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龐清輝】潮汕宗族力量

　　在中國人的政治和社會生活中，傳統的民間組織曾經發揮過巨大的作用。在中國的潮汕地區，至今還到處存在著被家族、宗族影響著的老人組，以及帶有宗教色彩的善堂。

　　在過去，宗族精英通過不斷提供公共產品和道德資源長期維持著中國鄉土的秩序，達成相對穩定的社會運轉。而隨著時代的變遷，宗族的政治功能逐漸衰退，其社會功能卻更充分地顯示出來。而善堂則扮演著另外一種相似的社會功能。由於政府主導的社會保障和服務的觸角，很難抵達社會需求的各個角落，善堂就逐漸由一個宗教與慈善組織，主動、被動地納入社區中，成為一個不分宗教、語言和社會階層的福利團體，為社會提供更為廣泛和多元的救濟和福利。

　　《中國新聞周刊》通過探尋潮汕地區的老人組和民間善堂，為讀者呈現這些民間組織的新活力。

　　“要尊重中國鄉村社會這種傳統的自我管理方式，不一定什麽全都由政府來解決”

文/龐清輝

探尋傳統民間組織潮汕老人組：凝聚力勝過村委會

　　“村委會要求老年人協會的老人坐在那裏壓陣，控製村民不要有過激的行動。最後，一場激烈的衝突得以避免。”汕頭德華學校的校長紀漢裕，在談及幾個月前發在汕頭市區北部金平區的城中村浮西村的一場衝突時，對《中國新聞周刊》記者說。

　　“老年人協會”，俗稱則是潮汕民間人人熟知的“老人組”。 “老人組”由當地有威信的老人組成，每每在村級重大事務中發揮作用。

　　潮汕地區有著非常強烈的尊老敬老傳統，宗族裏的老人威望一直未曾動搖。上個世紀70年代末，經濟已經很富裕的潮汕地區，老人為了老有所養、老有所樂，基於以前的傳統，組織成立了很多類似於老人組、老人社、敬老院等老人歡度晚年的活動場所。

　　“改個名字，與時俱進，聽起來更像是一個民間組織。”浮西村老年人協會的會長紀來喜告訴《中國新聞周刊》。雖然老人組還沒有在民政局登記，但在事實上，老人組已經發揮了重要的一些功能。

　　2009年年底，浮西村村民租給金平區一些商戶的土地馬上就到期了。自浮西村的土地被國家征用以後，租金成了村民的主要收入。冀望租金收益、但卻沒有了土地的村民希望提高租價，要麽就重新轉租給出價更高的人。而租戶則認為，經過多年經營，租戶們已經投入了大量的裝修和心血，“突然收回，怎麽賠償我們？”在這裏經營了四年五金家電的王老板對《中國新聞周刊》記者說。根據合同，原來的租戶享有租用的優先權。

　　整個2009年內，浮西村村民和租戶為此爭執不下，屢起衝突。最後，村民和租戶都要求老年人協會參與調解，來合理公正地解決糾紛。

　　“在潮汕，村委會的凝聚力不如老人組已經不是什麽新鮮的事情。”而汕頭市民政局的工作人員，則幹脆將“老人組”稱之為“基層第二黨支部”。

　　“老人組解決不了，找到政府也很難解決的了。”

　　浮西村是一個老村，建村已有300多年曆史。1981年，汕頭市從荒蕪的沙丘上起步，與深圳、珠海、廈門一道創辦特區，浮西村就在改革開放中撤鎮轉製，村子並入城區街道管轄。

　　村裏有村辦企業，村委會變為了企業型的經濟聯合會，每個村民都是股東。村裏留下的600畝“自留地”和廠房、鋪麵的出租是村屬經濟聯合會的主要經濟來源。私人房屋的出租則成為每個家庭的主要收入。而並入城區後的居委會隻負責開證明、管理戶口等簡單行政事務。

　　作為從城郊聚落到都市村莊的代表，浮西村的村民，已完成“從種莊稼到種樓”的轉變。但是，村莊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供給，如城鎮住房製度、醫療、養老等基本建設以及社會行政管理製度，卻尚未與汕頭市的市民看齊。

　　特點之一是，雖然並入汕頭市區已經長達近30年，浮西村的路麵還保留著以前的石板路，凹凸不平。而兩邊的“握手樓”“貼麵樓”則仍然像一個村莊一樣布局混亂，步道狹窄。

　　除此之外，這個城中村還保留著一座宏偉的紀氏祠堂和一個池塘。由於土地資源有限但收入頗高，近年來，池塘邊上的村民們不斷地在填池塘，擴充自己家院子的土地。年複一年，池塘的麵積就越來越小。

