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經濟學家的角色

作者：陳彥軍(jun)

來源：作者授權伟德线上平台發表，原載《天涯華文》2017年第4期。

時間：孔子二五六九年歲次戊戌正月十八日丙申

         耶穌2018年3月5日

天地生物以養(yang) 人，君為(wei) 之禁，使人不得擅其私而公共之可也。——明·邱浚《大學衍義(yi) 補·山澤之利上》

經濟學家一直充當著對社會(hui) 改革建議“潑冷水”的角色。——喬(qiao) 治·施蒂格勒《經濟學家是好人嗎？》

改革開放特別是1990年代以來，社會(hui) 科學中最成功的學科可能就是經濟學。因為(wei) 有所謂“經濟學帝國主義(yi) ”(economicimperialism)的擴張，國家經濟體(ti) 製轉型中幾乎每一項重大政策的出台，台前幕後都有經濟學家的身影；而且似乎經濟學家有著無限的角色延展性，可以到處演講去指導人生，可以出書(shu) 擺弄哲學，還可以當官施政，總之是三百六十行，行行經濟學家都可以指指點點甚至越俎代庖。這很有點讓我們(men) 恍然如生活在傳(chuan) 統中國的感覺。

《宋史·王安石傳(chuan) 》記朱熹評論王安石：“以文章節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經濟為(wei) 己任。”《明史·選舉(ju) 誌一》講“其才學優(you) 贍、聰明俊偉(wei) 之士，使之博極群書(shu) ，講明道德經濟之學，以期大用，謂之老秀才”。今日的經濟學家看上去與(yu) 古代士大夫一樣，都是無所不能的經世濟民的好手。但仔細分辨還是差別明顯。

在古代士大夫那裏，經世濟民總是與(yu) 自身道德文章緊密相連，所謂“經世”就是經綸世務，“經”一般理解為(wei) 治理，但把它理解為(wei) “六經”的動詞化也未嚐不可，而且在古人的語境中這樣講似乎更合適，因為(wei) 不少古人相信“六經”可以直接拿來治理社會(hui) ，當然，真正的“經濟”大家對於(yu) “六經”更多的是取其從(cong) 社會(hui) 整體(ti) 利益出發的立場；而所謂“濟民”就是孔子稱道的“博施於(yu) 民而濟眾(zhong) ”，“濟”就是幫助，幫助一人與(yu) 幫助眾(zhong) 人，有同有異，譬如在仁者的用心上，二者完全一致，但行為(wei) 方式上就可能迥異，畢竟三人以上就是一個(ge) 複雜的社會(hui) 係統，斤斤於(yu) 助一人的方式有時就會(hui) 嚴(yan) 重危害社會(hui) 的整體(ti) 福利。

而我們(men) 今日的經濟學家，即便談人生談哲學也常是出於(yu) 講求利益和效率的現代經濟學思維，多數時候所扮演的角色，一個(ge) 是“二傳(chuan) 手”——把短缺的西方經濟學理論轉運到中國，一個(ge) 是“吹鼓手”——鼓動中國照搬西方市場經濟理論與(yu) 實踐。挾西方發達繁榮生活的強大感動力，“搬運工”也有了超凡的魅力而為(wei) 大家所信任，心甘情願視之為(wei) 能者。

然而，事情總是會(hui) 起變化。2008年美國華爾街爆發金融危機，美國政府慷國民之慨救助金融危機的製造者，一時間人們(men) 心中的西方經濟學美妙大廈土崩瓦解，大家紛紛指責經濟學家編製美妙市場交易關(guan) 係實際在幫助強取豪奪。曾經春風得意的經濟學家是需要思考一下如何擺正自己在與(yu) 政府和市場關(guan) 係上的角色位置了。“一旦經濟學家進入華盛頓，那麽(me) 他的可信度就與(yu) 其他政客沒有什麽(me) 兩(liang) 樣了。如果仍將他作為(wei) 博士或教授看待，那就是自欺欺人。”198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喬(qiao) 治·施蒂格勒這話雖然不免絕對，但反思之時聽聽也是不無裨益。

