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百年來，中國政治和文教精英們(men) 對中國國學的想法，是他們(men) 對中國傳(chuan) 統文化的想法，甚至是他們(men) 對整體(ti) 中國文化的想法的一部分。這種態度受到西方關(guan) 於(yu) “傳(chuan) 統與(yu) 現代化”的學說的影響很大。[1]

近一百多年來，西方的科技、工業(ye) 、經濟、軍(jun) 事力量突飛猛進，帶動了整個(ge) 西方文明登上了主導全球的霸權地位，對世界其他文明發生了很大的影響。在這曆史文化背景中，重視客體(ti) 物化文化硬件的曆史、文化、思想觀念和理論盛極一時，孔德的實證主義(yi) 社會(hui) 文化學、達爾文的物種進化論、乃至為(wei) 很多中國知識份子所迷信的 “科學主義(yi) ”(Scientism) 。值得注意的是，在西方這種重視文化硬件的文化理論並未完全壓倒西方宗教、精神、信仰、價(jia) 值等文化軟件在西方文化與(yu) 文化理論中的地位；2009年美國新總統就職，還要在兩(liang) 千多年老舊的基督教牧師麵前手奉老舊的宗教“聖經”宣誓，誓辭結語還說“盼上帝助我”（ “So help me God”）---按：歐巴馬總統在公開宣誓典禮中因過於(yu) 緊張把誓辭念錯了，公開儀(yi) 式雖繼續完成，但當晚再白宮總統府內(nei) 還要重新在牧師麵前手奉聖經再宣誓一遍，才能就職（在美國是沒有人敢公開宣傳(chuan) “把聖經丟(diu) 到毛坑去”的，孫中山不敢，胡適也不敢）。2000多年前，柏拉圖在《共和國》中認為(wei) 哲學至高無上，“哲王”Philosopher-King；2000多年後，美國高校所有學術係科的最高學位仍名為(wei) “哲學博士”（Ph. D），仍舊是遵重這舊傳(chuan) 統——也沒有人說這是老舊過時的傳(chuan) 統。這硬件和軟件兩(liang) 種文化與(yu) 文化理論在客體(ti) 上雖然呈現成兩(liang) 極異化對立，但在西方文化傳(chuan) 統和曆史過程中卻是屬於(yu) 同一或相連續的本體(ti) （Continuum）——連科學實證主義(yi) 的老祖宗孔德都不否定這一點。一旦硬件文化和文化論在西方發展至飽和點而開始緩慢弱化，軟件文化和文化理論，便即抬頭了。[2]

在1840年中英鴉片戰爭(zheng) 以來的中國 ，是西風壓倒東(dong) 風的時代，也是在西方文化裏文化硬件壓低文化軟件的時代。在形勢比人強的情況下，中國不能不接受在強勢西方文化中居強勢地位的文化硬件 （從(cong) 購買(mai) 西方的現代武裝的洋務運動開始）。這種移植過來的文化硬件，在中國本土主體(ti) 中格義(yi) 不清，便會(hui) 被約化為(wei) 西方文化的整體(ti) 。把西方的硬件文化看作西方文化的整體(ti) ，是20世紀初全盤西化說的根源。依照這說法，中國要在現代世界中生存必定要整體(ti) 現代化（約化為(wei) 全盤西化）；中國的傳(chuan) 統文化和現代 西式文化的“不同”（主要是當時沒有現代西式的文化硬件）便被約化為(wei) “中國傳(chuan) 統文化和全球普世文化的不同或互相衝(chong) 突的異類”；便被說成是“現代化的障礙，須要鏟除”。中國文化的傳(chuan) 統根源或基礎如果和西方不同，這更要連根拔除。這想法進一步地約化，便是把中國的整體(ti) 文化傳(chuan) 統看作是現代化的阻力，須要革除。特別要指出的是：五四運動以來流傳(chuan) 的“全盤西化論”，並不是現代西方學術界研述“傳(chuan) 統文化與(yu) 現代化”的論點 （見前注，筆者在加州大學聖巴巴拉分校圖書(shu) 館翻閱了二十多種西文關(guan) 於(yu) “現代化”的研著，都沒有發現“全盤西化”——total or complete westernization字樣）——這隻是中國知識份子和文化人作出的一句宣傳(chuan) 口號。這句在學術上很不負責任的老舊過時的宣傳(chuan) 口號，當前還是被很多“反傳(chuan) 統”“反國學”的中國人拿來不斷地宣揚。把西方文化約化為(wei)  “民主” 與(yu) “科學”，並偶像化為(wei)  “德先生”和 “賽先生”，更是很輕薄的話語，是對文化知識 庸俗化的歪曲，在學術上是很不負責任的行徑。 

