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廉政思想的理學底蘊

作者：徐雷（湖南大學馬克思主義(yi) 學院博士後研究人員，湖南工業(ye) 職業(ye) 技術學院副教授）

來源：《原道》第33輯，陳明、朱漢民主編，湖南大學出版社，2017年

時間：孔子二五六八年歲次丁酉臘月十三日辛酉

           耶穌2018年1月29日

內(nei) 容提要：曾國藩是晚清理學名臣，久曆官場，於(yu) “守廉、奉公、尚儉(jian) ”，不遺餘(yu) 力。曾氏的廉政理念源出理學，廉政實踐不離修身，理學是因，清廉是果。“廉吏，可為(wei) 不可為(wei) ？”是曾氏對自己步入仕途後的考問。他傾(qing) 其一生，領悟孔孟之道、踐行程朱之學，棄小廉、成大廉，自省自勵，為(wei) 仁為(wei) 己，交出了一份合格的人生答卷。具體(ti) 言之，先以“公”興(xing) 廉（恪守公心、力戒貪念），再以“儉(jian) ”養(yang) 廉（近仁達道、合禮明理），公、儉(jian) 、勤、仁、道、禮、理、心等眾(zhong) 多理學範疇一一被他體(ti) 躬心悟，化作實行，融通在家居和仕途當中，以明廉吏本色。“中國之官，必廉必正。”曾氏擲地有聲的回答、鮮明理性的態度及其對信仰的求真、對修身的求勤、對法紀的求嚴(yan) ，不僅(jin) 為(wei) 時人所稱頌，更是今日中國強化反腐倡廉的學理支撐、曆史借鑒和文化依據所在，細細研讀曾國藩的廉政思想確有必要。

關(guan) 鍵詞：曾國藩；理學；廉政；湖湘文化；

一、引言

中國古代官場，能臣、賢臣輩出，晚清曾國藩便是其中之一。曾氏為(wei) 官，立德為(wei) 先、理學為(wei) 宗，忌諱“無德而權重於(yu) 人、無才而位高於(yu) 眾(zhong) ”。[1]其心中，廉為(wei) 官德之首，綜合素養(yang) 之體(ti) 現。常言：“得廉明二字為(wei) 之基，則智、信、仁、勇諸美德可以積累而漸臻。若不從(cong) 此二字下手，則諸德亦茫無把握。”[2]據此，曾國藩將廉德養(yang) 成納入修身日課，視作安身立命與(yu) 經世濟民關(guan) 鍵所在，一生致力於(yu) 知廉、行廉、持廉、守廉，始終“保守初心”。晚清時逢中國封建社會(hui) 末期，官場“畏事偷安者多”，[3]“有猷有為(wei) 者漸覺其少”。[4]平日不恥於(yu) “小廉”“小仁”的曾國藩時常追問自己“廉吏可為(wei) 而不可為(wei) ？”[5]思索之餘(yu) ，更是執著於(yu) 踐行廉公和廉儉(jian) 。他堅信，“嚴(yan) 操守者，亦可濟世”。前者源自理學修身，後者出自理學實踐。誠如曾氏自己所言：“可為(wei) 而不可為(wei) ，國藩涉世多年，蓋亦深明其旨。”[6]用功之勤、用心之深，得以窺見。

二、公興(xing) 廉：“恪守公心、力戒貪念”

理學家朱熹曾說：“官無大小，凡事隻是一個(ge) 公。若公時，做得來也精彩。便若小官，人也望風畏服。若不公，便是宰相，做來做去，也隻得個(ge) 沒下梢。”[7]正如朱子所言，公正清廉是古代官吏的為(wei) 人底線。公因廉而生，廉因公而興(xing) ，兩(liang) 者依存難分。曾國藩本人常以“公廉不苟，勉益加勉，定成有用之才”予以自省和自勵。[8]其去世後，清廷和昔日同僚評價(jia) 他“公忠體(ti) 國”“砥躬清正”。無疑，這是對曾氏仕途生涯的中肯評價(jia) 。曾氏以“公”興(xing) 廉，重在“守公心”“戒貪念”。公心之利與(yu) 得、貪念之弊與(yu) 失，孰輕孰重，皆剖析得當，辯若分明。

