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耘】中國哲學無法不直麵梁漱溟的遺產

欄目:演講訪談
發布時間:2018-07-12 16:48:20
標簽:
丁耘

作者簡介:丁耘,男,西曆一九六九年生於(yu) 上海。一九八七年入複旦大學哲學係學習(xi) 。一九九七年獲哲學博士學位。一九九七年起任教於(yu) 複旦大學哲學係。著有《儒家與(yu) 啟蒙:哲學會(hui) 通視野下的當前中國思想》(生活·讀書(shu) ·新知三聯書(shu) 店2011年版) ,《中道之國:政治·哲學論集》(福建教育出版社2015年出版),《道體(ti) 學引論》(華東(dong) 師範大出版社2019年版)。


中國哲學無法不直麵梁漱溟的遺產(chan)

作者:丁耘(複旦大學哲學學院教授,《思想與(yu) 社會(hui) 》編委)

來源:《三聯生活周刊》2018年第27期

時間:孔子二五六九年歲次戊戌五月廿七日癸卯

           耶穌2018年7月10日

 

三聯生活周刊:梁漱溟憑一篇《究元決(jue) 疑論》,以中學學曆被蔡元培聘任為(wei) 北大教師的故事為(wei) 人津津樂(le) 道,人們(men) 常以此說明蔡元培之“開明”或梁漱溟之“天賦異稟”。梁漱溟早年表現出的“天賦”究竟在何處?從(cong) 教育背景看,梁漱溟所受無論中學、西學訓練均不係統,他的學問與(yu) 洞見又從(cong) 何而來?

 

丁耘:此事無甚稀奇。梁漱溟其實頗符合蔡元培的要求。蔡氏“開明”固不假,“精明”更是真。彼初掌北大,既不欲依靠舊學統緒中出來的教員,又不能廢中學而不講。而胡適之這位以西方哲學為(wei) 範本整理中國思想的、有“係統西學訓練”的大人物尚未歸國,則蔡氏隻能在本國尋覓能用新眼光講中學的人。印度哲學專(zhuan) 才,就是今天也仍奇缺。從(cong) 佛學背景入手尋找,也是聊勝於(yu) 無。本來梁漱溟和他的印度哲學,對於(yu) 蔡元培也就是聊備一格。他真正倚重的,將是胡適博士與(yu) 西學。而梁漱溟在當時一些屍居餘(yu) 氣、殘留晚清氣味的北大教員襯托下,絕對是自帶西學光環的新派人物。

 

  

 

1918年6月,北京大學文科哲學門畢業(ye) 合影。前排左起第五人是北大校長蔡元培,第六人是文科學長陳獨秀,第七人是梁漱溟

 

《究元決(jue) 疑論》顯示了這位24歲的作者既熟悉中文佛教典籍,又能讀英文西學文獻,能用西學道理談論佛學,且分析頗深入精細。這在當時國內(nei) 接受教育的年輕一代裏,可以算中西學俱佳了。要知道當時大學畢業(ye) 生都是鳳毛麟角,遑論“海歸”。梁漱溟是新學堂出身,從(cong) 小習(xi) 英文,“西學訓練”可謂不錯了。而“中學訓練”成係統者,往往守舊,非蔡氏所欲延攬者也。

 

梁漱溟本人在佛學修養(yang) 方麵的表現亦可謂早慧。《究元決(jue) 疑論》是探討佛理的作品。具體(ti) 分為(wei) 《佛學如寶論》(即“究元”)、《佛學方便論》(即“決(jue) 疑”)兩(liang) 文。佛學文章不比其他,要寫(xie) 得如理又得體(ti) ,其實甚難。首先佛學不是學佛,蓋出於(yu) 學術而非宗教,否則難以說服尚無正信者。

 

其次佛學也不是一般哲學或科學,又要有一些親(qin) 身修習(xi) ,否則或成史學考證,或成概念戲論。民初時好談佛學的名流不少,但往往不是談成考據如梁啟超,就是搞成玄理如章太炎。梁漱溟晚年坦率地說,這兩(liang) 位研究過佛學的前輩,其實並不真懂佛。至於(yu) 胡適,於(yu) 佛學可謂始終隔膜;並玄理及考據亦實非其所長,尚差章、梁一頭地在。像《究》文那樣既深細又純正,且能同西學相互參照的佛學文章,其實罕見。蔡元培本人前清翰林出身,又嚐負笈泰西研究哲學,可謂於(yu) 中西學均有“係統訓練”了,其能提攜梁氏,豈偶然哉?

