禮治是人治與(yu) 法治的調和

作者：徐晉如（深圳大學文學院副教授，文學博士）

來源：《原道》第33輯，陳明、朱漢民主編，湖南大學出版社，2017年

時間：孔子二五六八年歲次丁酉十一月十七日乙未

           耶穌2018年1月3日

內(nei) 容提要：禮在儒家的思想體(ti) 係中，不僅(jin) 是為(wei) 人處世修身立德的規範，更是國家的根本意識形態，故儒家社會(hui) 思想實以禮治為(wei) 本。自周公以來，儒家的思想就是以道統製衡政統。後世不少人誤解認為(wei) 儒家的禮治是一種人治，缺少現代社會(hui) 的法治精神。其實任何一種管理，都不可能脫離人治，也不能完全依靠法治。本文通過分析儒家的理論和治國實踐，指出儒家的禮治是人治與(yu) 法治的調和，是一種高級的管理方式和一種國家根本意識形態。秦代是中國曆史上法治的巔峰，然而造成了人民沒有自由，社會(hui) 風氣墮落，迅速滅亡。民主有其與(yu) 生俱來的平等主義(yi) 的缺陷，西方社會(hui) 的長治久安，也幷不僅(jin) 僅(jin) 是靠法治，更有隱微的也更基礎的人治成分，而對於(yu) 當代中國而言，儒家重分別、尚節製的禮的精神，以及附麗(li) 其上的禮治，是抵抗民主滑向多數的暴政、法治流於(yu) 機械無情的最好的堤防。

關(guan) 鍵詞：禮治；人治；法治；儒家；

一、儒家社會(hui) 思想以禮治為(wei) 本

《說文》有雲(yun) ：“禮，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1]禮與(yu) 履讀音相近，故可互訓。《白虎通》之《情性》篇解釋說：“禮者履也。履道成文也。”[2]《禮樂(le) 》篇則雲(yun) ：“禮之為(wei) 言履也，可履踐而行。”[3]二說解釋禮的特性，十分顯豁，一是禮作為(wei) 行為(wei) 規範，可以讓世人遵道行事，二是禮必成文，即一定要通向美善之境。至於(yu) 《禮記·仲尼燕居》語：“禮也者，理也。”[4]是說遵禮而行，必臻天下大治（治與(yu) 理同義(yi) ），此為(wei) 禮之功效論。

禮在儒家的思想體(ti) 係中，不僅(jin) 是為(wei) 人處世修身立德的規範，更是國家的根本意識形態，故儒家社會(hui) 思想實以禮治為(wei) 本。很多人有誤解，以為(wei) 儒家禮治是一種人治，離現代社會(hui) 法治精神相隔懸遠，其實任何管理，既不可能脫離人治，也絕不可能完全依靠法治。法治論者無不鼓吹製度至上，但社會(hui) 不僅(jin) 需要讓惡人無法作惡的製度，更需要在任何製度下都慎獨有守的君子。倘若沒有君子，沒有出類拔萃的人物，誰能設計出好的製度？即使勉強從(cong) 國外借來好的製度，因沒有向上的榜樣，人性也會(hui) 日趨下流，惡人的智慧一定會(hui) 把製度的約束力破壞罄盡。人治論者相信人性本來都是善的，所以隻要有聖主明君，賢臣良弼，自能天下大治，而不知如果沒有製度的保障，好人也難以抗拒物欲的熏習(xi) 、權力的誘惑，即使有人廉誌直行，也隻能成為(wei) 違情抗俗的悲劇英雄，終於(yu) 劣勝優(you) 汰，社會(hui) 存續也就成了問題。故任何相對完善的社會(hui) ，一定要求人治與(yu) 法治的調和，一定不會(hui) 偏於(yu) 一尊。儒家禮治，即其顯例。

在中國曆史上，最不講人治，最製度至上的，就是法家的思想。法家思想因文革中迭遭推崇，其政治原則的專(zhuan) 製特性盡人皆知，故今天反傳(chuan) 統的“小將”或“老將”不敢公然倡導，但他們(men) 卻不憚對儒家大肆譏彈，其理由就是儒家徒重禮教，不知製衡君權，反為(wei) 君主專(zhuan) 製張目；又忽視人性本惡，隻能塑造虛偽(wei) 矯情的偽(wei) 君子。這種漠視人性機械的惟製度論，絕非一國之福。

