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餘樟法】深入開展儒學教育，深層解決社會問題——關於校園血案的深度反思

一、更加根本的原因

今年三月以來，陝西、廣西、廣東、江蘇、山東和福建先後發生了七起持刀傷害兒童的案件。（期間，各地被有效製止的以學生或兒童為犯罪對象的案件更是難以統計。如有人發帖揚言要殺100小學生陪葬雲雲。）

古今中外，亡命徒以及精神病患者報複社會變態行凶濫殺無辜的事件並非罕見，但這麽頻繁、集中地發生，而且專門針對與自己沒有任何關係的孩童下手，卻是空前絕世，絕無僅有的。這真是一種中國特色的恐怖主義惡行！

盜亦有道。盡管報複社會本身就是不道德的，但同為不道德，仍有優劣之分。古今中外的凶手不論怎樣變態行凶濫殺無辜，都不至於下流到這麽不可思議的地步。凶殘者一般不會怯懦，怯懦者一般不會凶殘。這些校園血案的凶手，具體情況各異，但都有一個共同點：既凶殘到極點，又怯懦到極點！ 5月16日晚廣東省佛山又有男子持刀血洗街頭，而且專挑年輕女孩兒下手，與那些校園血案的凶手一樣，凶殘而怯懦。

針對屠童血案頻發的現象，溫家寶總理說：“我們除了采取強有力的治安措施之外，我們還要注意解決造成這些問題的一些深層次的原因，包括處理一些社會矛盾，化解糾紛，加強基層的調解作用，這些工作我們都在努力去做。”

社會學者及評論人士普遍認為，砍殺兒童惡行犯罪背後的深層原因是貧富懸殊、社會不公造成的，是社會矛盾激化的表現。弱勢群體受到極度不公待遇，問題得不到解決，就將報複的對象集中在了比自己更弱勢的孩子們身上。凶手們以製造“轟動”來引起社會關注，導致毫無防衛能力的孩童成為犧牲品。

溫總理的話和上述分析很正確也頗深刻。但是，還有一個更加深層、更加根本的原因沒有被發現和指出，那就是在利益主義政治導向和利己主義思想泛濫之下文化的衰落、信仰的破滅、人性的異化和道德的崩潰！

俗話說，冤有頭債有主。從己發生的六起屠童案來看，罪犯是在極端不滿、偏激、仇恨的情緒支配下，對社會進行惡性報複，冤不找頭債不尋主，純屬砍殺無辜生命的發泄。政治不明、社會不公當然是重要的背景性原因，罪犯品德的敗壞、智慧的匱乏、心靈的貧困和人性的獸化，則是直接、原始的原因。

中國社會種種問題的不斷出現，中國社會的斷裂越來越嚴重，源於政治改革陷入瓶頸而造成的矛盾的深度積累，更與中華文化的深度衰敗、人性的底線不斷失守、道德良知的全麵淪喪密切相關。國人的正義感和羞恥心普遍喪失，各色人禍和罪惡的產生遂不可避免，人的禽獸化、社會的叢林化遂不可避免。

對於這類以報複社會為目的恐怖暴力犯罪，采用技術措施防範是必要的，加強基層工作、及時排查化解矛盾糾紛、認真解決合理訴求、加強對性格偏執人員的心理疏導等等更是必要的，但都是遠遠不夠的。一個良好的法律製度環境和文化道德環境，才是社會安全的最佳屏障，才是真正從源頭上預防和減少社會矛盾。

儒家是以道德為核心的學說，對道德心習性的奧秘有著全麵深刻的把握，是開展文化道德教育、提升廣大國民素質的最好“教材”。例如：

仁愛之心、利他精神的培養，羞恥感、自信感、正義感和尊嚴感的提升，正確的財富觀、人生觀、生命觀、價值觀、道德觀的確立，良知信仰的樹立，中庸之道的掌握（中庸之道既是價值觀又是方法論，有助於正確處理人際關係和各種矛盾衝突），家庭、社會、政治等各方麵責任感的強化，等等等等，都是儒家的強項。

