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經學複興(xing) 的起因、表征與(yu) 意義(yi)

作者：劉增光（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副教授）

來源：作者授權伟德线上平台發表，原載《學術月刊》2018年第2期

時間：孔子二五六九年歲次戊戌五月廿六日壬寅

          耶穌2018年7月9日

一、起因：斷裂還是傳(chuan) 承？

言及經學，學界往往習(xi) 而不察，或以為(wei) 經學史的研究就是經學研究，又或以為(wei) 對於(yu) 經典的注解和詮釋就構成了經學。此皆未得其實，是生活在現代的今人一種“想當然”的看法。不能正確地道出古代經學究竟是什麽(me) ，這不無反映出現代與(yu) 傳(chuan) 統的脫節，今人與(yu) 古人的疏離。經學，極重要的一點在於(yu) 對經所采取的態度和立場。經者，常也，其中載有聖人代天所立之大法，不刊之恒道，亙(gen) 天塞地、萬(wan) 古不易。對於(yu) 經的尊信和崇奉，是經學得以安立的前提。若以經典為(wei) 純粹知識研究的對象，而不認為(wei) 其是聖人之法或天理、天道的載體(ti) ，則已非古人之“經學”。在此經學的本來意義(yi) 上，可以說傳(chuan) 統經學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後便全麵瓦解。但有學者指出，這種看法“不完全符合曆史事實”，是錯誤的，並認為(wei) “由經典和經典詮釋所構成的傳(chuan) 統經學並沒有因此而中斷，經學的研究形態開始轉向學術層麵”。[1]這種批評極具代表性，在筆者看來，其中既有偏頗的成分，又有正確的成分。說其偏頗，是因為(wei) 這種批評忽視了古代經學並非完全是純粹學術化的“經典和經典詮釋”，還包含有對於(yu) 經典價(jia) 值的尊奉和信守。謂其正確，是因為(wei) 這種觀點意識到了與(yu) 20世紀急劇的世道變遷相應，經學亦已發生了重大變化，“開始轉向學術層麵”。這一變化，學界已經做出了洞若觀火的觀察，此即：用史的研究替代經學研究，從(cong) 章太炎以六經為(wei) 曆史到胡適、顧頡剛以六經為(wei) 史料，六經之價(jia) 值被徹底祛魅，成為(wei) 真偽(wei) 混雜的學術史料。[2]而經典是文化的根基，故夷經典為(wei) 史料，也就意味著將文化曆史化，而將文化曆史化的一個(ge) 問題即在於(yu) ：以科學的、考據史實的眼光看經典，則經典所載之超越具體(ti) 曆史與(yu) 事實之價(jia) 值即被解剖掉。中國哲學史學科的產(chan) 生也是將經典曆史化、文化曆史化這一潮流的產(chan) 品。

本文所說的“經學研究”，是兼含此兩(liang) 種意義(yi) ，但並非簡單地合並二者，而是以動態的、演變的眼光看待經學的變遷。從(cong) 西漢的今文經學到東(dong) 漢的古文經學，再到宋元明清的理學化的經學，其中明代末期還出現了帶有濃厚三教融匯色彩的經學，清末民國時期經學的史學化，也是經學的一個(ge) 形態。在中國學術經曆了近代轉型後，經學研究被分別置入文、史、哲等學科中，純學術性的、知識性的經學研究也就成為(wei) 常途，今人對於(yu) 經學的習(xi) 焉不察的看法也正是由此而來。正因此，在本文看來，認為(wei) 經學全麵瓦解和認為(wei) 經學並未瓦解這兩(liang) 種對立的觀點，其實都有道理，關(guan) 鍵是如何定義(yi) 各自所認定的“經學”的內(nei) 涵是什麽(me) 。而若采取動態的觀點來看，我們(men) 不妨將這兩(liang) 種不同的觀點視為(wei) 分別對應於(yu) “經學”演變的兩(liang) 個(ge) 階段。