施蒂格勒在自傳(chuan) 中說他對經濟學做出的最重要貢獻是他創建了信息經濟學，諾貝爾獎也是為(wei) 此而頒發給他。中國讀者還熟悉的是他的政府管製理論和產(chan) 業(ye) 組織理論，這兩(liang) 個(ge) 方麵在中國經濟學家那裏的搬用或運用實在是不亞(ya) 於(yu) 信息經濟學方麵，管製理論方麵尤其多。《產(chan) 業(ye) 組織和政府管製》一書(shu) 收入了施蒂格勒在這三個(ge) 方麵的多篇重要論文。在書(shu) 中，施氏最大限度地發揮了“擁有一套廣泛的、可操作和可檢驗的理論體(ti) 係”的經濟學話語的力量，成功地在經濟學界樹立起發言的權威從(cong) 而占住了說教者的位子。

經濟學家是說教者？想想，難道不是這樣嗎？我們(men) 的經濟學家一直以來所從(cong) 事的正是說教，隻是以前不承認，要人們(men) 奉自己為(wei) 科學（實際上是拜物教，不是真科學，真科學恰恰是要求懷疑和實證）的化身，等到威信不在、扭扭捏捏承認自己不過也是在說教時，說教又太拙劣而已。施氏是坦然地站在說教者的位子上的，他寫(xie) 了本《經濟學家與(yu) 說教者》廣而告之。

“在經濟學家並不擁有一個(ge) 具有說服力的倫(lun) 理體(ti) 係時，他怎麽(me) 能夠如此廣泛而又毫不費力地對政策進行批評？答案是他批評錯誤無需任何倫(lun) 理體(ti) 係，他僅(jin) 僅(jin) 是訓練有素的政治算術家。”政治算術家，說得多好。在理性人假設和經濟學的效用理論廣為(wei) 人知並不知不覺接受的情況下，不妨說人永遠是自身效用最大化者，而經濟學家也不能例外。但知識分子（經濟學家在其中）是社會(hui) 中的一個(ge) 特殊角色，他們(men) 不工不農(nong) 不商，多數沒有一個(ge) 固定的利益站腳地，自身效用最大化往往在他們(men) 為(wei) 社會(hui) 整體(ti) 利益的實現不懈地說教的時候實現。

政者，正也。政治的本義(yi) 就是要理順社會(hui) 從(cong) 而有社會(hui) 整體(ti) 利益得到實現，而知識分子是天然的政治家，不過不同於(yu) 一般意義(yi) 上的政治家的是，知識分子要運用自己學得的專(zhuan) 業(ye) 知識和悟得的智慧做各種高速“算術”運算，以實現說教時自身利益和社會(hui) 整體(ti) 利益的完美統一，知識分子，為(wei) 了這裏行文的方便不妨說經濟學家，是政治算術家，是政治說教者，我們(men) 的經濟學家太缺乏這樣的自覺，自然陷入被動是難免的。當然沒有自覺，很大程度上是因為(wei) 術業(ye) 不精，滿足於(yu) 搬運西方經濟理論而不能創造在中國的土壤上融會(hui) 貫通的自己的理論。在《產(chan) 業(ye) 組織和政府管製》一書(shu) 的中文版前言裏，施氏說：“我的這本書(shu) 主要是為(wei) 美國、西歐的研究者寫(xie) 的，中國讀者可以就它對中國經濟的適用性作出自己的判斷。”施氏是清楚的、坦白的，正因為(wei) 此，他才能在歐美、在中國直接和間接說教時，總是立於(yu) 不敗之地。

經濟學家的說教有自身的套路。首先要熟悉已有的學科體(ti) 係和觀點結論，然後要敏銳地捕捉現實中與(yu) 已有觀點結論相背離的現象。應該說，這種捕捉實際上是很容易的，因為(wei) 經濟學的語言是一種多層符號化的語言，第一層是符號化的語言概念，比方工資，當我們(men) 說工資剛性而導致通貨膨脹的時候，已經把那些在勞動力市場上任人宰割的無助者拋到了爪窪國，工人成了經濟不穩定的集體(ti) 禍魁；再上一層是貨幣化，在經濟學的推算中，一塊錢就等於(yu) 一塊錢，否則，同一律破產(chan) ，經濟學家就沒了說教的強大工具，但，我們(men) 明明知道，在北京花一百塊錢辦到的事，在西北小縣城也就是幾塊錢能解決(jue) 的；現在經濟學達到的最高層符號化是指數化，翻開經濟學教科書(shu) 和書(shu) 籍，幾乎可以說就是翻開了數學書(shu) ，《產(chan) 業(ye) 組織和政府管製》中就到處是數字列表、曲線圖和數學推算。符號化的結果是使經濟學語言總是和現實保持著距離，捕捉到背離現象容易，但能不能敏銳地察覺解決(jue) 這種背離的現實重要性並將之納入符號化的語言體(ti) 係中難。強調現實重要性是很必要的。施氏說：“如果一種理論的早期的、有力的表述並不為(wei) 人們(men) 所理解，而後來的重新表述卻被這門科學所接受，那無疑是說明了這樣一個(ge) 道理，即隻有當一種思想符合當時科學發展的狀況時，它才能被這門科學所接受。”被排斥在經濟科學界的外部是無法實施說教的，而要不被排斥，除了你能證明你的問題足夠重要以至於(yu) 經濟學體(ti) 係要接納它外，你還要將你的問題符號化而成功納入經濟學語言體(ti) 係中。所以，捕捉後，就要給出假設，再給以合乎經濟學語言的證明，最後它才能堂而皇之地成為(wei) 經濟學界接受的問題，接受的觀點，從(cong) 而產(chan) 生廣泛的影響力。施氏這方麵給大家做出了很好的榜樣。

