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學知識與(yu) 民族精神的雙重建構[1]

——當代中國國學學科建設的思考

作者：朱漢民

來源：作者授權伟德线上平台發表，原載《中山大學學報（社會(hui) 科學版）》2017年第5期

時間：孔子二五六八年歲次丁酉九月廿一日庚子

         耶穌2017年11月9日

【提要】國學學科建設問題，應該從(cong) 中國古典學的知識傳(chuan) 統與(yu) 中華民族的精神傳(chuan) 統的兩(liang) 個(ge) 方麵論證其必要性與(yu) 合理性。作為(wei) 中國古典學的國學，應該以中華文明的曆史的、整體(ti) 的原生態為(wei) 研究對象，以古漢語為(wei) 載體(ti) 的經、史、子、集為(wei) 文獻和曆史文化遺產(chan) 為(wei) 依據，探討在幾千年的漫長曆史中形成的、並且具有典範意義(yi) 的中華文明體(ti) 係。國學的興(xing) 起和發展，還應該看作是中華民族精神的價(jia) 值建構的時代需求，國學的學科建設應該為(wei) 中華文明的現代延續發展提供精神支撐。所以，國學學科建設承擔著建構整體(ti) 性、民族性、延續性、主體(ti) 性的中華文明的曆史使命。在中華文明傳(chuan) 統的繼承、創新和發展的曆史進程中，國學學科建設必將是中國人文學界麵臨(lin) 的一項長遠而艱巨的任務。

【關(guan) 鍵詞】國學  中國古典學  中華民族精神  人文學科 

作為(wei) 學科意義(yi) 的“國學”提出以後的一百年來，中國人文學界的碩學鴻儒都對這一個(ge) 問題發表過自己的學術見解。特別是在近一二十多年來，中國思想文化界興(xing) 起的“國學”熱更加強盛，官方和民間均紛興(xing) 辦以“國學”命名的文化學術社團，許多大學紛紛成立以“國學”命名的教育研究機構。事實上，“國學”已經成為(wei) 當代人文學術、思想文化領域的一個(ge) 熱點問題。於(yu) 此相關(guan) ，國學學科是否應該進入國家學科目錄的問題，也開始浮出水麵並引發學界普遍關(guan) 心和認真討論。

國學學科是否應該進入國家學科目錄的問題，既是一個(ge) 國家學術製度的問題，也是一個(ge) 國學學科建設問題。作為(wei) 一名學者，我們(men) 希望能夠進一步探討國學學科建設問題。筆者認為(wei) ，國學學科建設問題，與(yu) “國學”所包含的知識與(yu) 價(jia) 值兩(liang) 個(ge) 問題相關(guan) 。所以，我們(men) 應該從(cong) 中國古典學的知識傳(chuan) 統與(yu) 中華民族的精神傳(chuan) 統的兩(liang) 個(ge) 方麵，思考其必要性與(yu) 合理性。

一、中國古典學知識傳(chuan) 統的國學

 “國學”雖然是曆史文獻中古已有之的概念，但是作為(wei) 我們(men) 討論的學科意義(yi) 的“國學”，卻是二十世紀初才出現並成為(wei) 一個(ge) 重要的學術概念。“國學”的出現，其基本原因就是回應近代以來的西學大潮對中國知識傳(chuan) 統與(yu) 思想傳(chuan) 統的衝(chong) 擊。這一種回應，既是知識學意義(yi) 的，也是價(jia) 值觀意義(yi) 的。

我們(men) 首先從(cong) 知識學的視角和意義(yi) 討論國學。

在經曆了強大的西學東(dong) 漸思潮洗禮後，特別是經過晚清新政、民國學製的改革，西方的學科體(ti) 係和教育體(ti) 係全麵移入中國。但是有一個(ge) 問題也跟隨而來：長期主導中國知識界的傳(chuan) 統學術，如何進入到新的學科體(ti) 係和教育體(ti) 係中來？為(wei) 了區別西方的知識體(ti) 係和學科體(ti) 係，許多學者將中國傳(chuan) 統學術稱之為(wei) “國學”。 他們(men) 還給這一個(ge) 知識學意義(yi) 上的“國學”取了另一個(ge) 名詞，就是所謂的“國故學”。