可以說，在經曆了清廷覆滅、新文化運動等等發生在20世紀的一係列的“革命”、“運動”之後，在破壞傳(chuan) 統的凱歌高奏的同時，經學也發生了質變，本來意義(yi) 上的經學已經壽終正寢，正如中國曆史進入了新的階段，經學亦轉入一個(ge) 新的形態——史學化的經學。在新中國建立後，史學化的經學又演變為(wei) 在不同的分科中進行的純學術化研究的經學。

而當前經學研究的興(xing) 起，正昭示著純學術化研究的經學將要麵臨(lin) 進一步的轉型。在展望此轉型之前，我們(men) 先對經學研究複興(xing) 的緣由略做分析：

第一，是經學自身發展的內(nei) 在要求，是中國學術演進自我揚棄、克服片麵性的必然結果。有學者在觀察20世紀初的經學變遷時指出，當晚清民初中國曆史從(cong) 天下時代轉入民族國家時代，經學對此時代轉變做出了回應，“在今文學看來，經學就是孔子的‘一王大法’，是抽象價(jia) 值而不是具體(ti) 法度。而在一個(ge) 新的民族國家時代，最根本之處就是要重歸孔子之法，以孔子之法所表現出來的抽象價(jia) 值作為(wei) 國家構建的‘靈魂’。……在古文經學看來，經學就是堯舜以來的曆史記載，並且，這種曆史記載對後來曆代修史發生了重大影響，成為(wei) 曆史的源頭。要建立一個(ge) 新的民族國家，便必須通過對六經的曆史化解讀，尋找這個(ge) 民族的源頭所在，以曆史作為(wei) 國家構建的‘國本’。……但是，在後來的學術史發展中，今古文二家都遭到了毀滅性的打擊，今文經學為(wei) 了回歸孔子而推翻古文經典，開啟民國‘古史辨’的先聲，而古文經學夷經為(wei) 史，導夫民國以經學為(wei) 史料之先路。”[3]這段話極好地道出了清末民國經學轉型的必然性。在中國學術經曆了近代轉型後，傳(chuan) 統經學被按照西學分科而分門別類地進行研究，如音韻學、訓詁學等進入中文係，義(yi) 理之學進入哲學係，經學史進入曆史係。經學本來有著一貫圓融的知識體(ti) 係和價(jia) 值體(ti) 係，在清末民國經學轉型的過程中，摧毀了經學的價(jia) 值體(ti) 係，經學經曆了自身的懷疑和否定。[4]而在近代按照西學的分科設置中，經學的知識體(ti) 係也被打破，化整為(wei) 零。經學之“道”與(yu) “學”兩(liang) 個(ge) 層麵都分崩離析。但也應看到，正是在分科體(ti) 製下，經學研究中吸收了西方學術中的優(you) 秀成分，“研究理念得到了更新”、“引進了新的知識體(ti) 係”、“傳(chuan) 統經學中的問題在相對孤立的對象化研究中得到了深化”、“擴大了知識的範圍，為(wei) 經學、經典研究建立了一個(ge) 更高的起點”。[5]當然，經學在吸收西學的過程中，又必然產(chan) 生了一個(ge) 更為(wei) 重大的問題，此即民族文化身份認同的問題。在中西比較的過程中，中學自我認識的需求也逐漸增強，而清晰明確的文化身份意識絕不可能以西方為(wei) 是，反客為(wei) 主。這一點，2003年中國人民大學中國哲學教研室發起的關(guan) 於(yu) 中國哲學合法性的討論便是一集中體(ti) 現。現代新儒家“所苦心經營的‘中國哲學’，可以說隻是文化際的比較哲學而已。傳(chuan) 統在他們(men) 的詮釋下在某種程度上不是愈來愈清晰和讓人親(qin) 近，而是讓人更加不可理解和變得隔膜。”[6]在經學被分科化研究後，中國哲學主要對應經學之“道”的層麵、價(jia) 值義(yi) 理的層麵，這正是為(wei) 何會(hui) 率先在中國哲學界發生中國哲學合法性討論，而不是在中國古典文學或古代史中發生合法性討論的原因。這一討論反映出，在價(jia) 值體(ti) 係、文化精神的選擇上，我們(men) 仍要回到文化的源頭，而不是永無止境地沿循中西比較之路走下去，這也正是當前經學複興(xing) 所蘊含的關(guan) 鍵意涵。從(cong) 這個(ge) 角度來說，當前的經學複興(xing) 正是因應著重新樹立和奠定價(jia) 值體(ti) 係、文化精神這一需求。顯然，這一需求並非憑空產(chan) 生。經學在清末民國以來的演變，也從(cong) 來不是脫離時代的。

