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傳(chuan) 》對莘地降神的記載與(yu) 春秋時代的天人關(guan) 係

作者：高鉑寧

來源：《 中華讀書(shu) 報》

時間：孔子二五六九年歲次戊戌六月初七壬子

         耶穌2018年7月19日

《左傳(chuan) ·莊公三十二年》和《國語·周語》均留下了一段相似的記錄：公元前662年七月，“有神降於(yu) 莘”並且“居莘六月”。但對於(yu) 此事的具體(ti) 過程並未留下確切的描述；查閱相關(guan) 注疏，隻有杜預如此注道：“有神聲以接人”，孔穎達解釋為(wei) ：“神者，氣也，當在人上，今下接人，故稱降也”。就“降神”在古代漢語中的一般用法來推斷，它所記錄的是上古時代巫師受神靈附體(ti) 一類的事件。

《說文》將“巫”字解釋為(wei) “以舞降神者也”。詳細說來，莘地降神是指莘地的某個(ge) 巫師經由某些儀(yi) 式陷入了一種宗教的迷狂，在“神靈附體(ti) ”時接受了虢公的祭祀，甚至代表神靈發布諭旨，“賜之（指虢國）土田”，試圖借由超自然力量對現實政治施加影響。就文本而言，我們(men) 無法確證降神附體(ti) 之事一定是風聞捏造，也可能是巫者被信仰影響而進入了某種特殊的精神狀態而已；又因為(wei) 《左傳(chuan) 》的記載經由後人編輯整理，而非全然的事件堆砌，我們(men) 也需分析作者對此的書(shu) 寫(xie) 是否傳(chuan) 達了額外的精神意涵。

晉範寧評《春秋》三傳(chuan) 的特色時，針對《左傳(chuan) 》的批評是“其失也巫”。的確，包括莘地降神在內(nei) ，《左傳(chuan) 》全書(shu) 出現了不少鬼神之說：晉景公的病灶化作孩童交談、聲伯落淚成珠玉的詭異夢境，天象對人間政治的一次又一次投射，占卜結果預言了無數人的人生結局……但是，我們(men) 很少讀到對占筮、卜夢等的具體(ti) 操作過程的描寫(xie) ，提及鬼神之後，敘述的重點也往往更多著墨於(yu) 對已出現的靈異現象的推理。一方麵固然是因為(wei) 針對《左傳(chuan) 》的預期受眾(zhong) 來說，此類祭祀、占卜與(yu) 降神等的流程已經成為(wei) 了一種生活常識，無需多言；但更重要的還是《左傳(chuan) 》的作者對“神”“民”與(yu) “天道”的認知在揀選材料時起到了作用。

在內(nei) 史過和史嚚各自的答案裏，我們(men) 能讀出，在這兩(liang) 位史官的觀念中，“神”是依然存在著的，並且和諸侯的治理有著脫不開的關(guan) 係：“國之將興(xing) ，明神降之，監其德也。將亡，神又降之，觀其惡也。故有得神以興(xing) ，亦有以亡”，“神，聰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等等。但“神”的意誌已經不再完全等同於(yu) 天理的運行，它的明辨與(yu) 觀照最終總要“依人而行”，而反其道而行之、憑借占卜等“神”之力的國家隻會(hui) 招來衰敗乃至滅國。“神”與(yu) “民”的關(guan) 係、諸侯的統治與(yu) 神靈的福佑的關(guan) 係，在《左傳(chuan) 》的記載中都存在著微妙的矛盾與(yu) 自洽。

在很多段落裏，我們(men) 可以看到《左傳(chuan) 》既承認存在著某些超自然現象，又能以“神靈降臨(lin) ”以外的框架來解釋它。當然，自我排斥在記述中也依舊可見。春秋畢竟是久遠的古代，當時的華夏民族與(yu) 今日的中國人是以迥然不同的目光看待著世界的。盡管思辨的發展培育出了士人的理性，但是內(nei) 心深處終究是受傳(chuan) 統浸染，“神”的重要性依舊不必言喻。但在處理這些關(guan) 係時，《左傳(chuan) 》的書(shu) 寫(xie) 試圖把“降神”這一類超自然現象看作所有曆史記錄中的慣常的一部分，借由此，神明的賜福向“依人而行”進行了過渡。但《左傳(chuan) 》也並沒有完全否定“神”的存在，而是通過這類故事曲折地告訴讀者文本之中有著新的邏輯：“神異”隻是故事引來目光的外表，真正的核心實際上屬於(yu) “人”。史官——無論是答諸侯問的史官抑或記錄此事的史官——不再完全相信天降神意的正確性，而是思索為(wei) 什麽(me) 會(hui) 出現這種現象，思索“神的意願”和“國君的德行”之間的差異，最後得出了結論：“德行”比“神意”更加重要。史嚚對“有神降於(yu) 莘”的解釋就是一個(ge) 很好的例子。他感歎道：“虢其亡乎！吾聞之國將興(xing) ，聽於(yu) 民；將亡，聽於(yu) 神。神，聰明正直而一者也，依人而行。虢多涼德，其何土之能得？”他依然把“神”視作全然的善，但人世的重心已經挪到了“民”字上，這顯然是春秋時期天命觀的絕大進步了。