料想不到的是，現代化先進的西方國家在近百年來不但沒有領導其他落後國家成功地現代化，反而本身遭遇到很大的挫折和難以解決(jue) 的困難：如傷(shang) 害很大的二次世界大戰；隨後而來（尤其在英國、德國、日本和美國）的經濟危機；大英帝國的衰落和繼起的美國世界霸主地位的動搖；落後地區民族主義(yi) 的興(xing) 起和原西方殖民地人民的獨立與(yu) 動亂(luan) ；乃至回教和阿拉伯世界與(yu) 西方文化的衝(chong) 突對抗——按：這種衝(chong) 突對抗也是在西方很老舊的傳(chuan) 統了；和更普遍性的現代工業(ye) 科技對全球各地的負麵影響（由貧富極度的差異，百年難複的環境汙染和破壞，乃至可能毀滅全人類的大氣溫室作用等）。這都是西方現代化文化硬件所引發而無法收拾的。這導致了人們(men) 對現代化文明和上述現代化（或現代主義(yi) ）理論的嚴(yan) 厲批判和質疑，甚至“後現代主義(yi) ” 者對現代主義(yi) 的全麵否定。[3] 相對而言，對本身文化傳(chuan) 統極為(wei) 保守的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約1900-1940）和韓戰時期之後（約1960-75），工商業(ye) 突飛猛進，幾乎超越美國，卻不須要“打倒傳(chuan) 統”（日本天皇萬(wan) 世一尊便是很老舊的傳(chuan) 統了）；[4]　在越戰期間興(xing) 起的“亞(ya) 洲四小龍”（韓國、台灣、香港和星加坡），也都是對傳(chuan) 統中華文化（尤其是儒學）比較保守和尊重的地區。[5]　而1980年改革開放以後，經濟有驚人發展的中國大陸對傳(chuan) 統文化（尤其是儒學）的態度也改為(wei) 和緩、寬容、甚至支持。文化傳(chuan) 統是現代化的阻力的看法是不符合客觀事實的。

1993年夏，美國哈佛大學政治學教授外交戰略專(zhuan) 家（美國哈佛大學奧連策略研究所所長）亨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在《外交事務》學刊發表了一篇文章，《文明的衝(chong) 突》，認為(wei) 資本主義(yi) 和共產(chan) 主義(yi) 衝(chong) 突的時代已成過去，即將來臨(lin) 的，是文明（或文化）衝(chong) 突的時代，尤其是西方文化和東(dong) 方文化（以儒學文化與(yu) 伊斯蘭(lan) 教文化為(wei) 主）衝(chong) 突的時代。[6] 根據亨廷頓自述，這篇文章所引發的爭(zheng) 論是《外交事務》自20世紀40年代以來所發表的論文之冠；亨廷頓本人在這三年間曾受邀出席在阿根廷、比利時、中國、法、德、英、韓、日、盧森堡、俄國、新加坡、南非、西班牙、瑞士、台灣地區等地關(guan) 於(yu) 此論文的討論會(hui) 。他在1996年又在《外交事務》上發表了一篇文章 《西方[文化] ：很獨特但非普世的》，並且出版了一本題為(wei) 《文明衝(chong) 突與(yu) 世界秩序的重整》的專(zhuan) 書(shu) 發揮他的論點。[7]