自周公以來，儒家的思想就是以道統製衡政統。周公諄諄告誡取代殷人成為(wei) 天下共主的周人須有憂患意識，其在假攝天子位時，封康叔而作《康誥》，曰“惟命不於(yu) 常”，曾子作《大學》引用此語，幷解釋說：“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5]孔子作《春秋》，不僅(jin) 以曆史存亡禍福之道警誡君王，更是樹立以仁與(yu) 禮為(wei) 衡準的曆史觀，後世君王，若敢肆意妄為(wei) ，就得先掂量掂量後世史家當如何評價(jia) 自己。自孟子則以“仁”與(yu) “忠恕”為(wei) 體(ti) ，認為(wei) 人君隻要能推己之不忍之心，施行仁政，便可由霸而王，百姓安樂(le) ，天下太平，又倡為(wei) 民貴君輕、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當誅獨夫民賊之說。東(dong) 漢梅賾獻《古文尚書(shu) 》有《泰誓》一篇，內(nei) 有“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百姓有過，在予一人”[6]之語。《泰誓》雖非伏生所傳(chuan) ，而其說仍是粹然儒家之言。曆代儒家，增事踵華，樹立起民本主義(yi) 的人文傳(chuan) 統。這一傳(chuan) 統的存在使得古典中國盡管時有偏離軌道之時，但殘酷刻削、視民如草芥的暴君終是少數。秦政苛繁，二世而亡，更是對後世君王敲響警鍾。到了近世，因有著根深蒂固的民本主義(yi) 傳(chuan) 統，王韜、薛福成、郭嵩燾、嚴(yan) 複、康有為(wei) 、章太炎這些學者才會(hui) 親(qin) 近西方民主製。至於(yu) 為(wei) 民請命，抗疏直諫，殞身不恤的士大夫，更是史不絕書(shu) ，在彰顯出自身高貴的生命精神的同時，也的確減輕了人民的苦難。他們(men) 從(cong) 來就不是極權的走狗，專(zhuan) 製的幫凶，而是站在民本的立場上，與(yu) 極權專(zhuan) 製對抗的進步力量。

普通百姓，受儒家之教，沐洙泗之風，則如《顏氏家訓·治家第五》所雲(yun) ：“夫風化者，自上而行於(yu) 下者也，自先而施於(yu) 後者也。是以父不慈則子不孝，兄不友則弟不恭，夫不義(yi) 則婦不順矣。父慈而子逆，兄友而弟傲，夫義(yi) 而婦陵，則天之凶民，乃刑戮之所攝，非訓導之所移也。”[7]禮教風化首先要由貴族士夫倡行，才能風行草上。且孔孟之說，皆強調權力義(yi) 務的對等。孔子認為(wei) ，做兒(er) 子的一切皆聽從(cong) 父親(qin) 的意旨，這幷不是孝，父行不義(yi) ，子必諍諫規勸，這才是真正的孝道。事君同樣需要盡諍諫義(yi) 務。（《孝經·諫諍》）《顏氏家訓》認為(wei) ，倘若父不慈，則怪不得子不孝，兄不友，就怪不得弟不恭。《孟子·離婁下》中說得更加斬截：“君之視臣為(wei) 土芥，臣之視君如寇仇。”[8]真是剛強中正，亙(gen) 若長虹。難怪朱元璋讀到此語，惡狠狠地說：“使此老在今日，寧得免耶？”下令文廟撤去孟子牌位，雖經大臣錢唐死諍，次年恢複，卻又對《孟子》予以刪削，編成《孟子節文》一書(shu) ，以“潔化”讀書(shu) 人的思想。[9]至此，中國才步入黑暗的末法時代。然而明清二代，承朱洪武愚民之術，以八股取士，鉗製天下，直臣諍士，依然代不乏其人，民間社會(hui) ，更是詐偽(wei) 不興(xing) ，民情厚樸，這正是詩書(shu) 禮樂(le) 教化的效驗。