1906年９月章太炎在日本東(dong) 京發起“國學講習(xi) 會(hui) ”，不久又成立了國學振起社。章太炎又稱“國學”為(wei) “國故”，並著有《國故論衡》。《國故論衡》分上中下三卷。上卷論小學，共十一篇，討論語言、音韻問題；中卷論文學，共七篇；下卷論諸子學，共九篇，通論諸子學的流變。顯然，章太炎所說的“國故”一詞，“國”當然是指作為(wei) 國家、國族的中國，“故”則是中國曆史上已經過去的古典學術，“國故”也就是“我國固有的文化、學術”。可見，“國故”顯然是一個(ge) 中國古典學意義(yi) 上的概念。

胡適作為(wei) 中國近代學術的奠基人之一，也是從(cong) “國故學”的意義(yi) 接受了“國學”概念。1921年7月，胡適在南京高師暑期學校演講時說: “‘國學’在我們(men) 的眼裏，隻是‘國故學’的縮寫(xie) 。中國的一切過去的文化曆史，都是我們(men) 的‘國故’；研究這 一切過去的曆史文化的學問，就是‘國故學’，省稱為(wei) ‘國學’。”[2]在胡適看來，中國的國故書(shu) 籍，實在太沒有係統了，他主張現代學者對這一些沒有係統的曆史資料，通過引進西方學術的方法重新加以辨別、整理，用這些新的研究方法建立起 “國故學”。這樣，胡適心目中的“國故”，還主要是一套曆史文獻的材料，這是他和章太炎的區別。

“國故學”的提出，肯定了中國傳(chuan) 統學術應該以及如何進入到民國時期新的學科體(ti) 係和教育體(ti) 係中來，肯定了“國學”在新的學科體(ti) 係和教育體(ti) 係中應有一席之地。同時，“國學”、“國故學”的提出，也對新的中國史學、中國文學、中國哲學的建立起到了一定的促進作用。1922年，北京大學正式設立“國學門”，確立了“國學”在新的學科體(ti) 係中的重要地位，國學門分設文字學、文學、哲學、史學、考古學五個(ge) 研究室。同時，胡適還在校慶演講中以整理國故的工作與(yu) 全校師生共勉，以貫徹其整理國故的學術宗旨。此後不久，即1925年的清華學校成立國學研究院，清華國學研究院完全采用傳(chuan) 統書(shu) 院的學科製度和教育製度，沒有采用引入的西學分科製度,希望延續作為(wei) 獨立知識體(ti) 係的中國傳(chuan) 統學術，在曆史上影響很大。

由於(yu) 胡適等僅(jin) 僅(jin) 是從(cong) “國故學”的意義(yi) 接受了“國學”概念，其中包含的矛盾和問題也是十分明顯的。胡適反複強調，“國故學”的建立就是要引進西方學術的科學方法，對中國傳(chuan) 統學術重新加以辨別、整理。顯然，他心目中的“國故學”還不具有現代的學科意義(yi) ，中國傳(chuan) 統學術似乎隻是一堆沒有自己獨立係統的文獻材料。故而，這一種“國學”並不是一種獨立知識體(ti) 係的學科，而隻能是西方學科體(ti) 係的附屬，即隻能夠被肢解到西方的文學、哲學、史學等學科之中。1922年北京大學設立的“國學門”，最後還是按照西學分科設立的建製。所以，這一種並不是獨立知識體(ti) 係的“國學”也難以持續。1932年，國學門改稱文史部。與(yu) 此同時，清華國學研究院也因為(wei) 與(yu) 清華大學的西學學科體(ti) 製和教育體(ti) 製不相容，被認為(wei) 在教學上與(yu) 大學部 “脫節”,故而被看作是一種“畸形發展組織”，最終在四年後即停辦。

其實，當代學界在討論“國學”作為(wei) 一門獨立學科時，麵臨(lin) 的重大問題仍然是：“國學”與(yu) 中國哲學、中國史學、中國文學的關(guan) 係問題。北京大學的“國學門”將國學看作是中國哲學、中國史學、中國文學等學科的總和，即以西方哲學、曆史、文學的學科觀念與(yu) 方法處理中國學術的材料，這一種“國學”失去了中國傳(chuan) 統學術本有的內(nei) 在體(ti) 係、完整知識、文化生態。但是，如果像清華國學研究院那樣完全采用傳(chuan) 統書(shu) 院體(ti) 製而不分科，又很難與(yu) 已經定型的現代中國的學科體(ti) 製和教育體(ti) 製相容。如何化解這一個(ge) 矛盾？