 

梁漱溟自幼即善自學。唯善自學者,能抉擇、能裁斷,能增學力,能有主見。仰他人鼻息,一心欲預西學之流者,學問或者有之,洞見則不易得,蓋人雲(yun) 亦雲(yun) 、不敢專(zhuan) 主也。胡適訓練似較陳寅恪正規,成就難望其項背者,蓋因陳氏之見地,絕非歐美大學可教也。“學識”高於(yu) “學問”。而前者不如後者可傳(chuan) 可受也。無論多正規的“學術訓練”,都無法培養(yang) 出見識、思力、願力。

 

梁漱溟以及一切深造而自得的傳(chuan) 統思想者,除自主閱讀外,皆得力於(yu) 觀察世情、反躬自省、身體(ti) 力行、學思相長。“學術訓練”固決(jue) 不可缺;唯條件不足時,尚可自行彌補。而洞見、見識與(yu) 思想,則非單純“學術訓練”可致者。

 

三聯生活周刊:你會(hui) 如何在近代中國知識分子的譜係中為(wei) 梁漱溟定位?從(cong) 新儒家的角度,有人將其與(yu) 熊十力、馮(feng) 友蘭(lan) 等並提;從(cong) 身體(ti) 力行尋找中國現代之路的角度,有人將其與(yu) 黃炎培、晏陽初等並提;艾愷還曾將梁漱溟比作“中國的甘地”……你覺得誰是可與(yu) 梁漱溟相參照的人物?

 

丁耘:梁漱溟曾這樣概括自己:非學問中人,乃問題中人。這話既含謙虛,也有驕傲。實則學問與(yu) 問題很難截然分開。唯學問有精粗,問題有大小。精致的學問必當自我限製,不可直接觸及大問題。而被大問題抓住的人,未必沒有學問,隻是誌趣不在以學院派的方式精致地打磨學問;更無法以精細的、符合學術統緒的方式呈現關(guan) 於(yu) 大問題的學問。

 

梁當屬體(ti) 大思精、有學無統的情形。他留下的著述,大體(ti) 分為(wei) 四類。第一類是純粹的學術著作,如《印度哲學概論》《唯識述義(yi) 》;第二類關(guan) 於(yu) 大問題的係統論述,也可以說是“思想”作品,例如《東(dong) 西文化及其哲學》《中國文化要義(yi) 》《人心與(yu) 人生》等;第三方麵是實際政治方麵的文獻,包括大量的政論及其政治思想的係統表述,後者如《鄉(xiang) 村建設理論》,實際上也是思想性作品,但更多地屬於(yu) 實際政治行動的“理論基礎”;最後一方麵是關(guan) 於(yu) 自己的學習(xi) 、體(ti) 會(hui) 和工夫方麵的討論和記錄。雖也涉及經典,但不能算純粹的學術研究著作,如《朝話》《禮記大學篇伍嚴(yan) 兩(liang) 家解說》等。

 

要較為(wei) 真切地理解梁漱溟,恐怕就要抓住他始終身處其中的大問題,同時也要注意他進入這些問題的方式。梁的第一類作品,相對而言清楚簡要,自成係統,但缺乏專(zhuan) 家之學所追求的精細繁瑣。梁說自己不是學問中人,蓋指這一層而言。他的第四類著述,其實有極精微真切者,宋明儒語錄中之學問,亦無非如此。但已難以納入現代學術。其第一類作品,關(guan) 乎某個(ge) 學術“論題”。此類論題對梁公解決(jue) 自己的大問題當然有所幫助,但就其自身,畢竟隻能算“有問題意識”,而不就是“問題”。其第二、三、四類作品,則更多地是梁漱溟對大問題的探索與(yu) 表述。