二、儒家禮教自孝道開始

人性本有上智下愚之別，上智者不學而能，中庸之人，學而就善，下愚之輩，隻能用刑戮去震懾。故儒門後學遵照人性差等的事實，不用統一的道德標準要求所有人：士大夫受俸祿、享治權，自然也要承擔更高的道德義(yi) 務，至於(yu) 民間蚩蚩之氓，是教化的對象，卻不要強求他們(men) 都成為(wei) 聖人，刑戮之設，是專(zhuan) 門用以震懾下愚怙惡之人的。以為(wei) 儒家樹立道德高標，違背人性，隻造就偽(wei) 君子，這是受盧梭思想的影響，隻肯定墮落的、放縱的人性，而否定人性本亦有向上的、神性的可能。換言之，這樣想的人根本不相信世上有真君子的存在。基於(yu) 對人性的陰暗體(ti) 認，自然藐視一切道德人倫(lun) ，以為(wei) 社會(hui) 隻能靠鋼鐵一樣的法律去治理，流於(yu) 機械險酷，必然通向極權政治。秦代的政治實踐充分說明了這一點。據蒙文通先生《秦之社會(hui) 》一文說，秦人本為(wei) 戎族，與(yu) 東(dong) 方民族沐周公之化，文明和怡的情形完全不同。秦人奉夷狄之教，父子無別，同室而居，又僅(jin) 有板屋之所，無宮室之美，後衛人商鞅入秦變法，始以東(dong) 方文明教秦國。但是，商鞅變法幷沒有把秦國變成文明的國度，而是因應秦人的民族性，使得國家富強，兵士善戰。商鞅變法造就的是一支野蠻但善戰的軍(jun) 隊，一個(ge) 野蠻但高效率的政府。齊人魯仲連稱秦國“棄禮儀(yi) ，上首功之國也，權使其士，虜使其民”，可謂正中要害。[10]

秦人棄禮儀(yi) 首先體(ti) 現在其兵製上。按《商君書(shu) ·兵守篇》，以壯男為(wei) 一軍(jun) ，壯女為(wei) 一軍(jun) ，男女之老弱者為(wei) 一軍(jun) ，是謂三軍(jun) 。三軍(jun) 各有職守，“壯男之軍(jun) ，陳而待敵。壯女之軍(jun) ，使盛食負壘，陳而待令。客至而作土以為(wei) 險阻，發梁撤屋，使客無得以助攻備。老弱之軍(jun) ，使牧牛馬羊彘，草水之可食者，收而食之，以獲其壯男女之食。”[11]三軍(jun) 之間平時禁止交流，以防影響士氣。以壯女為(wei) 兵，絕不是男女平權，而是讓男人與(yu) 女人平等地成為(wei) 秦國的奴隸。一切文明的國度，為(wei) 保護婦女兒(er) 童，都不會(hui) 讓他們(men) 參加戰爭(zheng) ，秦人三軍(jun) 之設，野蠻之極，反文明之極。後來太平天國設男營女營，其極權本質，與(yu) 秦人殊無二致。秦昭王立，昭王母宣太後與(yu) 西羌義(yi) 渠王私通，生二子，後竟誘殺義(yi) 渠王，盡取隴西、北地、上郡。始皇太後私於(yu) 嫪毐，生二子，始皇將嫪毐車裂，二子撲殺，此等事皆秦人違棄禮儀(yi) 之顯者。秦人傳(chuan) 爵，不立嫡長，而於(yu) 四境擇勇猛者立之，幷與(yu) 東(dong) 方民族不同。

儒家禮教，自孝道開始。推孝親(qin) 之心，以及於(yu) 百姓，天下遂治。秦人父子之恩、兄弟之誼殊為(wei) 淡薄，更遑論鄰裏之睦？商鞅更明定法令：“令民為(wei) 什伍，而相牧司（檢舉(ju) 糾發）連坐。不告奸者腰斬，告奸者與(yu) 斬敵首同賞，匿奸者與(yu) 降敵同罰。民有二子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有軍(jun) 功者，各以率受上爵；為(wei) 私鬥者，各以輕重被刑大小。”（《史記·商君列傳(chuan) 》）其實質，是把人當作資源，禁止家族發展，限製個(ge) 人自由，加強中央集權，以便政府的觸須伸向每一個(ge) 角落，盡一切可能掠奪人民、驅役人民。《史記》裴駰集解引劉歆《新序》論曰：“今衛鞅內(nei) 刻刀鋸之刑，外深鈇鉞之誅，步過六尺者有罰，棄灰於(yu) 道者被刑，一日臨(lin) 渭而論囚七百餘(yu) 人，渭水盡赤，號哭之聲動於(yu) 天地，畜怨積仇比於(yu) 丘山，所逃莫之隱，所歸莫之容，身死車裂，滅族無姓，其去霸王之佐亦遠矣。”[12]其人之天資刻薄寡恩，令人怵然心惕。不施仁義(yi) ，而以權術馭下，終至眾(zhong) 叛親(qin) 離，身死族滅。

