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祥龍】儒家原文化主導地位之含義——儒家複活的意識前提以及與印第安文化的對比

一直到20世紀初，儒家是中華民族兩三千年中的原本主導文化。但是，跟印第安文化一樣，儒家文化也因其非普遍主義的特征，被殘暴卑劣的西方入侵者所毀掉或嚴重摧殘；中國人今天麵臨著一項困難的任務：如何找回已經失去了的文化主體，讓她重獲生命。應對所有這些困難和實現這些設想之前，必須確立儒家在中國知識分子心中的原文化主導地位，確認儒家主體在現代中國的消失是西方武力侵略和文化侵略的結果。恢複儒家和儒家文化的生存是中國政府、中華民族和中國知識分子不可推卸的責任，也是所有曾經在中國犯下毀滅文化罪行的列強和組織不可逃避的贖罪責任。儒家知識分子們如果沒有這個意識，不足以成為儒者。儒家文化的真實身體--儒家的真實團體、儒家存活所賴的社會結構等等--必須複活，以作為一切儒家活動、學派、流派存在的不二前提和生命土壤。此乃儒家的純存在或"儒在"，是它使得一切儒家的存在者們可能；此乃儒家的曆史原文，是它使得一切後起的注釋、改寫、翻譯、發揮可能。要通過各傳統民族的原文化的複活和全球主導文化的多樣化來獲得新的人類生機和平衡結構，我們的希望在於一個全人類的文化生態多樣性，一個以民族原文化為基本單位的"聯合國"。

儒家的真實複活乃至某種複興，除了其他條件外，首先要求儒者和一部分中國知識分子的意識覺醒，即意識到儒家對於中華民族的原文化主導地位，以及相應的一係列後果，包括儒家團體根據這個地位而做的自身定位和目標追求。這篇文章就想說明這個地位的含義和真實性。

一

原本文化（primordial culture, ab-original culture）是指這樣一種文化，它源自一個民族的悠久曆史，在相當長的時間內被此民族所尊崇，並明顯參與了此民族基本特性的塑造。一個民族可能有多個原本文化，其中常有一種是起主導作用的，即該民族的原本主導文化。儒家是中華民族在兩三千年中的原本主導文化[1]，一直到20世紀初，這一事實無可否認。儒家由孔子正式創立，至清末已經有兩千四百多年的曆史。孔子尊奉周文化，儒家的一部分基本經典如《詩》《書》《禮》《樂》《易》，在西周時已經以某種方式存在了，所以有人認為儒家的曆史起源要早於孔子。無論如何，儒家至兩千年前的漢代，就已經明確成為中華民族的主導思想與文化，而且幾乎沒有中斷地延續到清末。這其中有過多次改朝換代，有過多次選擇其他文化的機會，但是曆朝曆代，中國人總是選擇儒家為主導者，可見這是一種發自民族深心的認同和尊崇。因此，中華民族最深切地受到儒家的影響，形成了自己的一些基本特性。

現在要真正理解這原文化地位的含義與後果，卻艱難得很，因為各種形式的西方中心論將其掩蓋了、歪曲了。為了揭示它們，我願意從一個遙遠而又切近的例子說起，這就是美洲印第安人的文化命運。

美洲的印第安人大約一萬年前開始從亞洲東北部移入北美，然後逐漸擴散到整個美洲，一直到哥倫布在有重大政治經濟後果的意義上發現美洲，印第安人一直生活在自己的多種文化中。瑪雅文化和印加文化是其中特別燦爛著名的。在印加文化中，原本的主導文化是崇奉太陽神及月亮神的文化，被印加人征服的安第斯，一些當地人則信奉天空與大地之神，比如天上的雷電公神和地上的玉米母神[2]。