關(guan) 於(yu) 國際上不同集團陣營間的緊張對立、衝(chong) 突和戰爭(zheng) 的可能性的論析，多如牛毛。亨廷頓的文明衝(chong) 突論之所以廣受注目，在學術上的主要原因是他在通常國際關(guan) 係分析中所注重的政治、經濟、科技、軍(jun) 事力量等“硬件文化”的因素以外，特別強調語言、宗教等屬於(yu) “軟件文化”因素的重要性。這回應了上麵提出的，在西方文明中，文化硬件和硬件文化論發展至飽和點而開始緩慢弱化時，文化軟件和軟件文化論即重新抬頭的事實。亨廷頓在上述文中還沒有完全放棄以物質、經濟、科技為(wei) 基幹的硬件文明進化理論觀點。他在東(dong) 西兩(liang) 大文明對壘中把伊斯蘭(lan) 教文化劃入東(dong) 方文明陣營，就是此觀點使然。但他已揚棄單軌文化的進化觀點（即是把整體(ti) 文明的進化---現代化，約化為(wei) 硬件文明的進化---西化），而認為(wei) 世界上的各種文明可以保持本身的文化傳(chuan) 統的特質而取得現代化的財經、科技、武裝力量，無須西化也可以成為(wei) 現代文明，因而導致未來世界性多元文明衝(chong) 突的危機。這些論析，在亨廷頓1996年的專(zhuan) 書(shu) 中都有進一部的論述。要指出的是：亨廷頓的西方文明與(yu) 非西方文明對立衝(chong) 突論，顯然受了西方傳(chuan) 統上對東(dong) 方文明根深蒂固的偏見的影響。他的東(dong) 、西文明觀可以直溯至古希臘希羅多德的東(dong) 、西文明觀。[8]　亨廷頓本身的文明意識因而也證實了他認為(wei) 世界上各個(ge) 文化傳(chuan) 統不會(hui) 在現代化過程中改易的“本質主義(yi) ” 論點。這“本質主義(yi) ”和中國國內(nei) 的“反傳(chuan) 統”“反國學”的人是完全相反的。

亨廷頓本身其實也是屬於(yu) 西方文化硬件的學術陣營。他在《文明衝(chong) 突與(yu) 世界秩序的重整》專(zhuan) 書(shu) 第42頁中，列舉(ju) 了構成個(ge) 別具體(ti) 文明的主要文化因子：“如語言、曆史、宗教、風俗、製度等客觀成分和個(ge) 別文明中的人民對自身文明歸屬的主觀認同。”粗看起來，似乎亨廷頓特別注重文化軟件（如語言、曆史、宗教、風俗）；但他書(shu) 中對文化軟體(ti) 的討論，僅(jin) 止於(yu) 此；其餘(yu) 全部是討論這些文化因子所構成的各文明集團在國際對抗形勢上的實力。亨廷頓雖然把儒教文明和伊斯蘭(lan) 教文明劃歸為(wei) 西方文明的大敵，但全書(shu) 對儒教和伊斯蘭(lan) 教的基本內(nei) 涵和意義(yi) ，完全沒有討論。書(shu) 中特別討論到語言時，注重的隻是全球使用不同語言的人數的量化對比（尤其是使用英語和華語的人數）（頁59-64）；而專(zhuan) 門討論宗教時，注重的也隻是信教人群數目的對比（頁64-66）。換言之，亨廷頓是把軟件文化當作硬件文化來處理。他的論述主要是顯明了“文化軟體(ti) ”（精神文化，文化傳(chuan) 統）在當前人文和社會(hui) 科學中日益重要的地位---連亨廷頓這外行的人也不能不特別注重這命題，甚而一談這問題便在全球戰略論壇上出人頭地了。[9] 而這卻是劉澤華先生最近極為(wei) 輕視的“軟實力”。