第二，是中國當下發展的必然要求。當前經學研究的複興(xing) ，緊承先前的國學熱和讀經討論而來，均為(wei) 傳(chuan) 統文化回歸之表現。這種發生在社會(hui) 意識領域現象的出現，正是在我國經曆了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之後，是對經濟繁榮、國力增長等社會(hui) 存在的反映。但經濟的繁榮和國力的增強，並不代表文化的繁榮，更不能直接與(yu) 合理的生活方式、良善的民族文化精神之間劃等號。在長期的西學東(dong) 漸和片麵重視經濟增長的形勢下，中國社會(hui) 遠未形成自己的文化定位，這就造成了民族文化認同的缺失，文化的貧弱仍是問題。說來也是諷刺，在清末民國章太炎、胡適等人通過以史學化的方式處理經學，從(cong) 而為(wei) 將中國塑造成一個(ge) 民族國家努力後，中國獲得了民族國家的身份，但是卻由於(yu) 史學化的做法，將經典視為(wei) 純粹的史料，而以科學的、實證的方法消解了價(jia) 值和信仰，故而，亦隨之導致了民族文化認同的缺失。[7]一方麵在曆史上獲得了民族國家的身份，一方麵在當下又缺失了民族文化的認同。經學在21世紀初的複興(xing) ，可以說正是在補偏救弊，有其內(nei) 在必然性。中華民族的核心價(jia) 值的確立、民族信仰的構造，在很大程度上都有賴於(yu) 經學的複興(xing) ，誠如經學在兩(liang) 千多年曆史上締造了我們(men) 民族的精神家園一樣。傳(chuan) 統就在我們(men) 現代人的血液之中，我們(men) 不可能逃避。中國的發展影響世界，故經學的複興(xing) 不僅(jin) 僅(jin) 在中國的複興(xing) ，而是在“天下”或“世界”的複興(xing) ，大道並無邊界。

第三，西學的刺激。據前文分析，經學在清末民國的變遷與(yu) 西學東(dong) 漸直接相關(guan) ，而當下經學研究的複興(xing) 也與(yu) 西學的刺激有關(guan) ，這種刺激尤其體(ti) 現在“詮釋學”這一媒介上。20世紀80年代，西方詮釋學理論被引入大陸學界。這一理論與(yu) 現象學的結合，在中國學界迅速引起廣泛的關(guan) 注，中國哲學的研究者都在考慮如何創建中國詮釋學的問題，如張立文先生的中國哲學邏輯結構詮釋學、湯一介的“創建中國詮釋學”的提法。需要注意的是，這一傾(qing) 向意味著學界開始極為(wei) 關(guan) 注中國經學史上源遠流長的經典注疏傳(chuan) 統。換言之，西方詮釋學的引入在很大程度上激活了學界對於(yu) 經典注疏的研究。尤其是，詮釋學中“詮釋”與(yu) “權力政治”的關(guan) 聯，使得學界對於(yu) 經學與(yu) 政治的關(guan) 係倍加關(guan) 注，這正隱含著經學研究的實踐指向。而且在關(guan) 注經典的當代價(jia) 值意義(yi) 時，研究者從(cong) 起初的“以西解中”回到了“以中國解釋中國”。回到“中國”，回到“實踐”，正是儒家經世致用精神之要求。

二、 表征：客觀化的純學術研究還是重回道統？

縱觀世紀之交大陸地區的經學研究，其複興(xing) 呈現出了多元發展的態勢。經學研究已經漸入佳境，經學在古代賴以生存的硬件基礎如書(shu) 院也如雨後春筍出現，在學術成果的產(chan) 出方麵亦取得了豐(feng) 碩的成績，而且當前的經學研究出現了尋求建立一種“新經學”的訴求。[8]當前經學研究的具體(ti) 表現，可以分述如下：

