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與(yu) 思想之辯

作者：楊國榮 

來源：《探索與(yu) 爭(zheng) 鳴》2017年第12期

時間：孔子二五六九年歲次戊戌四月十四日庚寅

          耶穌2018年5月27日

作為(wei) 人文社會(hui) 科學領域的不同方麵，學術與(yu) 思想有各自的側(ce) 重。比較而言，思想較多地涉及社會(hui) 領域中的價(jia) 值取向和價(jia) 值選擇，學術則更為(wei) 注重事實的把握，與(yu) 之相關(guan) 的是理論性探索與(yu) 經驗性研究的分野。學術和思想同時也表征著人與(yu) 世界不同的關(guan) 聯。學術所體(ti) 現的，首先是人在事實層麵對世界的關(guan) 切；思想所體(ti) 現的，則是人在理論層麵和價(jia) 值層麵對世界的關(guan) 切。這裏所說的事實、理論、價(jia) 值，分別與(yu) 實然、所以然、所當然相關(guan) 聯。曆史地看，以漢宋之爭(zheng) 、考據和義(yi) 理的不同側(ce) 重等為(wei) 形式，學術與(yu) 思想往往呈現彼此相分的趨向。在近代以來，包括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以來的文化演進中，這種趨向往往得到了某種延續。學術與(yu) 思想的合理發展，以揚棄兩(liang) 者的以上分離為(wei) 前提。

學術與(yu) 思想的關(guan) 係有其曆史演化的過程。晚近而言，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其間變化尤為(wei) 引人矚目。眾(zhong) 所周知，20世紀90年代出現了各種關(guan) 於(yu) 學術與(yu) 思想關(guan) 係的論說，既有“思想家淡出，學問家凸顯”這樣的描述性判斷；也有對“有學術的思想，有思想的學術”的規範性呼籲，等等，凡此都涉及學術與(yu) 思想的關(guan) 係問題。無論是進行曆史的回顧，抑或對學術與(yu) 思想關(guan) 係合理關(guan) 係的規定，都要求我們(men) 對兩(liang) 者關(guan) 係作進一步的反思。

何為(wei) 學術？何為(wei) 思想？

何為(wei) 學術？何為(wei) 思想？在考察兩(liang) 者關(guan) 係時，首先需要對此有一大致了解。作為(wei) 兩(liang) 種既相互關(guan) 聯，又彼此區分的觀念形態，學術與(yu) 思想都涉及人文社會(hui) 科學領域，這可以視為(wei) 兩(liang) 者的共同特點。然而，比較而言，學術較多地側(ce) 重於(yu) 把握人文社會(hui) 科學領域中事實性的方麵，以表現為(wei) 文獻考證的學術形態而言，其中涉及事實性的方麵包括：相關(guan) 文獻中文字的本來含義(yi) 和它的曆史演變，文獻自身的本然形態和它的變遷沿革（包括其真實作者、出現年代、傳(chuan) 承過程出現的不同版本），等等。學術研究如果指向更廣意義(yi) 上社會(hui) 領域中的一些事件或現象，則其主導性的工作便關(guan) 乎這些事件或現象的真實狀況，後者同樣涉及事實性的方麵。與(yu) 之相對，思想更多地指向社會(hui) 、人文領域中的價(jia) 值取向和價(jia) 值選擇，它所關(guan) 切的問題包括：什麽(me) 是理想的社會(hui) 形態？什麽(me) 是好的生活？如何實現這種理想的社會(hui) 和人生？等等。如果涉及曆史上的相關(guan) 現象或具體(ti) 事件，那麽(me) ，思想往往和這些事件、這些現象所隱含的價(jia) 值意義(yi) 相聯係。

與(yu) 前麵這一點相聯係，學術比較注重的是經驗性的研究，包括具體(ti) 材料的搜集、考訂，以及對這些材料可靠性的核證，等等。思想則更多地關(guan) 注理論的分析和理論的建構，包括對事實所蘊含的因果關(guan) 聯的追溯和把握。與(yu) 上述分別相關(guan) ，學術通常側(ce) 重於(yu) 描述，後者指向的是人文社會(hui) 科學領域中特定的對象、事件的實際狀況，這種描述性的方式所追求的是如其所是地把握相關(guan) 對象。相對於(yu) 此，思想更多地關(guan) 注於(yu) 解釋和規定，解釋試圖解決(jue) 的問題包括某種現象為(wei) 什麽(me) 會(hui) 出現、它何以形成某種形態，規定則指向其當然的形態（它應當取得何種存在形態），等等。要而言之，解釋主要分析已經出現的現象產(chan) 生的根源（通過因果分析說明其何以會(hui) 出現），規定更多地關(guan) 乎尚未出現的現象（包括對未來發展應當如何的要求）。

