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以儒為(wei) 本：程朱對堪輿的改造

作者：王逸之、朱漢民

來源：《原道》第33輯，陳明、朱漢民主編，湖南大學出版社，2017年

時間：孔子二五六八年歲次丁酉日丁巳

           耶穌2018年1月25日

內(nei) 容提要：堪輿又名“風水”，是選擇陰宅（相墓）、陽宅（相宅），擇吉避凶的術數，發展至宋代蔚為(wei) 壯觀。程朱理學以孝葬作為(wei) 推行儒家宗法倫(lun) 理的載體(ti) ，由省墓祭祖而踐行孝道，進而移孝於(yu) 忠，即以修身齊家而達治國平天下。故程朱高舉(ju) “以儒為(wei) 本”大纛，對術家堪輿進行了“儒化”改造。經其改造後，與(yu) 術家堪輿已然大相徑庭。稱程頤“謬而不信”和朱熹“酷以為(wei) 然”，皆為(wei) 不妥。事實上，程朱二人對堪輿問題均堅持“以儒為(wei) 本”的思想原則，他們(men) 的堪輿思想實乃一脈相承。程朱在對於(yu) 五姓相宅批駁上，亦皆秉持以傳(chuan) 統儒家經典為(wei) 導向。細而較之，朱熹在肯定程頤的堪輿思想基礎上，外延和內(nei) 涵均有所擴展和深化，對形勢派堪輿進行了儒化改造。應該說，程朱所謂之堪輿與(yu) 術家堪輿判若兩(liang) 途，因此不可簡單以“謬而不信”和“酷以為(wei) 然”來武斷界定。

關(guan) 鍵詞：堪輿；程頤；朱熹；以儒為(wei) 本；儒化；

堪輿又名“風水”，是選擇陰宅（相墓）、陽宅（相宅），擇吉避凶的術數。“相宅相墓自稱堪輿家。……顏師古注引許慎曰：‘堪，天道；輿，地道。’”[1]堪輿術發展至宋代蔚為(wei) 壯觀，《宋史·藝文誌》存相地書(shu) 目51種，大致可分為(wei) 五姓、形勢和理氣三派。朱熹言：“近世以來，卜筮之法雖廢，而擇地之說猶存，士庶稍有事力之家，欲葬其先者，無不廣招術士，博訪名山，參互比較，擇其善之尤者，然後用之”，[2]乃至“今也巫醫卜相之類，肩相摩、轂相擊也”。[3]

有宋一代，諸儒對堪輿眾(zhong) 說紛紜，莫衷一是。如程頤言：“世閑（間）術數多,惟地理之書(shu) 最無義(yi) 理。”[4]張載亦言：“葬法有風水山崗，此全無義(yi) 理，不足取。”[5]而朱熹則言：“某家中自先人以來，不用浮屠法，今謹用。但卜地未能免俗，然亦隻求一平穩處。”[6]故後世王廷相評斷說：“唐呂才、宋程子、司馬公、張南軒皆以為(wei) 謬而不信，獨朱子酷以為(wei) 然”，[7]王夫之亦持相同觀點：“自宋以來，閩中無稽之遊士，始創此說以為(wei) 人營葬。伯靜父子習(xi) 染其術，而朱子惑之，亦大儒之疵也。”[8]筆者對此不以為(wei) 然，因程頤“謬而不信”的堪輿和朱熹“酷以為(wei) 然”的堪輿，並非是同一意義(yi) 上的堪輿。即程頤“謬而不信”乃術家之堪輿，而朱熹“酷以為(wei) 然”為(wei) “儒化”之堪輿。若進而“以儒為(wei) 本”為(wei) 參照，則程朱堪輿思想實乃一脈相承，對“以儒為(wei) 本”之堪輿皆“酷以為(wei) 然”。

一、孝葬：程朱五姓相宅思想

“五姓相宅”沿襲於(yu) 秦漢以來的圖宅術，發展至宋主要流傳(chuan) 於(yu) 上層皇室，宋以降則不傳(chuan) 於(yu) 世。其將民眾(zhong) 諸多姓氏統屬於(yu) “宮、商、角、徵（征）、羽”五音，五音又配屬五行（宮屬土，商屬金，角屬木，徵屬火，羽屬水），再以五行定五方，依五行生克製化斷吉凶宜忌。宋仁宗時王洙等奉敕撰《地理新書(shu) 》，該書(shu) 原30卷（現為(wei) 15卷32篇）詳細介紹了五姓（音）相宅之法，如“五音三十八將內(nei) 從(cong) 外從(cong) 位”“五音三十八將圖”“五音山勢”“五音地脈”“五音男女位”等。

程頤在《葬法決(jue) 疑》中言：“為(wei) 害之大，妄謬之甚，在分五姓。五姓之說，驗諸經典，本無證據。古陰陽家亦無此說，直是野俗相傳(chuan) ，竟無所出之處。惟《堪輿經》黃帝對天老，乃有五姓之言，且黃帝之時，隻有姬薑二三姓，其餘(yu) 姓氏盡出後代，何得當時已有此語，固妄謬無稽之言。其所謂五姓者，宮、商、角、征、羽是也，天下萬(wan) 物悉配屬之，行事吉凶依此為(wei) 法。至如以張、王等為(wei) 商，武、庚等為(wei) 羽，是則同韻相求，及其以柳姓為(wei) 宮，以趙姓為(wei) 角，又非四聲相管。其間亦有同是一姓，分屬宮商。複姓數字，征角不辨，都無憑據，隻信其臆說爾。”程頤稱其“最無義(yi) 理”是因“驗諸經典，本無證據”，且“葬禮聖人所製，五姓俗人所說，何乃舍聖製而從(cong) 俗說，不亦愚乎?”[9]