二、道教，從大人抓起

一些學者專家說，道德教育要從孩子抓起。我說，不對，相反，道德教育要從大人抓起，從各級領導、官員和知識分子包括教師隊伍抓起。

儒家認為，道德，首先是拿來要求和教育領導幹部的。孔子在《論語》為政篇第一章就提出“為政以德”的要求，意謂治理國家，要以道德為根本，政治的根本在於道德。沒有基本的政治道德，就不可能建設道德政治，不可能開出優良製度。換一種說法，公正公平的法律，先進文明的製度，都是道德在政治上的體現和落實。

孔子又說：“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當領導人或管理者自身端正，作出表率時，不用下命令，被管理者也就會跟著行動起來；如果管理者自身不端正，隻要求被管理者如何如何、怎樣怎樣，那未，縱然三令五申，被管理者也不會服從的。這是強調領導人或管理者“身正”的重要，在學校，對於學生來說，老師不就是領導者和管理者嗎。

《大學》八條目：格致誠正修齊治平，其中誠意正心，講的就是道德修養（當然，格物致知齊家治國平天下，在儒家，也屬於道德修養的範疇，但不象“誠意正心”這兩條那麽直接訴諸於內省，也就是反求諸己。）程朱理學特別強調正心，既講“正君心”又講“正人心”。“正君心”是對君主的約束，“正人心”是對普通民眾的教化。

朱熹還把“正君心”當作重中之重：“天下事有大根本，有小根本。正君心是大本。”程頤在一次上書中說：“臣以為，天下重任，唯宰相與經筵：天下治亂係宰相，君德成就責經筵。”古時候的君，相當於現在的最高領導。“正君心”，意思就是：道德教育要最高領導抓起，然後是宰相和高級知識分子。

士，就是尚未出仕的知識分子。士農工商四民中，知識分子排第一位。儒家認為，士，負有教化的責任，是道德教育的主體。自己當然首先要道德內功過硬。否則，憑什麽教育他人、拿什麽來教化他人？

所以，各級官員、領導包括最高領導，廣大知識分子包括各種學校的老師，在道德修養上，都應該以身作則，從我做起，做好模範帶頭作用。對於孩子、學生來說，道德教育要從大人、從教師隊伍抓起。

儒家強調尊師重道。所謂“天地君親師” 把老師的地位與天地君親並列在一起。

之所以要尊師，老師之所以特別值得尊重，是因為老師負有“傳道授業解惑”的光榮而重大的責任。做老師，不僅要“學業有專攻”，要有一定的知識儲備，更要有相應的道德資格。如果說授業解惑是知識上的啟蒙傳授，傳道則包括傳播儒學、傳遞道統以及道德教育等等。作為道德教育者，當然首先必須對“道德”這個概念的涵義有一定的了解和把握。

三、道德的涵義和價值

多數人將道德視為一種社會規範。如此理解、定義道德，狹隘膚淺，隻知德而不知“道”，隻知德之枝葉而不知德之根本。就象把和氏璧看成一塊普通石頭一樣，將道德的真價值抹殺了。

沒有人喜歡外在的約束。如果不知道德“到了深處”乃是人的自心本性，如果僅僅把它僅僅理解為一種外在規範，人類道德無論如何高不到哪裏去----當和氏璧被普遍看成一塊普通石頭時，外行人士誰會真正珍惜呢？

有理論家補充曰：“道德的作用，無時不在，無處不在。尤其當道德轉化為人們的內在良心時，它就會在人們的行動中，自發起作用。”比起僅視道德為規範，此言有所進步，但“方向”又搞錯了：不是作為“普遍性行為規範”的道德“轉化為人們的內在良心”，相反，“普遍性行為規範”乃是人類的“內在良心”的外化。普遍規律與普適價值是“道”分別在自然與社會兩個方麵的體現。得乎道之謂德，人類符合於常道的品性、言行則為德。