我目前（2009年暑期）正在南美洲厄瓜多爾國的聖·弗朗西斯科大學講學。最近，班上的印第安學生帶我和內人訪問了她的家鄉，即位於科塔卡奇（Cotacachi）火山腳下的小市鎮。該鎮就以此火山命名，鎮周圍有幾個印第安人村落。我們是6月下旬即夏至後一周內造訪，正趕上印第安人最重大的節日--太陽節（Inti Raymi）。車經過鎮口時，看到一個碩大的印第安人的傳統太陽塑像，即象征太陽的一個中心圓圈和象征陽光的八隻角；但行至鎮中心廣場，見到的卻是一座高大的天主教教堂。後來從觀察和讀書中，我認識到，這反映了當今南美印第安人[3]的主流文化形態。一方麵，他們仍然保留了印第安人的一些文化習俗，比如傳統的編織工藝、太陽節和此節日中的傳統歌舞，乃至一個古老而又奇怪的風俗，即村落之間在狂熱舞蹈高潮時的相互打鬥，直到流出獻給大地母親的鮮血，才算過了一個好節，而平常時大家相安無事，並無世仇可言。可另一方麵，這裏的印第安人早已在西班牙人統治下皈依了天主教，甚至婦女們的"傳統"衣著都是西班牙中世紀農村的服裝。

兩天的新鮮經曆讓我充滿了喜悅和感激之情，但也讓我思考其中的文化含義。我的總印象是：這個壯麗雄奇的安第斯山北部地區，是美洲印第安人居住最多的地方；其中印第安人的主體部分已經天主教化了，盡管還保留了某些自己的傳統風俗，而且，城市化、全球化的進程還在進一步加劇這些傳統的流失。

我這位學生的丈夫是一位學識淵博的西方人，他告訴我：西方人來到美洲後，對這裏的原文化和原住民主要采取了兩種策略，即北美洲的屠滅策略和南美洲的強迫改宗政策（其實，南美也有大量的屠滅，以至於在大部分南美國家中，印第安人口的比例極低）。所以，現在北美的印第安人所剩無幾，都被限製在一些貧瘠分散的"保留地"上[4]；南美部分地區的印第安人數量相對較多，但除了殘存於叢林中的少數部落人之外，大多被天主教化了，連語言也是以西班牙語為主。而且，盡管改信了西方人的宗教，但印第安人處境一直不佳，三四百年來苦難深重，現在也是相對貧窮的弱勢群體。他們的民族意識正在逐漸覺醒，要為自己的權利鬥爭，也開始出現政治上的努力。比如我這位學生的一位姐夫，也是印第安人，前些年破天荒地當上了科塔卡奇鎮的市長，而且表現出色。

二

儒家文化的現代命運與印第安文化的命運很有些可以比較之處。它們都被殘暴卑劣的西方入侵所毀掉，或嚴重摧殘；它們之所以會受到如此深重的傷害，而不像另一些非西方的宗教文化比如佛教那樣還能有所逃避和再興，是由於它們的非普遍主義特征，也就是與原本民族的原本生活方式和天地生態的內在聯係[5]。兩邊都持一種"互補對生"（genesis by complementary opposition）的陰陽性別哲理和天地信仰。

中國這邊，古《易》卦象就鮮明地表現出這種思想和精神的結構，孔子及其弟子們創作的《易傳》更是直接闡發了其中"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不測之謂神"（《周易·係辭上》）的哲理。所以儒家相信"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中庸》第12章），相信家庭的親子之愛（慈與孝）是一切德行、禮樂和政治之源，相信天地四時與人的息息相通。