關(guan) 於(yu) “葬禮聖人所製”，朱熹指出：“以禮而言，則《記》有之曰：‘死者北首，生者南向，皆從(cong) 其朔’。又曰：‘葬於(yu) 北方北首，三代之達禮也。’”這兩(liang) 句話分別出自與(yu) 《禮記·禮運篇》和《禮記·檀弓下》，朱熹以此為(wei) 據，極力反對安葬孝宗依“台史之說”（即五姓相宅）。其言：“但以五音盡類群姓，而謂塚(zhong) 宅向背各有所宜，乃不經之甚者，不惟先儒已力辨之，而近世民間亦多不用，……以其事質之，則其謬不攻而自破矣。蓋自永安遷奉以來，已遵用此法，而九世之間國統再絕。靖康之變，宗社為(wei) 墟。高宗中興(xing) ，匹馬南渡。壽皇複自旁支入繼大統，至於(yu) （永）思陵，亦用其法，而壽皇倦勤之後，旋即升遐。太上違豫日久，以至遜位，赤山亦用其法，而荘文、魏邸相繼薨謝。……則國音之說自為(wei) 無用之談。”[10]根據五姓（音）相宅理論，“以字學分五音，隻在唇舌齒調之，舌居中者為(wei) 宮，口開張者為(wei) 商，舌縮卻者為(wei) 角，舌拄齒者為(wei) 征，唇撮聚者為(wei) 羽。陰陽家以五姓分屬五音，說正如此。”[11]宋趙國姓當為(wei) 角音，須“坐丙向壬之穴”（即按八卦方位坐南向北）。這正好與(yu) 先秦儒家《禮記》中“禮運篇”“檀弓下”相悖，故朱熹言：“古之葬者，必坐北而向南，蓋南陽而北陰，孝子之心不忍死其親(qin) ，故雖葬之於(yu) 墓，猶欲其負陰而抱陽也，豈有坐南向北，反背陽而向陰之理乎。”[12]

關(guan) 於(yu) 五姓相宅具體(ti) 程序，敦煌文書(shu) 頁3647載：“先定五姓，宮商角徵羽。次定喪(sang) 主年命，年是行年，不得同支，命是本命，幹年命甲子，甲子日是也。次擇吉日，……次擇時，……次擇滅門大禍凶日……”。故程頤又言：“至於(yu) 卜選時日，亦多乖謬，按葬者逢日食則舍於(yu) 道左，待明而行，行是必須睛明，不可用昏黑也。而葬書(shu) 用乾艮二時為(wei) 吉，此二時是皆夜半，如何用之？又曰‘已亥日葬大凶’。今按《春秋》之中，此日葬者二十餘(yu) 人，皆無其應。”其“亦多乖謬”的評斷依據，仍為(wei) “驗諸經典（《春秋》）”則“皆無其應”。即還是以“古者聖人製卜葬之禮”，來斷定“後代陰陽家流，競為(wei) 詭誕之說”。[13]程頤雖稱“惟地理之書(shu) 最無義(yi) 理”，卻提出了一套“卜其宅兆，卜其地之美惡也”的標準。即“地之美者，土色之光潤（一作澤），草木（一作生物）之茂盛，乃其驗也。……惟五患者不得不慎，須使異日不為(wei) 道路，不為(wei) 城郭，不為(wei) 溝池，不為(wei) 貴勢所奪，不為(wei) 耕犁所及……五患既慎，則又鑿地必四五丈，遇石必更穿之，防水潤也。既葬，則以鬆脂塗棺槨，石灰封墓門，此其大略也”，並言此“非陰陽家所謂禍福也”。[14]程頤“惟五患者不得不慎”，是因“夫葬者藏也，一藏之後，不可複改，必求其永安。故孝子慈孫，尤所慎重”。[15]正如司馬光所言：“葬者藏也，本以安祖考形體(ti) ，得土厚水深高敞堅實之地則可亦”，[16]故“合二先生之言觀之，以安親(qin) 為(wei) 心”。[17]

對此，朱熹評論說：“伊川先生力破俗說，然亦自言須是風順地厚之處乃可。然則亦須稍有形勢拱揖，環抱無空闕處乃可用也，但不用某山某水之說耳。”[18]關(guan) 於(yu) “風順地厚”，朱熹解釋說：“然孝子之心慮患深遠，恐淺則為(wei) 人所抇，深則濕潤速朽，故必求土厚小深之地而葬之。”[19]並提出了與(yu) （程頤）“五患”相似的說法，“其或擇之不精，地之不吉，則必有水泉、螻蟻、地風之屬以賊其內(nei) ，使其形神不安，而子孫亦有死亡滅絕之憂，甚可畏也。……其或雖得吉地，而葬之不厚，藏之不深，則兵戈離亂(luan) 之際，無不遭罹發掘暴露之變，此又其所當慮之大者也”，稱“此雖術家之說，然亦不為(wei) 無理”。這也成為(wei) 朱子篤信堪輿的“罪證”之一，然而通讀《山陵議狀》全篇，朱熹的中心主旨則在“葬之為(wei) 言藏也，所以藏其祖考之遺體(ti) 也。以子孫而藏其祖考之遺體(ti) ，則必致其謹重誠敬之心，以為(wei) 安固久遠之計，使其形體(ti) 全而神靈得安，則其子孫盛而祭祀不絕，此自然之理也”的“誠敬之心”。[20]且之所以朱熹（誠敬之心）和程頤（以安親(qin) 心）能夠不謀而合，亦皆源於(yu) 先秦儒家主張“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論語·為(wei) 政》），以及“喪(sang) 禮者無它焉，明死生之義(yi) 。送以哀敬，而終周藏也。故埋葬，敬藏其形也。祭祀民，敬事其神也。其銘誄係世，敬傳(chuan) 其名也。事生，飾始也。送死，飾終也。終始具而孝子之事畢，聖人之道備矣”（《荀子·禮論》）的孝葬思想。由此可見，程朱二人對五姓相宅皆持批判態度，在以傳(chuan) 統儒家經典為(wei) 導向下，兩(liang) 者的堪輿思想是一脈相承的。這又正如“程氏《葬說》：‘父祖子孫同氣，彼安則此安，彼危則此危’，墓以藏體(ti) 魄也。所謂安者何所指邪?朱熹答曰：‘正指體(ti) 魄而言耳。程子論此意思甚詳，讀之使人側(ce) 然感動。有此疑者，豈非惑於(yu) 莊生愛使其形者之論邪?此異端之言，賊恩之大者，不可以不辨。’”[21]