第一，各種以國學、儒學、經學命名的研究機構以及各地書(shu) 院的建立。2005年中國人民大學成立國學院，內(nei) 設經學教研室、子學教研室。自此之後，全國已經有數十個(ge) 類似的國學院、儒學院、經學研究中心等成立。就專(zhuan) 門的經學研究來說，2005年清華大學成立了經學研究中心，隨即召開第一屆經學研討會(hui) ，經學在大陸終於(yu) 正式登上了學術界公開討論的平台。在曆史上，講學是以儒學傳(chuan) 播的主要方式，而書(shu) 院則是講學活動展開的主要場所。早在春秋時期孔子即以私人身份授徒講學，到宋代理學家之以書(shu) 院講學為(wei) 主要形式，再到明代陽明士人之無處不可講學。大陸地區民間書(shu) 院的遍地開花，一方麵為(wei) 經學研究提供了場所，另一方麵也直接為(wei) 經學之社會(hui) 教化功能的發揮提供了媒介。儒學極重“師道”，自唐末以來的儒學發展表明，師道的興(xing) 衰就是儒學起伏的標識。書(shu) 院的設立之於(yu) 複興(xing) 師道當有大力存焉。

第二，各種經學史和經學研究著作的出版。在著作出版方麵，有很多博碩士論文是以經學研究為(wei) 主題，而其中最主要的是《春秋》學研究。這種以經學為(wei) 博碩士論文選題的現象在20世紀的後二十年都是極少見的，即使有也主要是出現在曆史係。但現在情況則大為(wei) 不同，不但是在曆史係、哲學係或者中文係，甚至政治學專(zhuan) 業(ye) 也有。經學的魅力俘獲了年輕一輩的“芳心”。與(yu) 此同時出現的一個(ge) 現象是，大批本來出身西學的研究者轉向中學，致力於(yu) 對古代經典和傳(chuan) 統文化的研究，呈現出“出入西學，返歸六經”的傾(qing) 向。[9]

第三，多個(ge) 大型經學史研究項目的展開。比如湖南嶽麓書(shu) 院薑廣輝教授主持的中國經學史項目，北京大學儒藏研究中心已故湯一介先生主持的中國經學史項目，中國人民大學孔子研究院張立文先生主持的中國經學史項目。而在此之前，薑教授已主持過一套《中國經學思想史》的研究計劃，這套書(shu) 共四卷，曆經十三載，已於(yu) 2010年全部出齊。在大型的經學史項目之外，各種以專(zhuan) 經為(wei) 主的研究項目更是數不勝數。如舒大剛以《中國孝經學史》為(wei) 題申報國家社科基金，已於(yu) 2013年出版，是大陸第一部《孝經》學通史著作；2015年陳壁生教授的《孝經學史》出版。[10]此外，儒藏的編纂，包括北京大學和四川大學的儒藏編纂項目以及中國人民大學的海外儒藏編纂項目，這也是促進經學研究複興(xing) 的一大助力。尤其是海外儒藏的編纂，對於(yu) 研究儒家經學在東(dong) 亞(ya) 文化圈的傳(chuan) 播與(yu) 發展，有著重大意義(yi) 。由此以進，在“東(dong) 亞(ya) 儒學”概念成立的前提下，“東(dong) 亞(ya) 經學”的研究亦可成立。