構建信息經濟學理論的起因是他關(guan) 注到經濟理論中未曾解釋，為(wei) 何幾乎每一項產(chan) 品或勞務，在一特定的時點上，都出現多元而非單一價(jia) 格。通過觀察和分析，他發現是知識的昂貴代價(jia) 造成了價(jia) 格的差異。收集信息不可以分文不花，甚至還得加上交通成本。從(cong) 買(mai) 方尋求最低價(jia) 格或賣方尋求最高價(jia) 格的理論中，施氏演繹出許多的推論。譬如，價(jia) 格歧異的程度與(yu) 平均價(jia) 格之比，會(hui) 隨著產(chan) 品價(jia) 格增高而降低，因為(wei) 搜尋信息的成本不會(hui) 因商品價(jia) 格較高而等比例地提高；汽車價(jia) 格的離散程度相對於(yu) 其平均價(jia) 格，應該會(hui) 比微波爐來得小；知識的價(jia) 值也會(hui) 隨著時間而消退，因此可以預期，經常重複購買(mai) 的財貨，比起同樣價(jia) 值但不常購買(mai) 的財貨，其價(jia) 格分歧的現象會(hui) 來得較小；為(wei) 搜尋信息所投注的心力，也與(yu) 居住在某一地區時間的長短有關(guan) ，因此，觀光客常要比當地人付出更高的價(jia) 格才能買(mai) 到同樣的產(chan) 品。施氏還把這項理論應用到對廠商串謀問題的分析。針對寡頭壟斷者之間的勾結，其重點是要偵(zhen) 測出他們(men) 背離勾結協定的現象。通過引用可觀察到的數量，而非觀察不到的交易價(jia) 格，可以偵(zhen) 測他們(men) 之間暗中較勁的行為(wei) 。而所有這些都是運用並發展經濟學的符號語言而實現的。施氏成功地為(wei) 經濟學開創了新的領域，拓展了經濟學的帝國。