二、程朱孝葬觀的社會(hui) 情境

程朱二人秉持“以儒為(wei) 本”的孝葬觀，與(yu) 當時百弊叢(cong) 生的堪輿觀念直接相關(guan) 。漢魏以降，堪輿術揉入諸多佛老思想。再經唐至宋，關(guan) 於(yu) 墓葬堪輿的文字多有附會(hui) ，如托名東(dong) 晉郭璞的《葬書(shu) 》，“惟宋誌載有璞葬書(shu) 一卷，是其書(shu) 自宋始出。其後方技之家競相粉飾，遂有二十篇之多。”[22]當時“天下之言葬者，皆宗郭璞，所謂《青囊書(shu) 》是也。今之俗師，必曰：‘某山某水可以求福，可以避禍。’其說甚嚴(yan) ，以為(wei) 百事纖悉，莫不由此”，[23]司馬光說：“《孝經》曰：‘卜其宅兆，而安厝之。’謂卜地決(jue) 其吉凶爾，非若今陰陽家相其山崗風水也”，[24]“今人葬不厚於(yu) 古，而拘於(yu) 陰陽禁忌則甚焉。”[25]歐陽修亦言：“夫陰陽拘忌之說，陛下聰明睿聖，必不信此巫卜之言而違禮典。”[26]誠所謂“《禮經》欲人喪(sang) 葬有節，不聞求山川土地葬其親(qin) ，以為(wei) 富貴之資。為(wei) 此說者，蓋陰陽家妄張禍福以鼓動世俗”。[27]

程頤痛陳其弊：“今世俗信術者妄言，以為(wei) 葬不擇地及歲月日時，則子孫不利，禍殃總至，乃至終喪(sang) 除服，或十年，或二十年，或終身，或累世猶不葬。至為(wei) 水火所漂焚，他人所投棄失亡屍柩，不知所之者，豈不哀哉。”[28]朱熹認為(wei) 這有違於(yu) “古者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逾月而葬。今五服年月，敕王公以下皆三月而葬。”[29]程頤還敏銳地意識到“古者卜筮，將以決(jue) 疑也。今之卜筮則不然，計其命之窮通，校其身之達否而已矣”，[30]十分顧慮“拘忌者惑以擇地之方位，決(jue) 日之吉凶”，以致於(yu) “甚者不以奉先為(wei) 計，而專(zhuan) 以利後為(wei) 慮”。[31]“為(wei) 子孫者亦豈忍使其親(qin) 臭腐暴露而自求其利耶？悖禮傷(shang) 義(yi) 無過於(yu) 此！”[32]此種“葬先蔭後”的陰宅思想，源於(yu) 《葬書(shu) ·內(nei) 篇》中所雲(yun) ：“人受體(ti) 於(yu) 父母，本骸得氣，遺體(ti) 受蔭。……蓋生者氣之聚，凝結者成為(wei) 骨，死而獨留。故葬者反氣納骨，以蔭所生之法也。”[33]“葬先蔭後”說易導致，“舉(ju) 世惑而信之，於(yu) 是喪(sang) 親(qin) 者往往久而不葬”，[34]這種現象在兩(liang) 宋時期比比皆是。如“禦史張商英劾其（王子韶）不葬父母，貶知高郵縣”（《宋史·王子韶傳(chuan) 》）；“（劉）昺與(yu) 弟煥皆侍從(cong) ，而親(qin) 喪(sang) 不葬，坐奪職罷郡，複以事免官”（《宋史·劉昺傳(chuan) 》）；朱熹知漳洲時，也曾勸喻“遭喪(sang) 之家”當“及時安葬”，嚴(yan) 禁“停喪(sang) 在家及攢寄寺院”，否則“官員不得灃官”，“士人不得應舉(ju) ”。[35]因貪求吉地而久喪(sang) 不葬引發了一係列社會(hui) 叢(cong) 弊，不僅(jin) 會(hui) “有因買(mai) 地致訟，棺未入土，而家已蕭條者。有兄弟數人，惑於(yu) 各房風水之說，至於(yu) 骨肉化為(wei) 仇讎者”，[36]如朱熹好友王炎，就曾因族墓風水被豪族的侵擾而上訟。[37]朱熹弟子黃榦因擇地葬母，而兄弟鬩於(yu) 牆，其兄所擇數地“全不成形局，……雖村夫牧童亦知其不可”。[38]而且甚至還嚴(yan) 重影響到國政方針實施，宋仁宗時“上書(shu) 者言賦役未均，田製不立，因詔限田：公卿以下毋過三十頃，牙前將吏應複役者毋過十五頃，止一州之內(nei) ，過是者論如違製律，以田賞告者。既而三司言：限田一州，而卜葬者牽於(yu) 陰陽之說，至不敢舉(ju) 事。又聽數外置墓田五頃。而任事者終以限田不便，未幾即廢。”（《宋史·食貨上》）此外，宋神宗曾詔令“不即隨葬者，徒二年，因而行用者，罪之”（《宋史·諸臣喪(sang) 葬等儀(yi) 》），宋哲宗也有類似詔令“臣僚父母無故十年不葬，即依條彈奏，及令吏部候限滿檢察。尚有不葬父母，即未得與(yu) 關(guan) 升磨勘。如失檢查，亦許彈奏”（《宋史·諸臣喪(sang) 葬等儀(yi) 》）。

