛左翼能結成反對西方價(jia) 值特別是西式民主的思想同盟。但伴隨著這種批判的深入，則二者的根本差異也會(hui) 越來越清晰地顯現出來：

泛左翼對西式民主的批判建立在對人民主權的認同基礎之上，其批判的焦點在於(yu) 西式的選舉(ju) 式民主本質上受製於(yu) 資本和權力，是虛偽(wei) 的、形式的、缺乏人民主體(ti) 性的，無法真正實現人民當家做主的目標。

儒家保守主義(yi) 的批判則恰恰基於(yu) 對人民主權的拒斥與(yu) 否認，依照其理想政治的形態，唯有君主才是真正的“民主”，唯有君主才能以人民之主的身份行為(wei) 民做主的事業(ye) 。

這直接決(jue) 定了儒家保守主義(yi) 者對於(yu) 毛澤東(dong) 及其所締造之共和國的基本態度。

相對於(yu) 自由主義(yi) 者而言，他們(men) 或者會(hui) 對於(yu) 主席體(ti) 現出相對更高的同情與(yu) 敬意，但這主要是基於(yu) 他作為(wei) 中華人民共和國這一特定的政治共同體(ti) 的締造者的身份，即傳(chuan) 統意義(yi) 上的開國之君。

曾經一度成為(wei) 輿論焦點的有關(guan) 毛作為(wei) “國父”地位的討論，可視作儒家保守主義(yi) 這一立場的延展或共鳴。

這種對於(yu) 毛澤東(dong) 看似尊崇的提法背後，是對於(yu) 他作為(wei) 人民領袖與(yu) 革命導師地位的有意忽略與(yu) 否定，而這種態度又無可避免地進一步指向由毛澤東(dong) 所領導的以人民為(wei) 主體(ti) 的社會(hui) 主義(yi) 革命與(yu) 建設的實踐。

對於(yu) 儒家保守主義(yi) 而言，它至多隻承認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作為(wei) 國家領導核心對應於(yu) 傳(chuan) 統意義(yi) 上的君主，擁有政統，卻不願意將道統歸之於(yu) 它：

在其想象中，唯有共產(chan) 黨(dang) 依照儒家的理念徹底改造（或說馴化），才可能獲得道統之正當性。

它不可能也不願意承認，在人民主權被證成的時代，唯有人民才是真正的君主。

循著儒家保守主義(yi) 的理路，康有為(wei) 思想中對於(yu) 群眾(zhong) 的深刻不信任、對君主之意義(yi) 的肯定、對於(yu) 三世之間隻宜次第漸進而不可一超直入的堅持、對革命所導致的破壞性後果的強調，恰構成其最具光彩、最富深思、最有現實意義(yi) 的維度。

而康有為(wei) 的《大同書(shu) 》這一被毛澤東(dong) 高度重視的文本，它體(ti) 現著康有為(wei) 思想中最強烈的理想主義(yi) 與(yu) 平等意識，則被視作康的思想中最無價(jia) 值、最不合時宜的部分。這一傾(qing) 向這正呼應於(yu) 曆史上以世家大族為(wei) 代表的以禮法為(wei) 核心的儒家之文家法傳(chuan) 統，而它的不斷強化則超越了一般意義(yi) 的文家法的範疇，而是將其推向極致。

在當代中國，世家大族這種傳(chuan) 統意義(yi) 上的“封建”勢力的代表轉化為(wei) 各種特殊利益集團，在麵對本集團與(yu) 作為(wei) 整體(ti) 性的國家-人民之利益分歧時，它們(men) 天然地以自身利益最大化為(wei) 旨歸，甚而不惜以損害後者為(wei) 代價(jia) 。

五四運動開啟了中國革命以“反帝”與(yu) “反封建”並舉(ju) 的新階段，正是深刻地洞見了在帝國主義(yi) 對中國分而治之與(yu) 各種反動割據勢力挾洋自重二者間的內(nei) 在關(guan) 聯。非徹底的反帝不足以掃蕩封建集團之存在與(yu) 意識，非徹底的反封建不足以真正清除帝國主義(yi) 對中國的侵蝕滲透。

五四運動的這種效果曆史，使它成為(wei) 儒家保守主義(yi) 所深惡痛絕的對象，從(cong) 肯定五四反對列強欺淩（反帝）的積極意義(yi) 而否定其對儒家為(wei) 代表的傳(chuan) 統文化之激進批判（反封建），發展到“五四之禍，甚於(yu) 秦火”乃至“應徹底否定五四”這樣的言論，正是文家法之習(xi) 性在失去質家法的平衡而無所顧忌情態下的真實流露。

作為(wei) 五四運動之激烈批判對象也激烈地批判著五四的康有為(wei) ，又一次完美地滿足了儒家保守主義(yi) 與(yu) 五四決(jue) 裂的心理需要。

一個(ge) 吊詭的事實是，無論康有為(wei) 還是他的保守主義(yi) 繼承者們(men) ，伴隨著對於(yu) 五四的批判，都從(cong) 其一直強調的“尊王”與(yu) “大一統”的立場上不斷退卻，而陷入對於(yu) 利益集團與(yu) 封建製的辯護中。

在郡縣與(yu) 封建這一對富於(yu) 張力的矛盾體(ti) 中，他們(men) 極鮮明地倒向了後者。

這種一邊倒的立場很大程度上構成了“評法批儒”的思想運動中對於(yu) 儒家曆史形象的刻畫：腐朽、虛偽(wei) 、反動的剝削階級（奴隸主和封建地主）之意識形態代表。