以事實為(wei) 關(guan) 注之點，學術同時注重相關(guan) 事實的完整性。從(cong) 中國傳(chuan) 統學術的演化來看，一方麵它追求“無征不信”，肯定立論需要以事實為(wei) 依據；另一方麵則要求“孤證不取”，強調作為(wei) 依據的事實需要具有融貫性。在這方麵，乾嘉學派的學術工作具有一定的典型意義(yi) 。以考據為(wei) 主要的學術旨趣，乾嘉學者主張在考證的過程中應力求“遍收博考”，亦即盡可能窮盡相關(guan) 的文獻材料。可以說，追求事實的完整性或充分性，構成了學術活動的內(nei) 在要求。與(yu) 此相比較，思想更多地追求觀念的係統性。以理論的建構為(wei) 其內(nei) 在旨趣，思想往往不限於(yu) 提出個(ge) 別的觀念，也不僅(jin) 僅(jin) 滿足於(yu) 羅列不同的論點，而是同時涉及觀念之間內(nei) 在邏輯關(guan) 聯的論證，並以係統性的考察，提供對相關(guan) 現象的解釋。從(cong) 思想的本身來看，言之成理，持之有故，並達到觀念的前後自洽，這是其基本的要求，而這一過程往往便以觀念的係統化形式呈現出來。

再進一步看，學術和思想同時也體(ti) 現了人與(yu) 世界不同的關(guan) 聯。學術所體(ti) 現的，首先是事實層麵對世界的認知；思想所體(ti) 現的，則是理論層麵和價(jia) 值層麵對世界的關(guan) 切。這裏所說的事實、理論、價(jia) 值，分別地與(yu) 哲學意義(yi) 上的實然、所以然、所當然相關(guan) 聯。事實更多地涉及“實然”，與(yu) 之相關(guan) 的是世界實際如何，或者世界（包括人文社會(hui) 科學領域中的各種現象）以什麽(me) 樣的形態存在和出現。理論所關(guan) 注的往往是“所以然”：從(cong) 終極的層麵來說，世界為(wei) 何如此；就具體(ti) 現象、事件而言，這種事件或現象為(wei) 什麽(me) 會(hui) 出現，其前後之間到底有什麽(me) 樣的因果關(guan) 聯，等等，這些問題都關(guan) 乎所以然。

比較而言，價(jia) 值更多地與(yu) “所當然”相聯係，“所當然”涉及的是，世界應當如何的問題。質言之，事實體(ti) 現了世界的實然性（世界實際如何），理論追問世界的所以然（世界為(wei) 什麽(me) 如此），價(jia) 值關(guan) 切世界的所當然（世界應當如何）。這裏所說的事實、理論、價(jia) 值，以及與(yu) 之相應的實然、所以然、所當然，都是人和世界互動過程中無法回避的方麵。這些方麵之間的相關(guan) 性，製約著思想和學術本身的關(guan) 聯：學術所涉及的事實層麵與(yu) 思想所相關(guan) 的理論、價(jia) 值層麵在人和世界的關(guan) 係中都不可或缺，後者同時從(cong) 本原的層麵上規定了學術和思想無法相分。

漢宋中西：曆史的變遷

然而，盡管學術和思想具有內(nei) 在的相關(guan) 性，但從(cong) 曆史的演化來看，兩(liang) 者往往並未以合而不分的形態出現。在中國文化的演進中，學術思想之間比較明顯的張力，首先表現在漢學與(yu) 宋學的對峙上。漢學和宋學分別地體(ti) 現了學術和思想的不同關(guan) 注。寬泛地說，漢學是指從(cong) 漢代到唐代經學中主流性的或主導性的學術研究趨向，盡管它並非完全不涉及義(yi) 理，但其注重的首先是考據；宋學則主要指宋元明時代中所形成的主流的思想流派，它的關(guan) 注之點更多地指向義(yi) 理。漢宋之學的背後，蘊含著對考據和義(yi) 理不同的側(ce) 重。漢學與(yu) 宋學既有著前後相繼的演化過程，也常常在同一曆史時期以彼此對峙的形態出現，有清一代，便可看到後一情形。一方麵，清代主流的學術是樸學或乾嘉學術，另一方麵，清代又存在宋學，方東(dong) 樹便是清代宋學的主要代表。

