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10—13世紀中國日常生活中的中華一體(ti) 意識

作者：王善軍(jun) （西北大學曆史學院教授）

來源：《光明日報》

時間：孔子二五六九年歲次戊戌三月初八日乙酉

          耶穌2018年4月23日

10—13世紀在中國曆史上既是民族矛盾和衝(chong) 突表現突出的階段，又是民族交往和融合的活躍階段，也是中華民族多元一體(ti) 意識形成的關(guan) 鍵時期。盡管民族認同的重要內(nei) 容，就包括日常生活方式的認同，但以往學術界對民族間以日常生活為(wei) 中心的交往和融合問題，卻未給予足夠的關(guan) 注。事實上，10—13世紀中國各民族日常生活中的交往與(yu) 融合，不僅(jin) 深刻反映著一個(ge) 時代的社會(hui) 文化變遷，而且具體(ti) 體(ti) 現了中華一體(ti) 意識的深化與(yu) 發展。

在10—13世紀遼、宋、西夏、金、元等多政權並存的政治背景下，中華大地上生活著漢、契丹、黨(dang) 項、女真、渤海、奚、回鶻、吐蕃及南僚諸部等眾(zhong) 多的民族。300餘(yu) 年間有10餘(yu) 個(ge) 民族的統治者建立過區域性的政權，這些政權統治的範圍或大或小，統治時間或長或短，計有數十個(ge) 之多。各政權之間既有和平相處，頻繁進行政治、經濟、文化交流的時期，也有相互對抗、衝(chong) 突攻伐的時期。就遼與(yu) 中原王朝的關(guan) 係而言，“遼之為(wei) 國，鄰於(yu) 梁、唐、晉、漢、周、宋。晉以恩故，始則父子一家，終則寇讎相攻；梁、唐、周隱然一敵國”（脫脫等：《遼史》卷三六《兵衛誌下》，中華書(shu) 局點校本，1974年，第433頁）。隨著政權的更迭，疆域的變遷，大部分民族的分布地區比原來有較大規模的擴大，民族聚居的程度有所降低。同時，民族遷徙相當頻繁，遷徙範圍也不斷擴大，分散居住、民族雜居日益明顯。長期的雜居，使人們(men) 對同一民族在不同區域內(nei) 的生存狀況有不同認知，並形成“生”“熟”族群的區分。遼朝有“生女真”“熟女真”之別，金朝有“生塔坦”“熟塔坦”之分，宋朝則更將周邊少數民族視為(wei) 生、熟戶加以區別。生熟族群的劃分既反映出民族相互認同，也反映出民族之間的認知。“熟戶”作為(wei) 一個(ge) 新出現的詞語，具有歸屬於(yu) 王朝和反映民族認同的雙重含義(yi) 。如宋人曾說：“回鶻自唐末浸微，本朝盛時，有入居秦川為(wei) 熟戶者。”（洪皓：《鬆漠紀聞》，《全宋筆記》第3編第7冊(ce) ，大象出版社，2008年，第117頁）“熟戶”既可用來界定群體(ti) ，也可用來界定個(ge) 人。如“原州熟戶裴天下等”（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五四鹹平六年三月乙卯，中華書(shu) 局點校本，2004年，第1186頁）。可見，“熟戶”在民族認同的進程中成為(wei) 一種身份認同的標識。

物質生活是人類生存的基礎。族際日常物質生活的交流，對各族人民的民族意識和民族認同觀念的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10—13世紀，無論在飲食和服飾方麵，還是在居住和出行方麵，中國境內(nei) 各民族均有充分的交流。如飲食文化，盡管各主要民族均有較豐(feng) 富的積累，並形成自己的飲食特色，但族際交流卻不斷加強。其中，遊牧民族的飲食文化對農(nong) 耕民族影響深遠，主要表現在中原農(nong) 耕民族傳(chuan) 統的分餐製，逐漸為(wei) 遊牧民族的合餐製所取代。與(yu) 飲食一樣，各民族在服飾、居住、出行等方麵都表現出相互交流、相互影響的特征。即使是北宋故都開封，在金統治下也曾出現“民亦久習(xi) 胡俗，態度嗜好，與(yu) 之俱化”（範成大：《攬轡錄》，《範成大筆記六種》，中華書(shu) 局點校本，2002年，第12頁）的情況。除衣食住行之外，在其他物質生活方麵，也同樣體(ti) 現出族際文化的融合。各種器具、工藝品、金石、藥物、香料等物品，不但在各政權內(nei) 部的日常生活中有著比較充分的族際交流，而且在各政權間的貿易中，也占有很大比重。甚至在貨幣方麵，少數民族政權也多使用宋朝鑄幣。宋人說“四夷皆仰中國之銅幣”（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二八三熙寧十年六月壬寅，第6929頁）或有誇大，但應該還是有一定事實依據的。這說明貨幣經濟已出現了融為(wei) 一體(ti) 的征兆。各族人民在物質生活方麵的長期接觸，相互學習(xi) ，彼此交流，推動了各族生活方式的發展和社會(hui) 經濟的進步，創造了燦爛的物質文明，為(wei) 中華民族一體(ti) 意識的產(chan) 生和普及提供了物質基礎。

