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北辰】弘揚儒家傳統，重建家庭文化

中國人是愛家的人，中國文化是推崇家庭的文化。千百年來，家，在中國人的心中占據著重要的位置，在中國的社會結構中擁有著不可取代的作用。家庭，在中國文化的語境裏始終是一個中心話題。然而，這樣一個以家庭為中心的國度，如今卻四處散落著家庭破裂的殘片，離婚率攀升、責任感淡薄、婚外戀、壹夜情、一夫多“妻”、家庭暴力、老無所養、幼無所長等等。那麽，究竟是什麽原因導致了中國家庭的普遍性危機呢？

一、摧毀中國家庭的“禍首”——西方現代文明

當代大儒蔣慶先生把中國百年之禍目為“夷禍”，即“以夷亂華”之禍、“以夷變夏”之禍，並發出“亡文化甚於亡國亡天下”之歎。可謂至悲至慧，至深至切。

一百年來，隨著西方殖民主義的擴張，中國在“民族救亡”的動因下產生了“全盤西化”的迷狂和全麵反傳統的自決。傳統的家庭觀念、宗族觀念、禮教精神，隨著對民族傳統的集體性反叛而被拋擲。早在“五•四”時期，反叛家庭背棄家庭追求“新生活”就已成為時尚風氣。

中國傳統社會，君父一體，家國同構。在對中國王權政治的徹底清算中，中國的家庭遭到了千年未遇的重創。“反君”自然就會“反父”，“去國”則必然“去家”；君是“專製王權”的代表，父則成了“吃人禮教”的象征。實在令人扼腕！中國“家庭文化”這朵人類文明史上獨此一份的奇葩就在對“專製王權”的一片討伐聲中枯萎了。中國“家庭文化 ”遂成了“專製王權”最奢華的殉葬品。這是中國近代史舞台上所上演的最為宏大的悲劇之一。

代之而來的，則是西方各種“主義”（科學主義、民主主義、進步主義、自由主義、個人主義等等）對中國家庭的肆意踐踏。科學主義消解著家庭的神聖性；進化論和民主主義蔑視家長本有的權威；自由主義則蛻變為解脫家庭責任和義務的堂皇借口；而個人主義則把家庭倫理關係偷換成冷冰冰的契約關係與法律關係。這一來，夫妻恩愛要靠契約來維持，子承父業需要法律來證成。西方契約精神的法製理念進一步把中國的家庭推向了“溫情危機”的深淵，繼“五四”新文化運動對中國家庭禮法秩序的消解後又剔除了中國家庭文化的“親情因子”。西方現代文明的擴張和儒家文化的式微導致了中國家庭倫理的崩潰和禮法秩序的瓦解，而這恰恰是中國家庭賴以維係的紐帶。

加之近二十多年來西方商業文明的侵蝕，基督新教倫理和新自由主義所推崇的重商重利觀念和市場規則的無節製泛化，又把中國的家庭堆向了“物欲主義”深淵，家庭從一個“倫理體”蛻變成了一個“利益體”。物欲主義的張狂給了本已脆弱的中國家庭以最後一擊。至此，西方現代文明完成了對中國家庭從價值到秩序到結構型態的徹底消解。西方現代文明在摧毀中國精神家園的同時也摧毀了中國的世俗家園，中國淪落到了家園的雙重失落境地，中國人飽受著靈魂與肉體的雙重煎熬。

二、家庭和諧是社會和諧的基礎

“和諧”是儒家的社會理想。一個社會是否和諧主要不是看經濟發展的程度，更不能隻以GDP為標準，而是要看“天地人”三者關係處理的理想程度，尤其是人與人的關係處理的理想程度。在儒家看來，人是一種“關係”的存在，而不是象西方個人主義認為的那樣是“單子”式的實體存在。西方現代社會把個人作為社會構成的基本單元，而中國則把家庭視為社會構成的基本單元。這是中西文化最大的差別之一。現代西方的人際關係是“權利”關係，社會秩序靠契約和法律來維持；中國的人際關係則更多體現為一種倫理關係，社會秩序靠“人倫”和德主刑輔的禮法來維係。法的功能是“懲惡”，原則是“齊一”；禮的功能是“揚善”，原則是“別異”。德主刑輔的禮法秩序反映了儒家治世原則“道德首出”的價值取向和“中和”智慧。