首先，“公字，吾輩之根本，刻不敢忘。”[9]追溯曾國藩對公字“刻不敢忘”的原因，有二。一是源自理學先賢的影響。二程說：“仁之道，要之隻消道一公字。公隻是仁之理，……公而以人體(ti) 之，故為(wei) 仁。隻為(wei) 公，則物我兼照，故仁，所以能恕、所以能愛。”[10]此處，二程明確提出了公和仁的關(guan) 係。公作為(wei) 仁的核心要素，須與(yu) 人心相體(ti) 貼。心公狀態下，本我之心和外在之物息息相通，無絲(si) 毫羈絆，呈現出仁之氣象。自然，為(wei) 公、為(wei) 仁、能恕、能愛，一以貫之。朱熹領悟程子意進一步細說：“蓋人撐起這公作骨子，則無私心而仁矣。蓋公隻是一個(ge) 公理，……人而不公，則害乎仁。”[11]公而無私，得仁；私而不公，害仁。公與(yu) 私，關(guan) 乎仁，水火不容。顯然，程朱視心公與(yu) 心仁為(wei) 因果關(guan) 係。曾國藩接受程朱思想，去私立公、循公達仁，會(hui) 通公、仁二心。他說：“無纖毫之私，可以謂之公。”“一日……公正，則為(wei) 君子；一事……公正，則為(wei) 君子。……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12]公與(yu) 仁，好比身與(yu) 心，君子兼而有之，刻不可離。故而，“（守）公心，毫無私念”，“有仁心，有遠識，大本已立。”[13]對立誌學作聖賢，踐行程朱之學的曾國藩來說，便是始終牢記、終身體(ti) 驗並事上踐履的修身舉(ju) 措，刻不敢忘。

二是出自為(wei) 官實踐的感悟。清同治四年，曾國藩曾語重心長地提醒下屬：“任法不如任人。……心不公明，則雖有良法百條，行之全失其本意；心誠公明，則法所未備者，臨(lin) 時可另增新法，以期便民。”[14]人心不公，即使再完備的法規製度也無法落實，一紙空文而已。反之，秉持公心，急百姓之所急，依據形勢變化和業(ye) 務實際對法規條文加以增補或刪減，惠民效果更為(wei) 明顯。這段話的核心正是法治和人治。表麵上看，曾國藩對人治的看重和強調更甚於(yu) 法治，但其真實意圖卻是兩(liang) 者並重、互補。朝廷頒布的良法和新法，是整個(ge) 社會(hui) 賴以正常運轉的基石。隻有在法治監管的大前提下，人治的價(jia) 值才能發揮到極致，而法規條文的恰當運用、法律精神的有效傳(chuan) 承，也隻有通過那些真正維護法製的執行者們(men) 才能更加彰顯與(yu) 有力。這才是曾國藩做官奉行“心公而事舉(ju) 、心私而事廢”的本意。

南宋理學家陸九淵曾說：“凡事皆‘公心’求是。”[15]湖湘學派創始人胡宏也指出：“得賢有道，在乎‘公心’而已矣。‘公心’有道，在乎循理而已矣。”[16]既然公心如此重要，如何堅守呢？如何從(cong) 形而上的哲學思考，轉化為(wei) 形而下的具體(ti) 實踐呢？曾國藩立足“事、人、己”三個(ge) 方麵，賦予了“公”字“實事求是、不偏不倚、心竅正直”三種內(nei) 涵。關(guan) 於(yu) “公以對事”。曾國藩強調指出：“國藩向來辦事不執己見，亦不輕徇人言，必確見利害所在而後舍己從(cong) 之。”[17]又曰：“大局所在，隻論地形之要害，不得顧友朋之私誼。”[18]再曰：“參訪輿論，未敢以己意為(wei) 是非，考求實際，亦不敢以人言為(wei) 好惡。”[19]