這種“欲求福吉避禍凶”的堪輿術，必“深為(wei) 通儒所辟”。[39]司馬光“為(wei) 諫官嚐奏乞禁天下葬書(shu) ”，[40]因“孔子曰：‘卜其宅兆而安厝之。’《春秋》祭祀不言卜日。《禮》曰：‘內(nei) 事以柔日，外事以剛日。’剛柔以慎內(nei) 外，不論吉凶以為(wei) 禍福”，[41]作為(wei) 通儒的程頤也自然遵循“王法舉(ju) 事以人事之可否，不問日之吉凶”，[42]而依先儒喪(sang) 禮“葬之穴，尊者居中，左昭右穆，而次後則或東(dong) 或西，亦左右相對而啟穴也”。[43]“乃若葬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見也……豈借此以求子孫富貴乎?郭璞謂本骸乘氣，遺體(ti) 受蔭，此說殊不通。……今枯朽腐，不知痛癢，積日累月，化為(wei) 朽壤，蕩蕩遊塵矣，豈能與(yu) 生者相感，以致禍福乎?此決(jue) 無之理也”，[44]故程頤身體(ti) 力行，與(yu) 兄程顥葬祖父唯用“昭穆法”，雖堪輿術士稱穴位乃“絕處”，然程頤回言自知是絕處，“且試看如何”。數年後，程頤甚為(wei) 得意說：“人已數倍矣”。[45]其踐行目的則是為(wei) “尊卑昭穆，粲然有倫(lun) ，使觀之者心生孝悌，……如是以葬其親(qin) ，以祛其風水之惑於(yu) 名教，豈小補哉”。[46]

三、儒化：朱熹形勢堪輿析解

朱熹在親(qin) 人擇改葬的問題上，則飽受世人所詬病，成為(wei) 其迷信堪輿的重要“罪證”。如歐陽守道說：“卜地葬親(qin) ，……近世朱文公獨從(cong) 之，至於(yu) 江西業(ye) 此術之眾(zhong) ，則又奏之奏疏，其於(yu) 寧親(qin) 燾後至拳拳也。妄意富與(yu) 貴於(yu) 葬親(qin) 之時，是誠何心。”[47]明代項喬(qiao) 亦雲(yun) ：“其所以屢遷者，或亦借以求蔭耳。嗚呼！其求之也力矣，何後世子孫受蔭，不過世襲五經博士而已……偶一之失耳，率其素履而略其一節，又豈非善學程朱者乎。”[48]

究其緣由，一方麵，朱熹為(wei) 親(qin) 人擇改葬並非因迷信堪輿“以求蔭耳”，“（朱熹）風水的目的是要確保祖先的神靈之安寧，並不是要追求個(ge) 人的功利”。[49]朱熹曾言：“然世俗信葬師之說，既擇年月日時，又擇山水形勢，以為(wei) 子孫貧富貴賤，賢愚壽夭，盡係於(yu) 此，而其為(wei) 術又多不同，爭(zheng) 論紛紜，無時可決(jue) ”，[50]其又曰：“至於(yu) 擇日，則於(yu) 三日中選之。至事辦之辰，更以決(jue) 於(yu) 卜筮（於(yu) ：原作“其”，據宋閩、浙本改），某山不吉，某水不吉。既得山水拱揖環繞於(yu) 前，又考其來去之吉凶，雖已吻合，又必須年月日時之皆合其說，則恐不必如此。”[51]由此可見，朱熹曾明確表示出對“某山某水之說”的質疑，清代理學名臣李光地就此評論說：“總是風水一道，亦當以朱子為(wei) 主。朱子隻是講到土厚水深，山環水抱，地氣暖而止。發如何的人，房分如何，朱子不言也。”[52]雖然朱熹也曾言如“古者葬地、葬日皆決(jue) 於(yu) 卜筮，今人不曉占法，且從(cong) 俗擇之可也”[53]相悖之語，違背了“一藏之後，不可複改，必求其永安。故孝子慈孫，尤所慎重”[54]的儒家喪(sang) 葬禮製。但在“兩(liang) 難”的境遇下，為(wei) 之，無疑會(hui) 遭世人紛紛非議。然不為(wei) ，親(qin) 族葬地若遭“有水泉、螻蟻、地風之屬以賊其內(nei) ”，[55]則勢必成為(wei) 忤逆之輩。“兩(liang) 害相權取其輕”而“且從(cong) 俗擇之可也”，乃不得已的權宜之計。