安第斯山的前印加文明的印第安人中，盛行兩性神靈和男女的"互惠原則"[6]，"在主流意識中，大地的力量與體現在天空及高山上的力量對列。安第斯人讓他們的天空中居住著男性之神，而與大地的豐產女神的形象對峙起來，這些女神以巴查媽媽（Pachamama）也就是大地母親和她的神聖'女兒們'為首"[7]。印加的主導文化與安第斯印第安人的當地文化是同結構的，隻是突出了太陽神的地位，就像儒家相比於道家而稍稍抬高了陽的地位。"印加人用其他安第斯人能理解的方式來構造他們的宇宙。......他們選擇太陽神來主持和代表征服者的帝國，而讓月亮神管理一切與陰性相關的事情。"[8]印加帝國首都庫斯科的主要太陽神廟的內部結構，特別是中心神壇的一幅圖（Pachacuti Yamqui's diagram），清楚地表現出這種世界觀。這幅圖上，左邊是陽性的太陽、早晨的金星、陸地男神和男人，右邊是月亮、傍晚的金星、海洋母神和女人，形成一個互補對生的等級結構[9]。

這種自然的、微妙的有機世界觀，不離世間--特別是家庭、家族--而又被神聖化。當它們遇到以獨一的至高實體神為信仰、以堅船利炮為根本力量的西方文化時，就特別不適應。尤其是當這種完全異質的、機械的、形式化的軍事、經濟和社會力量摧殘了中國和印第安社會的家庭結構後，儒家與安第斯的印第安信仰就在曆史的瞬間崩潰，盡管它們在這之前可以經受多種折磨而不垮。對於佛教、道教這類不那麽依靠家庭結構的非西方宗教和文化，西方強權的野蠻現代化倒還不至於那麽致命。

此外，兩者的衰敗還有一個類似的原因，即兩邊文化中的知識分子或主導者們，在西方強權的入侵麵前，特別是在其絕對的優勢武裝的屢屢得手麵前，陷入驚惶失措的狀況，以至於去崇拜西方文化或其中的某些方麵，而對自己文化的基本價值喪失了信心[10]。

比如印加帝國的印第安人見到西班牙入侵者時，稱他們為"神"（virucochas），因為他們騎著印第安人從未見過的"特別大的動物"（即美洲沒有的馬），穿著鐙亮的馬靴，手中的火繩槍放出像閃電一樣的光芒，還能用"某種白單子"（紙）來相互說話，等等[11]。在這種心理中，皮薩羅（F. Pizarro，初次入侵印加帝國的西班牙武裝團夥的首領）手下四十多人就擒住了當時的印加國王阿塔華兒帕（Atahuallpa），殺死當時在廣場上的一萬印第安人[12]；此後又用分化、陰謀、謊言和各種卑鄙手段摧毀了整個印加帝國，劫掠了驚人的財富[13]，特別是土地這宗最大的財富，統治並敗壞了南美的印第安人。

西方人入侵中國用了更短的時間。19世紀中葉以來，西方列強（後來日本加入）屢屢擊敗中國當時的政府軍隊，不斷締結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終於，到20世紀的第二個十年時，中國知識分子的主流確認西方入侵者們的文化是更高級的，西方的科學與民主（包括不同顏色的民主）是時代之神的化身，是可普遍化的真理，西方的先進技術和武裝是"放出閃電光芒"的不可戰勝的力量，而中國傳統文化、文字、科技（比如醫學），特別是儒家文化是低級的，甚至是不道德的，所以必須被"打倒"。以各種方式嚐試的"全盤西化"成了時代的大潮流，儒家文化的主體部分和精英部分轟然倒塌。以這種方式，西方的意識形態統治了中國的現代思想與實踐[14]。

