隱藏在西門慶與(yu) 潘金蓮故事中的一個(ge) 法律問題

作者：吳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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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孔子二五六八年歲次丁酉十月初八日丙辰

        耶穌2017年11月25日

在《水滸傳(chuan) 》與(yu) 《金瓶梅》中，最早發現西門慶與(yu) 潘金蓮有奸情的人，是一個(ge) 叫小鄆哥的少年人，然後小鄆哥悄悄告訴了武大郎。那小鄆哥可不可以繞過武大郞，直接跑到衙門，檢控潘金蓮與(yu) 西門慶通奸呢？

答案是：不可以。根據宋朝的立法，小鄆哥不具有訴權，即使跑去檢控了，衙門也不會(hui) 受理。因為(wei) 宋朝法律規定“奸從(cong) 夫捕”。

什麽(me) 意思呢？意思是說，婦女與(yu) 他人通奸，法院要不要立案，以婦女之丈夫的意見為(wei) 準。從(cong) 表麵看，這一立法似乎是在強調夫權，實際上卻是對婚姻家庭與(yu) 妻子權益的保護，以免女性被外人控告犯奸。我們(men) 換成現代的說法就比較容易理解了：宋朝法律認為(wei) 通奸罪屬於(yu) 親(qin) 告罪，受害人（丈夫）親(qin) 告乃論，政府與(yu) 其他人都沒有訴權。

從(cong) 這個(ge) 角度來說，“奸從(cong) 夫捕”是一則良法。我講一個(ge) 《名公書(shu) 判清明集》收錄的故事你就理解了。

大約宋寧宗時，廣南西路永福縣發生一起通奸案。教書(shu) 先生黃漸，原為(wei) 臨(lin) 桂縣人，為(wei) 討生活，寓居於(yu) 永福縣，給當地富戶陶岑的孩子當私塾老師，借以養(yang) 家糊口。黃漸生活清貧，沒有住房，隻好帶著妻子阿朱寄宿在陶岑家中。

有一個(ge) 法號妙成的和尚，與(yu) 陶岑常有來往，不知怎麽(me) 跟黃妻阿朱勾搭上了。後來，陶岑與(yu) 妙成發生糾紛，鬧上法庭，陶岑隨便告發了妙成與(yu) 阿朱通奸的隱情。縣官命縣尉司處理這一起通奸案。縣尉司將黃漸、阿朱夫婦勾攝來，並判妙成、陶岑、黃漸三人“各杖六十”，阿朱免於(yu) 杖責，押下軍(jun) 寨射充軍(jun) 妻。

這一判決(jue) ，於(yu) 法無據，於(yu) 理不合，完全就是胡鬧。

黃漸當然不服，到上級法院申訴。案子上訴至廣南西路提刑司，提刑官範應鈴推翻了一審判決(jue) 。在終審判決(jue) 書(shu) 上，範應鈴先回顧了國家立法的宗旨：“祖宗立法，參之情理，無不曲盡。儻(tang) 拂乎情，違乎理，不可以為(wei) 法於(yu) 後世矣。”然後指出，阿朱案一審判決(jue) ，“非謬而何？守令親(qin) 民，動當執法，舍法而參用己意，民何所憑”？而且，縣司受理阿朱一案，長官沒有親(qin) 審，而交付給沒有司法權的縣尉，“俱為(wei) 違法”。

最後，範應鈴參酌法意人情，作出裁決(jue) ：“在法：諸犯奸，許從(cong) 夫捕。又法：諸妻犯奸，願與(yu) 不願聽離，從(cong) 夫意”，本案中，阿朱就算真的與(yu) 和尚妙成有奸，但既然其夫黃漸不曾告訴，縣衙就不應該受理；黃漸也未提出離婚，法庭卻將阿朱判給軍(jun) 寨射充軍(jun) 妻，更是荒唐。因此，本司判阿朱交付本夫黃漸領回，離開永福縣；和尚妙成身為(wei) 出家人，卻犯下通奸罪，罪加一等，“押下靈川交管”，押送靈川縣（今廣西靈川）看管；一審法吏張蔭、劉鬆胡亂(luan) 斷案，各杖一百。

