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抑或人倫(lun) ？

——現代中國文明理想的探索

作者：吳飛

來源：作者授權伟德线上平台發表，原載《讀書(shu) 》2018年2期

時間：孔子二五六八年歲次丁酉臘月十三日辛酉

           耶穌2018年1月29日

唐文明的《彝倫(lun) 攸斁——中西古今張力中的儒家思想》收入其近年來的十二篇文章，根據主題的推進，而非發表順序，以十二地支精心安排。我與(yu) 文明兄相識二十多年，對他的思想也算熟悉，他出版過的幾本書(shu) 都認真讀過，但隻有在一口氣讀下這十二篇文章之後，才了解他思考的豐(feng) 富性和深刻性。 

經過一百多年的批判與(yu) 否定，儒學思想在近些年得到了比較多的重視，但嚴(yan) 重缺乏學理上的思考，一時間沉渣泛起，眾(zhong) 聲嘈雜，曲學阿世，沐猴而冠，各種狂熱、褊狹、固執、迂腐、複古、自以為(wei) 是和別有用心的意見與(yu) 表演，和儒學通達與(yu) 包容的本性背道而馳，卻紛紛在國學複興(xing) 的旗號下粉墨登場。這種混亂(luan) 局麵對儒學的破壞，甚至不亞(ya) 於(yu) 以前的批判。在關(guan) 心儒學的少數嚴(yan) 肅學者中，有幾位特別引人矚目，因為(wei) 他們(men) 主張回到現代中國思想的起點——康有為(wei) 。唐文明就是認真研究康有為(wei) 思想的一位。關(guan) 於(yu) 康有為(wei) ，我也多次與(yu) 唐文明深入討論過，我既清楚地表明過自己對康氏之學的不以為(wei) 然，他也明確表達了他對其的認同。所以，在這樣一本討論現代中國與(yu) 儒教關(guan) 係的著作中，他仍然對康有為(wei) 頗為(wei) 推許，也就在意料之中了。不過，出乎我意料的是，在高度肯定康有為(wei) 的思想高度和對現代中國的影響的同時，唐文明也充分意識到了康有為(wei) 思想的問題，特別是對於(yu) 其在《大同書(shu) 》中消滅家族的主張，有著非常深入的反思——而這正是我不願認同康有為(wei) 的地方。一個(ge) 思想者，對於(yu) 自己最推崇的思想家不是盲目崇拜，而是多方麵全方位審視，既清楚其力量所在，也深知其可能的危險，這是使嚴(yan) 肅的學術研究不同於(yu) 民間意見的地方，而這正是唐文明的研究中最值得欽佩的地方。

《敷教在寬：康有為(wei) 孔教思想申論》（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2）

唐文明是主張儒教的，但此書(shu) 不是對儒教的信仰表達，也不是對某個(ge) 具體(ti) 問題的專(zhuan) 門研究，而是對現代中國文明走向的一種理性反思。所以，其間不僅(jin) 有對儒學自身問題的深入分析，也有對中國現代處境的全麵考察，既有對現代中國各個(ge) 主要思想流派的細致梳理，更有對中西文明碰撞之實質問題的宏觀把握。書(shu) 雖不厚，卻對現代中國所麵對的最重要文明問題都有相當豐(feng) 富的思考，並且作者並不想以自己的意見做出一個(ge) 武斷的結論，而是通過對問題的揭示，不斷引發讀者更多的思考。在儒學思想界相當混亂(luan) 的當下，這本書(shu) 的出版可謂適逢其時。

此書(shu) 立意很高，因為(wei) 是從(cong) “文明”的高度思考現代中國的命運。救亡、啟蒙、獨立、發展、富強，是很多現代人思考中國命運的角度，權力關(guan) 係、經濟結構、軍(jun) 事力量、社會(hui) 形態、民族獨立，自然就成為(wei) 這些思考的入手點。但此書(shu) 作者關(guan) 心的問題卻是：現代中國人的美好生活是什麽(me) ？唐文明對儒家的推崇，並不是因為(wei) 儒教正巧是中國的文化，而是因為(wei) 它是中國人思考美好生活的方式，這種思考方式與(yu) 西方價(jia) 值一樣具有普遍意義(yi) ，在現代世界雖然遭受了巨大的危機，卻仍有其潛在的力量。這種力量已經為(wei) 現代中國的各派思想家所認識，也與(yu) 來自西方的各種主義(yi) 有過非常深入的對話。