上導民以利爭(zheng) ，則民必相為(wei) 怨仇。賈誼《治安策》雲(yun) ：“商君遺禮義(yi) ，棄仁恩，幷心於(yu) 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借父耰鋤，慮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誶語。抱哺其子，與(yu) 公幷倨。婦姑不相說，則反唇而相稽。其慈子嗜利，不同禽獸(shou) 者無幾耳。”極權製度充分利用了人性的惡，社會(hui) 風氣的墮落乃是必然。商君又因秦之故政，分爵二十等，自公士至於(yu) 公乘，此八等之爵，皆以斬首論功，斬敵披甲者一人，晉爵一級，第九級五大夫以上，則次年德為(wei) 之。東(dong) 方民族，戰勝論功，僅(jin) 取敵之右耳，至秦則必斬人獲首，即魯仲連所謂“上首功”，其殘酷好戰亦可概見。秦人幷吞宇內(nei) ，囊卷八荒，實是野蠻對文明的征服，中華文明亦因此而大幅倒退。

從(cong) 商鞅變法到秦始皇統一天下，秦固然有吸收儒家文明，化野成文的地方，但其統治之術，卻始終與(yu) 仁義(yi) 禮儀(yi) 無緣。周禮所定，刑不平等。《記》曰：“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13]今人每盲目崇信西方，以為(wei) 儒家法治失之於(yu) 不平等，其實儒家之設刑法，隻是治國的補充。孔子明言：“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14]格者恪也，恭敬之意，《孝經》雲(yun) ：“聖人因嚴(yan) 以教敬，因親(qin) 以教愛。聖人之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yan) 而治。”[15]所以儒家司法原則有八辟之說，即八種人犯法，經特別議定，可得減宥：一曰議親(qin) ，二曰議故，三曰議賢，四曰議能，五曰議功，六曰議貴，七曰議勤，八曰議賓。八辟之法，要經特別程序議定，極其隆重，且不僅(jin) 針對權貴，與(yu) 極權國家司法黑暗，權貴橫行，無法無天不可同年而語。又儒家治國，新君繼位或遇天象災變之異，例須大赦天下，以恩義(yi) 施人。秦人則不然。《商君書(shu) 》言：“所謂壹刑者，刑無等級，自卿相將軍(jun) 以至大夫庶人，有不從(cong) 王令，犯國禁、亂(luan) 上製者，罪死不赦。有功於(yu) 前，有敗於(yu) 後，不為(wei) 損刑。有善於(yu) 前，有過於(yu) 後，不為(wei) 虧(kui) 法。”[16]太子犯法，商鞅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秦人無敢不遵令。自商鞅而後，秦人貴族勢力日弱，一切權力盡歸君主。除了君主以外，所有人一概平等——平等地失去自由，平等地成為(wei) 君主的奴隸。秦相李斯一句話道破其中奧秘：“主獨製於(yu) 天下而無所製也。……故申子曰：‘有天下而不恣睢，命之曰以天下為(wei) 桎梏。’”

秦人隳滅貴族所得到的平等，幷沒有讓人民享受到好處。在漫長的曆史當中，貴族一直起著製衡國君，抵抗極權的作用。托爾維爾研究大革命以前的法國，發現貴族的特權、偏見和錯誤思想，本該最不利於(yu) 確立正規的、有益的自由，可是在政府加強中央集權，意圖濫施權力之時，卻使大量臣民在心中保持著獨立的精神，使他們(men) 堅決(jue) 反對當局濫施權力。他發現其時的貴族麵對國王尤其是國王的代理人時，態度比即將推翻王權的第三等級還要激烈，言語更為(wei) 自由，他們(men) 的政治訴求幾乎包含了所有限製權力濫施的主張。托氏感慨說：“永遠值得惋惜的是，人們(men) 不是將貴族納入法律的約束下，而是將貴族打翻在地徹底根除。這樣一來，便從(cong) 國民機體(ti) 中割去了那必需的部分，給自由留下一道永不愈合的創口。多少世紀中一直走在最前列的階級，長期來發揮著它那無可爭(zheng) 議的偉(wei) 大品德，從(cong) 而養(yang) 成了某種心靈上的驕傲，對自身力量天生的自信，慣於(yu) 被人特殊看待，使它成為(wei) 社會(hui) 軀體(ti) 上最有抵抗力的部位。它不僅(jin) 氣質雄壯，還以身作則來增強其他階級的雄壯氣質。將貴族根除使它的敵人也萎靡不振。世上沒有什麽(me) 東(dong) 西可以完全取代它；它本身再也不會(hui) 複生；它可以重獲頭銜和財產(chan) ，但再也無法恢複前輩的心靈。”[17]