第四，專(zhuan) 門刊發以經學研究為(wei) 內(nei) 容的雜誌的出現。在仿照西方建立的現行學術分科體(ti) 製下，學術期刊對於(yu) 文、史、哲三類文章都有常設的固定欄目，但是卻並無經學研究的欄目。這一點集中體(ti) 現了經學在現有的學術體(ti) 製內(nei) 的邊緣化和尷尬位置。但隨著經學研究的複興(xing) ，大陸已經出現了專(zhuan) 門刊發經學研究文章的《中國經學》（彭林主編）和《經學研究》（幹春鬆、陳壁生主編）兩(liang) 種輯刊[11]，專(zhuan) 門刊發經學研究文章，近期還會(hui) 有複旦大學鄧秉元先生主編的《新經學》輯刊出版，這是可喜的進步。經學雜誌的出現，意味著經學研究在現有學術體(ti) 製內(nei) 的突圍。此外，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梁濤教授任主編的《國學學刊》雜誌和武漢大學國學院郭齊勇主編的《儒家文化研究》等也多刊發經學研究的文章，而陳明主編的《原道》也開始刊登經學研究的文章。確實，“原道”必然不能離開“原經”。但專(zhuan) 門的經學研究雜誌何時能入“核心期刊”的陣容則未可知，經學何時成為(wei) 真正的學術研究核心尚待我們(men) 努力。禮學研究專(zhuan) 家彭林曾在《中國經學》（第2輯）的後記中寫(xie) 道：“經過近百年的滄桑，經學已經成為(wei) 令人頗感隔膜的領域，外界對儒家經典的責難之聲也時有耳聞，《中國經學》創刊號能否為(wei) 學界所接受？始料未及的是，在短短的幾個(ge) 月中，學界的許多朋友來電、來郵件，對《中國經學》的出版感到驚喜，認為(wei) 早該有這樣一份經學研究的專(zhuan) 門刊物。……來稿之多，超乎我們(men) 的想象。除了許多經學研究的中堅酬以力作之外，各地高校的博士生也紛紛寄來文稿。”[12]這段話頗能表達學界對於(yu) 經學研究雜誌的“久旱逢甘霖”之殷殷渴盼之情。

第五，禮學研究與(yu) 實踐的興(xing) 起。三《禮》之學，素稱難治。在按照西方學術分科體(ti) 製完成學術轉型後，三《禮》之學可以說是十三經中最為(wei) 沒落者，尤其是當它被當做封建禮教而打倒後。對三《禮》之學進行研究者，主要在社會(hui) 學係、宗教學係和法學係，前二者從(cong) 社會(hui) 學、人類學、宗教學的角度進行研究，[13]而後者則主要是將西方的法與(yu) 中國古代的禮進行比較研究。當前學界出現了禮學的研究熱，[14]而學界與(yu) 民間也都同時在關(guan) 注禮儀(yi) 製度的建設。[15]我們(men) 知道，宋元明清時代，《朱子家禮》影響廣泛，主要就是在冠、昏、喪(sang) 、祭四禮方麵。孔門之教，“詩書(shu) ，執禮，皆雅言也。”（《論語·述而》）當前經學研究者開始關(guan) 注四禮方麵的研究和禮儀(yi) 製度的實踐[16]，這是儒學進一步參與(yu) 社會(hui) 層麵製度建設的基礎。最近，彭林教授等三位先生主編的《禮樂(le) 01：大學之道》[17]麵世，其主旨即在於(yu) 複興(xing) 禮樂(le) 之道的現實問題，回應一百年來的禮教與(yu) 自由之爭(zheng) 。破除一百年來關(guan) 於(yu) “禮教吃人”的錯誤看法，這是當前經學複興(xing) 的鮮明表征。

第六，儒家政治哲學研究的興(xing) 起。不論是蔣慶由公羊學立基的政治儒學，還是康曉光、秋風的儒家憲政論，抑或是幹春鬆對於(yu) 製度儒學的闡發，彭永捷對於(yu) 儒家正義(yi) 理論和人權理論的思考，貝淡寧與(yu) 白彤東(dong) 對賢能政治的省察，都是儒家政治哲學成為(wei) 一大思潮的反映。他們(men) 的深思力索都是對於(yu) 儒家經典之價(jia) 值意義(yi) 的重新發掘。一言以蔽之，對於(yu) 儒學之製度性資源的關(guan) 注是當前經學複興(xing) 的一大特色，與(yu) 禮學研究的興(xing) 起構成了互補。此製度性資源，不僅(jin) 僅(jin) 是包括政治層麵的製度和理念，亦包含了教化層麵。“隻有重新回到經典，才能在根本上疏通新的經濟之學，這是新經學的應有之義(yi) ”[18]。