明末清初來華的西方耶穌會(hui) 傳(chuan) 教士利瑪竇、湯若望、南懷仁（從(cong) 左至右）

唐文明認為(wei) ，曾國藩、張之洞等人都已經抓住了中西文明問題的實質，即產(chan) 生自基督教思想的西方文明對於(yu) 以人倫(lun) 為(wei) 核心的儒家文明的挑戰，而康有為(wei) 之所以決(jue) 定性地塑造了現代中國各主要思想派別的話語模式，就在於(yu) 他創造性地提出了大同主義(yi) ——這個(ge) 出自《禮運》而又能與(yu) 西方思想勾連起來的概念。作者在書(shu) 中兩(liang) 次引用葉德輝對康有為(wei) 的批評“其貌則孔也，其心則夷也”，並認為(wei) 一針見血，葉氏的批評確實抓住了康有為(wei) 以大同說附會(hui) 西方思想的實質，他並不是像曾國藩和張之洞那樣，在西方文明的挑戰麵前捍衛中國文明，而是以西方文明的許多觀念，來改造中國文明。但葉德輝未必能夠意識到，恰恰是康有為(wei) 的這一做法，對後來的思想發展有非常根本的影響。

書(shu) 中雖然沒有哪一篇專(zhuan) 門寫(xie) “大同主義(yi) ”，但大同問題貫穿始終，時刻提醒著我們(men) 康有為(wei) 對現代中國思想的支配性影響，而唐文明更明確關(guan) 心的另一個(ge) 主題“人倫(lun) ”，則與(yu) 大同之間形成了一個(ge) 不可忽視的張力，成為(wei) 此書(shu) 最重要的兩(liang) 個(ge) 關(guan) 鍵詞。

在唐文明看來，曾國藩的《討粵匪檄》是出於(yu) 中華文明的自覺意識對西方文明做出重要評點的第一個(ge) 文本，就是因為(wei) 曾國藩強烈地意識到，基督教思想對中國的人倫(lun) 思想是一個(ge) 巨大的挑戰；而張之洞《勸學篇》則以中體(ti) 西用的方式繼續了基督教與(yu) 儒教的文明對話，也非常深刻地意識到人倫(lun) 問題對中國文化的重要意義(yi) 。在今天看來，無論曾國藩還是張之洞，對現代中國所處世界文明格局的把握都是非常準確的，值得今人深刻反思與(yu) 借鑒，但他們(men) 僅(jin) 僅(jin) 是看到了問題，卻並未提出一個(ge) 足夠有力的方案，處於(yu) 守勢的“中體(ti) 西用”說作為(wei) 當時眾(zhong) 多開明士大夫的共識，還完全不足以承擔塑造現代中國文明理想的重任。因而，在來勢凶猛的現代性麵前，他們(men) 雖然清楚地意識到了巨大的文明挑戰，在政治、軍(jun) 事、實業(ye) 乃至教育上都試圖應對，但總體(ti) 而言，仍處於(yu) 文明的守勢。

張之洞《勸學篇》（上海書(shu) 店出版社，2002）

主動建構現代中國文明，則是從(cong) 康有為(wei) 才真正開始的。可以說，對大同的再解釋，決(jue) 定性地改變了其前輩在中西體(ti) 用上徘徊思索的狀態，為(wei) 現代中國人給出了重構中國文明的一個(ge) 可能性，為(wei) 中國思想的探索提出了一個(ge) 有力的方案，以後無論孫中山、蔣介石、毛澤東(dong) ，都無一例外地接受了大同理想，盡管給出了各自不同的解釋；而國民黨(dang) 方麵的戴季陶和共產(chan) 黨(dang) 方麵的郭沫若，都對《禮記•禮運》一篇給予極大的重視，並花了很大力氣來研究。如果說，《大學》《中庸》構成了宋代思想展開的核心文本，在現代中國，《禮運》則起著非常類似的作用。康有為(wei) 大同說的提出，是現代中國思想的一個(ge) 分水嶺，標誌著從(cong) 提出問題到給出方案的躍進。在這個(ge) 意義(yi) 上，我們(men) 無論喜歡還是不喜歡，無論認同還是不認同，都不能無視康有為(wei) 的工作，而必須麵對和反省他的努力。指出大同主義(yi) 在現代中國思想中的核心位置，是唐文明此書(shu) 一個(ge) 非常重要的貢獻，因為(wei) 這就使現代中國思想史上的很多現象獲得了一個(ge) 全新的解釋角度。