範應鈴是一位深明法理的司法官，他的判決(jue) 書(shu) 申明了“奸從(cong) 夫捕”的立法深意：“捕必從(cong) 夫，法有深意”，“若事之曖昧，奸不因夫告而坐罪，不由夫願而從(cong) 離，開告訐之門，成羅織之獄，則今之婦人，其不免於(yu) 射者（指奸婦被法院強製許配為(wei) 軍(jun) 妻）過半矣”。如果男女之間一有曖昧之事，不管當丈夫的願不願意告官，便被人告到官府，被有司治以通奸罪，則難免“開告訐之門，成羅織之獄”。因此，國家立法懲戒通奸罪，又不能不以“奸從(cong) 夫捕”之法加以補救，將通奸罪限定為(wei) “親(qin) 不告官不理”的親(qin) 告罪，方得以避免通奸罪被濫用。

那麽(me) ，“奸從(cong) 夫捕”的立法，又會(hui) 不會(hui) 給男人濫用訴權、誣告妻子大開方便之門呢？應該說，不管是從(cong) 理論，還是從(cong) 實際情況來看，都是存在這種可能性的。不過，《名公書(shu) 判清明集》收錄的另一個(ge) 判例顯示，宋朝法官在司法過程中，已經注意到防範男性濫用“奸從(cong) 夫捕”的訴權。

宋理宗時，有一個(ge) 叫江濱臾的平民，因為(wei) 妻子虞氏得罪他母親(qin) ，意欲休掉虞氏，便尋了個(ge) 理由，將妻子告上法庭，“而所訴之事，又是與(yu) 人私通”。法官胡穎受理了此案，並判江虞二人離婚，因為(wei) 虞氏受到通奸的指控，“有何麵目複歸其家”？肯定無法再與(yu) 丈夫、家婆相處。虞氏自己也“自稱情義(yi) 有虧(kui) ，不願複合，官司難以強之，合與(yu) 聽離”。

但是，胡穎同時又反駁了通奸的指控，並懲罰了原告江濱臾：“在法，奸從(cong) 夫捕，謂其形狀顯著，有可捕之人。江濱臾乃以曖昧之事，誣執其妻，使官司何從(cong) 為(wei) 據？”判處江濱臾“勘杖八十”，即杖八十，緩期執行。

從(cong) 法官胡穎的判決(jue) ，我們(men) 不難看出，宋時，丈夫要起訴妻子犯奸，必須有確鑿的證據，有明確的奸夫，“形狀顯著，有可捕之人”。這一起訴門檻，應該可以將大部分誣告擋之法庭門外。

元朝初期，還沿用宋朝“奸從(cong) 夫捕”之法，但在大德七年（1303），“奸從(cong) 夫捕”的舊法被廢除。這是因為(wei) ，元朝官員鄭介夫發現，“今街市之間，設肆賣酒，縱妻求淫，暗為(wei) 娼妓，明收鈔物”；又有良家婦女，“私置其夫，與(yu) 之對飲食，同寢處”。“都城之下，十室而九，各路郡邑，爭(zheng) 相仿效，此風甚為(wei) 不美”。由於(yu) 有“奸從(cong) 夫捕”的舊法，丈夫不告訴，官府無從(cong) 幹預，“所以為(wei) 之不憚”。

鄭介夫看在眼裏，急在心裏，覺得隻有廢除了“奸從(cong) 夫捕”之法，才能夠解決(jue) 這個(ge) 嚴(yan) 重的社會(hui) 問題。因此，他建議元廷：民間男女通奸，“許四鄰舉(ju) 察”；若有通奸案未能及時舉(ju) 報，“則罪均四鄰”。元廷采納了鄭介夫的奏議，於(yu) 大德七年（1303）頒下新法：今後四鄰若發現有人通奸，準許捉奸，“許諸人首捉到官，取問明白”，本夫、奸婦、奸夫同杖八十七下，並強製本夫與(yu) 奸婦離婚。

於(yu) 是乎，人民群眾(zhong) 心底的“捉奸精神”被激發了出來，南宋法官範應鈴擔心的“開告訐之門，成羅織之獄”景象，宣告來臨(lin) 。

責任編輯：柳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