另一方麵，諸多學者皆從(cong) 朱熹為(wei) 親(qin) 人擇改葬上，來證明其篤信堪輿，信則即“大儒之疵”。他們(men) 認為(wei) 儒學和堪輿是對立的“非此即彼”，這恰恰與(yu) 朱熹統一的“亦此亦彼”堪輿觀相左，“其實，曆史的比較朱熹對於(yu) 自己家人安葬的全過程，不難發現朱熹正在把一個(ge) “俗”的風水思想，往儒家的傳(chuan) 統孝道方向靠攏，朱熹是這種努力的踐行者。……朱熹通過葬法和葬禮，為(wei) 打破風水與(yu) 儒學之間的壁壘顯然做出了一些有意義(yi) 的嚐試。”[56]正如朱熹所雲(yun) ：“通天地人曰儒。地理之學雖一藝，然上以盡送終之孝，下為(wei) 啟後之謀，其為(wei) 事亦重矣”，即言把地理（堪輿）之學作為(wei) 儒者“通天地人”三大標準之一。又因“親(qin) 之生身體(ti) 發膚，皆當保愛，況親(qin) 之沒也?奉親(qin) 之體(ti) 厝諸地，固乃付之庸師俗巫，使父母體(ti) 魄不得其安，則孝安在哉”，故“而為(wei) 人子者，目不閱地理之書(shu) ，心不念父母之體(ti) ，敬然窀穸，則與(yu) 委而棄諸溝壑者何以異”。如此便以儒家的孝道觀打通了堪輿和儒學壁壘，使之契合“古賢垂訓”“聖人之意”。[57]

另外，須引起注意的是朱熹所言堪輿的外延和內(nei) 涵，在肯定程頤的基礎上有所擴展和深化。“是竊謂程先生所謂道路窯井之類，固不可不避；土色生物之美，固不可不擇，然欲盡人子之心，則再求眾(zhong) 山拱揖，水泉環繞，藏風聚氣之地”，[58]“眾(zhong) 山拱揖，水泉環繞，藏風聚氣”即指朱熹在外延上擴展的形勢堪輿之法，其“肇於(yu) 贛中楊筠鬆、曾文迪、賴大有、謝子逸輩，其為(wei) 說主於(yu) 形勢，原起所起，即其所止，以定向位，專(zhuan) 指龍穴沙水之相配”，[59]“宋元間，以形（勢）家術周流郡中”，[60]“凡通都會(hui) 府，山水固皆翕聚。至於(yu) 百家之邑，十室之市，亦必倚山帶溪，氣象回合”。[61]朱熹曾讚歎“冀都是正天地中間，好個(ge) 風水。山脈從(cong) 雲(yun) 中發來，雲(yun) 中正高脊處。……前麵一條黃河環繞，……自華來至中，為(wei) 高山，是為(wei) 前案。……遂過去為(wei) 泰山，聳於(yu) 左，是為(wei) 龍。淮南諸山是第二重案。江南諸山及五嶺，又為(wei) 第三四重案”，[62]其在《山陵議狀》中亦有相關(guan) 表述“若以術（形勢派）言，則凡擇地者必先論其主勢之強弱，風氣之聚散，水土之淺深，穴道之偏正，力量之全否。……臣自南來，經由嚴(yan) 州富陽縣，見其江山之勝雄偉(wei) 非常，……說者又言臨(lin) 安縣乃錢氏故鄉(xiang) ，山川形勢寬平邃密”。[63]然這並不意味朱熹已完全認同“以術言”的形勢堪輿，因為(wei) 朱熹還在堪輿內(nei) 涵上作了深化（亦即“儒化”），“即把風水堪輿術籠罩在儒家行德性盡孝道範圍，將其倫(lun) 理化”，[64]乃是“以儒為(wei) 本”。如“文公為(wei) 同安主簿日，民以有力強得人善地者，索筆題曰：‘此地不靈，是無地理；此地若靈，是無天理’”，[65]即為(wei) 此明證。

四、以儒為(wei) 本：程朱堪輿的詮釋路徑

若辨章朱熹堪輿思想的“儒化”，須當考鏡蔡元定父子的堪輿思想。明代田汝成言：“考亭朱文公，得友人蔡元定而後大明天地之數，精識鍾律之學，又緯之以陰陽風水之書(shu) ，乃信用蔡說”，[66]徐吉軍(jun) 先生亦言：“至於(yu) 朱熹本人，選地遷墓更是惟風水大師蔡元定指教是聽。”[67]蔡元定尊其父蔡發所言：“為(wei) 人子者不可不知醫藥、地理。父母有疾，不知醫藥，以方脈付之庸醫之手，誤殺父母，如己弒逆，其罪莫大。父母既歿，以親(qin) 體(ti) 付之俗師之手，使親(qin) 體(ti) 魂魄不安，禍至絕祀，無異委而棄之於(yu) 壑，其罪尤甚。至於(yu) 關(guan) 生人之受蔭，冀富貴於(yu) 將來，特其末耳”，故“凡諸家葬書(shu) ，古今莫不備覽”。[68]其中“父母有疾，不知醫藥，以方脈付之庸醫之手，誤殺父母，如己弒逆，其罪莫大”，顯然上承於(yu) 程頤所言“疾而委身於(yu) 庸醫，比之不慈不孝，況事親(qin) 乎”。[69]並將其進一步發揮拓展至地理學，“父母既歿，以親(qin) 體(ti) 付之俗師之手，使親(qin) 體(ti) 魂魄不安，禍至絕祀，無異委而棄之於(yu) 壑，其罪尤甚”，這恰又與(yu) 朱熹所言“親(qin) 之生身體(ti) 發膚，皆當保愛，況親(qin) 之沒也?奉親(qin) 之體(ti) 厝諸地，固乃付之庸師俗巫，使父母體(ti) 魄不得其安，則孝安在哉”[70]如出一轍。之所以如此，皆因蔡發“與(yu) 朱元晦對榻，講論經奧義(yi) 至夜分，可謂勤矣。故新安吳天洪謂‘朱子得其傳(chuan) ’”。[71]

