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此文是我二月初在美國寫成的原文，《中國社會科學報》（2010-4-8）刊出的那篇有刪節，文字有很大差別，現由儒家中國網站和《儒家郵報》另行刊發。

 

 

 

當前中國發展 “國學” 牽涉的方麵很廣，有文化上的問題，有曆史上的包袱，有時人的心態，甚而有關當下國內學術和文教的整體（不隻是體係）問題。我近年在國內用中文發表的文字牽涉到的方麵相當廣，也和這問題有些關連。

 

   2009年歲末我回美國家中度假，收到學術界同仁電子郵附寄的南開大學劉澤華先生等具名的一篇“宣言”式的文字：《把國學列為一級學科不妥》。以我在英美學術界工作三十多年的背景，反思近百年來中國受西化影響下所建立的教育和學術體製，認為從（一）在鄧小平先生領導下中國近三十年來改革開放的實際經驗，（二）近十多年來中國高校的演變與現狀，和（三）西方近數十年來“後現代主義”對“現代主義”的批判的視野來看，劉先生等的看法還有可商榷的地方。本文略為論列。

 

 

This article is in response to a declaration by Professor Liu Zehua and his colleagues

questioning the viability of the present promotion of “Guo Xue” or Chinese National

Learning/Studies in China. On the basis of (1) the 100-odd years of the somewhat

slop-side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culture and humanistic education; (2) the

renaissance of China’s economy and worldly standing in the most recent 30-odd years

under the guiding spirit of experimental spirit and pragmatic approach, (3) the current

cultural (especially moral, psychological) and educational crises facing China as a nation,

(4) the recent Western “post- modenistic” critique of modern culture,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there may be rooms and possibiliti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a renascent

“Guoxue” (Chinese national learning/studies) in China currently.

 

 

當前發展 “國學” 牽涉的方麵很廣，有文化上的問題，有曆史上的包袱，有時人的心態，甚而有關當下國內學術和文教的整體（不隻是體係）問題。 在這方麵，我在2009年四月間寫了一篇《論爭國學》文稿，五月中寄交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刊在《國學學刊》，2009年第叁期），另外我在2009年和在2010年初發表的5-6篇文章也都和這問題有些關連：

 

《中西文化傳統與“超越哲思》《學術月刊》（總477期，2009.2）；

《中西文化傳統和信仰》《社會科學戰線》(總165期，2009.3)；

《從多元曆史視野宏觀中國現代化問題：蒙古西征與人類文明》《史學集刊》(2009年第4期)；

《中國人文學術的近代轉型——胡適、傅斯年、和錢穆個案》《河北學刊》（2010年第1期）；

《中國傳統社會領導層的建構和演變》《曆史教學》（2010年第1期）。

 

這些文章以及我近年在國內用中文發表的文字牽涉到的方麵也相當廣，但也不免掛一漏萬。“國學”所關連的問題，已不是三言兩語，或數篇文章，甚至一二本書所能盡述的了。因此我隻希望把個人的所見所聞所思，以叢論的方式陸續提供給關心這問題的同仁們參考。 

 

   2009年歲末我回美國家中度假，2010年二月中收到北京學術界同仁電子郵附寄的南開大學劉澤華先生等具名的一篇“宣言”式的文字：《把國學列為一級學科不妥》。劉先生等是國內著名的學者，也是我很尊重的南開同仁。以我在英美學術界工作三十多年的背景，劉先生們文中的論列，在近百年來中國受西化影響下所建立的教育和學術體製的立場來說，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 （《荀子》《非十二子》語）。不過從（一）在鄧小平先生領導下中國近三十年來改革開放的實際經驗，（二）近十多年來中國高校的演變與現狀，和（三）西方近數十年來“後現代主義”對“現代主義”的批判來看，劉先生等的看法還有可商榷的地方。本文略為論列。

 

                            一.  務實觀：鄧小平改革開放的經驗

 

