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董仲舒社會(hui) 治理思想的時代價(jia) 值

作者：劉百淞

來源：作者授權伟德线上平台首發

時間：孔子二五六九年歲次戊戌五月十九日乙未

            耶穌2018年7月2日

【作者按】

這篇文章的撰寫(xie) 動機在於(yu) 回應朱永嘉先生對董仲舒思想的批判。眾(zhong) 所周知，朱永嘉先生是前三十年不斷革命論的信仰者、堅守者和踐行者，在學界享有很高的聲譽。與(yu) 庸俗的反儒者有所不同，朱永嘉先生敢於(yu) 堅持“評法批儒”的革命路線，徜徉於(yu) 曆史海洋，評古論今，為(wei) 有識之士提供了另一套可供參照的理論。以往有人提過，誰能把秦始皇和陳勝吳廣同時抓在自己手裏，誰就能真正做到古為(wei) 今用，活學活用。本文粗略梳理曆史材料，以董仲舒社會(hui) 治理思想的時代價(jia) 值作為(wei) 切入點，在秦始皇和陳勝吳廣之間橫亙(gen) 一個(ge) 董仲舒，藉以說明“漢家自有製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的曆史邏輯。本文的刪節版作為(wei) 會(hui) 議論文提交給“2018中國•衡水董仲舒國際會(hui) 議”，祈請方家斧正。

【正文】

朱永嘉著《論李贄》，中國長安出版社2018年

漢興(xing) 六十餘(yu) 年，“強國家”的暴力機器日趨完備，財富積累，貧富兩(liang) 極分化愈演愈烈，外敵侵擾有增無減。改革呼之欲出。武帝勵精圖治，廣泛征求治國理政的建議。董仲舒以儒生的身份呈上《天人三策》，武帝擇其精要而從(cong) 之。一個(ge) 全新而強大的時代到來了。董仲舒在第三策中提到“道之大原出於(yu) 天，天不變，道亦不變”。這句話對後世產(chan) 生了深遠影響。學者從(cong) 宗教學、哲學、政治學、社會(hui) 學等角度對其闡發或批判。在現代學者的質疑聲中，朱永嘉先生顯得尤為(wei) 突出。他十分欣賞李贄對董仲舒的批評。李贄在《史綱評要》中指出：“‘道之大原出於(yu) 天’，誤盡宋儒。命猶令也。豈不冤哉？讀古書(shu) 者氣善諸。”[1]平心而論，李贄為(wei) 了清除“存天理，滅人欲”的社會(hui) 影響力，否定道學家的修養(yang) 工夫，不得不追根溯源，將病因歸結到董仲舒那裏。董仲舒“誤盡宋儒”，似乎成了定案。果真如此？我們(men) 必須與(yu) 董仲舒的社會(hui) 治理思想同頻共振，以期得到正確答案。

一

董仲舒之所以光彩奪目，就在於(yu) 他看清了國家治理的混亂(luan) 、社會(hui) 治理的缺失、儒生的缺位。從(cong) 國家製度層麵來講，漢承秦製，將其推向了極致；從(cong) 觀念形態領域來講，奉行黃老之術，與(yu) 民休息。民生有所改善。水漲船高，一些權貴驕奢淫逸，與(yu) 民爭(zheng) 利，胡作非為(wei) 。地方勢力厲兵秣馬，糾集亡命之徒，大搞獨立王國，覬覦天子之位。天子恩澤被這些中間環節榨幹。民眾(zhong) 隻能忍受橫征暴斂。貧富兩(liang) 極分化不可避免。

對於(yu) 最高統治者而言，諸多不利因素羼雜在一起，製造了一起又一起混亂(luan) 。原先，以黃老之術作為(wei) 官方意識形態，以刑名法術作為(wei) 治理技藝，尚能發揮積極作用。然而階段性的成就並不能挽回頹勢。當一個(ge) 王朝，自上而下，都沉寂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幻覺之中，都不願自覺擔負起禮義(yi) 廉恥的社會(hui) 責任，那麽(me) 它的上層建築就會(hui) 變成泥足巨人，隻要根基鬆動，就會(hui) 渾然倒塌。

武帝非常具有憂患意識。怎麽(me) 辦？唯有革故鼎新。就當時的大環境而言，各家都有改革方案。應該選擇哪一家？這就要看哪一家能從(cong) 整體(ti) 上化解當時的社會(hui) 危機。民眾(zhong) 有欲求，民眾(zhong) 要生存。這是事實，不容回避。統治者應當正視民眾(zhong) 欲求，為(wei) 民眾(zhong) 的生存和發展創造有利條件。

或許有人會(hui) 問：儒家不是提倡“養(yang) 心莫善於(yu) 寡欲”嗎？寡欲甚至無欲，理應成為(wei) 人生境界，沒有必要討論“同民所欲”。其實，這是一種極具代表性的錯誤觀點。麵對權貴鋪張浪費，驕奢淫逸，儒家勸誡他們(men) 節製欲望，過合乎理性的生活；麵對民眾(zhong) 饑寒交迫，顛沛流離，儒家呼籲統治者廣施仁政，體(ti) 察民艱，同時借助家族、鄰裏和社會(hui) 的力量，確保大家共渡難關(guan) 。同樣是一個(ge) “欲”字，不同身份的人對它有著不同的展現。權貴可以做到“食前方丈”，聲色犬馬，無所不用其極。對此，有必要講清楚“養(yang) 心莫善於(yu) 寡欲”的積極作用。放眼望去，麵有菜色，路有餓殍，民眾(zhong) 連“藜藿之羹”都吃不飽，何談仁義(yi) 禮智信？對此，儒家必須推進“先富而後教”和“厚生”的社會(hui) 治理。

後人曲解宋儒講的“天理人欲之辨”，用一種非彼即此的對立思維對其加以重新解釋，並將這種偏見錯誤地運用在社會(hui) 生活之中，由此引發了許多尖銳衝(chong) 突。須知，“存天理，滅人欲”是有具體(ti) 涵義(yi) 的。對君子而言，“去一分人欲，則入一分天理”，這是道德自覺；對普通人而言，“百姓日用而不知”更有實效。如果強行將君子的道德自覺用來鉗製普通人的言行舉(ju) 止，甚至將最高的道德境界作為(wei) 標準，藉以壓迫民眾(zhong) ，那無異於(yu) “以理殺人”。這是道學的流弊，也是宋儒不願意看到的。