蔡元定言：“夫天道不言而響應，福善禍淫皆是物也。諺雲(yun) ：‘陰地好不如心地好。’此善言感應之理也，是故求地者必以積德為(wei) 本，若其德果厚，天必以吉地應之，是所以福其子孫者心也，而地之吉亦將以符之也。其惡果盈，天必以凶地應之，是所以禍其子孫者，亦本於(yu) 心也，而地之凶亦將以符之也。……人於(yu) 先骸，固不可不擇其所而安厝之，然不修其本，惟末是圖，則不累祖宗者寡矣，況欲有以福其子孫哉”，[72]其又曰：“夫某山強則某支強，某山弱則某支貧，非惟義(yi) 理所不當問。”[73]這就將術家的葬地環境決(jue) 定禍福論，轉向了禍福以儒家道德觀為(wei) 先，從(cong) 而把術家的堪輿變成儒家道德教化的工具。後人論之曰：“蓋術家惟論其數，元定則推究以儒理，故其說能不悖於(yu) 道。……非方技之士支離誕漫之比也。”[74]朱熹亦言：“吾之所論者理也，（張）子微之所論者術也”，[75]“伊川曾說：‘地美，神靈安，子孫盛’。如‘不為(wei) ’五者，今之陰陽家卻不知”，[76]誠可謂“一部地理書(shu) 在案頭，人觀之以為(wei) 皆地理書(shu) 也；不知內(nei) 中之書(shu) 有三種，一種是地仙做者，一種是文儒做者，一種是俗巫做者”。[77]顯然可見，朱熹所承蔡元定儒理化的堪輿，與(yu) 堪輿術家之說旨趣迥異，“自術士禍福之說興(xing) ，始見擯於(yu) 儒術。”[78]其“以子孫而藏其祖考之遺體(ti) ,則必致其謹重誠敬之心”的“誠敬”二字，正是“儒化”堪輿思想的顯著標誌，“‘誠敬’正是朱熹理學思想與(yu) 民間陰宅風水相互關(guan) 聯的‘聯接節點’，正是通過‘誠敬之心’，朱熹完成了陰宅風水的理論提升，實現了風水的理學化。”[79]其“誠敬”（程朱學說中所謂存誠與(yu) 居敬的並稱）之“敬”，亦即上承程頤的“主敬”之說，“程先生所以有功於(yu) 後學者，最是‘敬’之一字有力。”[80]程頤之“敬”又導源於(yu) 《論語·子路》所雲(yun) ：“居處恭，執事敬。”

綜上所述，程朱堪輿觀無論外在形式（如皆從(cong) 聖製而舍俗說）的規範，抑或內(nei) 在理路（如“誠敬”的來源）的演變，始終“以儒為(wei) 本”為(wei) 導向。自此形成了一個(ge) 別具特色的“以儒為(wei) 本”堪輿體(ti) 係，對後世產(chan) 生了一定的影響，“後之擇地者誠本朱子之說，而參以伊川光潤茂盛之驗及五患之防，庶得矣。”[81]如鄭思肖雲(yun) ：“君子有是心，葬之不吉，未之有也。是以為(wei) 惡人葬吉地，上天有禁，天地鬼神斷不許無德行無福之人，私竊天地之寶，以壽不仁之富貴。”[82]又如宋以降，關(guan) 於(yu) 《葬書(shu) 》的儒學路徑詮釋，更是踐行程朱堪輿觀的明證。“世所傳(chuan) 《葬書(shu) 》被庸謬之流妄增猥陋之說以亂(luan) 其真，予（吳澄）嚐為(wei) 之刪定，擇至精至純者為(wei) 內(nei) 篇，其精粗純雜相半者為(wei) 外篇，其粗駁當去而姑存之者為(wei) 雜篇。”[83]其後，宋末大儒何基七世孫鄭謐所著《葬書(shu) 釋注》，乃“儒家者流而精相地之法”。[84]至清代儒者吳元音又撰《葬經箋注》，其“地理之是非，與(yu) 四子五經及其周程張朱性理語類諸書(shu) 本無二理”。[85]

五、結語

自先秦時期，堪輿的源起就與(yu) 傳(chuan) 統儒家的孝敬思想密不可分，正如《黃帝宅經》所言：“夫宅者，乃是陰陽之樞紐，人倫(lun) 之軌模。”[86]宋代尤以孝治天下，司馬光言：“人所貴於(yu) 身後有子孫者，為(wei) 能藏其形骸也。”[87]堪輿活動無疑具有“以奉先為(wei) 計”孝道的實踐功能，堪輿術家正是借此而販售其術，即假“奉先”之義(yi) 而行“蔭後”之利。《葬書(shu) ·內(nei) 篇》雲(yun) ：“古聖先賢原為(wei) 格物致知、窮理盡性大學問。今人隻作籠利想，故不得不以術行耳。”[88]這對於(yu) 致力重振儒家義(yi) 理（如重義(yi) 輕利等）的程朱而言，必然會(hui) 引起雙方在思想理論上的碰撞。

