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派：清代書(shu) 院教育的典範

作者：江小角（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桐城派與(yu) 清代書(shu) 院研究”負責人、安徽大學教授）

來源：《光明日報》

時間：孔子二五六九年歲次戊戌二月初五壬子

           耶穌2018年3月21日

書(shu) 院是我國古代獨特的文化、教育組織。清初為(wei) 了防止漢族士人利用書(shu) 院進行反清活動，限製書(shu) 院發展。康熙親(qin) 政後，為(wei) 了加強思想統治，以書(shu) 院作為(wei) 宣傳(chuan) 程朱理學、講授科舉(ju) 時文的平台，書(shu) 院迎來了發展契機。各地書(shu) 院興(xing) 盛，讓桐城派作家有了安身立命的最佳場所，也為(wei) 桐城派發展、壯大提供了重要保障，桐城派逐漸成為(wei) 清代書(shu) 院教育的引領者。

桐城派作家濃厚的書(shu) 院講學情懷

與(yu) 曆史上其他文學流派不同，桐城派作家迫於(yu) 時勢，與(yu) 官場有著千絲(si) 萬(wan) 縷的聯係，但他們(men) 的主要活動和人生誌趣，與(yu) 教育尤其是書(shu) 院教育割舍不開。桐城派先驅者戴名世年輕時就靠授徒謀生。桐城派創始人方苞，因家境貧寒，設館自贍；步入仕途後，曾被誠親(qin) 王聘為(wei) 王子師，並在翰林院任教。方苞在京城數十年，主要精力都用於(yu) 教書(shu) 創作和研究經史。方苞未曾執教書(shu) 院，但以劉大櫆、葉酉、沈廷芳等為(wei) 代表的眾(zhong) 多弟子，都曾執教書(shu) 院。劉大櫆科考屢屢受挫，或居鄉(xiang) 或遊幕，均以教書(shu) 為(wei) 業(ye) 。他先後任山西百泉書(shu) 院、安徽敬敷和問政書(shu) 院山長，擔任黟縣教諭；晚年歸裏，仍講學不輟。其摯友姚範、方澤，弟子姚鼐、王灼等都主講書(shu) 院，傳(chuan) 其衣缽。

姚鼐號稱桐城派集大成者，在古文理論與(yu) 創作實踐上為(wei) 桐城派的創立打下了堅實基礎，還通過主講書(shu) 院為(wei) 桐城派培養(yang) 了一支享譽文壇的精英隊伍。乾隆三十九年（1774），姚鼐從(cong) 四庫館辭官後，即赴書(shu) 院講學。姚瑩在“從(cong) 祖惜抱先生行狀”中說：“（姚鼐）既還江南，遼東(dong) 朱子潁為(wei) 兩(liang) 淮運使，延先生主講梅花書(shu) 院，久之，書(shu) 紱庭尚書(shu) 總督兩(liang) 江，延主鍾山書(shu) 院。自是，揚州則梅花，徽州則紫陽，安慶則敬敷，主講席者四十年。所至，士以受業(ye) 先生為(wei) 幸，或越千裏從(cong) 學。四方賢雋，自達官以至學人，過先生所在必求見焉。”可見姚鼐講學影響廣泛，弟子眾(zhong) 多。如梅曾亮、管同、方東(dong) 樹、劉開等“姚門四傑”，以及姚瑩、陳用光、姚椿等都是文學英才，他們(men) 也主講各地書(shu) 院，學子遍及大江南北，桐城派的影響劇增。道光以後，姚鼐再傳(chuan) 弟子中，又有方宗誠等數十人從(cong) 事書(shu) 院講學，促進了書(shu) 院和文派發展。

鹹豐(feng) 、同治時期，曾國藩廣納時賢英才，張裕釗、吳汝綸、薛福成、黎庶昌等“四大弟子”享譽文壇，其中張裕釗、吳汝綸情係書(shu) 院，致力於(yu) 培養(yang) 新式人才。桐城派在河北的擴展，與(yu) 張、吳二人主講蓮池書(shu) 院息息相關(guan) 。在他們(men) 的影響下，賀濤、馬其昶等一批弟子對書(shu) 院講學一往情深，活躍於(yu) 各大書(shu) 院。尤其值得稱道的是張裕釗、吳汝綸在蓮池書(shu) 院時，首開招收外國留學生的先例，一批愛慕中華文化的日本學子如宮島詠士、中島裁之等，遠涉重洋，負笈渡海求學，學成歸國後宣傳(chuan) 中國文化藝術，桐城派的聲名再傳(chuan) 海外，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留下一段佳話。