作為(wei) 一個(ge) 說教者，一個(ge) 經濟學家說教者，在運用經濟學語言說教時，時刻不能忘了自己最終關(guan) 注的是社會(hui) 整體(ti) 利益的實現或社會(hui) 整體(ti) 福利的提高，否則，最後也難實現自身效用最大化。一般來說，社會(hui) 的自我調節機製的不受人為(wei) 幹涉地自發運作往往會(hui) 實現社會(hui) 整體(ti) 福利的提高。這是斯密以來就被牢固樹立起來的經濟學“教規”。經濟學家就要充當著對人為(wei) 幹涉“潑冷水”的角色。施氏在為(wei) 《喬(qiao) 治·施蒂格勒回憶錄》寫(xie) 的前言《經濟學家是好人嗎？》中講了一個(ge) 他很喜歡的例子：“在英國一些地區，生活較富裕的人們(men) 通常會(hui) 在糧食緊缺時期買(mai) 下小麥，再以半價(jia) 轉售給窮人。顯然，這些人這麽(me) 做完全是出於(yu) 利他主義(yi) 。但1834年，朗菲爾德在他的《政治經濟學演講集》中則指出，富人們(men) 這麽(me) 做完全沒有意義(yi) 。原因很簡單：在下一個(ge) 豐(feng) 收季節到來之前，小麥無論如何都會(hui) 繼續短缺，因此除非富人們(men) 能少吃點糧食，否則窮人能夠得到的小麥數量不可能有真正的增加。朗菲爾德天才般地證明，僅(jin) 靠金錢的轉移並不能在下個(ge) 收獲季節來臨(lin) 前生產(chan) 出小麥，而隻會(hui) 使那些穀物交易商獲益,窮人們(men) 最終為(wei) 小麥付的錢還是和他們(men) 本來要付的一樣多。”很顯然，經濟學家朗菲爾德就是在扮演“潑冷水”的角色，但這冷水不是要比鼓動富人做無用功、助長窮人依賴心更有益於(yu) 社會(hui) 嗎？與(yu) 其最後窮人發現沒省到錢也沒填飽饑腸，富人發現好心沒解決(jue) 問題還落罵甚至還激發窮人對自己財產(chan) 的覬覦心，不如一開始就告訴大家此路不通，這樣，窮人種點瓜菜帶糧或銷售換錢，富人提供點土地方便或自己省點吃糧並多買(mai) 點窮人的瓜菜，豈不更好？同樣的例子在中國古代的“經濟”大家那裏也有。對於(yu) 富人，對於(yu) 高利貸，一般人總是想當然地認為(wei) 該“奪富與(yu) 貧”，該禁絕高利貸，但明人邱浚認為(wei) “富家巨室，小民之所依賴”，“非獨小民賴之，而國家亦將有賴焉”，高利貸者也是有利於(yu) 人的，“通有無以相資助，使人不至於(yu) 匱乏”，而禁止民間借貸，常常的實際結果是“貧民無所假貸，坐致死亡對矣”。對於(yu) 土地兼並，一般人痛恨並希望抑絕之，對於(yu) 均田、授田，一般人總是拍手叫好，但明末大儒王夫之反對抑兼並，他認為(wei) 兼並不是豪民對貧民土地的強奪，農(nong) 民失去土地是由於(yu) “賦重而無等，役繁而無藝”，隻須減賦節役，“而田自均矣”；王夫之也反對均田、授田，他認為(wei) 均田是奪人田而與(yu) 人，“若土則非王者之所得私也。天地之間有土而人生其上，因資以養(yang) 焉，有其力者治其地。故改姓受命而民自有其恒疇，不待王者之授之。”施氏說：“長期以來，經濟學家大部分的公共角色，就是按照經濟學的邏輯得出無情的結論：不管是在朗菲爾德的時代向窮人半價(jia) 銷售小麥，還是在我們(men) 這個(ge) 時代規定最低工資和最高利率標準，都是如此。經濟學家們(men) 總是給大家帶來壞消息，也因此獲得了壞信使的罵名。但我認為(wei) ，這種公共角色乃是必要而且重要的。那些辦起事情來效率低下或效果適得其反的社會(hui) 尤其需要知道這一點。”施氏自己也就是這樣做的。