程朱理學以孝葬作為(wei) 推行儒家宗法倫(lun) 理的載體(ti) ，由省墓祭祖而踐行孝道，進而移孝於(yu) 忠，即以修身齊家而達治國平天下。故程朱高舉(ju) “以儒為(wei) 本”大纛，對術家堪輿進行了“儒化”改造。經其改造後，與(yu) 術家堪輿已然大相徑庭。稱程頤“謬而不信”和朱熹“酷以為(wei) 然”，皆為(wei) 不妥。對於(yu) “自青烏(wu) 而降，幾汗牛充棟，皆後世伎術者為(wei) 之”，[89]程朱皆“謬而不信”（如前文所論五姓相宅）。程朱皆“酷以為(wei) 然”者，乃“以儒為(wei) 本”之堪輿。不明於(yu) 此，遑論程朱“謬而不信”，抑或“酷以為(wei) 然”，此亦大儒（王廷相、王夫之等）之疵也。

注釋：

[1] 《四庫全書(shu) 總目提要》卷109《子部·數術類二》，中華書(shu) 局1965年版，第924頁。

[2] 朱熹：《山陵議狀》，朱傑人、嚴(yan) 佐之等主編：《朱子全書(shu) 》第20冊(ce) ，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729-730頁。下引從(cong) 簡。

[3] 李覯：《盯江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shu) 》第1095冊(ce) ，台北商務印書(shu) 館1986年版，119頁。

[4] 《伊川雜錄》，王孝魚點校：《二程集》上冊(ce) ，中華書(shu) 局1981年版，第290頁。下引從(cong) 簡。

[5] 《張載集·經學理窟·喪(sang) 紀》，章錫琛點校，中華書(shu) 局1978年版，第299頁。

[6] 《程允夫》，《朱子全書(shu) 》第25冊(ce) ，第4878頁。

[7] 王廷相：《雅述·下篇》，王孝魚點校：《王廷相集》第3冊(ce) ，中華書(shu) 局1989年版，第887頁。

[8] 王夫之：《船山思問錄·外篇》，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94頁。

[9] 《葬法決(jue) 議》，《二程集》上冊(ce) ，第624-625頁。

[10] 《山陵議狀》，《朱子全書(shu) 》第20冊(ce) ，第729-730頁。

[11] 《資治通鑒》卷196，中華書(shu) 局1956年版，第6166頁。

[12] 《山陵議狀》，《朱子全書(shu) 》第20冊(ce) ，第729-730頁。

[13] 《葬法決(jue) 議》，《二程集》上冊(ce) ，第624頁。

[14] 《葬說》，《二程集》上冊(ce) ，第623頁。

[15] 《葬法決(jue) 議》，《二程集》上冊(ce) ，第625頁。

[16] 《司馬溫公文集》卷13《山陵擇地劄子》，曾棗莊、劉琳主編：《全宋文》第54冊(ce) ，上海辭書(shu) 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309-310頁。

[17] 真德秀：《西山讀書(shu) 記》，《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shu) 》第705冊(ce) ，第217頁。

[18] 《答胡伯量》，《朱子全書(shu) 》第23冊(ce) ，第3038頁。

[19] 《治葬》，《朱子全書(shu) 》第7冊(ce) ，第915頁。

[20] 《山陵議狀》，《朱子全書(shu) 》第20冊(ce) ，第729頁。

[21] 《答呂子約》，《朱子全書(shu) 》第22冊(ce) ，第2180-2181頁。

[22] 《四庫全書(shu) 總目提要》卷109《子部·數術類二·葬書(shu) 》，第921頁。

[23] 孔平仲：《珩璜新論》，朱易安等主編：《全宋筆記》第2編，大象出版社2006年版，第252頁。

[24] 司馬光：《書(shu) 儀(yi) 》卷7，《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shu) 》第142冊(ce) ，第500頁。

[25] 《司馬溫公文集》卷48《葬論》，《全宋文》第56冊(ce) ，第157頁。

[26] 《歐陽修全集》卷104《論葬荊王劄子》，中華書(shu) 局2001年版，第1585頁。

[27] 釋契嵩：《鐔津集》卷11《與(yu) 周感之員外書(shu) 》，《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shu) 》，第518頁。

[28] 司馬光：《家範》卷5《子下》，《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shu) 》第696冊(ce) ，第688頁。

[29] 《治葬》，《朱子全書(shu) 》第7冊(ce) ，第916頁。

[30] 《暢潛道錄》，《二程集》上冊(ce) ，第326頁。

[31] 《葬說》，《二程集》上冊(ce) ，第623頁。

[32] 《治葬》，《朱子全書(shu) 》第7冊(ce) ，第915頁。

[33] 舊題[晉]郭璞：《葬書(shu) 》，《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shu) 》第808冊(ce) ，第13-14頁。此書(shu) 學界公認為(wei) 宋人托名郭璞之著，可參見餘(yu) 格格：《郭璞<葬書(shu) >偽(wei) 書(shu) 考》，《浙江學刊》2016年5期。

[34] 《司馬溫公文集》卷48《葬論》，《全宋文》第56冊(ce) ，第157頁。

[35] 《勸諭榜》，《朱子全書(shu) 》第25冊(ce) ，第4622頁。

[36] 《鶴林玉露》卷6《風水》，王瑞來點校，中華書(shu) 局1983年版，第344頁。

[37] 王炎：《見洪宰書(shu) 》，《全宋文》第270冊(ce) ，第118-120頁。

[38] 黃榦：《與(yu) 晦庵朱先生書(shu) 10》，《全宋文》第287冊(ce) ，第504頁。

[39] 《四庫全書(shu) 總目提要》卷109《子部·數術類二·葬書(shu) 》，第921頁。

[40] 《司馬溫公文集》卷48《葬論》，《全宋文》第56冊(ce) ，第158頁。

[41] 《論衡校釋》卷24《譏日第七十》，黃暉點校，中華書(shu) 局1990年版，第997頁。

[42] 《論衡校釋》卷24《譏日第七十》，第997頁。

[43] 《葬說》，《二程集》上冊(ce) ，第623頁。

[44] 《鶴林玉露》卷6《風水》，第344頁。

[45] 《伊川雜錄》，《二程集》上冊(ce) ，第290頁。

[46] 謝應芳：《龜巢稿》卷14《跋族葬圖》，《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shu) 》，第312頁。