目前中國經濟繁榮和國力增強的現況，是鄧小平先生在1978（1980？）年開始改革開放的成果。在當時，中國國家的狀況真的是“一忡二白”，再加上“三信危機”（現在人們還記得那個時代的“三信危機”嗎）。鄧氏要把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三十多年的極左積習改變，靠的不是哪一套“知識係統、理論構架、方法和配置”（劉文，四），而是靠“摸著石頭過河”的大膽嚐試,“不管白貓黑貓，能捉老鼠的便是好貓”的判斷標準， 和實事求是的務實立場。如果鄧氏一定要依靠一整套的“知識係統、理論構架、方法和配置”的體製來運作，今天的中國可能還是在毛體製中打滾。如果鄧氏完全迷信西方宣傳的那套“知識係統、理論構架、方法和配置”來改革，當時蘇聯在戈巴喬夫和葉爾欽因為迷信美國宣傳的那套“知識係統、理論構架、方法和配置”來改革而導致了蘇聯全部解體的經驗，由和美國並立的世界二強變成被美國和北約欺負到國門的弱國，是很嚴峻的曆史教訓。

 

目前中國經濟的繁榮和國力的增強，比起1980年代的三信危機，是一極強烈的對照。但目前中國麵對的也是百年難見或未有的局麵，如何把中國成功發展的經曆延續，並實現“富而好禮”的文明，由“小康”而進入“大同之世”，可能也不能完全依靠近百年來從西方引進的那套完整的“知識係統、理論構架、方法和配置”----按：西方的曆史經驗教訓是“無百年延續的和平（西方由古希臘古羅馬到中世紀到近三四百年，可以說三千年來從沒有過百年的和平日子，可與西方列強比美的大日本帝國更是如此），也無百年延續的帝國（西班牙，英國，美國，日本），更無百年延續的經濟繁榮（意大利，英國，德國，近日的美國，和仿效英美的日本）”。借用中華古語來說，的確是“不足為訓”的。本文用字盡量引用中華古語，而不用西方“民主，自由”等宣傳文字，主要用意在於表明中華傳統自有其理想精神和學術理念，其中如“和諧”理念和理想實在是西方古代文化傳統所無的（關於中西曆史傳統及現代文明的批判，詳本文續篇， II）。

 

當前中國麵對此百年未有的局麵，雖然不至於產生1978-90 年代的那種“三信危機”，但“極左和極右”， “保守與急進 （自由？）”， “傳統與反傳統”，“提倡國學與反對國學”，甚至“憤青與和諧”間的種種對立和抗爭，其牽連方麵，比起1978-90 乃至1965-75年代，可能更廣泛和更複雜（另文再論）。劉澤華先生等對“國學”問題的建言，隻是這對立抗爭的一部份而已。在這情況下，如果“國學”尚有其基本價值（這點劉先生等都不否認,他們隻是批評其推行的方式----包括把國學列為一級學科的方式）, 我們可否采用鄧小平當年的務實方式，先由中國人民大學開始，試辦一列為一級學科的“國學院”，看看其成果如何。如果有人擔心恐怕把“國學”列為一級學科後，其他各高校會群起仿效建立國學院，而成為亂象。麵對這一疑慮，我想可有二種務實的製衡：（1）現在中國的企業運作已經相當“市場化”了（包括南開等很多高校），如果“國學”學科建樹的後果不佳，它會在“市場化”的優勝劣敗的過程中被淘汰（這是對傳統有所致疑的“自由主義者”強調的立場）；（2）中國政府雖然對高校的管理相當開放自由， 但對某些亂象還是有不少約製的權力和方法的。 

 

在此需要一提的是：西方研究中國科學史的宗師李約瑟（Joseph Needham）在《時間與東方人》（Time and Eastern Man,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1965, p. 9）中說：“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曆史（史學）是萬學之母（queen 皇後）。” 而曆史學在古今中外都是研討“一民族一國家一文明過去的經驗”的；中國3000多年來文明的傳統更是著重“曆史 的教訓”（《書經》“殷鑒”）。鄧小平先生在1980-90年代的改革路向，用的正是這民族文化傳統（參陳啟雲《治史體悟》《陳啟雲文集之一》，頁22-33， 42-59，64-75。）

 

                         二. 近十年來中國高校的演變與現狀

 