幾年前，筆者和學界同仁一起倡導,從(cong) 古典學的學科視角和方法來建構國學，即將“國學”看作是“中國古典學”。[3]古典學的一大特點，就是將世界上實存的文明形態、曆史文化作為(wei) 一個(ge) 整體(ti) 來研究，以解決(jue) 北京大學“國學門”將中國傳(chuan) 統學術分化到中國哲學、中國史學、中國文學等各個(ge) 不同學科的問題。西方一些大學如哈佛、劍橋、牛津等,都設立了古典學係。當然，這些大學的古典學係，主要是以古希臘、羅馬的原典文獻為(wei) 依據,將古希臘羅馬作為(wei) 一個(ge) 文明整體(ti) 來研究。但是，這與(yu) 當代中國學者希望以中華原典文獻為(wei) 依據、以中華古典文明為(wei) 整體(ti) 來研究的“國學”學科理念，確實是高度契合的。西方大學的古典學是研究古希臘羅馬文明的一門單獨的學科,中國大學的國學也應該是研究中華古典文明的一門單獨學科,完全可以納入到當代中國的學科體(ti) 係與(yu) 教育體(ti) 係中來。

我們(men) 將國學看作是“中國古典學”，與(yu) 胡適將國學看作是“國故學”有相通的地方，就是均希望中國傳(chuan) 統學術進入到近代以來新的學科體(ti) 係和教育體(ti) 係中，肯定中國傳(chuan) 統學術文化在新的學科體(ti) 係和教育體(ti) 係中的地位，推動這些新學科的建立。但是，將國學看作是“中國古典學”，與(yu) 胡適將國學看作是“國故學”又有特別不同的地方。

胡適將國學看作是“國故學”，強調以“科學”的方法去研究中國傳(chuan) 統學術的材料；而作為(wei) “中國古典學”的國學，並不將中國傳(chuan) 統學術看作是一堆任現代學者切割、處理的雜亂(luan) 材料，而是有著自身內(nei) 的體(ti) 係性、完整性、合理性、完整生命的文化生態。因而，作為(wei) 中國古典學的國學，應該以中華文明的曆史的、整體(ti) 的原生態為(wei) 研究對象，以古漢語為(wei) 載體(ti) 的經、史、子、集為(wei) 文獻和曆史文化遺產(chan) 為(wei) 依據，探討在幾千年的漫長曆史中形成的、並且具有典範意義(yi) 的中華文明體(ti) 係。 “中國古典學”應該以中國古人留下的曆史文獻為(wei) 依據,以中國傳(chuan) 統學術體(ti) 係為(wei) 學科基礎，這是一門從(cong) 學術範式到知識構架、學理依據均不同於(yu) 現有的中國文學、中國曆史、中國哲學的獨立學科。

“中國古典學”與(yu) 胡適的“國故學”還有一個(ge) 重要區別。胡適將國學看作是“國故學”，強調中國傳(chuan) 統學術是“故”去了的文化知識。當然，世界上其他古文明形態可以說是中斷了,但是中華文明從(cong) 來沒有中斷,是世界上唯一延續的古老文明。作為(wei) “中國古典學”的國學，並不將中國傳(chuan) 統學術看作是死去的文化知識，而看作是一個(ge) 活的文明體(ti) 係，是一個(ge) 承載著中華民族思維方式的知識體(ti) 係和中華民族精神的價(jia) 值體(ti) 係。這樣，研究者對“中國古典學”的研究，就不能夠簡單以所謂“科學”的傲慢態度，而應該持一種人文的“溫情敬意”的態度對待中華文明。從(cong) 春秋戰國到晚清時代，中國傳(chuan) 統士大夫在詮釋中國傳(chuan) 統學術時，均堅持了這一態度。恰恰是近代中國，一些知識界人士自己以為(wei) 掌握了“科學”的工具，將中國傳(chuan) 統學術看作是“死”去的學問、“故”去的材料，以粗暴和傲慢的態度看待養(yang) 育中華民族的文化與(yu) 學術。更有甚者，一些宣揚全盤西化論者，他們(men) 對待中國傳(chuan) 統學術文化采用一種精神暴力的態度，很像不孝之子不恭地對待自己年邁的父母，將自己混得不好歸責於(yu) 自己的父母沒有留下豐(feng) 厚的遺產(chan) ，其實他們(men) 對自己祖先留下的珍貴遺產(chan) 完全熟視無睹。所以，我們(men) 認同的“國學”不僅(jin) 僅(jin) 是“國故學”，國學還與(yu) 當代的中華民族精神價(jia) 值建構問題密切相關(guan) 。下麵我們(men) 進一步討論這個(ge) 問題。