他曾撰《漢學商兌(dui) 》，對當時主流的漢學傾(qing) 向提出各種批評。在他看來，以漢學為(wei) 進路的學人“畢世治經，無一言幾於(yu) 道，無一念及於(yu) 用，以為(wei) 經之事盡於(yu) 此耳矣，經之意盡於(yu) 此耳矣。其生也勤，其死也虛，其求在外，使人狂，使人昏，蕩天下之心而不得其所本”。所謂“幾於(yu) 道”，也就是近於(yu) 道或合於(yu) 道。從(cong) 今天來看，關(guan) 於(yu) “道”的討論即涉及思想層麵的內(nei) 容。按方東(dong) 樹之見，治漢學者完全忽略了思想，僅(jin) 僅(jin) 專(zhuan) 注於(yu) 孤立、單一的事實問題。

近代以來，學術和思想的關(guan) 係在中國呈現比較特殊的形態，兩(liang) 者的關(guan) 係問題常常和中學與(yu) 西學的關(guan) 係關(guan) 聯在一起。從(cong) 近代以降中學和西學的區分來看，中學和西學各有自身的學術和思想：中學有中學的學術和思想，西學也有西學的學術和思想。然而，中國近代還有一種值得注意的區分，那就是國學和西學之別。當我們(men) 談國學和西學的關(guan) 係，而不是在寬泛意義(yi) 上談中學和西學時，這裏的“國學”往往主要偏重於(yu) 文獻的考證和詮釋，而西學則與(yu) 新的思潮、新的理論、新的概念係統相聯係。

與(yu) 之相聯係，在西學與(yu) 國學的比較中，中西之間的差異常常以學術和思想的分野這樣一種形式呈現出來。這是中國近代以來非常獨特的一種現象。確實，曆史地看，“國學”的考察和回溯從(cong) 19世紀末、20世紀初便受到關(guan) 注，在新文化運動前後則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其研究常常與(yu) 整理國故聯係在一起：國故每每被視為(wei) 國學的主要內(nei) 容。與(yu) 整理國故相關(guan) 的國學，更多地體(ti) 現學術的進路，與(yu) 新思潮相涉的西學則常常與(yu) 新的觀念、新的概念、新的主義(yi) 聯係在一起，從(cong) 而更多地呈現思想的品格。在國學與(yu) 西學之別的背後，學術與(yu) 思想的分野取得了獨特的形態。

至20世紀80年代，學術與(yu) 思想的關(guan) 係又出現了一些新的變化。在一定意義(yi) 上可以說，20世紀80年代西學以新的形式再次東(dong) 漸：大致而言，近代以來西學東(dong) 漸曾出現兩(liang) 次高峰，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西學曾出現東(dong) 漸的高峰，與(yu) 此形成相呼應的是20世紀80年代，西學東(dong) 漸在此時再次走向高潮。20世紀80年代，與(yu) 西學東(dong) 漸又一次趨向高潮相關(guan) 聯的，是整個(ge) 文化領域中對思想的注重，與(yu) 之相伴隨的，是學術的相對忽視和某種意義(yi) 上的邊緣化。20世紀90年代，這種情況開始發生了明顯的變化：國學熱漸漸取代了西學熱。與(yu) 國學熱相聯係的是對學術的注重，前麵提到的所謂“學問家凸顯，思想家淡出”，便與(yu) 國學熱這一文化趨向緊密聯係在一起。從(cong) 20世紀80年代到20世紀90年代的以上文化轉向，也從(cong) 一個(ge) 側(ce) 麵折射了中國近代以來思想和學術的關(guan) 聯與(yu) 中西之學關(guan) 聯之間的相關(guan) 性：思想走向前台常常和西學的注重聯係在一起，而學術的凸顯又往往和國學的複興(xing) 彼此關(guan) 聯。這種關(guan) 聯本身似乎也是一種值得思考的文化現象。