劉澤華先生等宣稱如“國學院”建製列為“一級學科”必須符合政府關於高校體製的規章和一套完整的“知識係統、理論構架、方法和配置”，這是很義正辭嚴的。但還有些可商榷的地方。國內對天津市和天津南開大學有一種傳言：“這是極左的地方”（這是1987年我在美國加州大學時聽到的）；但另有一種傳言：“天津和南開是極保守極右的地方”（這是我2006-08年在南開時聽到的----包括一位劉先生的在職進修博士生。當時我曾向劉澤華先生和南開的一級領導們提出這傳言，請他們解析，但不得要領）。“極左”、“極右”、或“極保守”意涵對馬克思主義或其新解的某種堅持。但根據馬克思的想法，“政府關於高校體製的規章”和“一套完整的知識係統、理論構架、方法和配置” 都是屬於上層架構，都由“生產/經濟”等基層實況來決定，一旦這基層發生變化，那些上層架構都要跟著變化。近年中國經濟的繁榮和國力的增強，是基層上發生的巨大變化，因而“政府關於高校體製的規章”和“一套完整的知識係統、理論構架、方法和配置” 等上層架構都可能發生變化，而不是不可變動的“金科玉律”。劉先生等對這種上層架構的堅持，恐怕違反了他們對馬克思思想的堅持的宗旨。

 

不管從馬克思思想的宗旨，或是西方自由主義的立場，或務實的“曆史或社會科學”的觀察，中國的“政府關於高校體製的規章”和學術文化界認可的“知識係統、理論構架、方法和配置”，在近百年，近五十年，近二十年，和近十年來，都經過了很多的變化。由清末的廢科舉建製新學堂，到軍閥時期的各地不同的文教運作（如在東北的張氏，在廣東的陳氏，在廣西的桂係等等），到蔣氏北伐成功後的“訓政”體係和胡適親美的“自由派”的思想言論，到解放初期的激烈鬥爭，到十年動亂的打倒一切，到鄧小平的改革開放，到1990以後的高校發展，都不是嚴格遵守“政府關於高校體製的規章”和學術文化界認可的“一套完整的知識係統、理論構架、方法和配置”，來進行的。#*（按可加目下的科研獎勵指標的流弊）。當然，這看法隻是指出一些曆史事實，並不是認為這些動亂時代的變動是對的，更不是提倡再次動亂，而隻是指出近百年來的這些變動，留下來給我們和我們下一代的並不是一套完整無缺盡善盡美的“金科玉律”，而是可能背上了一些“曆史包袱”。

 

這些曆史包袱之一是“中文漢字的簡體化”，尤其是“十年動亂時江青提倡的極端簡體字”。關於這問題國內有一定的共識。1969年我邀請任繼愈先生到加州大學訪問，和1999 年（？）北京清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代表團回訪在台灣新竹的清大人社院時，都對我說到這問題----其中兩句名言是：簡體字的“愛無心” （按繁體“愛”字，“心”居於中心地位； 簡體“愛”字卻把“心”去掉了），和“廠不敞”（按繁體“廠”字，上蓋之下是“敞”-----麵積寬敞，而簡體“廠”字則把“敞”去掉了）。抗日戰爭時期，我在國內小學和中學讀的中文是繁體字，但寫的卻很多是簡體字。據我所知，認識繁體字的人，在某種程度上一定會看和會寫簡體字；認識簡體字的，有多少人能看和能寫繁體字？ 更嚴峻的是國內中學“中（國）文”的課本。1945-47年我在國內讀中學時，中文課本是按中國文化史的先後係列編排的，第一年級的第一課是《詩經·伐檀》篇，到第三年級課本，才是現代白話文學。當時我的學校在落後的鄉村，但我們聽老師講解《詩經·伐檀》，並不覺得困難。後來在香港和美國遇到不少1950-60年在中國讀中學的華人，談起《紅樓夢》，已說是很難讀了，更不要提《詩經·伐檀》了。但1981年在北京到承德的火車上，我卻聽到一位年約7-8 歲的男孩背誦唐詩。起初他隻背誦了3-4 首；他的30多歲的爸爸看到我驚訝的反應，便麵帶微笑一直鼓勵他兒子背誦下去，於是他一直不斷地背誦，直到火車到達承德）。回到我的自身經曆，1937年我家離開廣州市，幾經顛簸，回到祖籍的鄉村進小學，因為鄉村學校水平比廣州落後太多，母親擔憂我的教育，於是從村中的家塾拿來《三字經》（“人之初”），《千字文》（“天地玄黃”），“童蒙詩”（“天子重元豪”），和《古文觀止》（記得得讀的第一篇是《李陵，答蘇武書》“子卿足下”）等書，課餘親自教我。當時我也不覺得特別困難，直到現在數十年沒看這些書了，但然仍可背誦一些。反而是新編小學課本的文字，除了“小貓叫，小狗跳”外，一句也記不得了。這些個人經驗，雖然不是“雅言”，但卻是我們那個時代的真實曆史經驗。