“內在良心”的可分為兩個層麵。一是自心本性，即作為生命本性、天道本體的良知（本性本體，同質異名，天人合一，指的就是生命與天道在本性本體上的同一）。二是善習善心善意善念，即一般意義上的良心良知，乃是生命本性在意識層麵的顯化。世間學者一般都是從善習善心善意善念這個層麵理解“內在良心”的。

道德二字，古今義蘊不同，原始意義的“道”、“德”是分開的，形上本體、“形內本性”為“道”，可稱為最高的、終極的真理（“形內本性”指生命本性。就宇宙而言稱為本體，就生命體而言稱為本性，本性“執著”於身體而又不局限於身體，說形內不確，故括號之。）籠統而說道德，可指形而上之天道，可指“形而內”之本性，可指一般的善習善心善意善念，可指社會“普遍性行為規範”。

儒家的道德與世俗意義上的道德有異，其內涵非常豐富。簡單地說，可從三個層麵去理解，或曰儒家的道德有三層蘊意。

一指外在道德規範，在一定的曆史階段內因特定的社會製度或風俗習慣而形成。這種規範因人、因地、因時而異，可以與時偕進的。例如職業道德就屬於這種規範，它因人而異，教師與軍人的職業道德有所不同，不同職業有不同的道德規範；因地而異，非洲與美國的各種職業道德有所不同；因時而異，古代與現代的各類職業道德有所不同。

二指一般意義上的內在修養，由於生存、教育環境和各種學習、實踐活動的不同，不同群體和個體的內在道德修養是不同的。

三，在最高、最根本的層麵，道德是人類的生命本質和本性。在天為道，在人為德，統稱道德。就這個層麵而言，道德是絕對的，它是個體生命真正的安身立命之處。

在這個層麵講，道德是供自我受用的。古之學者為己，為了成聖成德。道德是有真實受用的，其真實受用表現為法喜道樂，即孔顏之樂。何為孔顏之樂？陋巷蓬門，簞食瓢飲，人不堪其憂，回不改其樂；孔子“畏”於匡，照樣琴聲悠然，東海“畏”中國，照樣詩酒笑傲……，這種無待於外的內在快樂和大自由大圓滿境界，就是孔顏之樂。

道德是一種圓滿的快樂，也是一種真實的力量。“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誌，與民由之，不得誌，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本心光明自照、圓滿自足，不為習染欲望所轉，不為外物外境所役，不為任何外在的力量所屈，還有，見義勇為當仁不讓，注重製度建設，追求外王事業，爭取道援天下……，這一切都是道德力量的表現。

一個儒者道德修養如何，對良知是否能夠真悟實證、證悟度深淺高低，可以從兩個方麵進行自我衡量：一、充不充實，快不快樂，是否得到真實受用；二、氣壯不壯，知良不良，是否具有真實力量。真實受用與真實力量都是儒家道德的顯現，兩方麵相輔相成，一體歸仁。

三重道德，有區別又有聯係。一般情況下，如果不尊重、不遵守外在道德規範，其人內在道德修養也不會太好；修養不好者，不可能明自本心見自本性。反過來，養得浩氣致得良知、明自本心見自本性者，必然修養較高、外不“逾矩”。明自本心、見自本性乃是最高境養的道德修養。

儒家用一個仁字貫通了形上形下、形內形外，也就是將道德的三個層麵貫穿在一起了。仁是儒家統率一切的大經大法、根本原則。從最高層而言，可以說，儒家是唯道德論（正確的稱呼應為唯仁論、唯良知論或良知主義）。

儒家的道德的內涵是非常豐富的。它至少有“六性”：寬容性、文明性、實踐性、政治性（製度性）、宗教性、真理性。這“六性”既有區別又有聯係，各有側重又相輔相成，每一“性”都可以部分涵蓋其它“性”，比如寬容性，就很好的體現了儒家的文明性、時代性和高度的真理性。

這些“性”都是儒家道德的體現，故最後都統一於道德性。儒家道德性可以全麵涵蓋其它各性，可見儒家道德的寬廣。有人說儒家是道德主義、泛道德主義，沒錯，隻是對道德二字不能作狹隘化的理解。