自古以來，有一種不對等的論辯方式經常被某些人利用，那就是先歪曲對方的觀點，而後以泰山壓頂之勢將所歪曲的觀點打碎，接著宣稱已經駁倒對方的觀點。董仲舒和他的學術思想也經曆了這樣的厄運。有些人師心自用，斷章取義(yi) ，誤以為(wei) 董仲舒忽視民眾(zhong) 的欲求，一味地強調仁義(yi) 道德。這種說法正確嗎？不對！這是後人對先賢的誣蔑。

蘇輿撰《春秋繁露義(yi) 證》，中華書(shu) 局新編諸子集成本

事實上，董仲舒非常重視民眾(zhong) 的欲求，並從(cong) 經典詮釋的高度對此加以辯護。在他看來，《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承載了天下道義(yi) ，其中一項就是“親(qin) 近來遠，同民所欲”（《春秋繁露•十指》），君子撥亂(luan) 反正開太平，離不開民眾(zhong) 的支持，離不開“吉凶與(yu) 民患”的擔當精神，離不開家國天下的有序推進。在撰述《春秋董氏學》的過程中，康有為(wei) 及其弟子發現董仲舒與(yu) 孔孟有著內(nei) 在一致性，那就是“同民所欲”。康有為(wei) 指出：“孟子樂(le) 以天下，憂以天下，樂(le) 貨勇色園囿池沼，皆與(yu) 民同。同民所欲，孔子之至義(yi) 也。”[2]相比之下，那些漠視民眾(zhong) 欲求、片麵追求功利的人，就是名教之罪人。苛政、貪官汙吏和秩序混亂(luan) 對民眾(zhong) 造成了極大的傷(shang) 害。誰能扭轉局麵，誰就會(hui) 得到民眾(zhong) 的擁護。

後人對董仲舒的指責，在很大程度上源於(yu) 對“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的誤讀。結合具體(ti) 語境，這兩(liang) 句話是講給江都易王劉非聽的。江都易王劉非勇猛過人，自比齊桓公、越王勾踐，勸說董仲舒輔佐自己成就霸業(ye) 。作為(wei) 天子任命的江都相，董仲舒恪守綱常，義(yi) 正辭嚴(yan) ，向江都易王講述了道義(yi) ，指出：“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霸，為(wei) 其先詐力而後仁義(yi) 也。苟為(wei) 詐而已，故不足稱於(yu) 大君子之門也。”（《漢書(shu) •董仲舒傳(chuan) 》）這裏講的“誼”，可以解釋為(wei) “義(yi) ”。它不僅(jin) 是道德條目，而且還是等級製度、分配機製、行為(wei) 準則。隻要不折不扣地按照“誼”推進實踐，就能確保相應的利益。作為(wei) 諸侯王，江都易王驕奢狂妄，企圖憑借詐力成就大業(ye) 。這種想法本身就是大逆不道。董仲舒在關(guan) 鍵時刻堅守政治規矩，極力勸阻，充分體(ti) 現了儒生的高風亮節。

當然，朱永嘉先生很難讚成這種說法。在他看來，“故在人們(men) 的日常生活中，隻講道義(yi) ，不講功利，實際上與(yu) 人的行為(wei) 不可能一致。即使是公益，亦還是有利益在內(nei) ，公益也有範圍，當然它與(yu) 小團體(ti) 的私利不同，私利與(yu) 公益是有區別的。李贄謂董仲舒誤了宋儒，認為(wei) 他把天道與(yu) 社會(hui) 倫(lun) 理混為(wei) 一談，使宋儒因而誤入歧途。人的生存與(yu) 情欲同在，天理何以能泯滅人之欲念呢？結果造成道學虛偽(wei) 的一麵。”[3]這種說法，其實是對董仲舒原話的曲解。持有類似看法的不乏其人，顏元在解讀《大學》所謂“以義(yi) 為(wei) 利”時，就指出：“孟子極駁‘利’字，惡其掊克聚斂者耳。其實義(yi) 中之利，君子所貴也。後儒乃雲(yun) :‘正其誼不謀其利’，過矣！宋人喜道之，以文其空疏無用之學。予嚐矯其偏，改雲(yun) ：‘正其誼以謀其利，明其道而計其功。’”（《四書(shu) 正誤》）顏元力主習(xi) 行，推崇功利，故而抨擊董仲舒的義(yi) 利觀。這是情有可原的。

與(yu) 顏元的學術旨趣不同，朱永嘉先生承續不斷革命的學術傳(chuan) 統，致力於(yu) 否定天道、解放社會(hui) 倫(lun) 理。他對李贄深表欽佩，讚成將天道與(yu) 社會(hui) 倫(lun) 理打成兩(liang) 截，為(wei) 平等、覺悟、覺悟等觀念深入人心開辟道路。從(cong) 這種價(jia) 值訴求出發，閱讀董仲舒的著述，就會(hui) 覺得裏麵充滿了問題。姑且不論“人之為(wei) 人本於(yu) 天”有什麽(me) 宗教學意蘊，我們(men) 先討論民眾(zhong) 欲求是如何影響國家治理的。董仲舒要求最高統治者準確把握民眾(zhong) 好惡，精準施策，確保社會(hui) 生活有條不紊，指出：

李贄作品

民無所好，君無以權也；民無所惡，君無以畏也；無以權，無以畏，則君無以禁製也；無以禁製，則比肩齊勢，而無以為(wei) 貴矣。故聖人之治國也，因天地之性情、孔竅之所利，以立尊卑之製，以等貴賤之差，設官府爵祿，利五味，盛五色，調五聲，以誘其耳目；自令清瘺昭然殊體(ti) ，榮辱踔然相駁，以感動其心；務致民令有所好，有所好，然後可得而勸也，故設賞以勸之；有所好，必有所惡，有所惡，然後可得而畏也，故設罰以畏之；既有所勸，又有所畏，然後可得而製；製之者，製其所好，是以勸賞而不得多也；製其所惡，是以畏罰而不可過也；所好多，則作福；所惡多，則作威；作威則君亡權，天下相怨；作福則君亡德，天下相賊。故聖人之製民，使之有欲，不得過節；使之敦樸，不得無欲；無欲有欲，各得以足，而君道得矣。國之所以為(wei) 國者，德也；君之所以為(wei) 君者，威也。故德不可共，威不可分。德共則失恩，威分則失權，失權則君賤，失恩則民散，民散則國亂(luan) ，君賤則臣叛。是故為(wei) 人君者，固守其德，以附其民；固執其權，以正其臣。（《春秋繁露•保位權》）