在法國，與(yu) 貴族一道抵抗國王的專(zhuan) 製的，還有絲(si) 毫未接受政治奴役的教士們(men) 。盡管教士們(men) 有時頑固地依戀他們(men) 從(cong) 前的特權，但他們(men) 同第三階級或貴族一樣，仇視專(zhuan) 製製度，支持公民自由，熱愛政治自由。他們(men) 呼籲立法保障個(ge) 人自由，要求司法獨立，國民有召開議會(hui) 製定法律的權利，無代表不納稅……。對照法國大革命前夕的一切，就會(hui) 發現秦人自商鞅變法削奪貴族權，直至秦始皇焚書(shu) 坑儒，極權一步步收緊現，也正以極權之至，民不能堪，秦帝國最終走向滅亡。

秦人以法治國，特重成文法。《左傳(chuan) 》記載，晉國鑄造刑鼎，公布成文法，孔子認為(wei) 晉國將亡，原因是周代刑法由世卿貴族執掌，庶民不與(yu) ，所以老百姓懂得尊尚貴族，現在刑之輕重，問鼎可知，還要貴族幹什麽(me) 呢？至商鞅用國，使天子以至郡縣，皆置法官，吏民皆從(cong) 法官學法，故使天下之吏民無不知法，這是人類曆史最早的普法運動，它是靠極權的力量推行下去，敲撲天下的神器，它的目的不是要老百姓懂得法律後捍衛自己的權利與(yu) 自由，而是讓百姓加倍小心地不去犯法，更便於(yu) 政權控製。秦法就像一張巨大的蜘蛛網，網住粘上上麵的每一個(ge) 生靈。商鞅的後台秦孝公死後，太子繼位，太子傅公子虔之徒告商鞅謀反，商鞅逃到邊境，想要住旅舍，旅舍裏的人說，依商君之律，沒有身份證住宿，我們(men) 得連坐，不肯讓他住下。作法自斃，一至於(yu) 此！我們(men) 看今天英美法係的國家，其法律持以衡平原則，以判例法為(wei) 主，不重成文，幷沒有導致天下大亂(luan) ，反而充分保證了“無罪推定”的原則。英美法係之實質，是結合社會(hui) 的公序良俗以判案，陪審團必須選擇對法律知識十分外行的人，就是為(wei) 了充分尊重民意，作出判決(jue) 。就最深沉的意義(yi) 來說，法律是政治術的一種，不能悖逆人情，儒家以禮統法的法律觀，依本人情，合於(yu) 禮俗，與(yu) 英美法係的法律傳(chuan) 統，最沒有隔閡。

極權製度用於(yu) 戰爭(zheng) 殺伐，極為(wei) 高效。秦以西鄙之地，兼幷海內(nei) ，南麵稱帝，靠的正是這一點。但是極權製度卻會(hui) 吞沒社會(hui) 長治久安的基礎：自由。秦始皇可以靠極權製度奪取天下，但秦二世卻不可能靠極權製度保有天下。賈誼的千古名篇《過秦論》認為(wei) ，曆史不是沒給過秦二世機會(hui) ，當秦始皇崩殂之後，天下之民，受苛政已久，引領而望新政，假使二世有庸主之行，能采儒家之說，任用忠賢，規正先帝之過，裂地分封功臣之後，以禮樂(le) 治國，赦免罪人，開倉(cang) 賑民，輕賦減役，省刑約法，天下自能長久穩定。然而，二世更加無道，刑法苛，誅殺無度，賦稅聚斂，沒有限製，吏治險刻，極權製度因不合所有人的人性，維護成本也極高，體(ti) 製無法保證賞罰得當，內(nei) 亂(luan) 時有發生，政府工作人員無法維持社會(hui) 穩定，百姓貧困窘厄，朝廷卻沒有任何撫恤賑救的措施。至此秦之百姓離心離德，終因陳涉奮臂揭竿，登高一呼，天下響應，龐然大物的秦帝國，很快土崩瓦解。

