己醜年地壇秋季書市，於三聯攤位獲得張衛紅老師由其博士論文所擴充的《羅念庵的生命曆程與思想世界》一書，翻閱後不自覺中每每揣帶於身而忘饑渴時分。餘好王學偏江右之心自不待言，然念庵之人生，念庵之性情，念庵之才識，念庵之遭遇，無一不為餘所心動。

然本文主旨卻不在張文之傳主，而在傳主之同道好友上。念庵晚年收攝保聚悟道後拒嚴嵩推舉出仕之事，因為張文論述要點而將此處略去；然受徐階所引見，其友荊川唐順之最終接受嚴嵩之舉薦而奔赴抗倭前線，直至病逝疆場。在此期間，作為王學高弟的“教授師”之一的龍溪子王畿始終身伴荊川左右，而此段對話也由此展開——荊川向龍溪發問自己的工夫與陽明之學有否相契，龍溪直言其良知“還沒致得在”。荊川吃驚了，說我在陽明之教下規矩言行，難道這其中所學的都不是良知麽？龍溪便說：“難道不是良知，隻未致得真良知，未免攙和。”荊川不服。於是龍溪舉出其在日用調遣兵將中的七大“非真良知”，並說道：“若是真致良知，隻宜虛心應物，使人各得其盡情，能剛能柔，觸機而應，迎刃而解，更無些子攙入，譬之明鏡當台，妍媸自辯，方是經綸手段。”荊川於是恍然，深感自所不如。

閱罷此段，餘深有所感：後人曰龍溪高談闊論、“懸崖撒手”，王學衰微、士風清談、明室傾覆，龍溪難逃其咎；卻難掩其洞察王學良知要旨之金睛火眼。一席話下來，何為聖賢之事功，何為豪傑之事功，高下得以判別。上溯其先師陽明子也是如此——《傳習錄》下卷受非議處甚多，其中論儀秦一段更是首當其衝。陽明曰：“蘇秦、張儀之智也，是聖人之資。後世事業文章，許多豪傑名家，隻是學得儀、秦故智。儀、秦學術善揣摸人情，無一些不中人肯啟，故其說不能窮。儀、秦亦是窺見得良知妙用處，但用之於不善爾。”於是梨洲老人攻緒山錄該語入《傳習錄》，“其失陽明之旨甚矣”。然而不可否認的是，即使是被認為沒有問題的《傳習錄》中卷，在《與顧東橋書》中陽明還是很明確地表達出了類似下卷“儀秦之論”的意思。後人皆曰陽明之學乃心學，不僅為程朱理學之反動，更有甚者為儒學之反動。其實陽明何嚐將這若幹反動加於己身？若論出新，陽明反不若程朱諸子驚駭世俗，《文成全書》遺存《五經臆說》十三條，《傳習錄》全書不時可見對廣川文中之憫惜，有此等心境，很難說其複《大學》古本之舉有另辟新徑之意。

說罷明儒，上溯三國。前些日子聆聽葦杭書院會講，中午用飯時聽得秋風先生交流其“國史新談”心得，提及其三國正統之新見。餘聞之而觸動往日之思索，不覺翻出書局重印之《曹操集》和《諸葛亮集》加以對照。以餘之觀點，秦漢更迭後百家融合歸宗返儒，自然以儒法之別區分魏武孔明顯然不適。此處僅舉一二證之。

諸葛亮法家之論，餘向來難以信服。餘閱《諸葛亮集》，難見其中包藏禍心之處。後人多以《答法正書》佐證其嚴刑峻法治蜀，然孔明在書中通過對比劉邦“約法三章”廢秦政與今日劉璋伏降後蜀中“文法羈縻，互相承奉，德政不舉，威刑不肅”的現實，並認為“專權自恣，君臣之道，漸以陵替；寵之以位，位極則賤，順之以恩，恩竭則慢”是導致其弊的緣由，因此“今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加則知榮；恩榮並濟，上下有節”，乃是有根有據的對症下藥，並非一味要。為治之要，於斯而著矣”，未出《左傳》“寬猛相濟”之策。

在孔明言語政令之中，也並非不以德教為重。《便宜十六策》中開篇首條即為《治國》，以治國之要類齊家，“本立則末正”。孔明進而以本為倡始，以末為應和，導出務天地萬物之本，故為“經常之法，規矩之要”。接下來《君臣》，以仁義禮和定君臣之政事，並延至君臣父子夫婦之道，“以禮為本”，“以恩為親”，“以和為安”，從而上正下端，“治國之道具矣”。即使第十章之《賞罰》，仍以賞善罰惡、“無偏無黨”為準則，其中條理也未逾越出外。字裏行間引述經籍義理之文，也不可謂不慎密細致，由此足見忠武胸中之運籌，也可相反方向推證經典（以詩書論語孝經）在三國時期所保持的影響度。

