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創設的農(nong) 村小額扶貧“銀行”

作者：吳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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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孔子二五六九年歲次戊戌五月廿二日戊戌

         耶穌2018年7月5日

王安石變法期間，推行“青苗法”，即國家成立農(nong) 村小額扶貧銀行，向農(nong) 民提供小額低息扶貧貸款。這樣，政府可以通過放貸賺取每年20%的利息，農(nong) 民在急需用錢的時候有低息的官錢可借，因而也可免於(yu) 被放高利貸的富豪盤剝。

然而，青苗法的推行卻讓老百姓苦不堪言，因為(wei) 青苗法是作為(wei) 一項行政任務層層派發下來的，地方官府為(wei) 了完成放貸（這意味著有利息收）的任務，則利用權力強行攤派貸款，即使沒有貸款需要的富戶也被迫借貸。官吏還擅自提高青苗錢的利率，從(cong) 20%提高到40%。貸款放出去之後，到期之後，官府催繳本息，又刻不容緩，分文不能少，導致貧民不得不“伐桑為(wei) 薪以易錢貸。旱災之際，重罹此苦”。

由於(yu) 官方的青苗法以失敗收場，南宋的士紳群體(ti) 意識到必須擔起造福鄉(xiang) 裏之責，建立民間的自我救濟體(ti) 係，這樣，鄉(xiang) 人在遇到凶歲饑荒時也不必全然依賴於(yu) 有司。他們(men) 創造出一種新的救濟組織——社倉(cang) 。

曆史上第一個(ge) 社倉(cang) ，由南宋士紳魏掞之在紹興(xing) 二十年（1150年）創立於(yu) 福建招賢裏。稍後（1168年），魏掞之的好友朱熹也在福建的五夫裏設立社倉(cang) 。按照朱子的設計，社倉(cang) 大體(ti) 上是這麽(me) 運作的：

由地方政府先墊付一定數額的大米作為(wei) 貸本，“富家情願出米作本者，亦從(cong) 其便”。社倉(cang) 每年在青黃不接的五月份放貸，每石米收取息米二鬥，借米的人戶則在收成後的冬季納還本息。等收到的息米達到本米的十倍之數時，社倉(cang) 將貸本還給地方官府或出本的富戶，此後隻用息米維持借貸斂散，不再收息，隻是每石米收取三升耗米，以彌補倉(cang) 米的損耗。

在朱子的規劃中，社倉(cang) 由地方士紳組織並管理；人戶是否參加結保也采取自願原則，“如人戶不願請貸，亦不得妄有抑勒”。抑勒，就是強製、攤派的意思。不過人戶“入保”有資格審查：“產(chan) 錢六百文以上及自有營運，衣食不闕，不得請貸”，也就是說，有財力的人家不能申請社倉(cang) 的救濟。有的社倉(cang) 還規定，“細民無田者不得預也”，將放貸對象限定在具備一定還貸能力之人的範圍內(nei) ，這是出於(yu) 保障倉(cang) 本安全的考慮。平心而論，社倉(cang) 不是慈善機構，而是民間的互助性自組織，這麽(me) 規定也是合理的。

說到這裏，我們(men) 會(hui) 發現，從(cong) 社倉(cang) 的功能來看，它和王安石的青苗法差不多，都類似於(yu) 今日一些社會(hui) 賢達所辦理的農(nong) 村小額信貸。然而，朱子社倉(cang) 的立意與(yu) 操作，都跟青苗法大不相同。

王安石設青苗法，與(yu) 其說是為(wei) “濟民困”，不如說是為(wei) “富國用”，這就可以理解為(wei) 什麽(me) 它要收取高達20%的年息；青苗法又由官府推行，用朱熹的話來說，“其職之也，以官吏而不以鄉(xiang) 人士君子”，官吏不僅(jin) 品行不如士君子，且手握權柄，而權力是可以用來壓榨民脂的，因此，官吏在執行過程中，不但將年息提高到40%，且強行攤派，將青苗法搞成了典型的“害民之法”。

朱熹的社倉(cang) ，則顯然具有NGO的性質，其運作保持獨立於(yu) 官方權力係統之外，地方官員隻在放貸及還貸時應邀前往監督，對社倉(cang) 的運作並不能幹預。朱熹相信，隻要“官司不得抑勒，則（社倉(cang) ）亦不至搔擾”。

淳熙八年（1181年），朱熹上奏朝廷，建議在全國推行社倉(cang) 之法。宋孝宗采納了朱熹之議，下詔推廣社倉(cang) ，四五十年下來，朱子社倉(cang) 已“落落布天下”。然而，社倉(cang) 在獲得官府青睞的過程中，隨著國家權力的介入越來越深，這一NGO組織也慢慢變質，最後居然成了“領以縣官，主以案吏”的官辦機構，並且跟青苗法一樣暴露出“害民”的弊病。南宋末的理學家林希逸說，“曾未百年，此法（指朱子社倉(cang) ）亦敝，非蠧於(yu) 官吏，則蠧於(yu) 豪家。”

值得指出的是，“蠧於(yu) 官吏”的危害無疑更甚於(yu) “蠧於(yu) 豪家”，因為(wei) 官吏掌握著“豪家”所沒有的國家權力。時人俞文豹描述了南宋晚期社倉(cang) “蠧於(yu) 官吏”的情形：一方麵官府強製征收倉(cang) 米，另一方麵又將倉(cang) 米挪作他用，即使遇到荒年，也“未嚐給散”，沒有借貸給貧民。

於(yu) 是有了朱熹“再傳(chuan) 弟子”黃震對廣德軍(jun) 社倉(cang) 的改革。廣德軍(jun) 社倉(cang) 是一個(ge) 官辦社倉(cang) ，剛設立時還有點朱子遺意，到黃震於(yu) 鹹淳四年（1268年）任廣德軍(jun) 通判時，發現這裏的“社倉(cang) 一年富於(yu) 一年”，而“鄉(xiang) 民一年窮於(yu) 一年”，地方官視社倉(cang) 為(wei) 斂財工具，小民則“以為(wei) 社倉(cang) 不除，皆當逃避他郡”。對此，黃震提出“請照本法（朱子社倉(cang) 之法）一切歸之民”的改革主張，即恢複社倉(cang) 的NGO本色，委任地方士紳掌管倉(cang) 米的借貸，官方隻負責監督社倉(cang) “照官秤公平出貸”，而不準插手社倉(cang) 的具體(ti) 運作。

黃震的社倉(cang) 改革方向當然是對的。宋代社倉(cang) 原本就是由士紳發起於(yu) 民間、並且在士紳主持下運作良好的社會(hui) 自組織，又何必要官府插上一腳？朱熹的另一位再傳(chuan) 弟子王柏說得好，“朱子社倉(cang) 的放貸還貸，由地方的士紳耆老‘公共措置’，州縣官不須幹預抑勒。這項原則，應為(wei) 社倉(cang) 推行者‘所當共守也’。”

責任編輯：柳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