從(cong) 劉大櫆算起，桐城派作家有近百人從(cong) 事書(shu) 院講學，每個(ge) 時期的代表人物都與(yu) 書(shu) 院講學有著或深或淺的淵源，展現出繼承傳(chuan) 統、勇於(yu) 創新的講學情懷，造就了文學、教育發展史上的奇觀。

桐城派作家重視書(shu) 院教育的主要實踐

桐城派作家或為(wei) 官，或從(cong) 教，或遊幕，都心係書(shu) 院與(yu) 教育。他們(men) 有的為(wei) 官一地，大力興(xing) 建、修複書(shu) 院，發展教育；有的主講書(shu) 院，堅持因材施教，與(yu) 時俱進，體(ti) 現出變革創新的時代精神；有的遊曆幕府，對幕主廣施影響，獻計書(shu) 院教育和人才培養(yang) 。綜觀桐城派作家從(cong) 事書(shu) 院教育的實踐和成效，可以看出他們(men) 重視書(shu) 院建設、精心培養(yang) 人才、關(guan) 注國計民生的遠見卓識；他們(men) 關(guan) 於(yu) 書(shu) 院教育的一些舉(ju) 措，具有引領與(yu) 示範作用。

一是興(xing) 建、修複書(shu) 院。桐城派作家每到一地任職，傾(qing) 心書(shu) 院建設。如姚瑩在福建、台灣、四川等地為(wei) 官，興(xing) 建九和、海東(dong) 、玉環書(shu) 院，促進當地教育發展和人才培養(yang) 。桐城派中興(xing) 之臣曾國藩，在軍(jun) 務之餘(yu) ，興(xing) 建、修複湖南、安徽、江蘇等地書(shu) 院，親(qin) 自督查、出題、閱卷。曾國藩“立書(shu) 院以養(yang) 寒士”，使因戰亂(luan) 而人文凋敝的蘇、浙、皖地區恢複生機，鑄就此後百餘(yu) 年間英才輩出的輝煌。在曾國藩的感召下，其好友、幕僚及湘軍(jun) 首領積極修複各地書(shu) 院。如吳汝綸在深州、冀州任職，興(xing) 建、整頓書(shu) 院，親(qin) 自講課，“聚一州三縣高材生親(qin) 課之，民忘其吏，推為(wei) 大師”；他在河北為(wei) 官近二十年，“其文教斐然冠畿輔”。方宗誠補棗強縣令，創立正誼講舍和敬義(yi) 書(shu) 院，充分展示桐城派辦學理念和構想，造福棗強百姓。

二是改革並完善相關(guan) 書(shu) 院的管理製度。桐城派作家就如何辦好書(shu) 院，從(cong) 製度建設、招生規模、教學方法、經費籌措等方麵提出了一係列改進、完善措施。如姚鼐在生徒學習(xi) 目的和培養(yang) 人才目標上，注重錘煉生徒的德行操守，強調“明理”和“學佐當世之用”，這些有助於(yu) 扭轉清代書(shu) 院過於(yu) 突出科考功能，平衡古文與(yu) 時文教學之間的矛盾；在教學上，要求弟子關(guan) 注社會(hui) 和民生，主張“文以載道”；在教師遴選上，重點考察德行與(yu) 道藝，德行上要“敦行誼”，道藝上要“工為(wei) 文”，彰顯老師的表率作用；在管理上，健全製度，完善獎懲措施。姚門弟子也積極作為(wei) ，把桐城派發展帶入黃金期，把姚鼐管理書(shu) 院的經驗傳(chuan) 播各地，形成了以梅曾亮為(wei) 代表的北方傳(chuan) 播中心，以陳用光、姚瑩、鄧廷楨等為(wei) 代表的東(dong) 南傳(chuan) 播中心，以呂璜等為(wei) 代表的嶺西傳(chuan) 播中心，桐城派的影響“南極湘桂，北被燕趙”。曾國藩、吳汝綸等積極參與(yu) 書(shu) 院辦學，宏觀上大力指導，政策上給予傾(qing) 斜，實踐中注重督查，辦出特色和成效，促進了清代書(shu) 院發展。