[47] 歐陽守道：《巽齋文集》卷8《送歐陽山人序》，《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shu) 》第1183冊(ce) ，第568頁。

[48] 項喬(qiao) ：《風水辯》，《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shu) 》第954冊(ce) ，第331-332頁。

[49] 朱榮貴：《朱子與(yu) 風水》，《朱子學國際學術研討會(hui) 暨朱子誕辰880周年紀念會(hui) 論文集》，華東(dong) 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547頁。

[50] 《治葬》，《朱子全書(shu) 》第7冊(ce) ，第915頁。

[51] 《答胡伯量》，《朱子全書(shu) 》第23冊(ce) ，第3038頁。

[52] 李光地：《榕村續語錄》卷17《理氣》，中華書(shu) 局1995年版，第799-800頁。

[53] 《治葬》，《朱子全書(shu) 》第7冊(ce) ，第916頁。

[54] 《葬法決(jue) 議》，《二程集》上冊(ce) ，第625頁。

[55] 《山陵議狀》，《朱子全書(shu) 》第20冊(ce) ，第730頁。

[56] 鄭瑞：《朱熹風水思想的曆史學研究》，山東(dong) 大學2014年博士學位論文，第148頁。

[57] 束景南：《朱熹佚文輯考》，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514頁。

[58] 《答胡伯量》，《朱子全書(shu) 》第23冊(ce) ，第3038頁。

[59] 《陔餘(yu) 叢(cong) 考》卷34，欒保群、呂宗力點校，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699頁。

[60] 周文錚等注譯：《地理正宗》，廣西民族出版社1993年版，第512頁。

[61] 《鶴林玉露》卷6《風水》，第344頁。

[62] 《朱子語類》卷1《理氣下·天地下》，中華書(shu) 局1986年版，第29頁。

[63] 《山陵議狀》，《朱子全書(shu) 》第20冊(ce) ，第730-732頁。

[64] 肖美豐(feng) ：《朱熹風水堪輿說初探》，《齊魯學刊》2010年4期。

[65] 丁傳(chuan) 靖輯：《宋人軼事匯編》，中華書(shu) 局1981年版，第939頁。

[66] 田汝成：《委巷叢(cong) 談》，《西湖遊覽誌餘(yu) 》卷21，《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shu) 》第585冊(ce) ，第570頁。

[67] 徐吉軍(jun) ：《論宋代厚葬》，《浙江學刊》1992年第6期。

[68] 蔡元定：《玉髓經發揮序》，《全宋文》第258冊(ce) ，第401頁。

[69] 《論事篇》，《二程集》下冊(ce) ，第1221頁。

[70] 束景南：《朱熹佚文輯考》，第514頁。

[71] 束景南：《朱熹佚文輯考》，第514-517頁。

[72] 真德秀：《發微論·感應篇》，《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shu) 》第808冊(ce) ，第195-196頁。

[73] 真德秀：《西山讀書(shu) 記》，《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shu) 》第705冊(ce) ，第217頁。

[74] 《四庫全書(shu) 總目提要》卷109《子部·數術類二·發微論》，第923頁。

[75] 束景南：《朱熹佚文輯考》，第516頁。

[76] 《朱子語類》卷114，第2767頁。

[77] 葉泰輯：《山法全書(shu) 》卷1，《四庫全書(shu) 存目叢(cong) 書(shu) 》子部第65冊(ce) ，齊魯書(shu) 社1995年版，第47頁。

[78] 《魏源集》，中華書(shu) 局1976年版，第234頁。

[79] 鄭瑞：《朱熹風水思想的曆史學研究》，第184頁。

[80] 黎靖德編：《學六·持守》，中華書(shu) 局1986年版，第210頁。

[81] 《儒門崇理折衷堪輿完孝錄》卷8，文物出版社等1988年版，第2-3頁。

[82] 鄭思肖：《答吳山人遠遊觀地理書(shu) 》，《四部叢(cong) 刊續編》第70冊(ce) ，上海書(shu) 店1985年版，第45頁。

[83] 吳澄：《吳文正集》卷23《葬書(shu) 注序》，《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shu) 》第1197冊(ce) ，第246頁。

[84] 吳澄刪定：《劉江東(dong) 家藏善本葬書(shu) 》，《叢(cong) 書(shu) 集成初編》，中華書(shu) 局1991年版，第146頁。

[85] 吳元音：《葬經箋注》，《叢(cong) 書(shu) 集成初編》，第2-3頁。

[86] 周履靖校正：《黃帝宅經》，《叢(cong) 書(shu) 集成初編》，第1頁。

[87] 《司馬溫公文集》卷48《葬論》，《全宋文》第56冊(ce) ，第157頁。

[88] 舊題[晉]郭璞：《葬書(shu) 》，《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shu) 》第808冊(ce) ，第24頁。

[89] 程先：《跋地理書(shu) 》，《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shu) 》第1375冊(ce) ，第297頁。

責任編輯：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