從(cong) 20世紀60年代初期開始，施氏就對一些公共管製政策進行研究，諸如：各州的公用事業(ye) 委員會(hui) 對電價(jia) 的管製，證券管理委員會(hui) 對發行新股的管製，以及反托拉斯法等。經濟學家一般都認為(wei) ，政府對某些領域進行管製，是天經地義(yi) 的，同時，對管製的效果，也沒有誰產(chan) 生過一絲(si) 懷疑。而他研究發現：電力事業(ye) 的管製並沒有幫助到家庭用戶；而對發行新股的管理，也並沒有幫助到購買(mai) 這些股票的孤兒(er) 寡婦。由此，施氏提出了一個(ge) 問題：為(wei) 什麽(me) 會(hui) 有公共管製？他嚐試從(cong) 不同團體(ti) 的成本效益來看問題。這樣的分析法，顯然和主流的政治學研究方法不符。後者認為(wei) ，引進管製政策，隻是單純地表示立法當局回應高漲的公眾(zhong) 需求，以保障公共利益。而追溯公共需求的起源，則是因為(wei) 某種社會(hui) 之惡的存在與(yu) 滋長，導致力主改革的人士希望喚起社會(hui) 大眾(zhong) 的注意。然而這種所謂的“公共利益”理論，難以說明保護性關(guan) 稅或是農(nong) 村方案等措施，更無法解釋政策製定的時機。在施蒂格勒看來，管製無非是一種特殊的商品，同樣要受供求規律支配，隻不過它的供給者是政府官員，需求者是某些利益集團而已。同時，他堅信“有關(guan) 人類行為(wei) 隻有一個(ge) 一般理論，那就是效用極大論”。無論廠商、官員，還是消費者，概莫能外。廠商對管製有需求，是因為(wei) 管製能為(wei) 他們(men) 招財進寶。比如直接的貨幣補貼；政府頒發營業(ye) 執照使競爭(zheng) 者難以進入；禁止價(jia) 格競爭(zheng) 使他們(men) 利潤穩定等。施蒂格勒說：“管製通常是產(chan) 業(ye) 自己爭(zheng) 取來的，管製的設計和實施主要是為(wei) 受管製產(chan) 業(ye) 的利益服務的。”施蒂格勒認為(wei) ，官方的一紙便利的、必需的營業(ye) 許可證，要比企業(ye) 自身設計的任何策略，都要更有效地阻止新廠商進入壟斷產(chan) 業(ye) 。但天上從(cong) 來都不會(hui) 掉餡餅，獲得政府管製也需要支付成本。如為(wei) 政府官員提供競選費用、活動經費、選票等。同樣，政府官員又何嚐不是按效用極大化原則行事。實行管製，官員們(men) 得到了經費和選票，但必須付出不菲的代價(jia) 。如失去反對者的選票、“安撫”反對者需要的費用等。他們(men) 必然比較成本和收益，選擇獲利最大的行為(wei) ，比如，管製或不管製，管製多或少。由於(yu) 各種利益集團的情況千差萬(wan) 別，力量各不相同，政府將根據供求條件來決(jue) 定管製究竟為(wei) 誰服務。所以，有些行業(ye) 得到管製，有些得不到；有些行業(ye) 得到多一些，有些得到少一些。施蒂格勒還具體(ti) 分析了什麽(me) 行業(ye) 容易得到頒發營業(ye) 執照的管製。某一行業(ye) 的人數越多，提供的選票越多，政治力量就越強大，越容易得到管製；收入高的行業(ye) 財大氣粗，支付得起管製所需的高價(jia) ，往往令官員們(men) 刮目相看；再則，從(cong) 事某一行業(ye) 的人如果聚集在同一地方，也有利於(yu) 節約開支，集中人力物力，去爭(zheng) 取使其受益多多的管製。這樣，施蒂格勒就運用經濟學最通常的原理：供求和效用最大化，對光怪陸離的管製現象作出了自己的解釋。施蒂格勒是徹底的經濟自由主義(yi) 者，對政府管製的必要性，他始終持懷疑態度。既然管製是某些利益集團通過活動得來的，它就不但不可能真正代表公眾(zhong) 利益，反而會(hui) 與(yu) 政府公開宣稱的目標背道而馳。而且一個(ge) 企業(ye) 也不可能完全依靠政府管製過日子，命運還得自己掌握。所以，施蒂格勒主張，政府應盡可能減少對經濟活動的幹預，讓各經濟主體(ti) 展開自由競爭(zheng) ，八仙過海。