一切都要從(cong) 實際出發。民眾(zhong) 有好惡，這是事實。最高統治者無法徹底消滅民眾(zhong) 的好惡，隻能循序善誘，加以利用，使其成為(wei) 維護統治秩序的有利保障。因為(wei) 隻有善於(yu) 利用民眾(zhong) 的喜好，才能進行權力運作；隻有善於(yu) 掌控民眾(zhong) 的憎惡，才能進行懲戒引導。在國家機構設置上，突出分工合作，明確上下級的權責，給那些德才兼備的儒生提供上升的途徑。儒生是國家治理的鮮活力量。一家一姓，隻憑借權貴的強大力量，是無法搞好國家治理的。隻有建立健全人才選拔機製，不斷用新鮮血液衝(chong) 散那些導致國家機構淤塞的腐朽力量，才能迎來政治建設的全麵發展。董仲舒對《尚書(shu) •洪範》中的“惟辟作威，惟辟作福”有著深刻理解。毋庸置疑，作為(wei) 最高統治者的大權，“威”和“福”是一體(ti) 兩(liang) 麵的。民眾(zhong) 的言行舉(ju) 止合乎道義(yi) ，就要予以獎勵，這是“作福”；民眾(zhong) 的言行舉(ju) 止違背道義(yi) ，就要予以懲罰，這是“作威”。假如美德不受獎勵，惡德不受懲罰，那麽(me) 民眾(zhong) 就會(hui) 不明是非，肆無忌憚，衝(chong) 決(jue) 一切社會(hui) 公德。原先的統治秩序就會(hui) 蕩然無存。一家一姓就會(hui) 丟(diu) 掉江山社稷。

從(cong) 社會(hui) 治理的角度來看，民眾(zhong) 需要禮義(yi) 。因為(wei) 禮義(yi) 能夠大家創造良好的社會(hui) 秩序。先賢告誡大家，人之所以能夠在複雜多變的自然環境中脫穎而出，就在於(yu) “人能群”。這裏講的“群”，不是人們(men) 聚集在一起，形成龐大的規模效應，而是指民眾(zhong) 能夠按照一定的倫(lun) 常安排彼此之間的關(guan) 係，形成人類社會(hui) 。儒家和法家對“群”有不同的看法。儒家理解的“群”是“個(ge) 人→家庭→國家→天下”的逐次擴充的格局；法家理解的“群”是君主統治下的臣民不斷開拓生存空間的動態過程。前者勢必強調推己及人，將德性貫穿於(yu) 家國天下，使之生機盎然；後者勢必富國強兵，將功利視為(wei) 一切工作的生命線。在儒家的“群”裏，社會(hui) 擁有廣闊的天地；在法家的“群”裏，社會(hui) 無立錐之地。

漢承秦製，法家為(wei) “強國家”創造了前所未有的恢宏局麵。既然談到“強國家”，就要明白“強國家”是相對於(yu) “弱民”而言的。從(cong) 商鞅開始，法家就將“國”與(yu) “民”視為(wei) 一對矛盾，認為(wei) “民弱國強，國強民弱。故有道之國，務在弱民。樸則強，淫則弱。弱則軌，淫則越誌。弱則有用，越誌則強。故曰:以強去強者，弱；以弱去強者，強。”（《商君書(shu) •弱民》）法家看到了“弱民”的實際好處，那就是民眾(zhong) 質樸無華，遵從(cong) 法紀，勇於(yu) 公戰，為(wei) 最高統治者盡心竭力開創功業(ye) 。在法家的心目中，禮樂(le) 製度的功用甚微，不如法紀來得實在。因而最高統治者必須頒布法度，讓民眾(zhong) 老老實實地呆在他們(men) 所處的等級地位，克服貪生怕死、安於(yu) 現狀的毛病，激發勤於(yu) 農(nong) 事、參軍(jun) 作戰的勇氣，在建功立業(ye) 的前提下改變自己的命運。最高統治者要想把民眾(zhong) 綁上功利的戰車，就必須消滅社會(hui) ；要想消滅社會(hui) ，就要從(cong) 拆散家族開始。隻有廢除規模龐大的家族，才能將民眾(zhong) 從(cong) 禮樂(le) 製度中抽離出來，使其成為(wei) 實現功利的有效工具。沒有了社會(hui) ，遠離了家族，民眾(zhong) 極易陷入貧困、弱小和屈辱的境地。商鞅的精辟論述至今發人深思，即所謂“民，辱則貴爵，弱則尊官，貧則重賞。以刑治民，則樂(le) 用；以賞戰民，則輕死。故戰事兵用曰強。”（《商君書(shu) •弱民》）此時，最高統治者就要及時發揮賞罰的積極作用，從(cong) “弱民”走向“強國”。這是法家的魅力所在，也是秦製之所以被後世沿襲的根本原因。

不過，法家始終無法走出曆史的怪圈。法家通過“弱民”實現“強國”，獎勵耕戰，開疆擴土，為(wei) 建立統一強大的王朝做了準備工作，其中包括通過法令明確每一個(ge) 人的地位、職責和所有權。但是，它無法向最高統治者兌(dui) 現“天下大治”的諾言，隻能用強權和暴力維持統治秩序。誠如姚中秋先生所言：“強大的國家力量固可以讓民眾(zhong) 恐懼，民眾(zhong) 被迫服從(cong) 。然而一旦這種強製威懾力略有弱化，利己為(wei) 惡之心就會(hui) 爆發。而且，這些為(wei) 利所驅動之人一定覬覦權力本身，因為(wei) ，在權力控製一切的社會(hui) 中，權力就是最大的利益，因其可以產(chan) 生全部其他利益。”[4]有些學者主張“立善法”以實現長治久安。當然，還需要“奉法者”努力踐行。不過，法家的嚴(yan) 刑峻法並不是真正的法治。因為(wei) 法紀森嚴(yan) ，民眾(zhong) 深陷其中，無力自拔，隻求幸免於(yu) 難，而不敢有所作為(wei) 。一旦“人亡政息”，再多的法紀都是形同虛設，整個(ge) 國家難免陷入混亂(luan) 。