己見、己意，人言、私誼。這四類皆是處事公正的絆腳石。前兩(liang) 者屬於(yu) 主觀臆斷，將經驗閱曆淩駕於(yu) 實地調查之上，曲解現狀，誤判是非。至於(yu) 人言和私誼，一個(ge) 借助輿論，一個(ge) 依附裙帶，於(yu) 無形中侵蝕、於(yu) 利益中消解公心之力。鑒於(yu) 此，曾國藩把“確見利害、隻論要害、考求實際”等列為(wei) 自己公正辦事的原則，換言之即秉承實事求是，在即物窮理的過程中須摒棄一切不合時宜的己見、己意，人言、私誼。唯有遠離它們(men) ，杜絕隱患，方能守住公心。

關(guan) 於(yu) “公以待人”。孔子曰：“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朱熹解釋道：“中庸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而平常之理，乃天命所當然。”[20]早年有“理學新秀”美譽的曾國藩一直謹守孔子、朱子所言，對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倍加推崇。他說：“朱子注《中庸》首章有雲(yun) ：‘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yu) 至靜之中，無少偏倚，而其守不失。’此數語者，……夫各有所當也。”[21]“無少偏倚，其守不失”被曾氏納入到了如何待人的為(wei) 官實踐中。平日裏，曾國藩接觸的多是朝廷官員，然而，大是大非麵前，他首先想到的卻是“負私情而伸公義(yi) ”，而非顧及同鄉(xiang) 、同僚之誼，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ju) 。曾國藩保舉(ju) 過很多人，被他彈劾的官員也不在少數。他說：“惟吾輩素不輕劾一人，輕上一疏。……吾輩忝居高位，……白簡之登必真必當，而後可折服其心。一經定案，不特目下無所遁飾，即他年亦無異辭。”[22]奏章內(nei) 容言之鑿鑿，“一一務求實據”，自然“折服其心”；理性、理智待人，始終“不動客氣，不挾私見”，終究可以換來各方的諒解，取得共識。久曆官場的曾國藩對此深信不疑。用今天的話講就是評判一個(ge) 人的是非功過不僅(jin) 要令當事人心服口服，更須經得起時代和曆史的檢驗。

關(guan) 於(yu) “公以克己”。克己是理學家們(men) 修身自律的一種工夫，內(nei) 聖外王所涵蓋的“正心、求仁、複禮、經世”都與(yu) 它息息相關(guan) ，為(wei) 官公否也在其中。朱熹曾說：“公是克己工夫極至處。”[23]一語道出了兩(liang) 者之間的關(guan) 聯，克己盡處即是公。曾國藩要守住公心，自然須“屏除一切”，潛心於(yu) 克己之學。仕途中，他將克己落腳於(yu) 修心，貫穿在言行舉(ju) 止間，幾番提出“心竅要正、要直，不可歪曲，動好與(yu) 人鬥機鬥巧”的為(wei) 官箴言，[24]實則是以心竅正直重新對公字做出詮釋。在篤實踐履“居敬、主靜、慎獨、思誠”理學四大修心法則的前提下，曾國藩經年累月體(ti) 驗著本心“存而不放、定而勿動、安泰戒餒、守一無貳”的本然狀態即“心存、心定、心安、心專(zhuan) ”。這種修心的境界正是朱子所看重的“極至處”。處於(yu) “極至處”的本心澄明、透徹，一塵不染，外誘不能惑之，能時刻保持著正直一麵，謹守為(wei) 官公正的宗旨而不偏離正軌。

其次，貪字，“其利甚暫，其害實長。”[25]晚清官場，貪腐成為(wei) 一種公害。廉吏胡林翼指出：“國家之敗，皆由官邪。……然民亂(luan) 必由官貪。”[26]左宗棠更是直言不諱：“貪以害廉”，“察吏必先懲貪。”[27]相較於(yu) 左、胡兩(liang) 人全盤否定的態度，曾國藩對貪的認知有褒有貶，貶居其九、褒居其一，更富辯證與(yu) 細致。他說：“天下事無所為(wei) 而成者極少，有所‘貪’、有所‘利’，而成者居其半。”[28]又曰：“古來多少英雄，功高名重，其後非敗於(yu) ‘驕’，即敗於(yu) ‘貪’。”[29]