在1840年鴉片戰爭(zheng) 以來的一百多年，中國的知識份子為(wei) 了改革弊政，引進西方優(you) 勢的硬件文化，以救亡圖存的緊急需要，把西方文明和現代文化約化為(wei) 一些通俗的宣傳(chuan) 口號，或許可以諒解。但把學術作為(wei) 宣傳(chuan) 工具，把學理約化為(wei) 庸俗口號，縦然所宣揚的道理很正確，對學術的真理使命已是嚴(yan) 峻 的傷(shang) 害，對百年樹人的文教風習(xi) 和實質更是沉重的打擊。何況如上所論，這些言論對中西文化和現代化學理都缺乏應有的體(ti) 認，而是一知半解，甚至是故意歪曲。時至今日，中國需要的不是這種宣傳(chuan) 口號和由這種宣傳(chuan) 心態引導出的假學術理論。


注釋：

[1] 西方關(guan) 於(yu) 這方麵的論述真的是汗牛充棟了，但大多是屬於(yu) 文化硬件的陣營的研著，如 《傳(chuan) 統社會(hui) 之現代化叢(cong) 書(shu) 》Modernization of traditional societies series（ Prentice-Hall, 1965-1974）；1960-70年代的經濟學家如 Walt Rostow, The 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 A Non-Communist Manifesto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0),  文化學家 Daniel Lerner，The Passing of Traditional Society （The FreePress，1958）, 和全球化資本主義(yi) 發展論者, Jan Aart, Globalization (St. Martin’s Press，1982)，和Ronald Inglehart, Modernization, Cultural Change, and Democracy: The Human 

Development Sequenc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對他們(men) 的批評，參見Immanuel M. Wallersteim, The Politics of  the World-economy: the States, the Movements, and the Civilization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Colin Leys, The Rise and Fall of Development  Theory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6), Tony Spybey, Social Change, Development, 

and Dependency: Modernity, Colonialism,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West 

 (Oxford : Polity Press, 1992).  

[2] 關(guan) 於(yu) 硬件文化、軟件文化和文化理論，引自陳啟雲(yun) 《治史體(ti) 悟》（廣西師大出版社，2007），頁138-141。

[3] Immanuel M. Wallersteim, The Politics of  the World-economy: the States, the Movements, and the Civilization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Colin Leys, The Rise and Fall of Development  Theory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6), Tony Spybey, Social Change, Development, and Dependency: Modernity, Colonialism,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West  (Oxford : Polity Press, 1992).  最有代表性的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新編 的 《人文史》的 《總序》（UNESCO,  History of Humanity ,  Vol. III,  UNESCO, 1996. 關(guan) 於(yu) 後現代文化和後現代主義(yi) 的初步論析，參見陳啟雲(yun) 《治史體(ti) 悟》（廣西師大出版社，2007），頁50-58， 所引書(shu) 目。

[4]《日本第一》，Ezra F. Vogel，Japan as Number One (New York : Harper Colophon Books, 1980).

[5] 《亞(ya) 洲四小龍》，Ezra F. Vogel， The Four Little Dragons : The Spread of Industrialization in East Asia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6] Samual P.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Foreign Affairs 72:3 

(Summer 1993), 22-49；“The Coming Clash of Civilizations——Or the West Against the Rest”, New York Times, June 6, 1993.

[7] Samual P. Huntington,“The West: Unique But Not Universial”,

 Foreign Affairs 75:6 (NovemberDecember, 1996)；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6),“Preface”.

[8] 　陳啟雲(yun) 《治史體(ti) 悟》（廣西師大出版社，２００７），頁1７４－１７５。

[9] 　對亨廷頓的文明意識和文明論的詳細評析，見陳啟雲(yun) 《治史體(ti) 悟》（廣西師大出版社，２００７），頁134-137, 164-177。

[節引自陳啟雲(yun) 《中西文化傳(chuan) 統和信仰》《社會(hui) 科學戰線》2009.3]

作者惠賜儒家中國網站首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