儒家乃至中國傳統文化與印第安文化還有一個共同處，即它們的精英形態被西方擊垮之後，在民間還有某種掙紮，自覺或不自覺地為過去的傳統延命。這在中國表現為"家長"、"民間醫生"、"跳大神的女半仙"等等，在印第安則表現為"通靈者"、"治病者"、"女巫"等等。比如《月亮、太陽和女巫》一書，就記載了許多印第安女子如何在民間為自己的文化招魂的哀楚動人的事跡（往往還是通過天主教神父們的詛咒之筆）。但是，無一例外，這種柔弱而堅貞的努力都受到了西方化的主流框架及其代理人的最蠻橫和"最有理"的鎮壓和汙損，被安上"封建主義"、"迷信"、"邪教"、"魔鬼的同謀"等等最有殺傷力的咒語，被"正教"、科學主義、"群眾運動"迫害得死有餘辜。西方框架所承認的某個宗教、某個"主義"或"主義者"--比如共產主義、自由主義--受到迫害，都有某個靠山來為其說話，來主持正義；隻有非西方的生命文化的下層人被迫害時，無人憐之，因為它們已經被這個主流框架妖魔化得比敵人更反動、比異教更邪門了。這裏才是真正"他者"的"鬼域"之處，是讓知情者最心酸處。

儒家與印第安命運的不同僅在於，它在主流社會中的最後毀滅或被嚴重摧殘主要不是西方人直接操刀所致，而是假那些西方化了的中國知識分子之手。但這隻是形式上的不同，兩者向西方意識形態"皈依"的實質是一樣的。可以設想，如果可行的話，西方人完全會在中國做他們在美洲做的事情：既殺男霸女搶地，又滅絕當地文化。隻是由於當時的中國人口眾多，有自己的文字和比較成熟的政府，有洋務運動和雖然不夠先進、但還可抵擋一陣的武器，他們才不能像屠滅印第安人那樣屠滅中國人，而隻做到了摧毀中國的文化，特別是儒家文化。

1915年，《新青年》（一開始叫《青年雜誌》）出現，成為鼓吹新文化的陣地。按照這個改變了中國近代史的運動的主導思想，中國文化不僅是弱的，難於在西方強權壓力下生存的，而且從思想上和道德上來講，是低級的和劣等的，所以根本不配在現代生存。相比於以前的救亡圖存的努力，比如自強運動、洋務運動、戊戌變法，這正是新文化運動的"新"之所在。它不再滿足於向西方開放和學習，以求挽救中華民族及其文化，而是要找到普遍客觀的標準，從思想能力、道德水準、民族特性上，全方位、一勞永逸地取消中華文化乃至一切非西方文化的生存資格。這個標準就是弱肉強食的功利主義和被扭曲了的進化論，按照它，科學與民主是兩項西方最突出的驕傲，而其中科學更是無敵於天下。實際上，這可紅可白的"賽先生"與"德先生"成了中國的新宗教，誰要是不認同它們就會遭到宗教裁判所那樣的迫害。蔡元培在中國和北大的教育中驅除了儒家；傅斯年罵中國的家庭是"萬惡之源"；胡適讚揚吳虞是"'四川省隻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魯迅說中國幾千年曆史隻是"吃人"；餘岩則指控《黃帝內經》為"數千年內殺人的秘本和利器"；錢玄同講"欲廢孔學，不可不先廢漢文"，魯迅斷言"方塊漢字真是愚民政策的利器"，瞿秋白聲稱："漢字真正是世界上最齷齪最惡劣最混蛋的中世紀的毛坑！"[15]而且，這些都不是一時過激的言論，它們的主張後來幾乎都在不同程度上成為了曆史的事實。

今天，中國人又想起孔子，又恢複了幾個傳統節日（這當然是好事情），但他們生活和思想的中心區卻已經聳立著各種意義上的"教堂"。無論是國家政體、經濟結構、社會結構、意識形態，還是教育體製、家庭狀況、娛樂方式等等，無一不經過了"皈依"的洗禮，而且從總的方向上，還在被西方構築的全球化拖向更無根的狀態。