在曾國藩看來，打天下即事業(ye) 發展的起步期，應保持適度且可控的貪念，隻因它是一種推動力，有助於(yu) 既定目標的實現。然而，守天下即事業(ye) 發展的鼎盛期，須警惕貪念膨脹及其肆虐，隻因它也是一種破壞力，不加以節製和遠離，身毀德敗。換言之，成也蕭何敗也蕭何。況且，貪念所具有的推動和破壞兩(liang) 種影響力並非對等，前者“其利甚暫”，後者“其害實長”。這種兼具利與(yu) 害雙重功效的貪念正是理學家們(men) 所痛恨的一種人欲。朱熹曾說：“凡有所愛，皆是欲。”“物事也愛好，官爵也愛，錢也愛，事事都愛，所以貪。”[30]揭露了貪念的本質正是人欲。戒貪念就是去人欲，心中有戒，才能守牢為(wei) 官底線，力保廉德不失。

“人之道，以樸實廉介為(wei) 質。”[31]“陶鑄其質，去其貪心。”[32]廉和貪不可並存，廉是貪的克星。在程朱理學的精神洗禮下，曾國藩得以“力去人欲，以存天理”，通過“研幾”和“事上磨礪”，逐漸把心中因各種事由和境況所引發的一切妄念、貪念和私欲消滅在萌芽初期，真正做到潔己奉公，廉而不貪。而“居官以不要錢為(wei) 本”的家訓正是曾氏踐行理學，卓有成效的表率之一。“守公心”和“戒貪念”，作為(wei) 曾國藩以“公”興(xing) 廉的核心內(nei) 容，豐(feng) 富了其廉政思想的內(nei) 涵，不僅(jin) 自身收益，還通過下屬和同僚，直接影響到了晚清官場風氣。這一切都與(yu) 曾氏誓言“吾輩當自立準繩，自為(wei) 守之，並約同誌者守之”的畢生努力分不開。[33]

三、儉(jian) 養(yang) 廉：“近仁達道、合禮明理”

對從(cong) 政者而言，儉(jian) 絕不僅(jin) 是約束自身的道德素養(yang) ，更是仕途必備的政治品質，直接影響著廉政效果。這一點在封建王朝末期尤為(wei) 突出。因統帥湘軍(jun) 有功躋身封疆大吏的晚清“曾左胡”（即曾國藩、左宗棠、胡林翼），其共同特點便是廉儉(jian) 。曾文正“諸事從(cong) 儉(jian) ”、左文襄“儉(jian) 而守廉”、胡文忠“儉(jian) 以養(yang) 廉”。官場風氣在三人示範表率下呈現出新氣象，晚清國運一度得以中興(xing) 。曾國藩指出：“欲求廉介，必先崇儉(jian) 樸。”[34]還說：“初曆仕途，惟儉(jian) 可以養(yang) 廉，……是做好官的秘訣，即是做好人的命脈。”[35]一個(ge) “儉(jian) ”字貫穿“求廉、養(yang) 廉、守廉”之始終。曾氏推崇的背後，其實有著深刻的學理依據——“儉(jian) 近仁而達道”和“儉(jian) 合禮而明理”。這也是曾國藩“融廉吏和理學學者兩(liang) 種身份於(yu) 一身”的特色所在。[36]