從(cong) 前麵的簡單勾勒中可以注意到，思想與(yu) 學術的關(guan) 係在曆史上呈現多樣的形態， 近代（包括20世紀80年代）以來，這種形態以不同的方式得到了延續。進入21世紀以後，一方麵，出現了注重思想創造的現象，在人文社會(hui) 科學的各個(ge) 領域中，都可以注意到試圖進行理論構建的趨向；另一方麵，一頭紮到故紙堆裏，沉浸於(yu) 文獻梳理或考據的現象也比比皆是，後者體(ti) 現的是學術為(wei) 重的取向。兩(liang) 者彼此相異，又同時並存。然而，注重思想創造者雖然想有一個(ge) 理論、希望構建一種係統，但又常常缺乏比較深厚的學術底蘊，由此其理論構建不免顯得空疏。他們(men) 致力於(yu) 搭建某種理論的框架，而其中的學術內(nei) 涵則往往顯得略為(wei) 單薄。反過來，注重學術考證又常常與(yu) 忽略或輕視思想聯係在一起，對注重學術者來說，相對於(yu) 學術，思想空洞無物，沒有切實的意義(yi) 。以上現象似乎以另一種方式再現了學術與(yu) 思想彼此分離的格局。

就學術考證而言，在國學領域中，時下對經學的重新注重，甚而將漢以後整個(ge) 中國學術思想的主流理解為(wei) 經學，已蔚為(wei) 一時之風氣。經學的複興(xing) 包括對“公羊學”的注重，公羊學與(yu) 政治哲學存在某種關(guan) 聯，經學熱與(yu) 政治哲學的顯學化彼此相遇，使公羊學也由此得到特別多的青睞。公羊學原是西漢今文經學的一個(ge) 學術流派，具有注重微言大義(yi) 的特點，從(cong) 內(nei) 涵看，這種微言大義(yi) 本來更近於(yu) 思想的品格，然而，在今日的經學研究者那裏，公羊學卻或者主要與(yu) 經學史的材料相聯係，或者成為(wei) 借題發揮的憑借。前者注重的是學術層麵或曆史層麵上的材料考訂，它使原以思想的闡釋為(wei) 特點的觀念係統變成了單純的學術研究對象；後者所致力的是思想的發揮，曆史的原貌非其所關(guan) 切。以上現象從(cong) 一個(ge) 方麵展現了學術和思想之間的隔閡。

從(cong) 中西之學來看，大致而言，以中學為(wei) 業(ye) 者往往側(ce) 重於(yu) 曆史文獻的梳理和考訂，其中展現的首先是學術的關(guan) 切；由西學轉入中學者，則常常以理論的闡釋為(wei) 主要關(guan) 注之點，其研究往往並不是從(cong) 中國本有的學術中去闡發相關(guan) 的問題，而是借助於(yu) 某種理論框架去解釋傳(chuan) 統中的一些思想材料。在此形態下，思想和學術依然呈現彼此分離的格局。

超越分離：可能的溝通

以上現象既構成了時下引人矚目的文化景觀，也要求人們(men) 進一步反思學術和思想之間的關(guan) 聯問題。前麵曾提及，20世紀90年代，“有思想的學術”和“有學術的思想”已成為(wei) 學界的一種主張或願望。然而，更為(wei) 實質的問題在於(yu) ：怎麽(me) 樣達到“有思想的學術”？如何實現“有學術的思想”？

從(cong) 學術和思想的協調和整合來看，首先需要注意的是史和思之間的互動問題。在人文社會(hui) 科學領域，學術首先總是與(yu) 一定的文化積累、文化傳(chuan) 統相聯係，這種文化傳(chuan) 統、文化積累同時可以視為(wei) 廣義(yi) 之“史”，後者構成了思想的根基和出發點。從(cong) 以上前提看，注重學術，特別是注重以“史”的形態呈現出來的學術，同時也意味著注重思想的根基。比較而言，思想主要表現為(wei) 學術的內(nei) 在靈魂。從(cong) 觀念形態的對象來說，學術史研究所指向的史料、文獻，在其形成的時候，本身已內(nei) 在地包含著思想，而並不僅(jin) 僅(jin) 是一堆材料而已。這一事實從(cong) 本原意義(yi) 上決(jue) 定了對曆史材料作重新考釋、研究時，不能忽視“思”的進路。從(cong) 一定意義(yi) 上說，曆史材料從(cong) 外在的方麵看並沒有什麽(me) 生命力，正是其中所隱含的思想使之具有了生命力，與(yu) 之相聯係，在麵對以往的人文社會(hui) 科學的文獻材料之時，需要同時關(guan) 注其中隱含的內(nei) 在思想，而這種關(guan) 注和把握便與(yu) “思”緊密相關(guan) 。在此意義(yi) 上，“史”與(yu) “思”無法相分。