將人際關係設定為權利關係，人與人之間就處於緊張對峙的狀態，處於一種“爭奪”狀態，永無和諧可言。而將人際關係視為倫理關係則更符合人情人性之本然，人與人之間就是有情有義，有禮有節的溫暖而有度的關係，這才是一種和諧的關係。“權利”關係是預設的，人倫關係是本然的。

西方現代文明在本質上是顛覆家庭的。個人主義、權利觀念、契約精神、法製思想、物欲主義，這一切都有著從根本上消解家庭的訴求和功能，這也是導致現代西方“家庭危機”、“獨身主義”和“性*開放”等社會問題的根本原因。中西文化的性格差異在對待家庭的態度和方式上表現得尤為突出。由此不難看出，西方現代文明先天缺失“和諧”的基因，用西方現代文明的根本精神主宰人類的社會生活就無從建構真正的和諧社會。相反，以“家”為中心，崇尚人倫價值和禮法秩序的中國文化則有著對社會和諧的內在訴求和建設性功能。“祥和”、“和睦”、“天倫之樂”、“家和萬事興”等等，都是中國家庭文化表現出來的和諧意欲。對於一個以家庭為基本結構單元的社會而言，家庭的和諧直接關乎社會的和諧，“和諧家庭”的建設是和諧社會建設的重要內容和基礎工作。就這個意義而言，和諧社會的建構則是現代“新家庭運動”的根本動因和理想目標。

三、在廢墟上守望家庭的民族

儒家曆來重視家庭，關注家庭，並以家庭為中心來確立自己的治世原則。儒家擁有數千年家庭建設的經驗和智慧積澱。在儒家看來，“家”“國”是一體的，國隻是家的放大。《大學》曰：“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儒家把“齊家”視作“治國平天下的”的基礎。如此重視家庭和家庭建設，這在人類精神文化傳統中是獨此僅有的。把家庭納入到“治國平天下”的高度來觀照和審視，這是儒家文化的最大特征之一。在家庭建設方麵儒家有得天獨厚的資源和智慧。儒家有“孝慈”之道、“尊親”之論、“五倫”之說、“情禮”之辯，還有著一整套與之關聯的係統完備的禮法製度。這些都是建設現代家庭可資借鑒的資源和智慧。

儒家倡導“尊尊”、“親親”，“親親”是情，“尊尊”是禮。儒家視域中的家庭關係是有情有禮，情禮交融的關係。父慈子孝、夫妻恩愛、兄弟和睦、長幼有序、男女有別。情禮並重，水乳交融。親情是凝聚的紐帶，禮法是家庭角色定位的秩序規範。情禮並重的家庭才是仁愛有加、秩序井然的和諧的社會組織體。傳統的家庭有許多具體的禮製，對每個家庭成員的言行都有所規範，這種家規家教所培養出來的人，男有謙謙君子的品行，懷仁義、秉氣節；女有大家閨秀的風範，明大理、識大體。這樣的人格是理想的人格，是集真善美於一身的人格。中國“家庭文化”的敗落讓我們再也無法於現實生活中領略到這種人格的魅力和風範了。這是人類文明史上的一大缺憾！

中國的家庭危機源於西方現代文明的擴張，是在所謂“全球化”的進程中逐步演變而導致的，是“輸入型”的危機。而西方現代家庭的危機則是“原生型”的危機，是西方文化自身發展的內在邏輯結果。現代西方社會對家庭的遺棄是因為家庭有著對個人自由和權利的 “讓渡”訴求。家庭是最小的特殊的社會公共生活領域，個人主義所追求的“絕對自由”和“無上權利”，在家庭組織中受到質疑，家庭生活要求每一個家庭成員都必須適當讓渡個人的權利和自由。因而，“家庭價值”和“個人主義價值”之間有著內在衝突。這就是“個人主義”百餘年來始終無法在中國文化的土壤裏植根的主要原因。盡管“家庭文化”式微，但“家庭價值”仍然是中國文化深層結構的內核，仍然潛移默化地保存在每個中國人的心靈深處。中國的自由主義者們大肆鼓吹“文藝複興”、“啟蒙運動”，最終徒勞無功，原因就在這裏，中國人的“家庭價值”取向讓西方“個人主義”在中國文化的土壤中無立錐之地。中國的自由主義者不具有洞悉中國文化質核的智慧，中國真正需要的不是“文藝複興”而是“文化複興”！一字之差，卻宵壤之別。