毛澤東(dong) 那首極有深意的《七律·讀〈封建論〉呈郭老》中“孔學名高實秕糠”與(yu) “百代都行秦政法”之語，正是將儒-法之差異與(yu) 封建-郡縣的立意緊密地連接在了一起。

當代的儒家保守主義(yi) ，事實上深受“評法批儒”運動的影響，可以說，他們(men) 的代表人物正是對照著“評法批儒”所表述的儒家形象進行自我塑造的，隻是又一次地將評價(jia) 標準倒轉過來：

腐朽變作尚古，虛偽(wei) 變作好禮，反動變作堅定，剝削階級變作君子大人。

而他們(men) 對於(yu) 儒家的曆史地位與(yu) 現實意義(yi) ，對等序、統治、剝削的敘述，正指向“評法批儒”中描繪的儒家形象。幾乎所有在此類敘事中被認為(wei) 是“糟得很”者，都被他們(men) 認為(wei) “好得很”。他們(men) 以自己的立場與(yu) 理論，為(wei) “評法批儒”運動作了另類而深刻的正當性辯護。

對於(yu) 封建社會(hui) 及其禮法傳(chuan) 統之認同留戀激賞不斷充擴，自然會(hui) 導向恢複土地私有製這樣的現實主張：

這才能真正實現“建土封茅”之理想,使禮法上升為(wei) 宗法，使各種已經掌握了巨大資源的豪強與(yu) 土地建立更緊密無間的關(guan) 聯，從(cong) 而變作“富而好禮”的“土豪”，建立一種名實相副的封建製。

在土地私有問題上，儒家保守主義(yi) 和自由主義(yi) 擁有高度的共識，這是二者得以建立同盟關(guan) 係之最深刻基礎（經濟的與(yu) 思想的）所在。

無論“儒家資本主義(yi) ”還是“自由資本主義(yi) ”，均不否認資本邏輯在社會(hui) 中的主導地位，不過儒家資本主義(yi) 因其封建特征，對於(yu) 土地及建諸其上的實體(ti) 產(chan) 業(ye) 有異乎尋常的重視，故以房地產(chan) 和傳(chuan) 統製造業(ye) 為(wei) 基礎，而自由資本主義(yi) 則更大程度上代表著金融資本特別是跨國金融資本的訴求。

後者就其本質而言，要求取消一切國家、民族差別的資本流動、複製、增殖、支配的絕對自由。但這全然不妨礙它在所行之地抹上某種本土化的色彩。中國的曆史與(yu) 現實都決(jue) 定了，自由資本主義(yi) 在度過其原教旨主義(yi) 階段後，必須尋到更複雜精致、更具中國特色、更與(yu) 傳(chuan) 統相契合的形式。儒家保守主義(yi) 正可以為(wei) 這它的這種形式轉換提供極深刻豐(feng) 富的思想與(yu) 製度資源。

作為(wei) 儒家保守主義(yi) 之最尖銳而深刻的思想代表，曾亦在《共和與(yu) 君主》一書(shu) 中，發現了一種在晚期康有為(wei) -晚期孫中山-晚期鄧小平之間的內(nei) 在理路關(guan) 聯，他不無深意地將之冠以“修正主義(yi) ”之名，將其實質清晰地表述為(wei) “改良漸進或反革命的道路”（氏書(shu) 第三章，特別是294-96頁）。

這一對於(yu) 鄧小平所開啟的改革道路之本質的斷言，意味著在後毛澤東(dong) 時代的中國，最根本的理論指引事實上是從(cong) 康有為(wei) 主義(yi) 中流出的。

於(yu) 是，所有的中國近現代史被重新置入傳(chuan) 統之治亂(luan) 循環的敘事中，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所領導的革命建國事業(ye) （乃至1840年以來的全部革命曆程）無非是曆代王朝“馬上得天下”的現代版重現，而改革則意味著統治集團回歸儒家傳(chuan) 統實現“馬下而治之”。

這無疑道出了諸多在革命勝利後掌握巨大資源的群體(ti) 希望永遠告別自己作為(wei) 革命者的過去而將特權與(yu) 利益長久保有、傳(chuan) 承的心聲。

然而，這種“修正主義(yi) ”的道路，盡管修辭上有類於(yu) 文質三統間折中損益（《白虎通·三教篇》）的提法，實質上卻是不斷地損質益文、將文家法推向極致而偏離中道。伴隨著中國整體(ti) 國力的曆史性上升，這種“修正主義(yi) ”的實踐或者能為(wei) 中國指出一條延續霸權邏輯成為(wei) 超級帝國的路徑，但注定無法為(wei) 人類提供一種超越霸權結構與(yu) 帝國困境的新的可能性，實現毛澤東(dong) 主席對於(yu) 新中國“為(wei) 人類作出較大貢獻”的期待。

如果說，鄧小平所開啟的改革道路，包含著某種新康有為(wei) 主義(yi) 的元素，那麽(me) 也不應忘記，它同樣是毛澤東(dong) 所開啟的以革命的能動的人民主體(ti) 性為(wei) 核心之道路的延續，伴隨這一實踐不斷深入，也必然迎來新階段的重大理論總結：新毛澤東(dong) 主義(yi) 。

責任編輯：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