首先，“儉(jian) 近仁”。曾國藩對儉(jian) 的理解源自孔老夫子。“國藩每讀……仲尼之溫良恭儉(jian) 讓，……可知已。”[37]“溫良恭儉(jian) 讓”是孔子核心思想“仁”的道德德目。孔子曾說：“恭近禮，儉(jian) 近仁，信近情。”（《禮記•表記》）在眾(zhong) 多德目當中，儉(jian) 被孔子視為(wei) 和仁關(guan) 係最為(wei) 密切，距離也最為(wei) 靠近的。曾國藩的理學摯友胡林翼曾舉(ju) 例解讀：“若去奢崇儉(jian) ，以虛用作實用，尚可多養(yang) 一兩(liang) 萬(wan) 人。即孔子用力於(yu) 仁，力無不足之義(yi) 。”[38]曾國藩對此極為(wei) 讚賞，他進一步強調：“我與(yu) 民物，其大本乃同出一源。……尊官厚祿，高居人上，則有拯民溺救民饑之責。”[39]把節儉(jian) 理念落在社會(hui) 現實處，解決(jue) 百姓溫飽。這種通過提倡儉(jian) 德而形成的惠民、愛民的執政理念便是“曾左胡”等理學士大夫們(men) 認同並努力為(wei) 之踐行的“儉(jian) 近仁”。

南宋理學家胡宏說：“人而能仁，道是以生。”“人仁，則道立。”[40]潛心於(yu) 理學的曾國藩沒有滿足於(yu) “儉(jian) 近仁”，他認為(wei) 古之聖賢尚儉(jian) 的終極目的是樂(le) 道，而儉(jian) 正是求仁進而上達於(yu) 道的軌轍之一。在他心目中，儒家先賢孔子和顏回正是尚儉(jian) 樂(le) 道的典範。前者“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後者“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世人大都厭惡貧賤，卻不知貧賤帶給人的遠勝於(yu) 富貴。孔子和顏淵兩(liang) 位聖賢身處貧賤之境，卻並無片語埋怨。物質條件的簡陋反襯托出聖賢內(nei) 心的富足與(yu) 安樂(le) 。謀道不謀食、憂道不憂貧，儉(jian) 樸的生活和高尚的德行本就一以貫之，互為(wei) 因果。由儉(jian) 而近仁，循仁而達道，廉亦在其中。

“人不可以不知‘道’。知‘道’，然後知進退。”[41]深諳此道的曾國藩“有誌學為(wei) 聖賢”，從(cong) 儉(jian) 入手，以聞道為(wei) 己任，知仁民愛物。在“儉(jian) 近仁達道”思想的指引下，曾國藩的家居生活和官宦生涯皆呈現出“惜人力、物力、財力”的特點：“節用之道，莫先於(yu) 人少。官親(qin) 少，則無需索酬應之繁；幕友家丁少，則減薪工雜支之費。官廚少一雙之箸，民間寬一分之力。”[42]“不特家常用度宜儉(jian) ，即修造公費，周濟人情，亦須有一儉(jian) 字的意思。總之，愛惜物力。”[43]“軍(jun) 中浪費，最忌官員太多，夫價(jia) 太多。今立定限製，無論官多官少，官大官小，凡帶千人者，每月支銀不準過五千八百兩(liang) 。”[44]

每一位從(cong) 政官員，履職期間是否準確且恰當的調配和使用人力、物力、財力，不僅(jin) 事關(guan) 自身政績，對所管轄地域的民生、民情和民風也會(hui) 造成直接影響。清帝康熙曾在治國方略《聖諭十六條》中要求各級官員和百姓“尚節儉(jian) 以惜財用”，初衷即是“勿忘儉(jian) 約之本，遠離奢靡之風”。胡林翼官拜湖北巡撫期間，常訓導下屬：“百錢、一錢亦當愛惜。須知日用之費，皆國家之正供，生民之膏血。”[45]官員理財須精打細算，慎之又慎，合理支配，幫國家節省開支，切勿妄取肆用。曾國藩更是如此，主持湘軍(jun) 營務多年，每日過手銀錢數萬(wan) ，但從(cong) “不妄花一錢”且“每用一錢，均須三思”，為(wei) 晚清官場樹立了良好典範。