與西方對家庭的“遺棄”不同，中國家庭的破裂，源於中國人對家庭潛意識的“高要求”，源於對現實家庭的不滿和對“理想家庭”的訴求。西方人不願向其他家成員讓渡自己的權利和自由，所以“遺棄”家庭；而中國人則大多是為尋求一個“更好的”家庭而放棄現有的家庭。同樣是家庭的破裂，卻有著完全相反的文化動因和現實價值取向。

現在的問題是，中國人普遍對家庭感到迷茫，常常感歎“天下烏鴉一般黑”，拖著疲憊的身軀，“撿盡寒枝不肯棲”，總是找不到更理想的美好家庭。問題就出在這裏，中國的家庭已遭到了文化生態意義上的毀滅性破壞，在一片家庭文化的廢墟上怎麽能找回我們失落的家園呢？我們唯一的選擇就是“重建”！

四、中國家庭的文化重建和秩序重建

與傳統社會相比，現代社會的構成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社會生產方式、社會生活方式和社會結構方式都與傳統社會大相徑庭。家庭問題與這種複雜的社會構成相糾纏、相關聯。我們要在這種複雜的社會結構中來解決家庭問題就必須擁有麵對複雜環境的智慧，絕不能把複雜的問題簡單化。單一的“倫理訴求”和“禮製手段”，不能解決問題；而純粹依靠“法律”，更不可能產生良性的效果。既不能簡單地“複古”，也不能僅從西方平移“法製手段”，而必須是融會貫通中西兩大資源，因應複雜的現實社會狀況，並在此基礎上創造性地重建中國現代家庭文化和家庭秩序。

西方的法律手段有其正麵價值，但它是單一的、偏執的手段。家庭問題是一個情感、倫理、道德、權利相糾纏的“複合型”社會問題。麵對這種“複合型”的社會問題，法製的資源和力量是很有限的，許多具體問題“法製原則”無從麵對，更無從有效解決。如：“是否限製離婚”問題，“如何對治婚外情、家外家”問題、“性權利的歸屬”問題等等。麵對這一類問題，“法製原則”將處於尷尬的兩難境地，而這類問題恰恰是家庭建設至關重要的內容。

要有效對治這類問題，從根本上解決現代家庭所麵臨的危機，唯一的辦法就是重新啟動儒家資源，用儒家的“中和”智慧及德主刑輔的治世策略，把禮製精神與法製精神相融合貫通。在儒家“親親”、“尊尊”的理念基礎上注入“法法”價值，確立“尊尊”、“親親”、“法法”的現代家庭文化的核心價值，並由此創生出“情、禮、法”三位一體的新型家庭秩序。這種秩序涵攝了親情、倫理、道德、權利、自由、責任、義務等多重範疇，並讓眾多範疇在具體安排落實中達至一種“中和”境界。惟有這樣的秩序才是理想的家庭秩序，才是有效的家庭秩序。

這是重建家庭文化，擺脫家庭危機的唯一最佳選擇。簡單的“複古”不能因應現代社會的多元複雜結構，而單一的“法製”取向也隻能望情感世界和倫理道德而興歎，無所措手足。“禮之用，時為大”。惟有拿出聖人綜合改製的氣魄，貫通中西古今，融“情、禮、法”三位於一體，開出現代中國式的“家庭文化”與“家庭秩序”。這才是現代“新家庭運動”所應走之正道。

作者惠賜儒家中國網站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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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北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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