 

回到當前中國“政府關於高校體製的規章”的問題，2000年代國內最高領導要把某高校提升到世界的優越水平。該校負責人曾過訪商談，提到政府在1990-2000年代對高校的治理大大放寬，希望各大學內部自治。很多大學的“學係”，因而紛紛改為“學院”，原屬理學院的“物理係”改成“物理學院；原屬文學院內的曆史係改為“曆史文化學院”（內中更有包括1990年代早期火紅的“旅遊係”）。南開大學則以保留了“曆史學院”的名號自豪。這可是美國高校體製所沒有的，也是國內自清末民初引進的西方學製所沒有的，甚而與近百年來西方高校以及尖端學術理念背道而馳的。劉先生等諸位不對這些影響國本的嚴峻問題大力批判，而針對一“國學院”的建製來攻擊，未免使人感到古諺所說的“明察秋毫，而不見車薪”了。

 

 

  一個國族的文化和教育體係應該是完整一體的，雖然其間有高低輕重的層次。西方傳統的學術和高教以哲學為最高層次，由古希臘柏拉圖的“理想國”（The Republic）中的 “哲王”（Philosopher-King）為標誌。這理念和標誌一直傳承到21世紀的美國高校。後來西方科學興起，注重分科專精，因而出現了各種科係。但美國的高校除了職業性的“工科”、“商科”、“法律”、“醫科”、“教育/師範”等各成學院之外，其餘各學科（由物理學到曆史學）的最高學位都名為“哲學博士”（Ph.D.），正是尊重這一古代的學術文化傳統的理念。中國近百多年來從西方引進的教育係統，大學設有文、理、法、工四個學院；僅有1-2個學院的高校則名為“學院”，如“科技學院”和 “文理學院”。比起美國高校，這已是分科割裂太細了。著名的美國哈佛大學(Harvard University) 和加州大學（University of California），除了職業性的“工科”、“商科”、“法律”、“醫科”、“教育/師範”等另成學院之外，其餘屬於學術性的科係都合為 “文理學院”（在哈佛名為“Arts and Sciences; 在加州大學名為College of Letters and Science）。其理念（劉文所注重的“一套完整的知識係統、理論構架、方法和配置”）的要旨都是學術真理的整體和科際的整合。

 

近百年來，在西風壓倒東風的情勢下，中國文教學術全麵接受了西方分科分係的近代教育和學術係統。但由於其時中國文明處於大分裂的時代，因而忽略了西方這學術真理的整體和科際的整合的要旨（參陳啟雲《中國人文學術的近代轉型——胡適、傅斯年、和錢穆個案》《河北學刊》，2010年第1期）。這些分科西學，如何與中華學術文化整體銜接，便成為困擾問題。過去中華傳統“漢”、“宋”、“考據之學”、“義理之學”之分雖嚴，但隻是門戶之分，其研究討論之客體對象，仍是中華文化整體。現代中國學術和高教把這種宗派門戶分別定位為“文學”、“哲學”、和“曆史”等不同的學科，互相割裂；哲學係不必理會曆史，曆史係不必理會文學。而“經學”則成為無主孤魂，遊離於中文係、曆史係、和哲學係之間。近年來國內各科係改成各“學院”以後，這問題變得更為嚴重。