其次，“儉(jian) 合禮”。古代中國素有禮義(yi) 之邦的美譽。在封建社會(hui) 瓦解之前，上至廟堂下至民間，幾乎每一個(ge) 中國人的生活甚至一生都會(hui) 受到禮的製約和影響。禮作為(wei) 一種老祖宗留下來的文化和製度，可謂無處不在，無時不有。《論語》載：林放問禮之本。子曰：“大哉問！禮，與(yu) 其奢也，寧儉(jian) 。”朱熹解釋道：“蓋得其本，則禮之全體(ti) 無不在其中矣。”[46]《禮記•檀弓下》載：有若曰：“……晏子焉知禮？”曾子曰：“……國奢，則示之以儉(jian) ；國儉(jian) ，則示之以禮。”這兩(liang) 段對話充分說明了儉(jian) 和禮的關(guan) 係：尚儉(jian) 是禮的本質要求，但儉(jian) 的尺度把握須以禮法為(wei) 依歸，受禮製約束，逾越或不及皆不可。簡言之，“儉(jian) 合禮”。

晚清研習(xi) 理學者皆好禮。左宗棠主政一方後，憂心於(yu) “世衰禮廢，全不講習(xi) ”，強調“治國所以尚禮”，[47]“與(yu) 其奢，毋寧儉(jian) 也；……理得而心安。”[48]曾國藩自稱研讀“《三禮》略有所得”，平生執著於(yu) “以禮自治”和“以禮治人”。[49]《清史稿》評價(jia) ：“國藩事功本於(yu) 學問，善於(yu) 禮運。”[50]在提倡和踐行“儉(jian) 合禮”的同時，“舉(ju) 世禮邱軻，貌尊非心即”的陋習(xi) 也為(wei) 曾、左二人所目睹。[51]世人對孔孟先賢的崇敬本應發自內(nei) 心，禮儀(yi) 規範不過是虔誠敬畏的外部延展。缺乏信仰基礎的祭拜和禮數，不管儀(yi) 式如何莊重，規模如何盛大，祭品如何豐(feng) 富，全然違背了先王製禮的本意，禮到而心失，全無公信力可言。禮的神聖性、權威性和至上性一旦無存於(yu) 世人心中，尚儉(jian) 自然也就成了無源之水、無根之木，名存實亡。

隻有為(wei) 禮尋找到本體(ti) 論上的依據才能重塑禮的威嚴(yan) ，讓習(xi) 禮者心畏誠服。所以，曾國藩和左宗棠都主張，儉(jian) 不僅(jin) 要合禮更要明理。曾國藩說：“禮之本於(yu) 太一，起於(yu) 微眇者，不能盡人而語之。”[52]左宗棠也說：“禮理本於(yu) 太乙。……分而為(wei) 天地，轉而為(wei) 陰陽，……各當焉。”[53]太乙同太一。“太一”語出《禮記·禮運》，本義(yi) 是指形成天地萬(wan) 物的混沌元氣，產(chan) 生於(yu) 天地未分之前。孔穎達指出，“太極謂天地未分之前，元氣混而為(wei) 一，即是太初、太一也。”[54]宋代理學勃興(xing) ，朱熹又把太極解釋為(wei) 理。“總天地萬(wan) 物之理，便是太極。”曾國藩和左宗棠治學以朱子理學為(wei) 宗，自然也將天理、天道或太極視為(wei) 禮之本源。對照兩(liang) 人關(guan) 於(yu) 太一（太乙）特征的描述，無不與(yu) 程朱理學中天理（太極）的特征相吻合。

禮以理為(wei) 本，儉(jian) 以禮為(wei) 歸。這便是“儉(jian) 合禮明理”的內(nei) 在價(jia) 值關(guan) 聯所在。找到了禮的本原，“理攝禮，禮束儉(jian) ，儉(jian) 治奢”成為(wei) 曾國藩的自覺使命，逐漸落實在了日用常行之間，形成習(xi) 慣。曾國藩說：“禮主減……，以禮節之，庶以製吾性焉，防吾淫焉。”“凡夫灑掃、應對、飲食、衣服，無不示以儀(yi) 則。因其本而利道，節其性而不使縱。”[55]言下之意，尚儉(jian) 非虛言，須體(ti) 現在為(wei) 政者每日的衣、食、住、行諸方麵，有助於(yu) 品節涵養(yang) 、節性勿縱、克己複禮、明理崇儉(jian) 。這一切也和曾國藩一貫自詡“不談過高之理，專(zhuan) 務修身踐履”的踏實態度相一致。