三

印第安人與中國人今天還麵臨著一項相似的困難任務：如何找回已經失去了的文化主體，讓她重獲生命。已經是多少代的天主教徒，他們如何能將自己祖先的文化，也就是被西班牙教父們詛咒的"異教"文化之魂重新置入聖壇的中心？已經是近一百年的全盤西化了，你讓當今的中國人如何能在思想與生活的核心區重新樹立起孔夫子的塑像？[16]難道他們與我們都需要一場文藝複興式的宗教改革或文化意義上的"驅除韃虜，恢複中華"？不管怎樣，在應對所有這些困難和實現這些設想之前，有一件事情在我們這裏是必須做到的，即確立儒家在中國知識分子心中的原文化主導地位。也就是說，確認以上所講的事實：儒家主體在現代中國的消失是西方武力侵略和文化侵略的結果，是一樁真真實實的文化罪行和政治罪行，就如同西方列強在美洲所犯的罪行一樣。馬克思講"資本來到世間，就是從頭到腳，每個毛孔都滴著血和肮髒的東西"[17]，這話不錯，但絕非僅限於他關注的政治經濟學的範圍，而是首先具有文化政治學的含義。現在最要緊的是，不管這罪行已經產生了什麽樣的難以糾正的惡果，如同強奸罪所產生的那種惡果，但首先要確認，這是犯罪！盡管我們身上就可能流著罪人之血。

一部分猶太人在二戰中被屠殺了，納粹的罪行被以最高的音調確認並譴責到今天，成為國際生活中"政治正確"的一大標準。但是，上千萬印第安人被屠殺或殘害[18]，幾千萬平方公裏的土地被搶奪，印第安原本文化被摧毀，對於它們，當今的歐洲和美洲的白人政府卻沒有誠懇地認罪、道歉和賠償；儒家文化被毀滅，更沒有什麽政府、組織或有良知的知識分子來謝罪、反省和賠償。所以，確立儒家文化的原文化地位，就是賦予她在中華土地上的生存權，以及她對於中華民族而言的祖先文化身份；同時也就是確認異族入侵者導致儒家文化毀壞的罪者身份，乃至儒家文化要求犯罪者的認罪和賠償的權利。

所以，恢複儒家和儒家文化的生存是中國政府、中華民族和中國知識分子不可推卸的責任，也是所有曾經在中國犯下毀滅文化罪行的列強和組織不可逃避的贖罪責任。此乃這個問題上政治正確的終極標準。至於複活了的儒家要如何生存，她是否願意調整自己，適應現代形勢，那完全是她自己的事情，誰也無權幹涉。這裏絕沒有任何西方意識形態來提條件、做規定的可能。儒家的原文化地位以及基於它的生存權不容任何動搖和攙假。

儒家知識分子們如果沒有這個意識，不足以成為儒者。儒家文化的真實身體--儒家的真實團體、儒家存活所賴的社會結構等等--必須複活，以作為一切儒家活動、學派、流派存在的不二前提和生命土壤。此乃儒家的純存在（the Confucian Being itself），或簡稱"儒在"，是它使得一切儒家的存在者們（Confucian beings）可能；此乃儒家的曆史原文（Confucian primordial Text），是它使得一切後起的注釋、改寫、翻譯、發揮可能。無此儒在，無此儒文，哪有什麽儒者之在、儒學之在、儒教之在？這就是所謂的儒在－儒文的源頭主義（Confucian Being-Cultural-Textual fountain-mentalism）。

我們這個世界的未來，不能再寄托於那些在曆史上犯下了無數文化罪行、而且還在不斷製造各種災難的文化機製上，而要通過各傳統民族的原文化的複活和全球主導文化的多樣化來獲得新的人類生機和平衡結構。我們的希望在於一個全人類的文化生態多樣性，一個以民族原文化為基本單位的"聯合國"。

讓我引用北美著名印第安通靈者、治病巫師黑麋鹿的深刻而又悲涼的敘述，來結束這篇已經頗為悲憤的文章。黑麋鹿（Black Elk，1863年出生，起碼活到1945年）是印第安的西奧克斯（Sioux）人，9歲時有了一次重大的神靈顯現（great vision）的經驗。在這次影響其一生的經驗裏，六位代表天地四方的"祖父"神靈向他展示並授予世界的力量，命他回到世間去拯救處於困境中的印第安族人。他後來有過豐富奇特的經曆，但是，在白人軍隊和政治、經濟的扼殺力量麵前，他沒有能夠完成自己的人間使命，而是一次又一次地體驗和目睹了印第安人的悲劇。