第七，回歸道統的聲音與(yu) 經典的重新定位。梁濤教授提出“新四書(shu) ”與(yu) “新道統”的說法，以《論語》《禮記》《孟子》《荀子》為(wei) 當代的新四書(shu) ，以重構一種新儒學。[19]郭沂提出以“五經七典”[20]取代“四書(shu) 五經”，以此重新構建儒家核心經典係統。在曆史上，經典係統的變更意味著儒學範式的重大轉換。比如宋元明清可以視為(wei) 以《四書(shu) 》為(wei) 核心經典的時代，五經的地位相對來說就降低了。正因此，經典係統的變換，也就意味著儒家道統觀念的變更。現代學者“再創新經”[21]，提出的新經典係統能否成立，很大程度上取決(jue) 於(yu) 是否能夠建立一種超越現代新儒家的“新義(yi) 理學”，以真正回應時代與(yu) 社會(hui) 出現的問題，於(yu) 現實發揮良善的效應，僅(jin) 停留在某種學理上的周全是不夠的。

總體(ti) 說來，經學研究的複興(xing) ，不僅(jin) 表現在純學術研究層麵，亦表現在對於(yu) 經學之價(jia) 值的發揚和經學之實踐維度的伸張，不知不覺中，古老的“通經致用”理念又再次為(wei) 學界所聚焦。經學不再僅(jin) 僅(jin) 是限於(yu) 書(shu) 齋中的學院化的學術研究，而是呈現出走出書(shu) 齋、積極淑世的麵貌。近年來思想史研究的興(xing) 盛、政治儒學研究的方興(xing) 未艾、對於(yu) 現代新儒學之研究興(xing) 趣的整體(ti) 消退[22]，背後所反映的實則正是對於(yu) 經學之現實價(jia) 值的關(guan) 注，對於(yu) 脫離經典而引入西學以高談性理之儒學範式的不滿。正因為(wei) 欲發揮經學的現實價(jia) 值意義(yi) ，所以才“以史為(wei) 鑒”、關(guan) 注其在曆史上與(yu) 現實社會(hui) 政治之間的關(guan) 係，所以才積極地發掘儒學中的政治哲學內(nei) 容，所以才不再措意於(yu) 重視以性命義(yi) 理之言為(wei) 主的現代新儒學。現代新儒學的衰退實則是經學、儒學將要轉型的重大風向標。因為(wei) 現代新儒學是在中西比較的境況下產(chan) 生的，代表的正是長久占據學術界主導地位的儒學範式，當下大陸的儒學研究者對於(yu) 經學之價(jia) 值的掘發，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不滿意現代新儒學試圖以儒家嫁接而“生出”西方普世價(jia) 值的做法。有學者即說：“現在儒家要複興(xing) ，必須跟兩(liang) 百年來中國的一切思想區別開來，因為(wei) 不論是左派、右派，還是新儒家，有一點是共同的，即視西方的價(jia) 值為(wei) 普世價(jia) 值。那麽(me) ，對目前正在複興(xing) 的大陸儒家來說，不僅(jin) 要對西方價(jia) 值的問題進行反省，而且還應當從(cong) 自身的傳(chuan) 統中引出一套不同於(yu) 西方的普世價(jia) 值來，或者說，通過對傳(chuan) 統價(jia) 值的重新闡釋，使古老的價(jia) 值再次展示其普遍性來。”[23]

從(cong) 根本上來說，回歸經學，就意味著肯定儒學對於(yu) 當下時代的價(jia) 值，就是肯定儒學是當下中國諸多紛紜複雜的中西學術中的道統。[24]新的儒學道統的確立，儒學話語權的失而複得，從(cong) 根本上有賴於(yu) 經學範式的轉換，新形態的經學何時真正成型，或許僅(jin) 僅(jin) 是時間問題。