曾國藩說：“吾忝為(wei) 將相，而所有衣服不值三百金。……常守此儉(jian) 樸之風，亦惜福之道也。”[56]“餘(yu) 服官二十年，不敢稍染官宦氣習(xi) ，飲食起居，尚守寒素家風，極儉(jian) 也可。”[57]“修理舊屋，何以花錢七千串之多？……餘(yu) 生平以大官之家買(mai) 田起屋為(wei) 可愧之事。”[58]“餘(yu) 昔在省辦團，亦未四抬也。以此一事推之，凡事皆當存一謹慎儉(jian) 樸之見。”[59]飲食豐(feng) 、裘服鮮、車馬澤、宮室麗(li) ，本無可厚非，但從(cong) 政者應距而遠之，更要拒而遠之。抗拒引誘是本，保持距離是末。尋常百姓的衣食住行事關(guan) 民生，執政官員的衣食住行事關(guan) 廉政。表麵看似普通家事，但關(guan) 乎社會(hui) 輿論和政治生命，絕不再是官員個(ge) 人的私事。所以，左宗棠尚儉(jian) 從(cong) “衣無求華、食無求美”做起，[60]胡林翼尚儉(jian) 從(cong) “衣僅(jin) 求其暖、食僅(jin) 求其飽、住僅(jin) 求其安”做起，[61]曾國藩尚儉(jian) 從(cong) “慎起居、節飲食”“錢不可多、衣不可多”做起。[62]“曾左胡”三人的表率和示範足以證明“衣食住行”輕視不得，隻因它是益於(yu) 己，更益於(yu) 民的大事，為(wei) 官者欲“以儉(jian) 養(yang) 廉”，理應從(cong) 此起步，善始善終。

四、“廉者有為(wei) ”是曾國藩廉政思想的核心

“廉者有為(wei) ”是曾國藩廉政思想的核心。曾國藩論廉有大小之分：明哲保身、獨善其身為(wei) 小廉；廉而有為(wei) ，兼善天下為(wei) 大廉。大廉則涵蓋了公、儉(jian) 、勤、仁、道、禮、理、心等眾(zhong) 多理學範疇。曾國藩將它們(men) 一一化作實行，融通在家居和仕途當中，漸成氣候，以明廉吏本色。今日中國，反腐深入人心，從(cong) 政不廉是腐，從(cong) 政不為(wei) 也是腐。習(xi) 近平同誌指出：“我們(men) 做人一世，為(wei) 官一任，要有肝膽，要有擔當精神，應該對‘為(wei) 官不為(wei) ’感到羞恥。”從(cong) 曾國藩、左宗棠、胡林翼等晚清廉吏身上，我們(men) 看到了傳(chuan) 統廉政文化的閃光點，看到了他們(men) 對信仰的求真、對修身的求勤、對法紀的求嚴(yan) 。“曾左胡”用自己的官聲和政績告訴所有為(wei) 官者：廉者本應有為(wei) ，“中國之官，必廉必正”。[63]

