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新發現的朱熹佚文

作者：尹波（四川大學古籍所教授）

           郭齊（四川大學古籍所教授）

來源：《光明日報》

時間：孔子二五六九年歲次戊戌二月三十日丁醜(chou)

         耶穌2018年4月14日

    朱熹像光明圖片/視覺中國

    朱熹《楚辭集注》資料圖片

最近，我們(men) 在《書(shu) 畫鑒影》中輯出了朱熹的一封完整書(shu) 信，經檢索不見於(yu) 現存各種版本的朱熹文集，也不見於(yu) 曆代及今人的各種輯佚，確為(wei) 新發現的朱熹佚文。該文體(ti) 現了朱熹實事求是的嚴(yan) 謹學風文風，有助於(yu) 從(cong) 一個(ge) 側(ce) 麵了解其思想性格。茲(zi) 先考其真偽(wei) 及作年，再略論其價(jia) 值。

此書(shu) 見於(yu) 清李佐賢《書(shu) 畫鑒影》卷三，同治十年利津李氏刻本。文前題“朱文公手劄卷，紙本，高一尺四寸七分，長七尺四寸，凡三紙，計三劄，字經（按：疑當作“徑”）一寸內(nei) 外”。此書(shu) 題為(wei) “第一劄”。文後題“草書(shu) ，十八行。劄前白文安德□□世家刀印，又一印不辨。劄後白文吳越忠孝之家方印，君載方印”。文雲(yun) ：

熹伏蒙別紙督過，伏讀震悚。顧實病衰，不堪思慮。若所記者一身一家一官之事，則猶可以勉強。至如元臣故老，動關(guan) 國政，則首尾長闊，曲折精微，實非病餘(yu) 昏昧之人所能熟考傳(chuan) 載。此熹所以不得詞於(yu) 潘、李諸丈之文，而於(yu) 先正銘識之屬則有取（按：疑當作“所”）不敢當也。卅年前，率爾記張魏公行事，當時隻據渠家文字草成，後見它書(shu) 所記多或未同，常以為(wei) 愧。故於(yu) 趙忠簡家文字初已許之，而後亦不敢承當，已懇其改屬陳太史矣，不知今竟如何也。況今詞官萬(wan) 一不遂，則又將有王事之勞，比之家居，見擾彌甚。切望矜閔，貸此餘(yu) 生，毋勞竭其精神，以速就於(yu) 溘然之地，則千萬(wan) 之幸也。若無性命之憂，則豈敢有所愛於(yu) 先世恩契之門如此哉。俯伏布懇，惶恐之劇！右謹具呈。朝散郎、秘閣修撰朱熹劄子。

據書(shu) 中所言，朱熹時方係銜奉祠而辭新除差遣。考朱熹生平凡兩(liang) 除秘閣修撰，一在淳熙十六年正月，一在紹熙二年四月。然其轉朝散郎係在淳熙十六年九月，故此書(shu) 當作在紹熙二年或以後。此後朱熹凡數被除官，計有：紹熙二年九月，除湖南轉運副使，辭，至三年二月始許補滿祠秩。同年十二月，除知靜江府、廣西安撫使，辭，至四年二月差主管南京鴻慶宮。同年十一月，除知潭州、湖南安撫使，辭，至五年五月赴任。同年十月應召入京，在朝四十日而被逐，從(cong) 此退出仕途。故此書(shu) 又當作於(yu) 紹熙五年或以前。書(shu) 雲(yun) ：“卅年前，率爾記張魏公行事，當時隻據渠家文字草成。”查朱熹文集卷九十五張浚行狀署乾道三年十月作，由乾道三年下數三十年，為(wei) 慶元二年，顯然不合。故此“卅年”隻是概數，大約三十年耳。觀紹熙二至五年間除官，朱熹最有可能接受的還是知潭州之命。書(shu) 雲(yun) “況今詞官萬(wan) 一不遂，則又將有王事之勞”，顯然已經做好了不得已出山的準備。故我們(men) 認為(wei) 此書(shu) 當作於(yu) 紹熙五年正月朱熹最後一次辭潭州任之時，至二月則已拜命矣。此時上距乾道三年凡二十八年，合於(yu) 大約三十年之數。明刻《祝子罪知錄》卷三、四庫本《池北偶談》卷九、清刻《新義(yi) 錄》卷二十一僅(jin) 錄此書(shu) 殘文“十年前，率爾記張魏公行實，當時隻據渠家文字草成，後見它書(shu) 所記多不同，常以為(wei) 恨”（今人《朱子全書(shu) 》所收為(wei) 《池北偶談》所錄殘文），曰何彥澄家所藏朱文公墨跡，其作“十年前”，顯誤。