　　2009年，居委會決定把新填的土地挖出來，重新恢複池塘，這個決定遭到了村民的反對。“填出來的土地就是錢，如果要挖，村民也要求賠償。”紀漢裕對《中國新聞周刊》說。最後，老人組的老人發話，說池塘一定要恢複。村民就沒有人再反對。

　　除了在糾紛中發揮作用，在麵對不公正和自身利益受到侵害時，潮汕的村民們也會選擇老人組作為依靠和庇護自己的力量。

　　2009年，汕頭市澄海區蓮下鎮北灣村的老人組就曾帶領村民進行了一次很大規模的遊行。幾年前，當地政府征用農地蓋了一個麵積不小的菜市場，而2009年在中央要求力保18億畝耕地紅線的時侯，出於某些原因，菜市場又被拆掉了。但是，做過建築用地的農地不能複耕，農民利益受到了不小的損害。

　　農民最清楚自己的土地。幾年來，地賣了多少還有多少，拿到的補償又有多少，村民們發現問題越來越不對勁，在菜市場事件的導火索下，“老人憤怒了，後果也很嚴重。”

　　村裏的有識之士征得老人組同意，要求維權。鑒於老人組的威信，老人組要求每一家必須出人參與遊行，老人們領著隻有逢年過節才有的鑼鼓隊從村裏步行出發，到汕頭市廣場要求政府出麵解決問題。雖然最後，這場“維權”以失敗告終，但“老人組”的老人們威信不降反增。

　　“自治村民的維權、農民為保護土地的抗爭，隻要是維護自己的正當權益，村民尋找自己信任的老人作為代表也不是什麽壞事。”中國政法大學憲政研究所所長蔡定劍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說。他認為，基層民眾的自我管理，孕育著基層民主的力量，隨著公民社會的出現，基層民眾的維權行動在推動著社會的變革。

　　除了在維權中發揮作用，老人組還有更多的功能。

　　“即使在現在，潮汕農村很多的村道都是老人組發動捐款修建成水泥路的，村內的一些基礎設施都是老人組主持的，除了那些可以營利的水電之外。”北灣村所在的蓮下鎮建陽鄉，一位老人組的陳姓老人告訴《中國新聞周刊》，“老人們甚至嚐試從風水的角度來治理鄉村的環境汙染。”

　　陳姓老人解釋說：村民自治是老百姓當家做主，現在村裏的狀況大多變成了村委會自治，村委會自治又變成了村委會主任自治。“村主任做得不好的時候，有的村裏的老人會拿著拐杖去找他，村民希望老人組能監督一下村委會。”

　　有大事發生時，老人組是村民麵對政府的代表；而平日裏，老人會去協調和解決村民之間的矛盾。對於老人組依據鄉規民約作出的各種調解方案，村民更為認同。清官難斷家務事，“老人組做出的和解能代表村民的預期評價，村民也願意配合處理的結果。”實在解決不了的問題，村民才會去找村委會。

　　“老人組解決不了，找到政府也很難解決的了。”紀漢裕對《中國新聞周刊》記者說。

　　在潮汕農村，將糾紛訴諸法院是村民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才會做出的行為。陳姓老人說，對於法院的判決，村民不敢不服，但是，很多判決無法真正解決矛盾，“很多時候，村民根本就不打官司”。

宗族傳統下的老人組複出

　　潮汕地區尤為注重宗族和血親。在潮汕，最漂亮、豪華的建築物是林立於各鄉村的祠堂。一般一姓至少有一座祠堂。

　　紀姓是浮西村第一大姓。紀氏祠堂宏偉古樸，外形飛簷翹壁。祠堂內，由老人組成的小樂隊或在飛簷下拉弦唱曲，或在屋內下棋打牌、喝功夫茶。在這個曾經代表勢力和權力的宗祠裏，現在則類似於一個公共領域。下棋打牌之餘，老人們也會討論、處理各種事務。

　　“老人組裏很早以前就重視協商的概念。”浮西村老年人協會會長紀來喜對《中國新聞周刊》說，“有糾紛，各姓氏的代表就坐到宗祠一起來協商，大姓的人也不欺負小姓的人。”

　　上個世紀80年代以前，族權被認為是“壓迫中國人民的四大權力體係之一”，潮州宗族活動曾“受到嚴厲批評而衰微”。近20年來，由於人民公社製的取消，小隊這一鄉村最基層的政權形式退出曆史舞台，大隊雖然由鄉政府取代，但對基層社會秩序的管理十分薄弱。

　　此後，老人組作為宗族力量在地方基層社會中慢慢複出。

　　“村民對老人組的信任要超過對村委會的信任。”經常到鄉村拍攝潮汕民俗的汕頭市電視台《潮汕風》節目主持人兼記者劉群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他們到村裏拍攝遊神賽會等民俗活動時，很多事情宗族家長不同意都辦不成。有一些村委會對老人組很敬畏，“不敢惹，有時候要小心翼翼地去和老人商量一些事情。”