三、 意義(yi) 與(yu) 展望：走向“新經學”時代

毋庸諱言，當前的經學研究，雖然成果不少，研究者日多，但總體(ti) 說來卻仍讓人有“雜而無統”的感覺。學界很多學者都對當前的經學研究狀況表示不滿，包括已經去世的老一輩學者。如何從(cong) “雜而無統”走向“繁而有序”，乃至“盛而有統”，這正是未來的經學研究所要走過的曆程。有統就意味著要建立一種“新經學”，形成一種新的經學範式。在新範式的引導下，才能形成眾(zhong) 星拱月般的“盛而有統”態勢。

這種雜而無統，很大程度上與(yu) 當前的經學研究主要是一種經學史研究、文獻學研究有關(guan) 。仍然主要是知識性的研究，而無關(guan) 乎價(jia) 值，知識是多，價(jia) 值才是無法切割的一，前者是學與(yu) 術，後者是道，以價(jia) 值引領知識性的研究，才能使學術歸於(yu) 道，一以貫之，使學成為(wei) 係統性的、一貫性的整體(ti) 。

馮(feng) 友蘭(lan) 將中國傳(chuan) 統學術分為(wei) 子學時代和經學時代兩(liang) 個(ge) 階段，陳少明教授接著馮(feng) 氏之論謂：“如果馮(feng) 氏的這個(ge) 概括可以成立的話，那麽(me) 康有為(wei) 之後，從(cong) 思想文化的角度言，中國就進入了後經學時代。”[25]正如上文所述，這一說法過於(yu) 強調經學的斷裂。但若從(cong) 經學的連續性和傳(chuan) 承性角度來看，我們(men) 並不是身處經學徹底瓦解之後“後經學時代”，而是處在尋求經學轉型和新生、尋求建立“新經學”的時代。而認為(wei) 中國進入“後經學時代”的一個(ge) 主要論據是，當今是理性化時代，經過啟蒙的洗禮，尊經崇聖的經學思維已不再可能。但是，事實上思維的理性化並不妨礙以經典為(wei) 依歸，理性也要有安居之鄉(xiang) 。恰如帕斯卡爾所言，心靈自有理性所不能知的秘密。

嚴(yan) 格說來，如何實現由舊經學轉進至“新經學”，並不單純是人為(wei) 的理論構建問題，還須要遵守經學自身的發展規律，學術之積累與(yu) 範式之轉換並非一朝一夕可致，何況在經曆了長時期的傳(chuan) 統湮沒無聞、經學萬(wan) 籟俱寂，創建“新經學”，進入“新經學”時代更是不能操之過急。時下更應關(guan) 心的是以何種途徑通達“新經學”。

結合本文第二部分所述，關(guan) 於(yu) 現代經學研究應當采取何種策略，目前亦大略分為(wei) 兩(liang) 種：一種是采取“經學史”的傾(qing) 向，專(zhuan) 注於(yu) 經學史和專(zhuan) 經的研究，主要是知識性的研究；一種是回歸於(yu) 類似傳(chuan) 統“經學”的傾(qing) 向，主要是價(jia) 值性的研究。前者麵向過去，後者麵向當下與(yu) 未來。前者所持的經學觀是一種客觀化的經學研究，並試圖超越漢宋之別，以經學作為(wei) 客觀的研究對象，從(cong) 而將其中優(you) 秀的資源發掘出來，以為(wei) 當下之用。這種態度的背後隱含了兩(liang) 層擔憂：第一，對於(yu) 急功近利地以經學作為(wei) 噱頭從(cong) 事販賣國學的商業(ye) 開發表示擔心，認為(wei) 這會(hui) 進一步惡化儒學、經學的現有境況。[26]第二，仍然對於(yu) 經學與(yu) 政治意識形態的關(guan) 聯保持警惕，生怕這會(hui) 造成再次以封建落後的口號打倒儒家。這兩(liang) 種擔憂都不無道理，經學與(yu) “利”“祿”的結盟，必然導致經學的再次失落，這是當代經學研究者需要極為(wei) 謹慎對待的問題。但是我們(men) 又不能“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正如民國時期的經學論爭(zheng) 所顯示出的，真正對經學懷抱熱忱的經學研究者者也正是對此保持高度警惕者。[27]當然，這也提示我們(men) ，經學研究的複興(xing) ，一定要注意與(yu) 政治意識形態保持距離，以免流落至“曲學以阿世”的境地，使經學乃至儒學遭受新一輪的人為(wei) 災難，從(cong) 而使艱難抬頭的儒學再次墜入低穀，使貞下起元、於(yu) 困境中建立起大眾(zhong) 認同的儒學再次失去認同。