三、任何製度都須依本人性而建

在儒家看來，人治與(yu) 法治固然缺一不可，但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有人斯有文，有人斯有法，是先有了聖哲賢士，才有良好的製度。試想如果沒有周公，何來先秦東(dong) 方民族的文明？沒有聯邦黨(dang) 人，何來今日美國之製度？永遠要記住，人性比製度更基本，文化比法製更重要。人們(men) 通常認為(wei) ，法製的作用是限製人作惡，文化的作用是引領人向善，所以前者才是基礎，卻不知沒有善，何以判定惡？或許還會(hui) 有人說，正因要判定何者為(wei) 惡，才需要普世價(jia) 值，凡是不合於(yu) 普世價(jia) 值的，就需要被限製、被規範，卻不知所謂普世價(jia) 值雲(yun) 雲(yun) ，難道不是西方數百年先知先覺之士鬥爭(zheng) 呼籲所得？

世間任何製度，都必須依本人性而建。以製度為(wei) 社會(hui) 問題之終極解決(jue) ，這是機械的而非生命的。既然人性本有差等，製度的建設也必須充分考慮差等。簡單說，製度既要防範惡人為(wei) 惡，更要保證聖哲賢士代興(xing) 而起，幷獲得良好的環境、造成積極的作用，隻有這樣，才能旌善勸能，改善社會(hui) 風氣。和隻講製度約束的法治相比，禮治更注重不治已病治未病。禮的根本精神一在於(yu) 分，二在於(yu) 節。《荀子·禮論》雲(yun) ：“貴賤有等，長幼有差，貧富輕重皆有稱者也。”如果貴賤無別，長幼無序，大多數庸人為(wei) 什麽(me) 要向往高貴、追求高尚的品行？又如何生出恭敬效仿之心？《周禮·地官·大司徒》雲(yun) ：“以五禮防萬(wan) 民之偽(wei) ，而教之中。”[18]禮是節製，為(wei) 著防止淫泆過甚，侈靡無度。儒家以禮統攝政刑的禮治觀，其實質，是以禮為(wei) 標準，給賢愚不肖排定位置，使之各守其分，各安其命，確定社會(hui) 的終極價(jia) 值。即使中國再也回不去古典社會(hui) ，禮的精神卻是任何不甘墮落的社會(hui) 所不可或缺的基石。故《大戴禮記·禮察》雲(yun) ：“凡人之知，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禮者禁於(yu) 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yu) 已然之後，是故法之用易見，而禮之所為(wei) 生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正，堅如金石，行此之信，順如四時，處此之功，無私如天地，爾豈顧不用哉！然如曰禮雲(yun) 禮雲(yun) ，貴絕惡於(yu) 未萌，而起敬於(yu) 微眇，使民日徙善遠罪而不自知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此之謂也。”[19]

民主社會(hui) 如果隻有法治，沒有人治，結局同樣不會(hui) 妙。民主隻是一種製度安排，其背後的價(jia) 值觀是平等，而平等價(jia) 值蔓延的必然結果，是社會(hui) 大眾(zhong) 安於(yu) 平庸，鄙棄高尚，形成優(you) 汰劣進的文化背景，不利於(yu) 人才的產(chan) 生，文化學術的進步。今天但凡較有思想者，無不知七十年代起於(yu) 美國的現行學術考評製度之謬。據張五常先生回憶，時當越戰之後，美國青年興(xing) 起一股反權威的思潮，要求學術平等，故以論文發表刊物級別、發表篇數論英雄，重視學術規範卻全然沒有思想，學報主編為(wei) 免“權威”之嫌，又把發表文章的權力推給評審員，而評審員又往往不親(qin) 力親(qin) 為(wei) ，把文章推給一篇文章都沒有發表過的研究生。很多大學，出版著作是不算學術成果的，就是因為(wei) 著作一般沒有經過學報這樣的評審過程。[20]其結果是學術論文生產(chan) 愈多，而學術水平卻呈斷崖式下降。現代學術評估近年又重論文引用率，其實原創的思想、深刻的見解總是超前的，也總是孤獨的，尤其是與(yu) 生命相關(guan) 的學問，更難以被平庸的大多數所“談經引得”。這類惟製度主義(yi) 的評估，隻是保證了學術界平庸的大多數的利益，卻徹底扼殺了天才。