這一則問答的記載在《左傳(chuan) 》和《國語》中略有區別，不過兩(liang) 者的重點還是一致的：指出“虢國必亡”，並對虢國開展祭祀以求神賜土田的行為(wei) 進行了批評。在此事發生之前，虢國的國君已經是“貪冒、辟邪、淫佚、荒怠、粗穢、暴虐”之君，國內(nei) 政治昏亂(luan) ，刑法嚴(yan) 峻，百姓生活難以為(wei) 繼。而即使采信“降神”之說，即此事是真正與(yu) 某種宗教或祖宗祭祀有關(guan) ，那麽(me) 也不能視作是鬼神降福，反而是國之將亡的惡兆——如果神明的偉(wei) 力可以明察一國之政，本就一副衰敗之象的虢國不可能憑借一次祥瑞改變國運；虢國國君派遣官員進行的豐(feng) 盛祭祀更是毫無作用，即使天神答應下來了賜土田的請求，也不過是“將亡，聽於(yu) 神”和“虐而聽於(yu) 神”的惡兆罷了。

誠如內(nei) 史過和史嚚所判斷，就在四年之後，虢國被晉所滅。是“神”真有如此強力能滅掉一國，還是二人皆有預言國際形勢變化的能耐？不如說是因為(wei) 《左傳(chuan) 》作者已經知曉了曆史的結局，而借曆史人物之口進行預言，事後的“預言”自然無不準確。這種解釋大概會(hui) 讓故事失去其神秘色彩，但更為(wei) 合理；而最值得我們(men) 注意的依然是，《左傳(chuan) 》為(wei) 何要如此行文？前人因此而批評它“不專(zhuan) 人事”者有之，但這種寫(xie) 法未嚐沒有達成曆史與(yu) 文學的統一性。

總體(ti) 而言，自中國有史以來，占卜、降神之事的重要程度呈現下降趨勢。夏商時期，卜筮還是上層階級生活的重要組成，對其尊奉備至，祀戎大事以其為(wei) 指導；統治者的合法性來自於(yu) 天命，並不以其人的治理能力為(wei) 改變。《史記》記載，商紂王曾說：“我生不有命在天乎”，繼承了上一代統治者的天命，便自以為(wei) 高枕無憂。但隨著時間的推移，社會(hui) 知識結構日益完善，賢人能臣對所謂天命的態度也在起變化。周王的勢力隨之提出了天命交替，為(wei) 滅商的正義(yi) 性張目。在《左傳(chuan) 》中，推動曆史發展的終歸不是卜辭或者某一個(ge) 詭異的天象；而是國君與(yu) 士大夫針鋒相對的問答中所展現的政治智慧。華夏曆史，也在這一次次的交鋒中，從(cong) 神的政治走向了人的政治。盡管“神”也被視作一個(ge) 關(guan) 鍵因素，但施政重點走向了人民。而在《左傳(chuan) 》作者看來，此時的虢公隻看重神的祭祀，未知民之所在，於(yu) 是招致了國運頹敗。

《左傳(chuan) 》通過用“重民”思想對鬼神之事進行闡釋，既束縛了諸侯等統治階級對自身德行的要求，也點出了百姓苦樂(le) 應被諸侯與(yu) 士人所重視——盡管原因並非出於(yu) 現代人所提倡的人文關(guan) 懷，但相對於(yu) 前代，仍然不失為(wei) 一種提升。同時，新的天人關(guan) 係也暗含了作者的施政理念：麵對春秋時期禮崩樂(le) 壞的社會(hui) 現狀，作者試圖告訴讀者，所謂神異現象、預言卜筮並不能決(jue) 定曆史進程，它們(men) 是國君未能盡職盡責、導致百姓民生凋敝而引起的。因此，為(wei) 了規避“凶兆”，需要做的不是祭祀神靈以求庇佑，而是讓國君聽取勸諫、勵精圖治。這套邏輯固然不符合現代人對世界的科學認知，但已經是深受祭祀文化影響的史官在探究天人關(guan) 係的嚐試中能推出的最佳結果。《左傳(chuan) 》中的天人關(guan) 係著重於(yu) “人”，更多地觀照現實社會(hui) 的興(xing) 亡盛衰、民生苦樂(le) ，認為(wei) “天”盡管掌握著曆史進程、禍福吉凶，但它們(men) 的判斷標準來自於(yu) 人間的道德準則，賜福於(yu) 政治清明的國度而降禍給政治腐敗的國度，故而人自己可以決(jue) 定自己和國家的命運，不必服從(cong) 災異或祥瑞的支配。

責任編輯：柳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