連環畫《陳勝鬥孔鮒》(甘肅版)，1976年

陳勝吳廣起義(yi) ，伐無道，誅暴秦，擔負起天下道義(yi) 。孔鮒前去輔佐，充分彰顯了儒生的風骨。兩(liang) 千多年後，有些人出於(yu) 特殊目的，編排《陳勝鬥孔鮒》的戲劇，企圖篡改曆史，遮蔽孔鮒對陳勝的規勸。然而他們(men) 並沒有達到預期目的。

漢武帝集思廣益，推崇儒術，極力開啟一個(ge) 全新的時代。董仲舒建言獻策，再次彰顯了儒生的風骨。時至今日，有些人依舊冥頑不靈，在“去中國化”的錯路上越走越遠，抹煞漢武帝的文治武功，回避那段曆史對中華民族的浸潤，否認董仲舒社會(hui) 治理思想的時代價(jia) 值。殊不知，爾曹身與(yu) 名俱滅，不廢長江萬(wan) 古流。

二

儒生講求實學，反對標簽化的處理方式。近四十年來，學界盛行一種畸形的批判方式，將現實問題歸結為(wei) 秦製的遺毒，順帶歪曲儒學而後鞭撻，進而為(wei) 西方價(jia) 值的長驅直入掃清障礙。這種勞動密集型的學術搬運工作收效甚微。須知，秦製的優(you) 點很多，最為(wei) 突出的莫過於(yu) 牢固樹立中央權威，維護統一局麵，為(wei) 社會(hui) 生產(chan) 的有序開展創造了穩定的局麵。當然，它的缺點也不少。在秦製的統治模式中，“強國家”扼殺了社會(hui) ，成為(wei) 一端獨大的終極力量。沒有社會(hui) ，就不會(hui) 有社會(hui) 治理；沒有社會(hui) 治理，任何標榜“朕為(wei) 始皇帝，後世以計數，二世三世至於(yu) 萬(wan) 世，傳(chuan) 之無窮”的美好夙願都會(hui) 被“二世而亡”的事實無情嘲弄。

董仲舒心係天下蒼生，力求皇圖永固，向最高統治者建議：應當德威並重——用德行感召民眾(zhong) ，以威權管束官吏——民眾(zhong) 得到了實實在在的好處，官吏心中有戒尺，守規矩，知權責，盡心竭力報效朝廷。可以說，重回家庭，重建社會(hui) ，重新喚起所有人的道德良知，是董仲舒等人的曆史任務。不這樣做，就無法稀釋秦製的政治毒素，就無從(cong) 談及社會(hui) 治理，就無力改善民生，讓民眾(zhong) 享有更多的獲得感。

最高統治者需要儒生推進社會(hui) 治理。因為(wei) 他們(men) 明白這樣的道理——要想國祚長久，就要激發社會(hui) 活力；要想激發社會(hui) 活力，就要從(cong) 改善民生入手。

陳煥章著《孔門理財學》英文版

改善民生，讓老百姓擺脫貧困，走向富裕，是往聖前賢的真情實意。儒家的理財觀至今依然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周易•係辭下》有言：“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為(wei) 非曰義(yi) 。”民眾(zhong) 脫貧致富，這是合理欲求。如何脫貧致富，這需要道德倫(lun) 理的約束。沒有約束，一切向錢看，一切以錢作為(wei) 衡量標準，就會(hui) 把人引入禽獸(shou) 不如的歧途。因而必須樹立正確的理財觀念。以前，許多人以為(wei) “理財”是現代人的構想。其實不然。陳煥章在《孔門理財學》中指出：“孔子為(wei) 官員與(yu) 士人階層、廣大的庶民階層規定了兩(liang) 條原則，分別為(wei) ：位居社會(hui) 上層的官員與(yu) 士人，倫(lun) 理活動先於(yu) 理財活動；而處於(yu) 社會(hui) 低層的庶民階層，則是理財活動先於(yu) 倫(lun) 理活動。而如果我們(men) 從(cong) 一開始就清楚地懂得孔子的原則，那麽(me) ，我們(men) 將避免對該原則在理解上的混亂(luan) 。”[5]這是對“先富後教”的準確詮釋。它有助於(yu) 今人全麵認識儒家思想。

儒家信奉“先富而後教”的基本原則。局部領域的“先富”是社會(hui) 進步的實績，它為(wei) “後教”創造了先決(jue) 條件。整肅形形色色的利益集團，杜絕團夥(huo) 幫派對社會(hui) 財富的聚斂，消除“先富”的社會(hui) 群體(ti) 與(yu) 普通民眾(zhong) 之間的心理落差，這是困擾許多朝代的實際問題。誠如唐甄所言：“財者國之寶也，民之命也。寶不可竊，命不可攘。聖人以百姓為(wei) 子孫，以四海為(wei) 府庫，無有竊其寶而攘其命者。是以家室皆盈，婦子皆寧。反其道者，輸於(yu) 悻臣之家，藏於(yu) 巨室之窟，蠹多則樹槁，癰肥則體(ti) 敝，此窮富之源，治亂(luan) 之分也。”（《潛書(shu) •富民》）縱觀《史記》和《漢書(shu) 》的記載，漢初政治舞台上湧現出一大批佞幸，他們(men) 依仗皇帝恩寵，肆意聚斂，惹得天怒人怨。相比之下，那些沒有資格進入史官視野的貪婪之徒更是多如牛毛。權貴操控公權力，不放過任何機會(hui) ，大肆搜刮；富人攀龍附鳳，躋身於(yu) 驕縱的行列。這些人占據總人口的極少數，卻控製了絕大多數的財富。民眾(zhong) 被壓迫得喘不過氣。當一個(ge) 王朝走進它的中期的時候，財富就會(hui) 向權力金字塔的頂端噴湧，“人之道損不足以補有餘(yu) ”就會(hui) 變成常態。窮人的數量越來越多，占據的財富越來越少，走投無路，就鋌而走險，淪為(wei) 強盜；富人的數量不多，占據的財富越來越多，利欲熏心，恣意妄為(wei) ，變成暴徒。貧富之間的矛盾不可避免。強盜與(yu) 暴徒發生衝(chong) 突，王朝的統治秩序就會(hui) 徹底崩潰。董仲舒對此深感憂慮，指出：