但唐文明不僅(jin) 指出了大同主義(yi) 的重要性，全書(shu) 一個(ge) 更重要的線索是，告訴我們(men) 大同主義(yi) 一個(ge) 根深蒂固的內(nei) 在張力。康有為(wei) 大同說不同於(yu) 曾國藩、張之洞等人的努力的最關(guan) 鍵之處在於(yu) ，他不再將人倫(lun) 當作中國文明不可或缺的部分，反而將消滅家族當作文明理想的核心。梁啟超評論《大同書(shu) 》說：“其最要關(guan) 鍵，在毀滅家族。”這句話切中了康有為(wei) 大同說的要害。所以，在這個(ge) 意義(yi) 上，康有為(wei) 也成為(wei) 現代中國反人倫(lun) 、反禮教的始作俑者，從(cong) 他以後，經過“五四”“文革”，傳(chuan) 統禮教遭到一波又一波的批判，使人倫(lun) 問題幾乎無法被當作嚴(yan) 肅的學術問題來對待。作為(wei) 現代中國的文明理想，竟然把幾千年來使中國成為(wei) 中國的禮教拋棄殆盡，這個(ge) 巨大的吊詭既成為(wei) 現代中國無法回避的一個(ge) 根本困難，也構成了唐文明此書(shu) 最核心的張力所在——當然，也是唐文明這幾年來苦苦思索的核心問題之一。

《近憂：文化政治與(yu) 中國的未來》（華東(dong) 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

《隱秘的顛覆：牟宗三、康德與(yu) 原始儒家》（生活·讀書(shu) ·新知三聯書(shu) 店，2012）

為(wei) 什麽(me) 以否定人倫(lun) 為(wei) 主要特征的大同說會(hui) 成為(wei) 現代中國公認的文明理想？它意味著中國文明對人倫(lun) 思想的真正放棄嗎？無論社會(hui) 文化的現實還是文明發展的內(nei) 在理路，都不允許我們(men) 草率地得出這一結論。唐文明書(shu) 中對現代中國各派思想的豐(feng) 富考察，也不容我們(men) 得出這樣簡單的判斷。一個(ge) 更理性的推論是：大同理想中的某些因素使得現代中國人更願意接受這一文明理想，消滅家庭隻是一個(ge) 伴生性的特征，並且很可能來自詮釋大同說時的誤解。唐文明在這方麵已經做出了許多努力，他對現代中國各種大同主義(yi) 的分析告訴我們(men) ，平等理念、強大國家，或許這才是大同主義(yi) 得以為(wei) 多數現代中國人推崇的實質所在，這兩(liang) 點不僅(jin) 是現代性的應有之義(yi) ，而且是大同學說的實質內(nei) 涵。孫中山將“天下為(wei) 公”的大同當作人類進化的最高目標，毛澤東(dong) 同樣以找到實現大同的真正道路自任，鄧小平之後大力提倡小康，仍然是在以大同為(wei) 最終理想的前提下所采取的審慎策略。雖然他們(men) 對大同的具體(ti) 闡釋不盡相同，但其中都包含著強大國家、民主政治、經濟平等這些現代理念，而這些恰恰都能在《禮運》中找到根據，而且在曆代的解釋中爭(zheng) 議不大。這樣我們(men) 也就可以理解，出自《禮運》篇的大同說之所以在現代中國成為(wei) 一個(ge) 被廣泛接受的文明理想，是因為(wei) 其中的很多表述與(yu) 現代文明的理念有一致之處，從(cong) 大同說的角度看，我們(men) 可以比較順暢地以中國的方式理解和接納現代文明的這些觀念，同時又給它一個(ge) 中國式的表述。

但是“消滅家庭”雲(yun) 雲(yun) ，隻能在“不獨親(qin) 其親(qin) ，不獨子其子”一句中找到似是而非的支持，而“男有分，女有歸”一句卻又毫不含糊地否定了這一解釋，使得康有為(wei) 不得不將“歸”強行解為(wei) “巋”，郭沫若則以“後人竄入”為(wei) 說。毀滅家庭，並非《禮運》大同說的本來含義(yi) ，而是西方烏(wu) 托邦思想的實質內(nei) 容。中國思想在用大同說來吸納現代理念的時候，是否一定要將這一點也吸納進來？這就是《禮運》篇的現代解釋所提出的最大挑戰，而正是在這個(ge) 地方，我們(men) 才能更清楚地看到，康有為(wei) 大同方案雖然有非常重大的價(jia) 值，但它的問題正在於(yu) 忽視了曾國藩、張之洞所曾經看到的中西文明的差異。這種強烈的烏(wu) 托邦色彩，因而也滲透在現代中國的各派思潮中，雖然程度不一，理解各異，康有為(wei) 所帶來的這個(ge) 傳(chuan) 統，反而成為(wei) 今天需要認真清理的問題。這就是為(wei) 什麽(me) 在後康有為(wei) 的時代，我們(men) 仍然必須回到曾國藩、張之洞等人的問題意識。隻有依靠他們(men) 對中國文明的深刻理解，我們(men) 才能平衡康有為(wei) 的烏(wu) 托邦式大同理想所帶來的種種問題，為(wei) 現代中國樹立真正有力的中國文明理想。