更可怕的是，平等價(jia) 值從(cong) 眾(zhong) 不從(cong) 賢，這會(hui) 形成如下的價(jia) 值觀：“隻要是多數的，就是正確的。”多數擁有無限的權威卻不受到製衡，最終必會(hui) 導致多數派壓迫少數派的情形。在專(zhuan) 製時代，人們(men) 主要反對的是統治者的壓迫，而在民主時代，如果多數人由於(yu) 共同的利益或者共同的觀念聯合起來，需要認真捍衛的就是少數人的權利。《聯邦黨(dang) 人文集》第五十一篇認為(wei) ，為(wei) 了防止發生這樣的情形，有兩(liang) 條道路可以選擇，一是讓少數人不受多數人的約束，換言之即讓少數人成為(wei) 貴族，二是使社會(hui) 各階層都有代表他們(men) 利益訴求的代言人。作者認為(wei) 第一條道路是一個(ge) 不可靠的預防辦法，“因為(wei) 一種不受社會(hui) 約束的權力可以讚助少數人的合理利益，同樣也可以讚助多數人的不合理見解，也可能被用來反對兩(liang) 者。”[21]但實際上，托克維爾的研究表明，美國法學家作為(wei) 一種獨特的社會(hui) 團體(ti) ，其獲得的權威及其對政府施加的影響，成為(wei) 保障民主不偏離正軌的最堅強的堡壘。法學家和貴族一樣，生性喜歡按部就班，由衷熱愛規範，對群眾(zhong) 的行動極為(wei) 反感，對民治的政府心懷蔑視。法學家愛秩序甚於(yu) 愛其他一切事物，因此法學家自然傾(qing) 向於(yu) 權威，而權威是秩序的最大的保護者。但另一方麵，法學家來自人民，以追求公正為(wei) 信仰，這就使得他們(men) 自然傾(qing) 向於(yu) 保護人民的利益。這樣，法學家雖然也喜歡民主政府，但幷沒有民主的偏好，沒有承襲民主的弱點，從(cong) 而使得法學界成為(wei) 美國惟一能平衡民主的強大力量。托克維爾這樣總結道：“假如有人問我美國的貴族在何處，我將毫不遲疑地回答：他們(men) 不在富人中間，富人沒有把他們(men) 團結在一起的共同紐帶。美國的貴族是從(cong) 事律師職業(ye) 和坐在法官席位上的那些人。”[22]

民主社會(hui) 固然在實際操作中仍需要精英統治，但至少在其理念上是反精英的。這樣就造成了民主的一個(ge) 奇特現象：由於(yu) 沒有一個(ge) 可以公開表述主張的精英階層，整個(ge) 社會(hui) 安於(yu) 卑賤，安於(yu) 平庸，柏克所說的自然貴族成為(wei) 大眾(zhong) 仇視的對象，而善於(yu) 諂媚大眾(zhong) 的人卻可以掌握話語權。關(guan) 於(yu) 這一點，歐文·白璧德早有先見之明。他指出，民主社會(hui) 平等主義(yi) 盛行的結果是：“我們(men) 需要傑出人物的領導，而平等主義(yi) 卻否認這一點，結果貴族性原則持續讓位於(yu) 平等主義(yi) 的趨勢，議會(hui) 製政府（晉如按：似應譯作代議製政府。）終將不複成其為(wei) 可能。”[23]美國社會(hui) 是如何抵抗平等主義(yi) 的侵蝕的呢？白璧德認為(wei) 是清教思想之功。他解釋說，“真正的清教徒思想是一種關(guan) 於(yu) 內(nei) 在生命的宗教。華盛頓、馬歇爾、林肯是傳(chuan) 統意義(yi) 上的宗教徒，因為(wei) 他們(men) 認為(wei) 善惡之爭(zheng) 始終主要不是發生於(yu) 社會(hui) 領域，而是發生於(yu) 個(ge) 人。他們(men) 有意識地依賴更高意誌或神聖意誌，所以他們(men) 像柏克那樣認為(wei) 自由必須加強內(nei) 在製約。傑斐遜則認為(wei) 隻能求諸外部，通過立法防範惡。”[24]