孔子曰：“不患貧而患不均。”故有所積重，則有所空虛矣。大富則驕，大貧則憂，憂則為(wei) 盜，驕則為(wei) 暴，此眾(zhong) 人之情也。聖者則於(yu) 眾(zhong) 人之情，見亂(luan) 之所從(cong) 生，故其製人道而差上下也，使富者足以示貴而不至於(yu) 驕，貧者足以養(yang) 生而不至於(yu) 憂，以此為(wei) 度而調均之，是以財不匱而上下相安，故易治也。今世棄其度製，而各從(cong) 其欲，欲無所窮，而俗得自恣，其勢無極，大人病不足於(yu) 上，而小民羸瘠於(yu) 下，則富者愈貪利而不肯為(wei) 義(yi) ，貧者日犯禁而不可得止，是世之所以難治也。（《春秋繁露•度製》）

以前，一些學者片麵強調效率優(you) 先，不敢針砭時弊，隻敢反複上演“荊軻刺孔子”的鬧劇，將效率低下歸罪於(yu) 到儒家，認為(wei) 孔子講的“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就是罪魁禍首，給它戴上平均主義(yi) 的帽子，對它進行汙名化處理。這令許多人望而生畏。時移世易，正反兩(liang) 方麵的經驗和教訓曆曆在目。孔子思想得到了重新評價(jia) 。平均主義(yi) 的帽子被摘掉。由此延伸到重新研究董仲舒的“調均”的治理技藝。

董仲舒的“調均”遵循儒家的人道原則，在國家內(nei) 部實行上下差等的製度，著力消除貧富兩(liang) 極分化。我們(men) 不能將董仲舒的“調均”誤解為(wei) 殺富濟貧，或者是搞平均主義(yi) 。在董仲舒那裏，“調均”是有度的，即所謂“使富者足以示貴而不至於(yu) 驕，貧者足以養(yang) 生而不至於(yu) 憂”。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讓富人享有榮譽感，而非意味驕縱；讓窮人享有生存和發展的權利，不必為(wei) 衣食住用行發愁。

用“度製”消除貧富兩(liang) 極分化，是董仲舒潛心鑽研儒術的結果。沒有“度製”，就會(hui) 亡國。最高統治者不願看到這幅場景。破壞“度製”，就會(hui) 滋生腐敗。大人像碩鼠一樣貪得無厭。小民饑寒交迫。久而久之，任何仁義(yi) 道德和法律禁令都將失去效用。因而必須確立“度製”，推進社會(hui) 治理。改善民生，穩固統治基礎。在“四民”之中中，農(nong) 民的力量不容小覷。王亞(ya) 南先生指出：“農(nong) 民是在土地上生根的，一切倫(lun) 常交易，一切“安分守己”、“安土重遷”的大道理，是要他們(men) 能繼續在土地上生存下去才能發揮作用。他們(men) 一旦因著四麵八方的壓迫榨取而從(cong) 土地上“遊離”出來，而變為(wei) 所謂浮浪者、遊食遊民；以前所有的社會(hui) 思想的羈絆，便不再對他們(men) 發生效用了。”[6]緩解社會(hui) 矛盾，加強社會(hui) 風險評估與(yu) 治理研究，就要深刻認識“不與(yu) 民爭(zheng) 利”的必要性。為(wei) 了維護統治秩序，緩和統治集團與(yu) 民眾(zhong) 之間的矛盾，董仲舒旁征博引，對這一觀念展開全麵論述，指出：

孔子曰：“君子不盡利以遺民。”《詩》雲(yun) ：“彼其遺秉，此有不歛穧，伊寡婦之利。”故君子仕則不稼，田則不漁，食時不力珍，大夫不坐羊，士不坐犬。《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ti) ，德音莫違，及爾同死。”以此防民，民猶忘義(yi) 而爭(zheng) 利，以亡其身。天不重與(yu) ，有角不得有上齒，故已有大者，不得有小者，天數也。夫已有大者，又兼小者，天不能足之，況人乎！故明聖者象天所為(wei) 為(wei) 製度，使諸有大奉祿，亦皆不得兼小利、與(yu) 民爭(zheng) 利業(ye) ，乃天理也。（《春秋繁露•度製》）

董仲舒試圖以君子之道馴化那些權貴和官吏，讓他們(men) 適可而止，讓利於(yu) 民。這樣的大道理，許多人都懂，卻不願實行。為(wei) 什麽(me) 呢？因為(wei) 欲望在作祟。“無利不起早”早已成為(wei) 一種強大的慣性，驅使他們(men) 大小全收，追求利益最大化。在“文法吏”暢行無阻的製度框架中，“刑名”成為(wei) 宰割民眾(zhong) 的銳利武器，民眾(zhong) 受困於(yu) 生存窘境。原先較為(wei) 含糊的“與(yu) 民爭(zheng) 利”，現在變得日漸清晰。這裏的“民”特指數量龐大的普通民眾(zhong) ，而非深受恩寵的富民。

姚中秋著《儒家憲政主義(yi) 傳(chuan) 統》，儒生文叢(cong) 第二輯

如何破局？儒生的措施行之有效。儒生恪守政治道德，維護大一統的局麵，身體(ti) 力行，融入國家治理體(ti) 係，為(wei) 社會(hui) 治理贏得公權力的支撐。在姚中秋先生看來，從(cong) 儒生到儒家士大夫的轉變是治理主體(ti) 意識得到彰顯的大事件，董仲舒建議地方貢士，促成“社會(hui) ”進入預備官吏遴選的程序之中，“相對於(yu) 秦製，這是一個(ge) 具有廣泛影響力的革命性變化。當權力和財富決(jue) 定官吏時，社會(hui) 完全不被承認。秦製的本質就是政府不承認社會(hui) ，秦致力於(yu) 摧毀商業(ye) 、摧毀學術，以圖官吏用刑律直接統治每個(ge) 人。依據董子之建議，社會(hui) 獲得了權力，從(cong) 而凸顯了其獨立於(yu) 政府的存在，而與(yu) 政府合作。貢士製度宣告了社會(hui) 之存在，也成為(wei) 社會(hui) 與(yu) 政府之間溝通的中介性製度。”[7]至此，“社會(hui) ”得到了重建，秦製的政治毒素得到了稀釋，社會(hui) 治理得到了正名。