 

近代學術分科雖然來自西方，但現代西方學術界深知這種分科學術的毛病，因而大力倡導“跨學科、超領域”的科研（interdisciplinary，multidisciplinary research）。國內新興的“科研平台”、“創新基地”的一項任務, 也是在推動這跨學科超領域的科研工作。但由於各學科建製自成“學院”，這方麵的推行的成效很有限（參陳啟雲《跨學科與超領域的研究》《南開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06.5）。 從這現況而言，“國學”應是在科際整合的指標下，對整體中華文化和傳統學術的科際綜合研討和學習的一種可行的基本學科。這學科可以補救現行各科係乃至各學院的學理和內涵互相割離和隔離的缺點。

與此相關，劉文致疑“國學院”課程與其它久已建製的學科互相重疊等問題，都可以從上述這理念來解答。關於學科重疊問題，從務實的立場來看，這是學術體係的正常狀況——近百年來以至當前，國內高校的中文院係、哲學院係、和曆史院係不是都在研習“儒家、孔孟、道家、和佛教”等問題嗎 ? 其間的分別在於研習的麵向和方法的分別。在這一點上，“國學院”的研習麵向和方法，可以暫定為“務實的（論述見前）多麵向和跨學科方法的訓練和研討”， 作為鄧小平“摸著石頭過河”方式的試驗，以觀其後效或其發展出的新麵向和新方法。

 

關於劉文提出“國學”學科概念含糊不清和內涵龐雜這實際問題，在此提供一些美國學科的重要建製實例為參考：

 

在1970年代，由於越南戰爭的影響，美國出現了“宗教熱浪”。我任教的加州大學（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Barbara）應運而開創了美國前所未有的一體係最完整的“宗教係”。以前在美國，“宗教”大多在“神學院”施教（如哈佛大學和芝加哥大學的Divinity School；但哈佛後來又另建立了一整體綜合性的世界宗教研究院）。各基督教派各有各的“神學院”。但加州大學的“宗教係”則包羅萬象，有猶太教、回教、印度教、佛教、藏傳佛教、道教、日本的神道等等。其內涵非常龐大和複雜。但成果極佳；其創係係主任Robert  Michaelson 後來升為加大常務副校長，在代理校長任內榮休。

 

上述這包羅萬象的“宗教係”成果很好，發展很快，開辦第一年的學生人數便超過了老大的“曆史係”（按：在美國大學，曆史係一般都是文理學院內三大學係之一），大大引起校內的注意。有一次校內哲學係和曆史係的教授們邀請該係的創係主任和資深教授們舉行一“跨學科研討沙龍”，當時（1970 年代初）我少不更事，向該係主任提問：“我們對宗教的學科定義感覺不明確，請問你對宗教的定義”。該係主任拉長臉孔一板正經的說“宗教和宗教學科就是我們係的同仁們研究和教授的[東西] 。”這正是很務實的回應；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的同仁們對這問題也應該可以作出同樣務實的回應。

 

在此要指出的是，我完全讚同劉澤華先生等諸位的看法：發展“國學”絕對不是“複古”，不是回到鴉片戰爭前的自閉自大的心態，更不是像餘英時所說的“有些人的思想被挖空了，要找東西代替：老祖宗的東西就是很好的，我們不用向 國外求什麽，光老祖宗的東西已經用不完了。”（參《評餘英時論漢學》， 2009-4-15 發表於的專欄，引《時代周報》中文版創辦號，對餘英時的獨家專訪），也不是如胡適等在1930年代所倡議的，把中國文化當作古埃及金字塔中的“死物”（國故）放在博物館中作為古董地用科學方法去研究（參陳啟雲《論爭“國學”》《國學學刊》2009年第三期）。當前我們發展國學要以當年鄧小平先生的務實的精神，去了解我們國家民族的曆史文化和當前的問題，以實踐的立場融和中西學術優良的理念和方法（參陳啟雲《中國人文學術的近代轉型——胡適、傅斯年、和錢穆個案》《河北學刊》2010年第1期），去向前發展。

 

原載於《 曆史教學》（20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