黑麋鹿說道：

難道天空不是父親，大地不是母親，所有生命體--有腳的、有翅膀的或有根的--不是他們的子女？......我們就從那裏而來，我們在她的胸脯上像嬰兒一樣吮吸生命乳汁，如同所有的動物、飛鳥、樹木和青草。[19]

我這個老邁的人，現在從這個高丘回頭去看，依然能看到（1890年12月美國軍隊在傷膝溪屠滅印第安整個部落的慘案中--引者加）被屠殺的女人和孩子們，成堆地散躺在彎曲的深穀中，其鮮明就如同我當時用年輕的雙眼看到的一樣。而且，我能看到還有一些東西在那血土中死去，被埋葬在了那場暴風雪裏。一個民族的夢想，一個何其美好的夢想，就慘死在了那兒！

你看我這個人嗬，年少時被賜予了如此偉大的一次神靈顯現，現在卻成了個一事無成的可憐的老東西，那是因為我們民族的生命圈被打碎了。於是再也沒有中心了，那棵神聖的樹已經死亡。[20]

如果我們中國人裏邊有一位黑麋鹿，他會說什麽？他顯然會這樣向我們呼叫："呼喊'祖國萬歲'的人們嗬，你們明白'祖國'的'祖'意嗎？你們的'先祖'在哪裏？周公、孔子、曾子、子思、孟子為你們編織的生命圈的中心還在嗎？那棵神聖的生命樹上還有綠葉、繁花和鳥鳴嗎？"

（己醜夏寫於厄瓜多爾基多市宮巴亞區，己醜深秋增補於北京大學）

【責任編輯：楊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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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除了儒家之外，中華文化中還包括很重要的道家文化、佛教文化等等，其中道家文化也是源遠流長的原文化。對於唐代以後的中國人來說，中國佛教也在很大程度上成為了原文化。但畢竟，儒家是中華民族在兩三千年裏的主導文化。

[2] 參見Moon, Sun, and Witches: Gender Ideologies and Class in Inca and Colonial Peru （《月亮、太陽和女巫：印加和殖民時代秘魯的性別意識形態》）, by Irene Silverblat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7, 第2、3章。

[3] 目前南美的印第安人集中居住在三個國家--秘魯、厄瓜多爾和玻利維亞，那裏印第安人的數量高於總人口的百分之三十。其他的國家比如巴西、智利、阿根廷，印第安人少得可憐。

[4] 《原本的美洲人》一書的編者寫道："在哥倫布來到美洲之前，原本的［北］美洲人（即當地原住民）有500萬人。到1890年，就隻有25萬了。在同一時期，白人人口［僅］在美國就從零增長到了7500萬。這些白人篡奪印第安人世代居住的祖先土地，毀掉了他們生存機體的微妙平衡和傳統的生活方式。"（The Native Americans: The Indigenous People of North America, ed. C. F. Taylor, New York: Smithmark, 1991. 該書套封折邊。方括弧為引者所加。）

[5] 參見張祥龍：《儒家哲理特征與文化間對話--普遍主義還是非普遍主義》，《求是學刊》2008年第1期；《"性別"在中西哲學中的地位及其思想後果》，《江蘇社會科學》2002年第6期。

[6] Moon, Sun, and Witches,p.21。

[7] 同上書，pp.20－21.

[8] 同上書，p.41.

[9] 同上書，pp.42－43.