 
    孔明行文籌謀，多處坐鎮中軍帳前，其中千鈞一發的形勢，動心忍性之體驗，很難將俗儒之說辭用於聖賢之事功中。正如陽明“六不可”語屬官以“若離了事物為學，卻是著空”之理，孔明征戰於外多年，用兵遣將多為不得不做之事，因此其中施以兵法恩威，自然也在情理之中。若不然，則要從何處用功？自三國兩晉以來，能與諸葛一樣以其智施其賢者，無非唐之裴中立、宋之範文正、明之王伯安、晚清之曾文正幾位，統領萬千兵卒領軍馳騁，未嚐廢卻名教。何況諸葛“開誠心，布公道”，“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澹薄無以明誌，非寧靜無以致遠”之名，婦孺皆知，內外合聖王為一，又何以不可入廟配享？

那麽曹操呢？今人多以宋明以來視孟德為白臉奸人而疑之，以其在漢室傾覆之際一己之力掃除中原豪強，進而統一北方之業稱道不已，認為宋明道學貶斥孟德功績甚重。餘如今觀之，倒覺得未必不妥。雖不敢重提將三國道統謂誰的帽子再扣於誰家之言，然觀書局重印《曹操集》，仍覺得其中滋味與《諸葛亮集》開誠布公之心相比甚怪。且不論魏武之詩歌氣魄宏大卻有吞食天地之意，或是《短歌行》與《述誌令》的以周公自比卻暗許齊桓晉文（頗類王莽以新代漢之辭），加上《舉士令》中的“夫有行之士，未必能進取；進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陳平豈篤行，蘇秦豈守信邪？而陳平定漢業，蘇秦濟弱燕”，還是《求逸才令》對“無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間，及果勇不顧，臨敵力戰，若文俗之吏，高才異質，或堪為將守；負汙辱之名，見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者“勿有所遺”，都毫無掩飾地表達了魏武在功業問題上的功利認識。難怪如此心思，是很難讓在名分上“先立乎其大”的宋明士民滿意的。在這一點上，今人不能想當然地偏頗宋明士民之識。

既然有這豪傑之舉與聖賢之舉，也就無怪有這朱子永康王霸義利之辨。王道何其難築，霸道未必貽害，豪傑之功與聖賢之業毫厘之差豈有幾多分別？若有便捷之道可以走，為何不能權衡而行？先聖前賢既列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業，又陳立功之不朽，何曾以事功為害？這些都困擾著所有誌於聖王之道的後學書生們撓破頭皮。朱陳二人圍繞何以為政治經濟之道相互辯難，晦庵之小心細微，永康之熱心急切，在餘看來都是用心頗深——永康看來，若不能舉聖賢之業，至少豪傑之業也是可行的；而考亭看來，若不能以聖賢之業的標準要求統治者，那麽統治者的好大喜功之欲將會被膨脹催發起來。如今視朱陳之辯，其要義即在這“經權”“常變”之慎。《大學》曰：“以義為利”。治國最大之弊病，乃假以“國家大義”之名，順風意氣發行施人欲而渾然不知。漢武唐宗雄渾才大之器量，顯功立業自不待言，然在利欲驅動難再抑製，於是晚年皆好大喜功，漠北遼東之征無不敗興而歸，元氣剛複之國家立即遭受劫難；桀紂秦隋之亡，非不在有所用功，在過於作為、用功之盛而不知罷手，反令黎民百姓受其苦深。致使政權易主江山傾覆，難道隻是用“定數”二字就可以避責的？永康當年提倡事功，畢竟與趙宋積弱偏安、不思進取的治國政策有關，然而若放蒼穹時空觀之，則容易流為某種冠冕堂皇的口實之辭。想必朱子之慎即是用心於此，有功於聖學。

《宋元學案》按：“（橫渠）年十八，慨然以功名自許，欲結客取洮西之地，上書謁範文正公。公知其遠器，責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樂，何事於兵！”手《中庸》一編授焉，遂翻然誌於道”。這個為後世每每引用的事例，老實說自己開初是不知其所謂的。以先天下憂樂而憂樂為己任的文正公，何以如此勸阻有誌於國的橫渠先生？如今視之，雖不敢說知曉大概，然也窺測出幾分意味來。聖王功夫層次遞進不可逾越，縱使現實多有不知修己修身而得功名利祿者，然根基未牢心術飄搖，屆時自然有地洞山移之不測。而橫渠後以名教為樂，以《西銘》示世，出“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之至理名言，誰又有敢說著這不是頂天立地之功業？

作者惠賜儒家中國網站（www.biodynamic-foods.com）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