 

要比較準確地為(wei) 梁在中國近現代知識分子曆史上定位,恐怕首先要明白,“知識分子”雖必有學術背景和學術立場,但其身份未必是大學或研究所裏的純粹學者;更要明白中國近現代思想史的基本問題軸。

 

已故的中國哲學史大家馮(feng) 契先生曾概括,中國近現代思想的總問題軸無非是“古今中西”。純粹的學術問題未必圍繞此軸,而“思想”則必回應此軸。

 

梁漱溟的看法則有些不同,雖然他本來就是馮(feng) 契的研究對象之一。梁畢生探索,概而言之無非兩(liang) 類問題。曰:人生問題;曰:中國問題。其著述對此二問題的回應,有分說,也有合論。分說:如第三類作品,基本圍繞中國問題;第四類作品,基本圍繞人生問題。合論:如第二類作品,基本將人生與(yu) 中國問題合而言之。在中國近代思想史上,能將此二種問題並舉(ju) 而分合的,舉(ju) 世罕匹。

 

青年毛澤東(dong) 臧否當世人物,以其學思是否有“本源”為(wei) 準繩。梁漱溟可謂學有本源,行有體(ti) 用矣。以所謂新儒學視之,或以為(wei) 梁近熊十力。其實梁畢生以毛澤東(dong) 為(wei) 思想上的諍友。一生交往,或從(cong) 容長談,或激烈爭(zheng) 辯。“文革”中寫(xie) 成《中國——理性之國》,還親(qin) 赴新華門托將書(shu) 稿呈毛。此舉(ju) 不無再啟對話之意。

 

當然他同熊十力思想糾葛亦不可忽視。熊之研究佛學,本激於(yu) 梁之批評。熊之重要論著,梁每細讀之,時有苛評。彼此書(shu) 信論辯,更何止數通。大體(ti) 熊立論善巧,氣魄雄偉(wei) ,然不無造道之言。而梁更能做心性工夫,其言多出自篤實體(ti) 會(hui) 。熊雖重心學,而更有性與(yu) 天道之說,有本體(ti) 論、宇宙論。梁學則純心性之學矣。

 

故梁漱溟於(yu) 近代思想史大抵處於(yu) 毛澤東(dong) 與(yu) 熊十力之間。熊學有本源,雖有政治思想,並無政治實踐。可謂有體(ti) 無用。黃、晏輩則唯有政治行動,學無本源,可謂有用無體(ti) 。將梁漱溟比作甘地不妥。甘地以苦行沙門相介入政治,以出世相入世,此非梁所能認同。梁是以出世精神,而非出世之相介入政治的。要之梁與(yu) 甘地,就像佛教與(yu) 印度教的關(guan) 係,看上去有不少相似處,大本則異。甘地政治實踐較梁算成功,蓋因中印基本情況有異也。印度獨立,有甘地即成功泰半;中國革命,非出毛澤東(dong) 不能勝利。

 

  

 

1938年,毛澤東(dong) 在延安會(hui) 見來訪的梁漱溟

 

三聯生活周刊:梁漱溟以多種觀念在其身上的並存而著稱,諸如佛與(yu) 儒、思與(yu) 行等。它們(men) 是如何結合在同一個(ge) 人身上並構成了統一人格的?