　　除了調解糾紛和關注村裏的公共事務，老人組做的最多的是組織並傳承潮汕特有的民俗活動。劉群告訴《中國新聞周刊》，每年村裏最主要的節日不是春節，而是村裏自己設定的“節日”。在潮汕，幾乎每一個村都有自己設定的“節日”。在“節日”的整個白天裏，村裏的老人組都將接受來自每一戶村民或從外地托來的村裏子弟或多或少的錢物捐贈。當天所接受的錢，將用於老人組在接下來的一年裏組織村裏各項活動及老人組本身的運作，或是救貧濟困、獎勵先進；所接受的物則主要是茶葉，用於老人組平日裏的聚會。

　　潮汕農村的民俗活動非常多，每月的初一、十五要拜老爺，每月的初二、十六要拜土地爺，加上時年八節，還有家族祖宗的祀日，一年到頭，粗略算起來，每年大約有五分之一的時間都在祭拜。

　　宗族活動是連接起村民日常生活的最主要線索，村民們都習慣性地在宗族的框架下進行著集體生活。在這個集體生活裏，老人組發揮著極其重要的作用，這也增加了老人組在其他領域的威望。

　　農村的“人大”和“政協”

　　建立在宗族和血緣關係上的老人組，有沒有弊端，如何能在現代化過程中發揮作用？

　　“宗族的不一定就是不能容於現代的，非政府也不是反政府。”中國政法大學憲政研究所所長蔡定劍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稱老人組可以現代化，並能夠成為“傳統社會的現代化價值”。“要尊重中國鄉村社會這種傳統的自我管理方式，不一定什麽全都由政府來解決，政府也不一定就能解決得更好。”

　　例子之一，是在社會高度現代化、國際化的香港，並沒有完全取代村落傳統中人際關係的互動。村落民眾依然運用宗族共同體的力量，來維護和爭取自身的權益。在新加坡的華人中，有173個宗族組織，大部分屬同姓宗族集群的性質，在現代化中尋找到了傳統與現代的平衡。

　　而2002年發生在潮汕潮陽區的“9·7”事件，也成為老人組漸漸由傳統向現代轉變的轉折點。甚至有人認為，這一事件，直接導致了潮陽撤市，變為汕頭市的一個區。

　　2002年左右，潮陽部分農村農民稅費繁多，農民收入並沒有增多，村級政府一直無法收取到各種稅費。於是，村幹部們采取搭車收費的辦法，即在學生入學交學費時，把有關收費項目加在學費裏麵。在當時該市26個鎮(街道)中有20個鎮(街道)，在2002年秋季開學期間，將征收社會撫養費、農業稅、農業特產稅、敬老院費、保安費等稅費，與中小學生入學注冊掛鉤。因此，農民們出現了上訪、堵路等現象。

　　到2002年9月7日，潮陽上千村民同時圍攻潮陽市政府、堵塞高速公路、焚燒鎮政府、砸毀警車、搶掠商店、毆打政府公務員和有關部門執法人員。

　　紀漢裕對《中國新聞周刊》說：“追尋起來，關聯的因素錯綜複雜，但也有老人組被利用的因素。”走在最前麵要求維權的都是老人，但是做出破壞活動的都是一些年輕人。“老人的能力、文化有限，有時候很頑固，容易被利用，變成傀儡。”

　　“老人組不要去變成第二級政府，承擔了村民的信任就要考慮自己的責任，行事一定要三思而後行。”紀漢裕對記者說。所以，他一直建議老年人協會的理事長不一定是最年長的，最好是推選出60歲到65歲，德高望重，英明能幹，明鑒事理的長輩擔任。

　　自從這次事件之後，老人組也開始反思，並出現了一些變革。現在，潮汕宗族的老人組理事會成員組成已經不再排資論輩，而多根據老人的個人能力以及公正程度來決定其在理事會中的地位。在處理鄉村公共事務的過程中，也不再依據過去的宗族利益和宗法規則，“努力希望在現行法律法規和宗族規則、宗族利益中去尋找一種平衡。”紀漢裕介紹說。

　　如今，每個姓氏的祠堂都有自己的理事長和理事成員，管理本姓氏內的財政和解決同宗族內的糾紛。而不同姓氏的理事再組成老人組，評理解決不同宗族的糾紛。“這就有點像民間的‘人大’和‘政協’，來配合基層政府解決村裏雜難、糾紛的事。”潮汕曆史文化研究中心顧問、汕頭大學原黨委書記黃讚發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如此評述老人組的功能。

來源：中國新聞周刊20100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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