三

帝製時代的曆史是由勝利者書(shu) 寫(xie) 的。董仲舒的言論在很大程度上打動了武帝。武帝對“漢得天下以來，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於(yu) 當更化而不更化也”深有體(ti) 會(hui) ，也曾為(wei) “更化”付出慘重代價(jia) 。當“罷黜百家，表彰六經”的建議被采納之後，儒學成功地躍居“王官學”的高位。儒家自此徹底扭轉了自秦始皇焚書(shu) 坑儒以來的被動局麵。武帝有所作為(wei) ，董仲舒成人之美。一代君臣，千古基業(ye) 。後人至今讚頌其德。

不過，應當指出，黃老之術從(cong) “王官學”的位置上跌落下來，並沒有中絕，而是和其他學派一起匯入新的學術潮流。即便有些地方諸侯依然固守原先的“王官學”，不肯向武帝的改革低頭，那也不過是強弩之末了。馮(feng) 友蘭(lan) 先生指出：“當時的地方政權和中央政權的對立，實際上是地主階級內(nei) 部當權派和不當權派的對立。董仲舒春秋公羊家體(ti) 係和黃老之學體(ti) 係的對立，是地主階級內(nei) 部對立的兩(liang) 派在思想戰線上的反映”。[8]武帝之後，許多名臣依然研習(xi) 黃老之術、申韓之學，在國家治理方麵發揮著重要作用。康有為(wei) 在《孔子改製考》中講述了各派後學的基本情況。這充分說明：儒術定為(wei) 一尊，並不妨礙其他學派持續發展。

在董仲舒看來，完善的社會(hui) 治理體(ti) 製必須具備聖君在位、賢能從(cong) 政、民眾(zhong) 參與(yu) 、禮義(yi) 維係的基本特征。武帝“更化”是順應曆史潮流的英明決(jue) 斷。董仲舒審時度勢，建言獻策，為(wei) 重建社會(hui) 、改變儒生命運創造了有利條件。與(yu) 秦製相比，董仲舒側(ce) 重於(yu) 構建君民命運共同體(ti) ，藉以緩和二者之間的尖銳矛盾。他指出：

傳(chuan) 曰：天生之，地載之，聖人教之。君者，民之心也，民者，君之體(ti) 也；心之所好，體(ti) 必安之；君之所好，民必從(cong) 之。故君民者，貴孝弟而好禮義(yi) ，重仁廉而輕財利，躬親(qin) 職此於(yu) 上而萬(wan) 民聽，生善於(yu) 下矣。故曰：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也。此之謂也。（《春秋繁露•為(wei) 人者天》）

在中華醫學理論中，心之官則思，身體(ti) 受到心的支配。心處於(yu) 平和狀態，身體(ti) 健全，人就是健康的。反之，心處於(yu) 癲狂狀態，身體(ti) 失控，人就會(hui) 難以自持。董仲舒將民眾(zhong) 比作身體(ti) ，將君主視為(wei) 心。身心和諧是最佳狀態。既然將心視為(wei) 身體(ti) 之主，那就有必要保持它的平和狀態。與(yu) 此相似，君主應該以孝弟、禮義(yi) 自持，為(wei) 民眾(zhong) 做出仁廉的表率，才能達到“其身正，不令則行”的治理效果。在這種理論框架中，君主不再是喜怒無常、殘暴不仁的命運主宰者，而是君民命運共同體(ti) 的重要組成部分。君主和民眾(zhong) 都應該是接受聖人教化的人群。聖人具備的教化資格來自於(yu) 天。從(cong) 名號的角度來看，“故號為(wei) 天子者，宣視天為(wei) 父，事天以孝道也；號為(wei) 諸侯者，宜謹視所候奉之天子也；號為(wei) 大夫者，宜厚其忠信，敦其禮義(yi) ，使善大於(yu) 匹夫之義(yi) ，足以化也；士者，事也，民者，瞑也；士不及化，可使守事從(cong) 上而已。”（《春秋繁露•深察名號》）維護君民命運共同體(ti) ，必然涉及“執其兩(liang) 端而用中”的方法問題。聖人以“君道”教化君主，使君主固守德位，成為(wei) 聖君；以禮義(yi) 教化民眾(zhong) ，使民眾(zhong) 安分守己，成為(wei) 有恥且格的良民。這是君民命運共同體(ti) 的兩(liang) 端。兩(liang) 端之間充斥著官吏和士人。士人德才兼備，躋身仕途，就變成各級官吏。君主要想維持一家一姓的長期統治，就要善於(yu) 任賢、序賢、托賢，及時疏通人才上升通道。因為(wei) 這條通道能夠消除國家治理和社會(hui) 治理之間的隔閡，足以加強預防和化解社會(hui) 矛盾機製建設。

必須說明一點，以前有人摘取“民者，瞑也”這句話，藉以抨擊董仲舒，認為(wei) 他鄙視人民群眾(zhong) ，不尊重人民群眾(zhong) 的主觀能動性。其實，這種解讀非常突兀。董仲舒之所以將“民”視為(wei) “民”，是對特定曆史階段的反思，因為(wei) 在黃老之術“愚民”、商君之學“弱民”的交替作用下，民眾(zhong) 的覺悟亟待激發，民眾(zhong) 的智慧亟待開啟，民眾(zhong) 參與(yu) 國家治理和社會(hui) 治理的願望亟待得到滿足。教化民眾(zhong) ，就是將民眾(zhong) 從(cong) “瞑”轉變為(wei) “醒”。在儒生那裏，“先生”就是“先醒”，“先醒”喚起“後醒”，克服尾巴主義(yi) 的惰性，著力推進社會(hui) 治理。