 

丁耘:梁漱溟之可貴,恐恰在於(yu) 多重麵向之共存。如列舉(ju) 他所依傍,亦有所貢獻之統緒,大致有:儒佛、新舊、中西(外),知行、學道、世間出世間、儒家與(yu) 社會(hui) 主義(yi) 等等。其之所以如此,不是因為(wei) 他視野廣大、興(xing) 趣良多,而是身處古今中西之間、人生問題中國問題之間,不得不如此。梁公畢生探索之大問題,本就是兩(liang) 重麵向,可分可合的。而古今中西,既是中國問題、人生問題之必然包含者,也是回答中國問題與(yu) 人生問題所運用的資源。

 

多重麵向雖然並存,本末體(ti) 用則有區分。梁畢生自我理解為(wei) 佛家,這是他回應人生問題的最終回答。而梁一生為(wei) 中國奔走,雖皈依受戒,以佛法自修,仍是白衣,未能遁入空門。儒家於(yu) 梁,既是世間立身之本,也是中國救世之方。故梁學遊於(yu) 佛儒之間,可謂以佛學為(wei) 體(ti) ,以儒學為(wei) 相,以鄉(xiang) 村建設或社會(hui) 主義(yi) 為(wei) 用。

 

他“文革”中受衝(chong) 擊後,第一反應是寫(xie) 作《儒佛異同論》,則其誌可見矣。然而在梁漱溟,內(nei) 學雖能徹底解決(jue) 人生問題,但對於(yu) 中國問題,並無直接貢獻。前麵論及梁與(yu) 甘地的差別,說梁不會(hui) 以出世間的形相去行世間的事業(ye) 。這有證據,就是梁雖為(wei) 佛弟子,卻並不讚成太虛法師直接用佛教救國的主張。另一方麵,儒家對於(yu) 解決(jue) 中國問題極有意義(yi) ,但對於(yu) 解決(jue) 人生問題,並不徹底。梁在《儒佛異同論》中對比了儒佛之破“我執”的徹底性,以為(wei) 儒家隻能破分別我執,佛家才能破俱生我執。

 

梁雖認信佛家,其一生修證,要在儒佛之間。他的修佛經曆,學界亦有梳理。梁雖曾研習(xi) 藏傳(chuan) 佛教(噶瑪噶舉(ju) 派),但恐亦以五加行為(wei) 主,算基本功課。雖曾修習(xi) 大手印,是否有實證,不得而知。於(yu) 漢傳(chuan) 佛教,雖習(xi) 禪定,亦無證據言其破參開悟。倒是梁自己老實留下佛門高僧訓斥他不得妄語的材料。但他自律極嚴(yan) ,長齋禮佛,每以日記自訟。誦經持咒、念佛念觀音當是日課。內(nei) 學有雲(yun) :諸惡莫作、眾(zhong) 善奉行、自淨其意、是諸佛教。梁公於(yu) 此,庶幾無愧乎!唯修佛者當不起分別、不事攀緣。而為(wei) 國是奔走,政諍教辯、是自非他,在所難免。

 

俗事上打轉,則此處需借力儒家。俗事消磨,而又期自性彌陀、一念靈明不失,則儒門內(nei) 唯有王學契合此機。故梁漱溟畢生尊王,重《大學》而輕朱子。晚年他對艾愷說:我好像遠遠地見到了王陽明。故梁於(yu) 儒家,蓋可確認有修有證矣。王學本就在儒佛之間,以其學佛固不足,以其修儒則有餘(yu) 。

 

梁公50年代麵折廷爭(zheng) 、70年代拍案而起,固然是儒家的“威武不能屈”焉,亦可說是佛家的“直心是菩薩道場”。無論梁於(yu) 內(nei) 學所證如何,其養(yang) 成世間光明俊偉(wei) 之人格,蓋無疑矣。全部近現代學術思想史,學術史地位高於(yu) 梁者雖不乏其人,而論人格之純粹強矯,恐無人出其右也。

 

大知識分子易自戀自大、意必固我。雖不曲學阿世,難免崖岸自高、責世貴己。如不假儒家之省察克治、佛家之念念懺悔,易陷頑固我執。如梁反省自己常犯一個(ge) “矜”字,即是此意。這是梁漱溟對人生問題以及與(yu) 中國問題相交織的人生問題的處理。

 