與(yu) 族際物質生活交往相伴而行，族際精神生活交往也同樣範圍不斷擴大、程度不斷加深。各民族在信仰上呈現出交流和互動的狀態，這些信仰既包括祖先崇拜、薩滿教、儒教、佛教、道教等，也有對天地山川等自然神的崇拜。其中，儒、釋、道“三教合一”信仰的傳(chuan) 播和發展引人注目。此外，盡管節日風俗比較能夠表現民族特色，但不同民族間的文化影響已是一種難以阻擋的潮流。通過相互影響，一方麵各民族的節日習(xi) 俗逐漸趨同化，另一方麵各民族相互的精神依賴和文化認同意識已明顯增強。人生禮儀(yi) 也表現出逐漸向社會(hui) 下層普及和族際不斷交流並日趨認同的趨勢，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征。宋代南方地區的桂州（今廣西桂林），甚至已是“俗比華風，化同內(nei) 地”（王象之：《輿地紀勝》卷一〇三《廣南西路》，中華書(shu) 局影印本，1992年，第3157頁）。在精神生活的交往和認同過程中，統一意識日益強烈。這種意識，從(cong) 區域統一到天下統一，從(cong) 文化到政治，無不有著充分的表現。所謂“萬(wan) 裏車書(shu) 已混同”（徐夢莘：《三朝北盟會(hui) 編》卷二四二紹興(xing) 三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2008年，第1741頁），“天下一家，然後可以為(wei) 正統”（脫脫等：《金史》卷一二九，中華書(shu) 局點校本，1975年，第2783頁）等說法，均是其具體(ti) 反映。這也正是人們(men) 對長期的政權分立阻礙日常生活交往的糾正，是中華一體(ti) 意識發展變化的必然結果。

在各民族的相互交往過程中，族際通婚現象自始至終存在。族際婚既是民族交往的方式，又對民族關(guan) 係、民族認同意識產(chan) 生著深刻的影響。“你那裏討個(ge) 南婆，我這裏嫁個(ge) 契丹。”（呂居仁：《軒渠錄》，陶宗儀(yi) 《說郛》卷七，中國書(shu) 店影印本，1986年，第14頁）以契丹族為(wei) 代表的遊牧民族與(yu) 以漢族為(wei) 代表的農(nong) 耕民族之間的通婚，對雙方的日常生活均產(chan) 生了較大影響，亦最能反映族際婚的特點。當然，契丹、奚、室韋、回鶻、黨(dang) 項、吐穀渾等眾(zhong) 多的遊牧民族間交錯分布，接觸頻繁，多種形式的族際通婚也廣泛存在；漢、渤海、女真、白蠻、黎等農(nong) 耕民族間也同樣交往密切，族際通婚日益增多。通婚所帶來的民族融合不僅(jin) 是血緣的融合，也是文化的融合。通婚促進了各民族在政治、經濟、文化以及風俗等方麵的交流和發展，彼此加強了聯係，增進了情感，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民族偏見。通婚者的後代有著較強的包容性，能兼容並蓄地接受父母傳(chuan) 遞的民族精神、民族感情以及生活方式等，對雙方民族都有不同程度的認同。以族際婚家庭為(wei) 核心，通過姻親(qin) 關(guan) 係由近及遠向外輻射，從(cong) 而有利於(yu) 在更大群體(ti) 內(nei) 形成兼容並蓄的社會(hui) 意識與(yu) 文化。該時期之所以產(chan) 生了“華夷同風”（脫脫等：《遼史》卷二一《道宗紀一》，第255頁）、“契丹、漢人久為(wei) 一家”（脫脫等：《金史》卷七五《盧彥倫(lun) 傳(chuan) 》，第1715頁）等中華一體(ti) 觀念和認同意識，顯然與(yu) 廣泛存在的族際通婚息息相關(guan) 。

隻要人類群體(ti) 在日常生活中不斷進行交流，就必然產(chan) 生不同類型和不同層次的認同意識。當族際交流達到一定程度時，就必然促使各種民族認同感的產(chan) 生和增強；反過來，民族認同感也會(hui) 促進民族間的交流與(yu) 融合。10—13世紀中國各民族認同觀念的發展，主要表現為(wei) 華夷同風觀念的產(chan) 生和發展。同時，隨著族際交往的增強和民族意識的發展，特別是人們(men) 夷夏觀的逐漸變化，各民族的中華一體(ti) 意識得以產(chan) 生和傳(chuan) 播。這一意識在社會(hui) 各領域有著廣泛的表現，在政治上主要表現為(wei) 各民族所建政權大多向“中國”意識靠攏，在日常生活中則表現為(wei) 各民族相處時自認為(wei) “一家”的意識。這種民族認同的觀念，在中華民族的形成和發展過程中，具有舉(ju) 足輕重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時至今日，多元一體(ti) 的中華民族之所以具有強大的凝聚力，很大程度上也正是曆史上各民族在日常生活中不斷交流和認同的結果。

責任編輯：柳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