董仲舒主張“更化”，不是取消君權，而是規範君權。君權不能放任。與(yu) 西方人限製君權有所不同，儒生有時強調權力集中，建議君主乾綱獨斷，遵從(cong) 禮製，治國理政。董仲舒看重現實中的權力金字塔——民眾(zhong) 服從(cong) 於(yu) 官吏的管束，官吏臣服於(yu) 君主的統治。“大一統”的局麵形成了，就要不斷完善它。挑戰王權，無異於(yu) 自取滅亡；放縱王權，等同於(yu) 為(wei) 虎作倀(chang) 。隻有規範王權，才是忠臣孝子的作為(wei) 。董仲舒援引經義(yi) ，指出：“《春秋》之法，以人隨君，以君隨天”（《春秋繁露•玉杯》），藉以贏得最高統治者的支持。在此基礎上，董仲舒進一步闡發自己的設想：民眾(zhong) 接受“天子”的統治，“天子”必須遵從(cong) 上天的旨意，這是《春秋》大一統的奧義(yi) 。用他的話來說，就是“故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秋》之大義(yi) 也。”（《春秋繁露•玉杯》）上天的旨意，誰來解釋？當然是儒生。儒生如何解釋上天的旨意？當然是“天聽自我民聽之，天視自我民視之”，以百姓心為(wei) 心，以民眾(zhong) 的合理欲求作為(wei) 依據，與(yu) 時偕行，引導權力良性運作。這是對孟子學說的巧妙轉化。孟子主張的“民為(wei) 貴，社稷次之，君為(wei) 輕”（《孟子•盡心下》）極易刺傷(shang) 君主的虛榮心，因而很難得到落實。董仲舒因時製宜，善巧方便，為(wei) 儒學複興(xing) 贏得了強力支持，為(wei) 後學有所統一打好了基礎。

毋庸諱言，董仲舒的社會(hui) 治理思想易簡易從(cong) ，它集中反映了儒生的價(jia) 值訴求。儒生維係五倫(lun) ，將家庭從(cong) 秦製的壓製中解救出來，將“父子有親(qin) ，君臣有義(yi) ，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確立為(wei) 所有人必須遵從(cong) 的神聖信條。即便“文法吏”也要在經義(yi) 的約束下行使公權力。朝廷興(xing) 辦文教，重視禮義(yi) ，對儒家士大夫群體(ti) 的成長起到積極作用。儒家士大夫必須名副其實。判別標準在於(yu) 如何處理“人與(yu) 我”之間的關(guan) 係。董仲舒指出：

《春秋》之所治，人與(yu) 我也；所以治人與(yu) 我者，仁與(yu) 義(yi) 也；以仁安人，以義(yi) 正我；故仁之為(wei) 言人也，義(yi) 之為(wei) 言我也，言名以別矣。仁之於(yu) 人，義(yi) 之於(yu) 我者，不可不察也，眾(zhong) 人不察，乃反以仁自裕，而以義(yi) 設人，詭其處而逆其理，鮮不亂(luan) 矣。是故人莫欲亂(luan) ，而大抵常亂(luan) ，凡以闇於(yu) 人我之分，而不省仁義(yi) 之所在也。是故《春秋》為(wei) 仁義(yi) 法，仁之法在愛人，不在愛我；義(yi) 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我不自正，雖能正人，弗予為(wei) 義(yi) ；人不被其愛，雖厚自愛，不予為(wei) 仁。（《春秋繁露•仁義(yi) 法》）

董仲舒用“仁義(yi) 法”重新開辟“修己治人”的出場路徑，將“愛人”與(yu) “正己”融會(hui) 貫通，向世人展示儒生的光輝形象。鍾泰先生對此予以高度評價(jia) ，指出：“自孟子言仁義(yi) ，而仁義(yi) 之言遍天下。然如董子分析若是之明白者，鮮矣！此真醇粹以精之言，深有得於(yu) 儒之精神命脈者。而世之談董子者，往往遺之，反糾纏於(yu) 其陰陽五行之論，謂非棄周鼎而寶康瓠者耶！”[9]董仲舒的“仁義(yi) 法”堪稱儒家士大夫善世化俗的康莊大道。“愛人”不是空談，而是實踐。隻有實踐，與(yu) 民休戚，才能贏得人心。人心向背定成敗。誰能解決(jue) 好民眾(zhong) 最關(guan) 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誰就能站穩腳跟，發揮更大的社會(hui) 功用。民眾(zhong) 需要領路人，更需要自己人。董仲舒倡導的“仁義(yi) 法”，有助於(yu) 加強社會(hui) 心理服務體(ti) 係建設。儒家士大夫身體(ti) 力行，化解戾氣，明是非，知榮辱，守大節，在全社會(hui) 營造“正己愛人”的新風尚。此外，董仲舒更強調從(cong) 天下的廣度理解“仁”，指出“故仁者，所以愛人類也。”（《春秋繁露•必仁且智》）這為(wei) 我們(men) 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ti) 提供了深厚土壤。

古為(wei) 今用，綜合創新。從(cong) 目前的實際狀況來看，有些儒學從(cong) 業(ye) 人員喜歡以教化者的姿態出現，對民眾(zhong) 指指點點，說三道四，好像道德、真理和權威在自己這邊，好像民眾(zhong) 就應當處於(yu) 受教者的地位，洗耳恭聽，唯命是從(cong) 。其實，這是一種好為(wei) 人師的表現形式，對儒學傳(chuan) 統的繼承和發揚有害而無益。為(wei) 什麽(me) 呢？因為(wei) 民眾(zhong) 更看重實際行動，更相信“行勝於(yu) 言”的古訓，更關(guan) 注誰能給他們(men) 帶來實際好處。與(yu) 其空談仁義(yi) 禮智信，不如踏踏實實為(wei) 老百姓做些實事；與(yu) 其大講“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不如以身作則，讓民眾(zhong) 看到道德楷模的實際行動。有時候，教化者在實踐方麵就像留聲機，說得多，做得少，缺乏擔當精神，形象遠遜於(yu) 民眾(zhong) 。往往有這樣一種情況——教化者標榜的仁義(yi) 道德，自己無法做到，卻在民眾(zhong) 那裏得到真信真行。教化者成了尾巴而不自知，更不願麵對這個(ge) 現實。民眾(zhong) 強烈要求教化者推進實踐，教化者充耳不聞，誤以為(wei) 自己想象的道德困境就是老百姓的真實存在，於(yu) 是陷入“自己出題，自己回答”的封閉狀態。民眾(zhong) 覺得莫名其妙，不願和教化者交心，更談不上真心實意接受教化。