在這本書(shu) 裏，唐文明已經非常清楚地指出，自從(cong) 孫中山之後，哪怕接受康有為(wei) 的公羊三世說，哪怕身為(wei) 基督徒，也已不再像康有為(wei) 那樣明確以消滅家庭來理解大同理想，反而更願意正麵評價(jia) 傳(chuan) 統中國的人倫(lun) 價(jia) 值。這已經說明，使大同理想與(yu) 人倫(lun) 教化不那麽(me) 直接對立在現代中國並非不可能，而且已經是被嚐試過的思想方向了。

不毀滅家庭並不意味著肯定人倫(lun) 。雖然有人在講大同理想時不再強調毀滅家族，但他們(men) 並沒有把人倫(lun) 價(jia) 值成功地樹立為(wei) 現代中國文明理想的一部分。大同理想與(yu) 人倫(lun) 價(jia) 值之間的張力，是唐文明此書(shu) 一個(ge) 最核心的思考方向，書(shu) 名定為(wei) 《彝倫(lun) 攸斁》，原因正在於(yu) 此。

在這一點上，我和唐文明的判斷是非常一致的。對人倫(lun) 與(yu) 禮教的否定，與(yu) 對大同理想的張揚，無疑是現代中國思想史中同樣不可忽視的兩(liang) 個(ge) 主流傳(chuan) 統。雖然現代中國出現過很多保守主義(yi) 人物，但真正從(cong) 人倫(lun) 角度看待中國傳(chuan) 統的少之又少，這正是使我們(men) 今天無法真正理解中國文化核心精神的症結所在。所以，對於(yu) 肯定人倫(lun) 問題的現代中國學者，如曹元弼、劉鹹炘、謝幼偉(wei) 、王國維、陳寅恪、梁漱溟、賀麟、費孝通、張祥龍等，此書(shu) 中都有非常深入的討論，尤其是關(guan) 於(yu) 曹元弼、劉鹹炘、謝幼偉(wei) 等人的部分，多有發前人所未發之處。書(shu) 中所論，此處就不再一一複述了，我們(men) 更關(guan) 心的有兩(liang) 個(ge) 宏觀問題：第一，如何從(cong) 文明理想的角度理解人倫(lun) 問題？第二，大同與(yu) 人倫(lun) 之間的關(guan) 係是什麽(me) ？

康有為(wei) 《大同書(shu) 》

從(cong) 文明理想的高度來解析人倫(lun) ，而不是簡單地把它當成一個(ge) 社會(hui) 、文化、倫(lun) 理或經濟問題，這一關(guan) 懷滲透在全書(shu) 各處，而《人倫(lun) 理念的普世意義(yi) 及其現代調適》《從(cong) 陳寅恪悼念王國維的詩文談儒教人倫(lun) 思想中的自由觀念》《儒教倫(lun) 理與(yu) 腐敗問題》，以及最後一篇《實際生活經驗與(yu) 思想的路標》，都是直接針對這一問題的討論。儒家所講的孝悌並不是一種民族性的文化理念，而是有著實質的普遍意義(yi) ，陳寅恪甚至將這種普遍意義(yi) 當作一種自由。但在加入前些年非常活躍的親(qin) 親(qin) 相隱的討論之後，唐文明一方麵大力肯定親(qin) 親(qin) 相隱的內(nei) 在價(jia) 值，另一方麵也並不諱言它的流弊所致，在一定程度上為(wei) 現實中的腐敗提供了理由。所以，唐文明給出的建議是：“在道德建設層麵，倡導一種公私兼顧的平實的倫(lun) 理觀念或許是合適的、值得欲求的。而主張‘道在日用倫(lun) 常中’的儒家傳(chuan) 統所珍視的家庭倫(lun) 理，正是這樣一種公私兼顧的平實的倫(lun) 理觀念。”