 二、中華民族的精神傳(chuan) 統的國學

當近代世界進入到以西方文明為(wei) 主導全球化時代以來，西洋學術和文化在國家製度層麵逐漸占據主導地位。“國學”概念的出現，首先是中國知識界為(wei) 了強化中華民族的國家認同、民族精神而產(chan) 生的一種文化現象。將“國學”看作是“中國古典學”，隻是強調其知識學的特點。其實，晚清以來知識界之所以提出“國學”概念，首先考慮的並不是學科建設的知識學問題，而是一個(ge) 民族精神的價(jia) 值建構問題。“國學”看起來是知識界希望複興(xing) 中國傳(chuan) 統學術，其實骨子裏是與(yu) 民族精神的價(jia) 值建構緊密聯係在一起的。所以，近代中國知識界在倡導“國學”的同時，還提出一個(ge) “國粹”的價(jia) 值概念。

中國文化近代化的過程，一直存在兩(liang) 個(ge) 相反相成的演變趨勢和發展方向。一方麵，中國知識界不斷通過學習(xi) 、引進西方文化而推動中國近代化，所以中國近代史是一個(ge) 從(cong) 西方器物文化、製度文化到精神文化的引進過程，西方文化在由淺入深、延續不斷地影響、改變著古老的中華文明。另一方麵，深受西方文化影響的中國知識精英，其骨子裏仍然堅持一種強烈的民族主義(yi) 精神，他們(men) 引進西方器物文化、製度文化、精神文化的精神動力，正是源於(yu) 中華文化與(yu) 學術中的民族主義(yi) 精神。加之在20世紀的文明史上，以西方為(wei) 主導的現代文明已經暴露出越來越多的嚴(yan) 重弊端，文明的多元互補成為(wei) 越來越多的各界精英的思想共識。

中國人強烈的民族主義(yi) 精神，其實正植根於(yu) 中國傳(chuan) 統學術文化之中。近代知識界一部分人開始意識到，隻有通過對中國傳(chuan) 統學術文化的挖掘、弘揚，才能夠更多地獲得中華民族的國家認同與(yu) 精神弘揚。他們(men) 之所以提出“國學”概念，就是希望通過對中國傳(chuan) 統學術文化的保存、挖掘，以弘揚中華文化的民族主義(yi) 精神。所以說，“國學”並不僅(jin) 僅(jin) 是一個(ge) 與(yu) 知識學相關(guan) 的學科概念，更是一個(ge) 表達中華民族精神的思想概念。“國學”的學科、知識表達是“國故”， “國學”的思想、價(jia) 值表達則是“國粹”。早在晚清時期，一些士大夫提出“國學”概念時，就將“國學”與(yu) “國粹”等同起來。如1902年秋，梁啟超寫(xie) 信給黃遵憲提議創辦《國學報》，不僅(jin) 使用了“國學”之名，還提出“以保國粹為(wei) 主義(yi) ”的弘揚民族文化價(jia) 值的思想。1906年９月章太炎還在日本東(dong) 京發起“國學講習(xi) 會(hui) ”。提出“國學”概念的章太炎、鄧實、黃節等，也同時以“國粹”的價(jia) 值建構為(wei) 目標，形成中國近代文化思潮中的“國粹派”。1905年初，國學保存會(hui) 成立，他們(men) 提出了“研究國學，保存國粹”的宗旨，並創辦了《國粹學報》。鄧實在為(wei) 《國粹學報》所寫(xie) 《發刊辭》中說：“一國之立必有其所以自立之精神焉，以為(wei) 一國之粹，精神不滅，則國亦不滅。” “國粹”一詞的“國”是國家、國族；“粹”則是精粹、優(you) 質。“國粹”之說強調通過挖掘中華傳(chuan) 統學術資源，實現中華文化中精粹、優(you) 質的傳(chuan) 統資源、價(jia) 值體(ti) 係、民族精神的建構和弘揚。他們(men) 張揚“國粹”的目的，就是要反對民族文化虛無主義(yi) 態度，擺脫中國百事不如人的自卑心理, 弘揚民族主義(yi) 的自信、自強的精神，即“用國粹激動種性, 增進愛國的熱腸”。他們(men) 追求民族精神的價(jia) 值建構，離不開中國傳(chuan) 統學術的知識保存和挖掘。所以，國粹派的精神領袖章太炎強調，中國人為(wei) 什麽(me) 提倡國粹，就是要人愛惜中華民族的曆史，這個(ge) 曆史包括語言文字、典章製度、人物事跡。國粹派希望通過對代表“吾國固有之文明”的傳(chuan) 統學術等體(ti) 現“國粹”價(jia) 值的挖掘、弘揚，達到弘揚民族精神的目的。