這裏可以簡略地以中國哲學為(wei) 例作一說明。從(cong) 哲學的領域來說，諸子百家——老子、孔子、莊子、墨子等哲學家的思想，現在通常被作為(wei) 曆史考察的對象，然而，這些對象在出現之時，首先是以理論和思想的形態呈現出來的。老子、孔子、莊子，等等，同時是他們(men) 所處的那個(ge) 時代的創造性的思想家，其思想創造的成果即凝結在現在作為(wei) 史料的原典之中。要深入地理解這些文獻，便必須有哲學理論的視野，否則，它們(men) 便僅(jin) 僅(jin) 是缺乏思想生命的陳跡。曆史地看，不同時代的哲學家對以往經典往往展現了不同的理解，這種不同，與(yu) 他們(men) 不同的理論視野具有內(nei) 在的相關(guan) 性，從(cong) 中，也不難看到史和思之間的不可分離性。

以中國傳(chuan) 統的學術範疇或概念來說，這裏同時涉及義(yi) 理和考據或漢學和宋學之間的關(guan) 係問題。義(yi) 理和考據在曆史上曾經出現過彼此對峙的形態，但如前所述，從(cong) 其本來的內(nei) 涵來看，兩(liang) 者並非截然分離：義(yi) 理中包含考據，而考據之中也隱含著義(yi) 理。在同樣的意義(yi) 上也可以說，漢學中有義(yi) 理，宋學中有考據。就曆史層麵而言，漢宋之學之間確實曾存在著張力，如前麵所提到的清代漢宋之學的對峙、方東(dong) 樹對當時漢學家的尖銳批評就是一例。但另一方麵，兩(liang) 者也存在著實質上的溝通。以清代重要的學人戴震而言，作為(wei) 乾嘉時代皖派的代表人物，他在學術歸屬上被劃入漢學，但戴震同時又往往寓義(yi) 理於(yu) 考據，或者以考據的形式闡發義(yi) 理。他的代表著作之一為(wei) 《孟子字義(yi) 疏證》，從(cong) 書(shu) 名來看，以字義(yi) 疏證為(wei) 形式，無疑合乎漢學家的旨趣，但從(cong) 實質的內(nei) 容看，通過字義(yi) 的考證工作，戴震同時又比較係統地闡發他自己的哲學義(yi) 理，並由此對以往的哲學觀念提出了批評。可以說，他既站在漢學的立場，同時又接納了宋學研究的進路。

另一方麵，從(cong) 宋學本身來看，通常認為(wei) 宋學以注重義(yi) 理為(wei) 特點，然而，宋學在闡發義(yi) 理過程中，也並非完全忽略文獻考證。從(cong) 朱熹的學思進路中便不難看到這一點。朱熹的代表性著作是《四書(shu) 章句集注》，該書(shu) 可以視為(wei) 比較集中闡發其思想的文獻。然而，該書(shu) 關(guan) 於(yu) 義(yi) 理、思想的闡發並沒有離開文獻的考釋：書(shu) 名中的“集注”，便蘊含對以往文獻研究的綜合，事實上，在該書(shu) 中，確實也可以看到朱熹對之前的各家各派相關(guan) 文獻以及其中所涉及的注釋、考訂的關(guan) 注。在此意義(yi) 上，朱熹對義(yi) 理的闡發在相當程度上也基於(yu) 已有的考據工作，或者說，其義(yi) 理中包含考據。以上現象表明，漢學和宋學、義(yi) 理和考據在曆史中本身並不是截然相分的，它同時也昭示，今天從(cong) 事国际1946伟德領域的工作，也不能以非此即彼的態度對待兩(liang) 者。

進而言之，思想與(yu) 學術的互動，同時涉及技和道之間的關(guan) 係。離開了思想，僅(jin) 僅(jin) 關(guan) 注學術層麵的考察，往往容易導致人文研究的經驗化、技術化趨向。以哲學領域的分析哲學而言，在其發展過程中，隨著語言分析越來越趨向於(yu) 技術化，對於(yu) 哲學思想本來應當關(guan) 切的宇宙人生等根本性的問題，每每愈益疏遠。事實上，離開智慧追求的思想進路，單純注重經驗層麵的問題，確實難以避免技術性的走向。