當然，施氏說經濟學家就要充當著對人為(wei) 幹涉“潑冷水”的角色，並不等於(yu) 施氏就反對一切幹涉，譬如經濟學家自己就要想法去幹涉現實，影響時代，否則，怎麽(me) 稱得上是一個(ge) 說教者呢？。不過，經濟學家幹涉現實往往是通過完善或校正前人流傳(chuan) 較廣的理論和觀點來間接實現的。在產(chan) 業(ye) 經濟學領域，施蒂格勒挑戰了眾(zhong) 多這樣的理論和觀點。按照傳(chuan) 統的觀點，實現規模經濟是兼並的主要原因，規模不經濟又是限製兼並的主要因素。但這實際上掩蓋了市場上限製或推遲競爭(zheng) 的真正原因。通過分析，施氏發現，資本市場狀況和反托拉斯法是刺激或抑製兼並和決(jue) 定兼並特點的主要因素。施氏說：“對於(yu) 理論家，本文（指《產(chan) 業(ye) 組織和政府管製》一書(shu) 收錄的《通向壟斷和寡占之路――兼並》，下同）提出了一個(ge) 激動人心的挑戰：兼並活動和被普遍接受的穩定競爭(zheng) 範疇、不可抗拒的壟斷範疇不太吻合；對於(yu) 研究社會(hui) 政策的學生，本文提出了一個(ge) 鼓舞人心的假說：不太積極地執行反托拉斯法，是可能改變產(chan) 業(ye) 結構的趨向的；對於(yu) 社會(hui) 科學的學生，本文提出了一個(ge) 極其樂(le) 觀的——從(cong) 另一角度看，是極其悲觀的——意見：當經濟學家認為(wei) 某一變化趨勢是不可避免時，實際情況並非如此。”傳(chuan) 統上人們(men) 總是將斯密提出的市場容量限製勞動分工定理同壟斷聯係在一起，但施氏卻據此提出產(chan) 業(ye) 生命周期假說，成功地解釋了各國工業(ye) 化模式不能簡單模仿的問題。施氏據此提出了忠告：“現在，美國的生產(chan) 方式在國外被廣為(wei) 模仿，……我們(men) 的工業(ye) 化模式對規模狹小的經濟是根本不適用的，……巨大的輔助產(chan) 業(ye) 網，在我們(men) 這裏可視為(wei) 當然，而在小經濟中就不存在；小國的教育機構也不能輸送分場專(zhuan) 業(ye) 化的人才；並缺乏能改良原材料和產(chan) 品的專(zhuan) 家。在最好的情況下，模仿我們(men) 的小國可以模仿我們(men) 今年的辦事方法，但不能仿照我們(men) 明年改變事物的方式。”從(cong) 這裏，可以看到我國在改革開放前已建立起完整的工業(ye) 體(ti) 係的巨大作用。我們(men) 體(ti) 係內(nei) 的各產(chan) 業(ye) 可能比西方落後很多年，但它的完整性是它能夠很快地形成學習(xi) 和消化西方先進技術的能力。針對傳(chuan) 統的最佳規模廠商的概念難以進行可靠的測度，施氏提出了生存技術方法，通過實證指出：不同規模廠商的競爭(zheng) 會(hui) 篩選出效率較高的企業(ye) ，從(cong) 廠商個(ge) 體(ti) 成本看如是最佳那就是最佳規模，每一個(ge) 產(chan) 業(ye) 最佳規模的範圍相當大。實際上，施氏成功地將達爾文的適者生存理論轉化為(wei) 經濟學中可檢測的驗證方法。施氏很清楚地看到：“所謂有效率的廠商規模，其含義(yi) 是在這一規模上，企業(ye) 家能對付它在世紀經營中碰到的所有問題：如緊張的勞工關(guan) 係，日新月異的創新，政府管製，不穩定的國外市場等等。……當然，社會(hui) 效益可能是一件很不相同的事：最有效的廠商規模或許緣自壟斷力量的占有，令人討厭的勞工使用方法，歧視性的法規等等。”生存技術方法的提出，無疑將馬克思所批評的撥弄商人生意經的庸俗經濟學家在經濟學自己的領域裏從(cong) 自我標榜的高雅學術殿堂帶回到階級利益衝(chong) 突的真實世界。

經濟學是門科學，雖然在這個(ge) 時代科學總給人救世主的幻想，但經濟學不斷發展，而這個(ge) 世界仍舊是充滿著錯誤，且還在不斷產(chan) 生著種種新的錯誤，其產(chan) 生速度毫不亞(ya) 於(yu) 經濟學家糾正舊的錯誤的速度。然而，這恰恰意味著這個(ge) 世界更需要自己的經濟效率專(zhuan) 家，而且是嘴不談道德倫(lun) 理卻從(cong) 生活的處處得到道德倫(lun) 理並將之有意無意隱藏在經濟算術之中的經濟學家說教者。“如果一個(ge) 經濟學家要想成為(wei) 一名道德哲學家——無疑我們(men) 也能幹得不錯——那麽(me) 他應該使他的哲學發展到這樣一個(ge) 水平，在這個(ge) 水平上，政策的含義(yi) 已經成為(wei) 一個(ge) 邏輯上的問題而不是表達個(ge) 人偏好的工具。”我們(men) 的經濟學家雖然言必稱斯密，卻不知斯密還有本《道德情操論》，一直以來總是忘記了或者說不知道自己還該是一個(ge) 道德哲學家，當然，可能還是那句話，就是術業(ye) 不精，心有餘(yu) 而力不足。不過，隨著中國經濟學知識和人才的多年積累及中國經濟的快速成長、中國日益成為(wei) 世界最重要的經濟體(ti) 之一，這種局麵是會(hui) 慢慢扭轉的，不久的將來，我們(men) 會(hui) 看到我們(men) 的經濟學家走出被諷為(wei) 搬運工的陰影，出現施蒂格勒那樣的成熟的經濟學家說教者。

我們(men) 期待著那一天。

責任編輯：柳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