三是重視書(shu) 院山長的選聘。山長是書(shu) 院的核心和靈魂，選好山長，對書(shu) 院的發展十分重要。桐城派作家對選聘山長有獨到見解。姚瑩說：“山長者，必道德、文章、藝業(ye) 可為(wei) 師法，士望歸之。”選擇一位好山長，讓“士心悅服”，就能實現書(shu) 院教學目標。他要求山長選聘後，“天子不得而可否之，大吏不得而進退之”，強調自主辦學和山長權利。戴鈞衡看出山長由官府或大吏推薦之弊端，在《桐鄉(xiang) 書(shu) 院四議》中規定山長由董事及諸生共議，頗有民主色彩。曾國藩選聘安徽、江蘇等地書(shu) 院山長時煞費苦心，發現理想人選，親(qin) 自禮送赴任，其誠可鑒。

桐城派作家主講書(shu) 院的特點

全麵考察桐城派書(shu) 院教育，具有以下特點。

講授經學與(yu) 時文寫(xie) 作並重，注重傳(chuan) 授古文理論。古文創作是桐城派作家立世之本，講授古文是他們(men) 立足書(shu) 院的獨門絕技。不同時期的作家都在關(guan) 注社會(hui) 現實中發展文論思想。姚鼐提出“義(yi) 理、考據、辭章”說，強調“用科舉(ju) 之體(ti) 製，達經學之本源”，將科舉(ju) 之文與(yu) 治學求本、修身務本相聯係，實現“學佐當世”。方東(dong) 樹以“明學術、正世教”為(wei) 己任，強調作文“言必有宗，義(yi) 必有本，不欲為(wei) 無關(guan) 係之文”；同時又“不盡拘守文家法律”，體(ti) 現他在變革創新中延續文脈的自覺精神。姚瑩提出讀書(shu) 四端：義(yi) 理、經濟、文章、多聞，將理學與(yu) 經世致用相結合，在文學創作中體(ti) 現濟世救民的情懷，代表了近代文學發展方向，也把桐城派文學理論引向更加健康、更具活力的發展道路。曾國藩提出“義(yi) 理、考據、辭章、經濟”和吳汝綸提出“兼通新舊、融合中西”等主張，無不體(ti) 現他們(men) 關(guan) 心國是、引領時代潮流的創新精神。

注重教學、學術研究與(yu) 古文創作的結合，營造教學相長、平等交流的氛圍。注重學術探討、鼓勵學生爭(zheng) 辯是中國書(shu) 院的優(you) 良傳(chuan) 統，桐城派對此予以繼承和發揚。姚鼐掌教書(shu) 院，培養(yang) 學生問題意識，師生平等交流，互相暢所欲言，自由論辯。管同和梅曾亮曾就是否研習(xi) 駢文展開激烈辯論，管同說服梅氏學習(xi) 古文，但梅氏作文仍然散駢互見，管同不滿：“子之文病雜，一篇之中數體(ti) 互見。武其冠，儒其衣，非全人也。”此後，梅曾亮采納其建議，潛心古文創作，成就“一代文宗”。

注重古文教材編選。桐城派文論宗法先秦、唐宋，勇於(yu) 吸取前人文論精髓，並在實踐中創新，編纂獨具特色、指導性強的古文選本來指導生徒學習(xi) 與(yu) 創作。方苞編選《古文約選》，頒布各學宮，成為(wei) 官方的古文教材；姚鼐編《古文辭類篹》，成為(wei) 最能體(ti) 現桐城派文論的經典範本。此後，梅曾亮、曾國藩、方宗誠、吳汝綸、吳闓生等都編纂古文讀本，總結執教、創作經驗，給學習(xi) 古文提供借鑒與(yu) 參考。

責任編輯：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