用今天的話說,梁漱溟傾(qing) 向於(yu) 在人生、中國兩(liang) 個(ge) 問題之間保持必要的張力,而交織也是不可避免的。正緣有此交織,梁漱溟作為(wei) 思想者和力行者才有其不可取代的殊勝意義(yi) 。

 

中國問題在梁亦可分為(wei) 兩(liang) 個(ge) 任務:認識老中國和建設新中國。而他對老中國的認識,又須從(cong) 中國人的人生態度出發——這並非梁自己的安身立命問題,而是文化中國之根底。梁漱溟本質上把文化理解為(wei) 人生對外物及自己與(yu) 他人的態度。前者可以解釋中國為(wei) 何科學技術不發達,後者可以解釋為(wei) 何中國重家庭、天下,輕團體(ti) 、國家。建設新中國,即從(cong) 老中國不合現代的特點出發,進行團體(ti) 建設。這就是鄉(xiang) 建運動的理論出發點。

 

在人生、中國二重問題的匯合處,梁獨重心學。這既可以解釋他的貢獻,例如對西方哲學中直覺主義(yi) 的獨到認識,再如對團體(ti) 建設的倫(lun) 理性的重視,又如對社會(hui) 主義(yi) 的認肯;也可以解釋他學說和努力的短處,例如對格物與(yu) 科學世界觀缺乏積極的判攝與(yu) 回應,再如對團體(ti) 建設政治性的忽視。故其得其失,都同梁學的心學品格有極大幹係。

 

三聯生活周刊:梁漱溟是樂(le) 觀的。他的樂(le) 觀有怎樣的思想來源,又與(yu) 他畢生誌向之間是什麽(me) 關(guan) 係?如果梁漱溟看到今天中國與(yu) 世界的狀況,對比30年前他臨(lin) 終時的樂(le) 觀,以他自己的觀點看來,會(hui) 印證還是削弱?

 

丁耘:梁先生的樂(le) 觀,或者說不悲觀,恐怕歸根結底還是同他的佛教正知見有關(guan) 。唯因悲智,故不悲觀。菩薩道的慈悲,與(yu) 凡夫消極頹廢的悲觀不一樣。悲觀乃因所執著的東(dong) 西必將破滅,而已破滅的東(dong) 西仍被執著。梁先生學佛得力,本不執著,本無來去,故無所謂破滅。眾(zhong) 生無量誓願度,有此大悲故不容悲觀;而實無一眾(zhong) 生得度,有此性智故不必悲觀。這是從(cong) 梁學的根底上說。

 

從(cong) 時勢的起伏上說,梁先生的最後幾年,正是中國的80年代,欣欣向榮、隻爭(zheng) 朝夕。梁先生見世人對佛陀和孔子又開始敬重和研究,豈有不樂(le) 觀之理?

 

至於(yu) 今日世界,無論中外,梁先生恐亦當有許多批評。他原讚許的社會(hui) 主義(yi) “透出了人心”的向上精神,今日多被物欲取代。梁先生曾對“欲望”和“誌氣”做過著名的區別。或者他會(hui) 以為(wei) ,今日之政治原理,不再建立在誌氣之上,而是建立在欲望之上吧。不過他對一時狀況的批評,恐怕未必會(hui) 意味不樂(le) 觀。

 

如天假以年,他對儒家經典當有更全麵深入的閱讀,或許也會(hui) 同意:以為(wei) 政治建立在滿街人都有做聖人的誌氣上,隻是某些心學家的善良意願,而遠非儒門的古今共識。

 

梁先生是個(ge) 有理智上的真誠、勇氣和徹底的人。對他來說,悲觀和樂(le) 觀都不重要,根本的是認識和建設。正如他壯年時的誌向是認識老中國那樣,他在今天也許會(hui) 提出,認識新中國、認識新世界;建設新中國、建設新世界。不改初心、持誌不墮,此之謂也。

 

  

 

1980年,梁漱溟與(yu) 來訪的美國芝加哥大學教授、《最後的儒家》作者艾愷談話留影

 

三聯生活周刊:艾愷將梁漱溟稱為(wei) “最後的”儒家,但今日也有儒家,也有人在創造新的中國哲學。距離梁漱溟去世30年過去了,中國知識界在建構屬於(yu) 中國人的倫(lun) 理、哲學方麵取得了什麽(me) 進展,與(yu) 梁漱溟的思想遺產(chan) 之間是怎樣的關(guan) 係?