在筆者看來，麵向未來的第二種策略才是經學複興(xing) 的方向。當然，在經學經曆了長時間的衰落後，以史的路向研究經學仍然非常重要，尤其是考慮到在出土文獻不斷發現，以及我們(men) 對於(yu) 經學史的研究還遠遠不夠的情況。[28]但是，卻必須明了，經學史的研究絕不能代替經學的研究，前者當是為(wei) 後者服務的。求經學史之“真”是為(wei) 了更好地求經學價(jia) 值之“善”和經學之“用”。在曆史上，經學的意義(yi) 本就在於(yu) 其實踐價(jia) 值和實踐指向。具體(ti) 來說，有三個(ge) 方麵：一是政治層麵（治國平天下），一是教化層麵（齊家、美俗），對於(yu) 儒者來說，則是修身。三個(ge) 方麵可以說分別對應政治治理、倫(lun) 理教化、個(ge) 體(ti) 道德。因此，回避經學的致用價(jia) 值，而單以其為(wei) 客觀純學術研究的對象，這是有偏頗的。經學研究的真正複興(xing) ，正在於(yu) 它對於(yu) 時代的回應，能為(wei) 時代發展指出新的文化生活走向，使國人尋找到新的精神依托和價(jia) 值奠基。這是經學複興(xing) 的內(nei) 在動力，也是最終目的。價(jia) 值層麵與(yu) 學術層麵的重新結合，必然是經學研究複興(xing) 的最終指向和路徑，舍此別無旁徑。舍此而空談經學的轉型、儒學的新生，都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當然，在理性化時代價(jia) 值層麵與(yu) 學術層麵的結合絕不可能像原初意義(yi) 上尊經崇聖的經學那樣。而且，在重新附加新的價(jia) 值於(yu) 經學時，仍然無法回避對於(yu) 西方價(jia) 值的回應。在這個(ge) 角度講，因為(wei) 要從(cong) 傳(chuan) 統經學中繹出普適性價(jia) 值便完全拒斥西方價(jia) 值的做法定然是行不通的。未來的“新經學”當是吸收融匯西方文化的“新經學”。

不難預見的是，經學研究的複興(xing) 必將帶來深遠的影響，不僅(jin) 僅(jin) 是在學術層麵，更是在實踐價(jia) 值層麵。就學術層麵而言，不妨以中國哲學的研究為(wei) 例，有著原創性哲學理論的學者即指出，曆史上中國哲學的發展相伴隨的就是經典選擇範圍的變化，比如從(cong) 六經到四書(shu) ，張立文先生自覺地以《國語》為(wei) 經典，其和合學正是以此為(wei) 基礎。[29]這體(ti) 現出，中國哲學的發展也在回歸原典、回歸經典。未來將出現的富有原創性的中國哲學理論，要達到一定的高度，取得很大範圍內(nei) 的認可，其與(yu) 儒家經學的相關(guan) 度是一個(ge) 衡量標準。朱熹之理學與(yu) 四書(shu) 水乳交融，未來的中國哲學也必定要以經典為(wei) 依托。拋開經典而以西方哲學概念命題來劃分和演繹中國哲學的做法逐漸走入斷港絕潢。就實踐價(jia) 值層麵而言，隨著儒家政治哲學的興(xing) 起、禮學及其實踐的興(xing) 起、民間和官方合力推行的儒家經典教育的推行，儒家經學在製度建構方麵的資源必定得到進一步的激活，儒家經學參與(yu) 到中國社會(hui) 與(yu) 政治的轉型與(yu) 發展中、參與(yu) 到中華民族價(jia) 值觀、精神文明的塑造和建設中絕非癡人說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