反之，離開學術的積累，僅(jin) 僅(jin) 關(guan) 注於(yu) 抽象層麵的思想，則人文社會(hui) 科學領域的研究往往會(hui) 引向“遊談無根”，並趨於(yu) 思辨化。從(cong) 哲學的層麵看，這裏涉及技和道之間的關(guan) 係。此處之“技”與(yu) “道”，都屬傳(chuan) 統的術語，莊子提出“技進於(yu) 道”，其中的“技”涉及技術領域或經驗領域的研究，“道”則是形而上層麵思考的對象。一方麵，“道”應基於(yu) “技”，“道”如果離開“技”，便意味著脫離經驗世界，由此容易流於(yu) 空疏、抽象；另一方麵，“技”又必須進於(yu) “道”，如果僅(jin) 僅(jin) 停留在技術層麵上，完全限定於(yu) 細枝末節的問題，便會(hui) 使人文社會(hui) 科學的研究失去其本來應有的意義(yi) 。

從(cong) 事人文和社會(hui) 科學的研究，當然可以根據個(ge) 性的不同、興(xing) 趣的差異，在具體(ti) 進路方麵有所選擇，或側(ce) 重於(yu) “技”或學術性的考察，或側(ce) 重於(yu) “道”或思想性的探究。但從(cong) 總體(ti) 上來說，“道”與(yu) “技”、學術與(yu) 思想不能截然分離。

前麵提及的義(yi) 理和考據、“道”與(yu) “技”，大致屬於(yu) 傳(chuan) 統的概念係統。從(cong) 現代的研究形態來看，在人文社會(hui) 科學領域中，同時又涉及實證與(yu) 思辨的關(guan) 係問題。這裏的“實證”主要指基於(yu) 事實，對材料加以把握和考訂、對觀點加以驗證。“思辨”則呈現兩(liang) 種形態，一種是抽象的思辨，其特點是疏離於(yu) 事實根基，作空泛的形上玄思；另一種是具體(ti) 思辨，其特點是基於(yu) 現實，注重普遍和特殊之間的溝通，並肯定邏輯分析與(yu) 理論思維之間的統一。與(yu) 實證相關(guan) 的思辨，主要是後一形態的思辨。

清代學者曾提出“虛會(hui) ”和“實證”之辯。所謂“虛會(hui) ”，近於(yu) 這裏所說的思辨；“實證”則涉及對具體(ti) 材料的把握和考訂以及以事實驗證觀點。“虛會(hui) ”和“實證”的統一，與(yu) 實證和思辨的統一具有一致性，它表明，與(yu) 之相關(guan) 的研究方式在學術史和思想史的演化過程中已經受到了某種關(guan) 注，今天從(cong) 事人文社會(hui) 科學領域的研究時，比較自覺地肯定實證和思辨之間的溝通，同樣有其不可忽視的意義(yi) 。大致而言，學術比較側(ce) 重於(yu) 實證方麵的研究，思想則更多地關(guan) 注理論的思辨，與(yu) 之相聯係，實證和思辨之間的溝通同時也從(cong) 一個(ge) 方麵為(wei) 學術與(yu) 思想的統一提供了具體(ti) 的進路。

從(cong) 更為(wei) 哲學化的角度看，這裏進而涉及知性思維和辯證思維之間的關(guan) 係。知性思維是德國古典哲學的概念，它以感性、知性、理性的區分為(wei) 前提。這一意義(yi) 上的知性總體(ti) 上側(ce) 重於(yu) “分”，其特點具體(ti) 包括兩(liang) 個(ge) 不同的方麵：一是把整體(ti) 分解為(wei) 不同的方麵，二是把過程截斷為(wei) 不同的片段。以區分或劃界為(wei) 趨向的知性活動對於(yu) 比較細致、具體(ti) 地把握對象，是不可或缺的。與(yu) 之相對的所謂辯證思維，則要求將知性所分解的各個(ge) 方麵重新整合起來，把為(wei) 知性所截斷的片段重新還原為(wei) 一個(ge) 過程，由此再現對象的具體(ti) 性。