時至今日，董仲舒的“仁義(yi) 法”依然具有現實意義(yi) 。它有利於(yu) 矯正浮躁功利的學術風氣，有利於(yu) 塑造“誠於(yu) 中而形於(yu) 外”的君子人格，有利於(yu) 培育家國天下的情懷。它不同於(yu) 精英群體(ti) 的傲慢與(yu) 偏見。有些人拾人牙慧，道聽途說，拔高身段，以啟蒙者的姿態出場，勢必遭致鄙夷；有些人擇取宗教經典文本的語句，任意曲解，蠱惑人心，以教化者的麵目登台，勢必換來羞辱。精英群體(ti) 很複雜，其中不乏濫竽充數之徒。精英群體(ti) 總試圖用自己的決(jue) 策影響大眾(zhong) 、塑造大眾(zhong) 、引導大眾(zhong) 。但是，他們(men) 不得不麵對這樣一個(ge) 現實——民眾(zhong) 不是西方人在書(shu) 中剖析的烏(wu) 合之眾(zhong) ，而是富有正義(yi) 感的社會(hui) 群體(ti) 。

董仲舒的學術思想，氣勢恢宏，具有非同尋常的現實意義(yi) 。管中窺豹，亦能獲得有益啟示。從(cong) 社會(hui) 治理的角度重新閱讀董仲舒的著作，有助於(yu) 我們(men) 根除偏見，更加全麵地理解儒家經世致用的優(you) 良傳(chuan) 統。聖賢不世出。劉向指出：“董仲舒有王佐之材，雖伊、呂亡以加，管、晏之屬，伯者之佐，殆不及也。”（《漢書(shu) •董仲舒傳(chuan) 》）董仲舒在世的時候，經受了“譽滿天下，謗滿天下”的考驗，雖九死其猶未悔，為(wei) 漢朝的強勁崛起提供了精神武裝。

結語

董仲舒是儒生。儒生與(yu) 一般讀書(shu) 人有著本質區別。在一般讀書(shu) 人看來，秦始皇是秦製的人格化身，秦製是萬(wan) 惡之源，根本沒有存在的價(jia) 值，欲除之而後快。與(yu) 此相仿，有些人出於(yu) 對民眾(zhong) 利益的維護，高度讚揚以陳勝吳廣為(wei) 代表的農(nong) 民起義(yi) ，將其視為(wei) 對秦製的徹底顛覆。更為(wei) 甚者，還有一些人泥古不化，脫離統一的王朝格局，大談封建製，對托古改製情有獨鍾。這些觀念都值得商榷。就理而論，秦製有其優(you) 勢，且已深入人心，無法驟然根除；陳勝吳廣的造反精神，在一定程度上體(ti) 現了民意，不可等閑視之。如何把秦始皇和陳勝吳廣同時抓在自己的手裏？或者說，如何運用君主的威權，激發民眾(zhong) 的鬥爭(zheng) 意識，兩(liang) 頭施壓，矯正官僚集團的行為(wei) ？這需要君主具備仁智勇的德行，靈活駕馭國家機器，促使官僚集團為(wei) 民眾(zhong) 謀求福利，化解政治危機，推進社會(hui) 治理。如果說秦始皇和陳勝吳廣處於(yu) 水火不容的對立關(guan) 係，那麽(me) 董仲舒則是太和之氣，使得水火既濟，開啟新局麵，將未濟之事業(ye) 留給後人。

 陳喬(qiao) 見著《公私辨》

董仲舒的社會(hui) 治理思想，其實是仁政在重建社會(hui) 、推進社會(hui) 治理方麵的有益嚐試。它在君主、官吏和民眾(zhong) 之間建立了互動機製，使儒家士大夫成為(wei) 社會(hui) 治理主體(ti) ，為(wei) “王霸雜用之”的國家治理格局的形成奠定了穩固的基礎。在“強國家”的框架中推進社會(hui) 治理，既能改善民生，又能維護君主的權威，更能為(wei) 儒生經世致用搭建廣闊平台。陳喬(qiao) 見先生指出：“儒家倡導仁政，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其本質就是儒家的恕道。在‘家天下’的君主製下，天下乃君主一人之天下，君主獨占天下資源。為(wei) 此，儒家主張對天下資源‘公’而‘共’之，即由君主（公、公家、政府）獨占的資源向公眾(zhong) 開放，由公眾(zhong) 共享；批判和反對君主以‘以我之大私為(wei) 天下之大公’的觀念。”[10]研習(xi) 董仲舒的社會(hui) 治理思想，不能人雲(yun) 亦雲(yun) ，必須將其放在特定的時代背景之中，探尋其中的“總問題”，以求得到有益的曆史借鑒。

近四十年來，許多學者陷入集體(ti) 無意識，看不清曆史大勢，擺不正自己的位置，暢談“條條大路通羅馬”，卻不知長安有多大、“書(shu) 同文，車同軌”為(wei) 何事，逢儒便反，把儒生的憂患意識視為(wei) “國師夢”。其實，這些學者甘願躋身於(yu) 觀潮派、秋後算賬派，也不願做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的促成派；甘願坐視全盤西化論翻天覆地，也不願賡續中華民族的慧命。這是何等的麻木不仁啊！

世有漢武帝，然後董仲舒。前者雄才大略，奮發圖強；後者學貫古今，經世致用。如果說漢武帝、董仲舒厘定了“中國”與(yu) “天下”之間的關(guan) 係，向儒生彰顯聖人之道的時代價(jia) 值，那麽(me) 兩(liang) 千年後的今人應當如何確立中華民族共同體(ti) 意識，處理中國與(yu) 世界之間的關(guan) 係？

這個(ge) 時代亟需“一介儒生”。您願意成為(wei) “一介儒生”嗎？

注釋：

[1]朱永嘉：《論李贄》，中國長安出版社2018年版，第311頁。

[2]康有為(wei) ：《春秋董氏學》，見於(yu) 《中國現代學術經典康有為(wei) 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284頁。

[3]朱永嘉：《論李贄》，中國長安出版社2018年版，第311頁。

[4]姚中秋：《儒家憲政主義(yi) 傳(chuan) 統》，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67頁。

[5]陳煥章：《孔門理財學》，韓華譯，中華書(shu) 局2010年版，第61—62頁。

[6]王亞(ya) 南：《中國官僚政治研究》，商務印書(shu) 館2010年版，第131頁。

[7]姚中秋：《儒家憲政主義(yi) 傳(chuan) 統》，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77頁。

[8]馮(feng) 友蘭(lan) ：《中國哲學史新編》（中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53頁。

[9]鍾泰：《中國哲學史》，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03—104頁。

[10]陳喬(qiao) 見：《公私辨：曆史衍化與(yu) 現代詮釋》，生活•讀書(shu) •新知三聯書(shu) 店2013年版，第218頁。

責任編輯：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