白璧德的發現還有一個(ge) 重要價(jia) 值：社會(hui) 的精英階層不僅(jin) 要有位，更要有道。清教徒的道來自神恩，正如中國士大夫的道來自法天則地。在新文化運動時期，胡適力圖樹立的是科學知識分子的貴族統治，白璧德認為(wei) ，“這實際上刺激了知識欲幷用傲慢取代了謙卑的位置。更讓人難以接受的是藝術家的貴族統治；正如‘藝術’這個(ge) 詞近來逐漸被人理解的那樣，它意味著試圖在感觀欲望的基礎上進行選擇的審美家的貴族統治。（按：此處應指盧梭主義(yi) 者。）同樣，尼采主義(yi) 者試圖在一味擴張權力欲的基礎上找到貴族的、選擇的原則，這在實踐中將引發駭人的暴力幷最終導致文明的消亡。”[25]按，白氏《民主與(yu) 領袖》一書(shu) 出版於(yu) 1924年，當時納粹尚未走上曆史舞台，後人覽此，寧不深佩白璧德之先知先覺乎？

今天，民主法治日漸成為(wei) 席卷全世界的潮流，但我們(men) 必須清醒地認識到，民主有其與(yu) 生俱來的平等主義(yi) 的缺陷，西方社會(hui) 的長治久安，也幷不僅(jin) 僅(jin) 是靠法治，更有隱微的也更基礎的人治成分，而對於(yu) 當代中國而言，儒家重分別、尚節製的禮的精神，以及附麗(li) 其上的禮治，是抵抗民主滑向多數的暴政、法治流於(yu) 機械無情的最好的堤防。

注釋：

[1]許慎：《說文解字》，中華書(shu) 局1963年版，第7頁。

[2]陳立：《白虎通疏證》，中華書(shu) 局1994年版，第382頁。

[3]陳立：《白虎通疏證》，第93頁。

[4]陳澔注：《禮記》，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版，第280頁。

[5]朱熹注：《大學中庸論語》，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大學》第7頁。

[6]蔡沈注：《書(shu) 經》，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67頁。

[7]《顏氏家訓集解》，王利器撰，中華書(shu) 局1993年版，第41頁。

[8]朱熹注：《孟子》，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60頁。

[9]《明史·錢唐傳(chuan) 》，中華書(shu) 局1974年版，第3982頁。

[10]蒙文通：《秦之社會(hui) 》，《古史甄微》，巴蜀書(shu) 社1999年版，第214-217頁。

[11]蔣禮鴻：《商君書(shu) 錐指》，中華書(shu) 局1986年版，第74-75頁。

[12]裴駰集解：《史記》，中華書(shu) 局1959年版，第2238頁。

[13]陳澔注：《禮記》，第13頁。

[14]朱熹注：《大學中庸論語》，《論語》第4-5頁。

[15]《孝經注疏》，金良年整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48頁。

[16]蔣禮鴻：《商君書(shu) 錐指》，第100頁。

[17]托克維爾：《舊製度與(yu) 大革命》，馮(feng) 棠譯，商務印書(shu) 館1992年版，第148頁。

[18]孫詒讓：《周禮正義(yi) 》，中華書(shu) 局1987年版，第761頁。

[19]王聘珍：《大戴禮記解詁》，中華書(shu) 局1983年版，第22頁。

[20]張五常：《經濟文章評審的製度變壞了》，新浪博客，https://blog.sina.com.cn/s/blog_47841af701017z1p.html。

[21]漢密爾頓等：《聯邦黨(dang) 人文集》，程逢如等譯，商務印書(shu) 館1980年版，第266頁。

[22]托克維爾：《論美國的民主》，董果良譯，商務印書(shu) 館2002年版，308頁。

[23]歐文·白璧德：《民主與(yu) 領袖》，張源、張沛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47頁。

[24]歐文·白璧德：《民主與(yu) 領袖》，第182頁。

[25]歐文·白璧德：《民主與(yu) 領袖》，第18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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