從(cong) 人文社會(hui) 科學領域的研究來看，上述論域中的知性思維和辯證思維不可偏廢。時下主流的趨向表現為(wei) 注重分離，由此往往對知性思維給予過度的關(guan) 注。前麵提及，知性思維對於(yu) 達到認識的清晰性、準確性，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如果僅(jin) 僅(jin) 停留在這一進路，則不免流於(yu) 枝節化、片麵化、抽象化。另一方麵，辯證思維對於(yu) 超越界限、再現整體(ti) 、把握過程無疑不可或缺，但是，如果完全撇開知性思維，則所謂辯證思維常常會(hui) 變得空洞化、籠統化、程式化。人們(men) 批評辯證思維，其實往往不是辯證思維本身的問題，而是辯證思維遊離於(yu) 知性思維之後所發生的問題。寬泛而言，學術研究追求的是確定性，達到這種確定性，離不開辨析（分），由此，它首先也更直接地關(guan) 乎知性思維；思想活動或理論探索則關(guan) 注解釋的普遍性或涵蓋性，達到這種普遍性或涵蓋性，需要跨越界限、走向整體(ti) ，從(cong) 而，它與(yu) 辯證思維比較容易形成親(qin) 和性。在此意義(yi) 上，知性思維與(yu) 辯證思維的統一，也從(cong) 一個(ge) 方麵為(wei) 學術與(yu) 思想的統一提供了某種擔保。

近代以來，思想和學術的互動，與(yu) 中西之學有著不解之緣。前麵曾提到，中西之學各有自身的學術方麵和思想方麵：中學有中學的“思”與(yu) “學”，西學同樣也是如此。然而，即使在廣義(yi) 的西學研究中，也存在學術與(yu) 思想的分野：一些治西學者偏重學術，注重學術史層麵的變遷沿革，西學領域中各種專(zhuan) 家，如所謂亞(ya) 裏士多德專(zhuan) 家、柏拉圖專(zhuan) 家、康德專(zhuan) 家，等等，便每每表現出此傾(qing) 向。與(yu) 之相對，另一種傾(qing) 向則是撇開整個(ge) 西方思想發展的背景，抽取其中的所謂理論、方法、概念，這種抽象甚至尋章摘句的方式，往往並不能真正把握相關(guan) 思想的內(nei) 涵。如果說，前一趨向的特點在於(yu) 重學術的曆史而不重思想的邏輯，那麽(me) ，後一趨向則相反，以思想的邏輯消解了學術的曆史。事實上，把握西學同樣離不開思想與(yu) 學術的互動。以康德的思想而言，理解其哥白尼式的革命，需要從(cong) 學術的角度，對此前哲學的曆史衍化，包括經驗論與(yu) 唯理論之間的關(guan) 係，加以考察。另一方麵，如果僅(jin) 僅(jin) 限於(yu) 學術的視域，如康德《純粹理性批判》第一版和第二版在若幹文字上的表述差異，等等，則同樣難以深入地把握康德哲學的思想內(nei) 涵。

進一步看，在“國學”和“西學”之辯中，思想與(yu) 學術往往被分離開來：國學偏重於(yu) 學術，西學往往和思想有著更多勾連。與(yu) 之相聯係的是不同的偏向，包括“以中釋中”和“以西釋中”。所謂“以中釋中”，也就是限定於(yu) 中國本身的傳(chuan) 統文獻，拒絕運用傳(chuan) 統之外的其他觀念，這種進路往往蘊含重學術而輕思想的趨向。“以西釋中”雖然注意到西學的觀念在理解中國思想中的意義(yi) ，但常常由此走向極端，甚而以中國的思想迎合西方的觀念，後者在實質上表現為(wei) 重思想而輕學術。在這裏，中西之學與(yu) 學術和思想緊密地聯係在一起，而處理好學術和思想之間的關(guan) 係，則離不開對中西之學的合理定位。要而言之，從(cong) 中西之學的關(guan) 係看，一方麵應關(guan) 注中西之學各自所具有的思想和學術以及兩(liang) 者的溝通，另一方麵又需要注重中學所具有的學術內(nei) 容和西學所隱含的思想、理論、概念的框架，既以開放的視野看待二者的關(guan) 係，又基於(yu) 切實的考察以實現二者的合理互動。

從(cong) 事人文社會(hui) 科學的研究，無疑可以根據性之所近而在學術與(yu) 思想方麵有所側(ce) 重，但就總體(ti) 而言，學術和思想，包括前麵提到的義(yi) 理和考據、實證和思辨、知性思維和辯證思維，中西之學，等等，無法截然相分。僅(jin) 僅(jin) 限於(yu) 一端，往往導向學術和思想的歧途，兩(liang) 者之間的融合，則展現了更為(wei) 合理的取向。

責任編輯：柳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