書(shu) 中所雲(yun) 之“潘、李二丈”當指潘畤、李椿，二人皆為(wei) 朱熹敬重的前輩，先後卒於(yu) 淳熙十年、十六年。今文集卷九十四有二人墓誌銘，分別作於(yu) 紹熙初和紹熙四年。趙忠簡即趙鼎，南宋名臣。陳太史即陳傅良，時任中書(shu) 舍人。關(guan) 於(yu) 朱熹轉托傅良作趙鼎行狀事詳見於(yu) 文集卷六十四《答趙郎中》，書(shu) 雲(yun) ：“熹伏蒙垂喻先正忠簡公行狀，不勝恐悚。此事初以令兄提舉(ju) 郎中見囑之勤，不合容易承當。既而精力日衰，失前忘後，記事作文，比之昔日倍覺費力。況此事體(ti) 之大，不唯先丞相一身之德業(ye) 難遽形容，而事關(guan) 國論，將來史官所據以垂萬(wan) 世者將在於(yu) 此，自度恐終不足以辦此。今陳丈君舉(ju) 郎中精敏該洽，詞筆高妙，皆熹所不能望其萬(wan) 一者。若舉(ju) 而屬之，公論無不以為(wei) 宜者。而熹托契門下既久且厚，固無形跡之嫌也。”同年末，朱熹還就父、母、妻贈告與(yu) 陳傅良交換意見，見文集卷三十八《與(yu) 陳君舉(ju) 》三、四書(shu) 。所謂“先正”“先世恩契”，必為(wei) 與(yu) 朱熹有世交，如張浚、趙鼎者之“動關(guan) 國政”的元臣故老，此未詳待考。

從(cong) 書(shu) 中所言不難看出，朱熹婉拒為(wei) 此國家重臣作墓誌銘之請的表麵理由是體(ti) 弱多病，不堪運思，而真實的原因則是茲(zi) 事體(ti) 大，容不得半點馬虎。人所共知，私家行狀墓誌銘之類難免某種程度的隱惡揚善，誇大溢美，就連韓愈那樣的文學巨擘也寫(xie) 了不少備受揶揄的諛墓文。若隻是一般人，“所記者一身一家一官之事”倒也罷了，其影響畢竟有限。若狀主或墓主為(wei) “動關(guan) 國政”的元臣故老，情況就完全不同了。作為(wei) 第一手資料，行狀、墓誌銘等不但會(hui) 勒於(yu) 琬琰，傳(chuan) 之久遠，而且一定會(hui) 上呈史館，成為(wei) 國家信史的原始依據。因此，相關(guan) 資料占有是否充分，記錄是否真實，剪裁是否得當，評價(jia) 是否準確公允，就關(guan) 係到流芳千古還是遺臭萬(wan) 年，顯然不能草率從(cong) 事。張栻是理學大家，朱熹摯友，根據他所提供的材料草成的張浚行狀，尚且因最後與(yu) 某些事實有出入而讓朱熹抱憾終生，遑論其他？所以，朱熹從(cong) 此以之為(wei) 鑒，凡是條件不具備的，自覺力所不能及的，托不過人情而難以做到秉筆直書(shu) 的，寧願罷筆不作，即使得罪於(yu) 人也在所不辭。就連已經許諾的趙鼎行狀，也不避反汗之嫌，婉言解釋，請其改求他人。托筆於(yu) 風雲(yun) 人物，與(yu) 之共臻不朽，誰不願之？而作者的良知和責任心，促使朱熹一再拒之，這充分表明了他對曆史真實的嚴(yan) 謹態度和一絲(si) 不苟的治學為(wei) 人精神。實事求是之境，千古良史之風，令人欽佩景仰。

責任編輯：柳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