在西學東(dong) 漸的大背景下，“國粹派”特別強調從(cong) 中國傳(chuan) 統典籍的國學中尋求“一國之立必有其所以自立之精神”的想法，在曆史上曾經受到知識界其他思想流派的批判。但是，國粹派努力從(cong) 中國傳(chuan) 統國學中尋求中華“一國之民族精神”，其實也得到許多知識界的同情性理解和支持，因為(wei) 希望確立“一國之民族精神”，則應該是近代中國不同思想流派的普遍精神追求。就是那些推動西化的自由主義(yi) 者，他們(men) 在國族認同、民族精神的追求上，也是希望確立“一國之民族精神”的。

如民國時期民主主義(yi) 者楊昌濟，雖然也致力於(yu) 引進西方文化而推動中國文化的近代化，但是又有很強烈的民族主體(ti) 性文化意識。楊昌濟在1914年10月曾發表《勸學篇》，係統地闡發了他的中國文化主體(ti) 性理念。楊昌濟對於(yu) 晚清中國的師夷長技、變法維新、建立共和政治軍(jun) 均持積極肯定態度，認為(wei) 引進西方文化是中國近代化的必經途徑。但是，他又強調中國的近代化過程必須以本國的民族文化、民族精神為(wei) 主體(ti) 。他說：“夫一國有一國之民族精神，猶一人有一人之個(ge) 性也。一國之文明，不能全體(ti) 移植於(yu) 他國。”[4]楊昌濟認為(wei) 中國近代化過程太關(guan) 注西方的器物、製度文化，故而呼籲挖掘中華文明的傳(chuan) 統資源。他相信中國近代化應該以中華文化精神為(wei) 主體(ti) ，而這一中國文化的主體(ti) 精神就存在於(yu) 國學典籍中。他說：“且夫學問非必悉求之於(yu) 他國也。吾國有固有之文明，經、史、子、集義(yi) 蘊閎深，正如遍地寶藏，萬(wan) 年采掘而無盡時，前此之所以未能大放光明者，尚未諳取之之法耳。今以新時代之眼光，研究吾國之舊學，其所發明，蓋有非前代之人所能夢見者。”[5]他肯定中華文化有著“萬(wan) 年采掘無盡時”的恒常價(jia) 值與(yu) 普遍意義(yi) ，他希望“以新時代之眼光”來研究傳(chuan) 統學術，以激活中華文化恒常價(jia) 值與(yu) 普遍意義(yi) 。

一百多年來，從(cong) “國學”概念的提出，到今天的“國學熱”，國學之所以能夠不斷興(xing) 盛和發展，其深層次的曆史原因首先是思想史而不是學術史。所以說，“國學”的提出首先並不是一種學術現象，而是一種思想文化現象。“國學”概念從(cong) 出現到今天成為(wei) 一個(ge) 熱詞，恰恰體(ti) 現了一百多年來，在世界進入到以西方文明為(wei) 主導全球化時代以來，古老的中國傳(chuan) 統文化及其精神價(jia) 值曆經了興(xing) 衰起落的巨大曆史演變。