 

丁耘:艾愷的這個(ge) 判斷很出名,也概括了梁先生的某些特點。但從(cong) 根本上說,是不準確的。梁漱溟既不是“儒家”,也不是“最後的”。梁自己澄清過,熊十力是儒家,他本人是佛家。而幾乎所有宣布某種“最後”的判斷,都會(hui) 被曆史嘲弄。

 

梁先生雖不以儒家與(yu) 哲學家自居,儒家與(yu) 中國哲學卻無法不直麵梁先生的遺產(chan) 。梁先生、熊先生那一代學人,對西學的了解,較康梁一代為(wei) 專(zhuan) 精,較賀麟、馮(feng) 友蘭(lan) 一代則為(wei) 浮泛。然而迄今為(wei) 止,中國哲學界固然對西學越來越多的流派有了越來越專(zhuan) 門的了解,但仍缺乏對西學整體(ti) 的合理判攝。這也是當前中國哲學所麵臨(lin) 的最重要任務之一。

 

在西學譯介和研究極為(wei) 薄弱的情形下,梁先生、熊先生他們(men) 依據有限的、零星的、局部的、三四流乃至普及性的西學讀物,做出的關(guan) 於(yu) 西學的大判斷,仍能切中要害、發人深省。這就是思想家的品質。一流人物能據三流材料做出深刻的判斷,而三流人物飽讀一流材料,卻隻能拿出平庸的結論。

 

梁先生去世已經30年了,我們(men) 對西學文獻的積累已遠非民國和前30年可比,對西學的研究也越來越廣泛和精細,但梁、熊二先生“發願見體(ti) ”的誌趣,不僅(jin) 已成空穀足音,甚至對新一代學人恐已變為(wei) 難以理解的、“民哲”般的東(dong) 西。

 

當不是具體(ti) 學人,而是學術這件事情本身已經開始排斥真正的思想誌趣的時候,回到晚清以降直到上世紀80年代的那種既生機勃勃又嚴(yan) 肅誠懇、既有專(zhuan) 門學問更具求道熱情和天下擔當的中國思想傳(chuan) 統,就成了最迫切的事情。

 

在這一統緒中,非獨梁先生、熊先生,而且康有為(wei) 、廖平、章太炎、梁啟超、王國維、蒙文通、劉鹹炘、呂思勉、錢穆等等在中國的土地上頑強地生長出來,同時對西學懷有整體(ti) 判斷意圖的學人,都是值得敬重、研究和繼承的。中國學術複興(xing) 的契機,必然是對西學的整體(ti) 判斷和揚棄,而非以西學為(wei) 正果的什麽(me) “預流”。

 

這一統緒中的前輩,雖懷此誌,而格於(yu) 時勢,無法從(cong) 整體(ti) 上,據其本末源流學習(xi) 、理解和解釋西學。當今之世,這一條件正在逐漸成熟。同時,對中學傳(chuan) 統,特別是經學的真正理智興(xing) 趣也正在複活。在這個(ge) 意義(yi) 上,無論儒家還是中國哲學,可能正麵臨(lin) 著西學東(dong) 漸以來最好的創發時刻。中國年輕一代的學人,哪怕不讚成梁先生的某些具體(ti) 結論,如能常常體(ti) 會(hui) 他的悲憫、嚴(yan) 肅和誠懇,學得一二分他的願力、毅力與(yu) 思力,那麽(me) 梁漱溟先生和真正的中國思想傳(chuan) 統,就會(hui) 仍然與(yu) 我們(men) 同在。

 

責任編輯: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