如果說儒家是道德主義、泛道德主義的話，那是仁本主義、良知主義。儒家仁和良知，具有至高無上的普世性、普遍性和普適性。或者說，這“六性”都是本性的作用。而說到底，儒家是關於良知本性的學說。

另外，儒家道德在絕對性之下，統率著眾多的相對性。比如，儒家既有宗教性又有科學性。這種兩麵一體矛盾統一的“兩性關係”，儒家還有很多“對”。例如：平等性與等級性、原則性和靈活性，道義性和功利性，現實性和理想性，利己性與利他性、自由性與約束性、憂患性與快樂性、先進性和保守性，形上性與形下性、仁愛的有序性和無限性等等。

了解和理解了儒家道德的寬容性、文明性、實踐性、政治性（製度性）、宗教性、真理性等“六性”，再了解和理解了儒家的各種“兩性關係”，對儒家的整個體係就基本能夠掌握了，有關儒家的絕大多數疑難問題，相信都可以迎刃而解了。

四、良知運動小綱要

毫無疑問，關愛弱勢群體、完善社會保障、維護社會公平、推進製度的優化和建設，從製度上解決貧富懸殊、社會不公、社會矛盾激化問題，此乃當務之急，但是，不能忽略了中華文化的教育和道德良知的啟蒙。

為了對應社會危局，解開目前困局，有必要在全社會開展一場全方位、多層次的良知複興運動，讓各級領導幹部、廣大知識分子以及普通民眾接受中華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的啟蒙，接受仁義禮智信的洗禮，對仁性良知的奧妙有一個初步的了解或理解，讓良知之光普照政治、經濟、文化、教育各個領域。

良知運動可以通過儒化官員、儒化家庭、儒化學校、儒化政府、儒化企業來儒化社會，還可以采取設立儒家文化特區及開辦儒家大學的方式，讓一部分地區先儒化起來，讓一部分學校先儒家起來，逐步全方位、多層次地儒化中國。

至於具體辦法，可以根據領域、群體、部門、單位等等的不同因地製宜。例如儒化家庭，就可以采取複興家族文化、孝道文化的方式進行。編修家譜族譜、恢複祠堂建設，重建宗廟禮儀，鼓勵成立各種宗親組織等等，都是複興家族文化題中應有之義。這大有利於增強國民的家庭責任感、家族歸屬感，減少各種形式的違法犯罪行為。杭州洪秀平先生正致力於此，值得各方麵大力支持。

儒化家庭、儒化學校、儒化企業等等，又以儒化官員最為關鍵和根本。首先，一係列儒化工作有賴於各級領導去推動。一個缺乏儒家常識道德修養，對良知自性一無所知的中華文化盲和道德盲，是沒有儒化社會的內在動力的。

其次，中國是官本位社會，各級領導為視聽所瞻，其自身的文化、道德素養對於民眾具有重大示範、導向作用，自身不正，何以教育民眾？如果領導和官員普遍展示的是假惡醜的形象，或者隻擅打假大空的官腔，又如何要求民眾具有真善美的修養？

第三，各級領導在加強自身道德建設的同時，更要提高社會、政治責任，發揚愛人、利他精神，在尊重儒家文化、尊重民眾生命、尊重他人的人格、人權等等方麵，起模範帶頭作用。民聲能夠暢通，民權得到保障，廣大民眾活得有尊嚴，政治家才會有尊嚴。

因此，重要的問題是教育幹部，教育政府。我說過：什麽時候，東海三書《大良知學》（已出）、《儒家，每個人的家》、《平書----還我中華》成為廣大官員的必讀書了，和諧社會才有機會真正建成，中華民族才能夠真正實現偉大的複興。這是戲言，也是真言。

良知運動的目的是：深入開展儒家教育，廣泛樹立良知信仰，整體提升社會道德。良知運動的開展，還可以為推進製度的優化和建設提供一個良好的文化氛圍和社會背景，從根本上療治當前中國的大大小小形形色色奇奇怪怪的各種疑難雜症。

2010-5-20東海餘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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