注釋：

[1]《曾國藩全集•奏稿一》，嶽麓書(shu) 社1987年版，第4939頁。

[2]《曾國藩全集•批牘》，嶽麓書(shu) 社1994年版，第140頁。

[3]《左宗棠全集•書(shu) 信二》，嶽麓書(shu) 社1996年版，第609頁。

[4]《曾國藩全集•奏稿一》，第7頁。

[5]《曾國藩全集•書(shu) 信七》，第5076頁。

[6]《曾國藩全集•書(shu) 信七》，第5243頁。

[7]《朱子語類》卷112，中華書(shu) 局1986年版，第2735頁。

[8]《曾國藩全集•批牘》，第141頁。

[9]《曾國藩全集•書(shu) 信二》，第1375頁。

[10]《二程集》，中華書(shu) 局2004年版，第153頁。

[11]《朱子語類》卷95，第2454頁。

[12]《曾國藩全集•詩文》，嶽麓書(shu) 社1986年版，第380頁。

[13]《曾國藩全集•批牘》，第192頁，第190頁。

[14]《曾國藩全集•批牘》，第375頁。

[15]《陸九淵集》，中華書(shu) 局1980年版，第19頁。

[16]《胡宏集》，中華書(shu) 局1987年版，第106頁。

[17]《曾國藩全集•書(shu) 信七》，第5243頁。

[18]《曾國藩全集•書(shu) 信一》，第411頁。

[19]《曾國藩全集•書(shu) 信五》，第3726頁。

[20]《四書(shu) 集注》，嶽麓書(shu) 社1997年版，第30，27頁。

[21]《曾國藩全集•書(shu) 信十》，第7051頁。

[22]《曾國藩全集•書(shu) 信四》，第2915頁。

[23]《朱子語類》卷6，第116頁。

[24]《曾國藩全集•批牘》，第164頁。

[25]《曾國藩全集•書(shu) 信七》，第5378頁。

[26]《胡林翼集》第2冊(ce) ，嶽麓書(shu) 社1999年版，第3頁。

[27]《左宗棠全集•書(shu) 信一》，第345，636頁。

[28]《曾國藩全集•家書(shu) 二》，嶽麓書(shu) 社1985年版，第1266頁。

[29]《曾國藩全集•書(shu) 信八》，第5540頁。

[30]《朱子語類》卷87，第2243頁，第2241頁。

[31]《曾國藩全集•書(shu) 信二》，第1474頁。

[32]《曾國藩全集•書(shu) 信一》，第248頁。

[33]《曾國藩全集•書(shu) 信二》，第1540頁。

[34]《曾國藩全集•詩文》，第438頁。

[35]《曾國藩全集•批牘》，第290頁。

[36]徐雷：《立德與(yu) 節欲：晚清廉吏胡林翼的身心涵養(yang) 之道》，《湖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hui) 科學版）》2017年第2期。

[37]《曾國藩全集•詩文》，第432頁。

[38]《胡林翼集》第2冊(ce) ，第227頁。

[39]《曾國藩全集•家書(shu) 二》，第1394頁。

[40]《胡宏集》，第196，151頁。

[41]《胡宏集》，第206頁。

[42]《曾國藩全集•詩文》，第437頁。

[43]《曾國藩全集•家書(shu) 二》，第1058頁。

[44]《曾國藩全集•詩文》，第469頁。

[45]《胡林翼集》第2冊(ce) ，第964頁。

[46]《四書(shu) 集注》，第86頁。

[47]《左宗棠全集•書(shu) 信二》，第283頁。

[48]《左宗棠全集•家書(shu) 詩文》，嶽麓書(shu) 社1987年版，第180頁。

[49]《曾國藩全集•日記二》，嶽麓書(shu) 社1987年版，第921頁。

[50]《清史稿·曾國藩傳(chuan) 》，中華書(shu) 局1977年版，第11917頁。

[51]《曾國藩全集•詩文》，第30頁。

[52]《曾國藩全集•詩文》，第338頁。

[53]《左宗棠全集•家書(shu) 詩文》，第390頁。

[54]《周易本義(yi) 》，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289頁。

[55]《曾國藩全集•詩文》，第155頁，148頁。

[56]《曾國藩全集•家書(shu) 一》，第837頁。

[57]《曾國藩全集•家書(shu) 一》，第324頁。

[58]《曾國藩全集•家書(shu) 二》，第1325頁。

[59]《曾國藩全集•家書(shu) 二》，第1049頁。

[60]《左宗棠全集•家書(shu) 詩文》，第63頁。

[61]《胡林翼集》第2冊(ce) ，第1040頁。

[62]《曾國藩全集•家書(shu) 二》，第835頁。

[63]《曾國藩全集•書(shu) 信五》，第3442頁。

責任編輯：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