[10] 國內某些學者（如秦暉）認為清末知識分子是被西方政治的民主形態所吸引，導致認同西方和放棄中華傳統。這是以果為因了。如果沒有西方以殘暴卑劣的方式來撞開中國的大門，沒有西方和學習西方的日本在軍事和組織上的戲劇性得手（這種得手不同於清人在明末的軍事得手，那對於忠於明室的士子而言是正常的軍事失敗，而這一次則是似乎毫無戰勝可能的慘敗，麵對"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因而有巨大的震撼效應），幾乎不可設想一部分（而非一兩個異類）中國知識分子會有這種看法。而且，即便在這種情況下，持這種西方優越論的人也隻是很小一部分激進者，如譚嗣同等，而當時占主流的是曾國藩、張之洞那樣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主張，乃至更保守的主張。一直要到新文化運動，才有中國知識分子主流的西方認同或文化上的集體嘩變。簡言之，中國傳統文化的衰落是西方惡性強權入侵的結果，而不是西方文化來提升中華文化、超拔"中國愚民"的結果。這是近現代文化史上的大是大非，不可不辨析明白。不然的話，全世界被西方欺侮傷害的人民與文化就不但不能從根本上譴責西方的入侵和殖民，討回基本的公道，反倒是應該對西方人的來臨感激涕零了--"西方人是來解放我們的，不是來屠殺和摧殘我們的！"嗚呼哀哉！人心之變，信仰之變，文化之變，至此是無法挽回了。

[11] 提圖·庫西·瑜盤貴（Titu Cusi Yupanqui，印加國王後裔）：《西班牙人如何來到秘魯的曆史》（History of How the Spaniards Arrived in Peru），trans. C. Julien, Indianapolis/Cambridge: Hackett, 2006, pp. 10-11. 瑜盤貴講述這段曆史的時間是1570年。

[12] 同上書，p.15.

[13] 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劫掠的黃金、白銀數量之巨大，甚至造成了歐洲的通貨膨脹，引發了一係列曆史後果。參見周一良、吳於廑主編：《世界通史》中古部分，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版，第354頁。

[14] 參見張祥龍：《深層思想自由的消失--新文化運動後果反思》，《科學文化評論》第6卷第2期（2009年4月出版），第26－41頁。

[15] 以上所引言論，可在《深層思想自由的消失--新文化運動後果反思》中找到出處。

[16] 我一直呼籲，應該在北大這個中國最後一個信奉儒家的朝代所建立的現代太學（"京師大學堂"）的校園中樹立孔子像，而且應該立在北大西門的雙華表之後、兩麒麟之前，但迄今未果。校方的一位官員告之，選那個地方更是不可能的，因為那裏在文革中立過毛澤東像。

[17]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郭大力、王亞南譯，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839頁。

[18] "西班牙的殘酷統治使印第安人人口大減。曆年被屠殺的達一千二百萬到一千四五百萬之多。"（《世界通史》中古部分，第359頁）這還隻是西班牙的殘暴記錄，如果算上葡萄牙、英國、法國以及後來的白人政府所殺者，當會多得多。

[19] Blcak Elk Speaks---Being the Life Story of a Holy Man of the Oglala Sioux (《黑麋鹿說道--一位西奧克斯

•渥格拉拉族的聖者之生平》),由黑麋鹿講述、John G. Neihardt成文，Lincoln & Londo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79 (1932年初版), p.3.

[20] 同上書，p.270.在黑麋鹿少年時的神靈顯現經曆中，南方之神賜給他一棵將種在民族生命圈中心的神聖之樹，那上邊會長出繁茂的枝葉，開出美麗的花朵，無數鳥兒在其中歌唱。他還被告之，一條紅路和一條黑路將在生命圈中心交叉。從北到南的紅路是幸運之路，從西到東的黑路是苦難之路。他應該帶領自己的民族經曆苦難而走向幸福。同上書，pp.28－29.

原載《現代哲學》2010年第1期

作者惠賜儒家中國網站發表

【張祥龍】儒家原文化主導地位之含義——儒家複活的意識前提以及與印第安文化的對比

張祥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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