公私兼顧的平實的倫(lun) 理觀念，這就涉及第二個(ge) 問題：人倫(lun) 理想與(yu) 大同理想的關(guan) 係，書(shu) 中的所有文章也幾乎都在直接麵對這個(ge) 問題。如果如前文所說，大同理想代表了中國文明對現代理想的接納與(yu) 表述，那麽(me) ，作為(wei) 中國文化核心的人倫(lun) 觀念是否與(yu) 它有著內(nei) 在的張力？一個(ge) 清楚的事實是，當自由、平等、民主、理性等觀念在西方確立起來的時候，基本的人性論假定是，每個(ge) 人都是抽象的、沒有人身依附關(guan) 係的人，所以國家可以麵對每個(ge) 個(ge) 體(ti) ，每個(ge) 個(ge) 體(ti) 也可以成為(wei) 一個(ge) 充分的權利義(yi) 務主體(ti) 。看上去，人倫(lun) 思想中的家庭主義(yi) 將私的範圍隻是由個(ge) 體(ti) 延伸到了家庭，但其最根本的差別，在於(yu) 人性論的假定已然不同，就不容易以個(ge) 體(ti) 麵對國家，成為(wei) 權利與(yu) 義(yi) 務的主體(ti) ，儒家倫(lun) 理與(yu) 腐敗問題的糾葛，其實質乃在於(yu) 此。從(cong) 這個(ge) 角度看，費孝通當初將差序格局當作中國人自私觀念的根源，並非沒有道理；而麵對一個(ge) 強大的現代國家，由家庭之內(nei) 的愛與(yu) 敬推展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公共倫(lun) 理，即形成“不獨親(qin) 其親(qin) ，不獨子其子”的大同之世，仍然有著相當大的理論困難。正是因為(wei) 這個(ge) 困難沒有被克服，所以，盡管不乏學術、思想乃至政治上對人倫(lun) 問題的重視，現代中國人仍不願意將彝倫(lun) 攸斁當作自己的一種生活理想。大同與(yu) 人倫(lun) ，這兩(liang) 個(ge) 方麵還缺乏一個(ge) 好的匹配。

但這並不意味著我們(men) 應該放棄對人倫(lun) 的思考，反而逼迫我們(men) 將它作為(wei) 普遍概念的意義(yi) 挖掘得更加徹底，僅(jin) 僅(jin) 從(cong) 倫(lun) 理和社會(hui) 的層麵上思考人倫(lun) 觀念的優(you) 劣，不可能給它一個(ge) 更宏觀的定位。人倫(lun) 的普遍意義(yi) ，在於(yu) 它對人性的成立與(yu) 美好生活實現的根本意義(yi) ，在於(yu) 中國思想貫通天地人的思考中，為(wei) 世界賦予意義(yi) 的反思性確認。要知道，對大同、小康的表述是出現在《小戴禮記》的《禮運》一篇當中，而《禮運》的主題正是以人倫(lun) 為(wei) 核心的禮製運轉演變。沒有對人倫(lun) 價(jia) 值的肯定，不僅(jin) 大同不能成立，小康也完全沒有實現的可能。康有為(wei) 以來的大同理想雖然來自《禮運》，卻根本忘記了大同、小康說出現的語境和話題體(ti) 係，所以帶來的一個(ge) 重要問題是：現代中國人所確立的文明理想，已經失去了自己的文明根本，缺乏實質的文明內(nei) 涵，因而對大同理想的表述中，總是帶著似是而非的痕跡。要解決(jue) 這個(ge) 問題，我們(men) 不僅(jin) 需要對《禮運》一篇做出更實質的重新詮釋，還必須在一些更基礎的哲學問題上尋求中國式的理解，即在形而上學、宇宙論、人性論與(yu) 文明理想等幾個(ge) 方麵更加全麵地重審儒學思想的價(jia) 值，從(cong) 儒家經典中汲取建構現代中國文明更豐(feng) 富的營養(yang) 。唐文明在全書(shu) 最後說的：“隻有一部《周易》能救渡我們(men) 。”充分昭示了他將來思考的方向，同時也告訴我們(men) ，作者目前的努力仍在提出問題的階段。  

作者雖然秉持著鮮明的儒家立場，但最難能可貴的是，此書(shu) 並非一本判教之書(shu) ，而是對於(yu) 現代儒家的曆史困境與(yu) 理論挑戰，有著清楚的認識和明確的表述，絲(si) 毫不遮遮掩掩。相信凡是閱讀此書(shu) 的讀者，都會(hui) 為(wei) 作者思想的真誠所感動，不論是否同意作者的觀點和立場，應該會(hui) 願意與(yu) 他進行深層的對話與(yu) 共同的思考，而這，應該是仍然在思考途中的作者最希望看到的。

（《彝倫(lun) 攸斁——中西古今張力中的儒家思想》，唐文明著，清華大學出版社即出）

責任編輯：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