所以說，“國學”看起來是一個(ge) 學術、學科概念，但是，“國學”學科的提出、變革的背後，是為(wei) 了實現民族精神的價(jia) 值建構。“國學”的興(xing) 起和發展，首先應該從(cong) 中華民族精神的價(jia) 值建構的時代需求來考察。我們(men) 認為(wei) ，國學在當代的複興(xing) ，應該從(cong) 中華民族精神的價(jia) 值建構的時代需求來看待，因為(wei) 國學能夠為(wei) 當代中華文明的崛起提供重要的精神支撐。中國崛起與(yu) 中華文明崛起不是一個(ge) 概念，中國崛起是指一個(ge) 獨立的中國在政治上、經濟上的強大，而中華文明崛起則是強調一種延續了五千年的文明體(ti) 係在經曆了近代化、全球化的“浴火”之後，重新成為(wei) 一個(ge) 有著強大生命力的文明體(ti) 係。在世界文明史上，中華文明是唯一曆經五千年而沒有中斷的古文明，並且一直保持其強大的生命力。近代中國學習(xi) 、吸收西方先進文明的同時，開始形成了一種文明的自覺意識，而國學的興(xing) 起，充分體(ti) 現了中華文明的主體(ti) 性自覺。

國學之所以能夠為(wei) 中華民族提供精神源泉，不僅(jin) 僅(jin) 國學中具有中華民族的曆史價(jia) 值和特殊意義(yi) ，同時還包括傳(chuan) 統國學的現代價(jia) 值和普世意義(yi) ，能夠為(wei) 當代世界、未來人類文明建構提供精神資源。現代化導致社會(hui) 的急劇變革，個(ge) 人命運往往變化無常，但是，現代人有關(guan) 駕馭命運的精神動力、行動選擇的人生智慧卻嚴(yan) 重不足，而中國傳(chuan) 統的心性之學能夠為(wei) 當代中國人的安身立命提供幫助，為(wei) 現代人的個(ge) 體(ti) 精神需求提供思想營養(yang) 。特別是現代化轉型過程中，人們(men) 正在麵臨(lin) 著種種社會(hui) 失序的嚴(yan) 重問題，中國傳(chuan) 統的仁愛思想、忠恕之道，仍然可以成為(wei) 建構現代和諧社會(hui) 的價(jia) 值理念。總之，國學傳(chuan) 統中的仁愛、中和、大同等價(jia) 值追求，不僅(jin) 僅(jin) 對中華民族具有重要的意義(yi) ，同時也具有全球性的、普遍意義(yi) 的價(jia) 值觀念，能夠彌補某種單一文明主導的價(jia) 值觀念的缺失。西方人強調西方文明的核心價(jia) 值具有普適性，而中國傳(chuan) 統國學中表達的中華文明核心價(jia) 值同樣具有普適性，能夠豐(feng) 富、完善人類文明，我們(men) 相信，21世紀建構的人類文明，必然是一種多元互補的文明。

三、知識與(yu) 價(jia) 值統一的國學

“國學”提出一百多年了，盡管國學能否成為(wei) 一個(ge) 獨立學科，仍然在爭(zheng) 議與(yu) 討論之中，但是諸多大學紛紛建立國學的研究教學機構，推動國學教育的試點，有關(guan) 國學的著作、教材也出來了許多種。國學學科建設問題受到學界的密切關(guan) 注。

要完成國學的學科建設，需要在當代中國知識界形成一係列共識。如上所述，這些共識中這兩(liang) 點最為(wei) 重要：其一，從(cong) 學科的知識形式來說，國學是中國古典學；其二，從(cong) 學科的知識內(nei) 容來說，國學是民族精神之學。由於(yu) “國學”既要體(ti) 現中國古典學的知識傳(chuan) 統，又要追求中華民族的精神傳(chuan) 統，這樣，國學學科建設的任務十分艱巨，應該實現中國古典學的知識傳(chuan) 統與(yu) 中華民族的精神傳(chuan) 統的統一。

在當代學科分類中，體(ti) 現為(wei) 知識和價(jia) 值統一的學科是人文學科。近代以來，知識界、教育界受科學主義(yi) 思潮影響很深，認為(wei) 一門學科必須是“科學”的，才具有存在的合理性。學界有人認為(wei) 國學、儒學隻是一種價(jia) 值訴求而不具有“科學”性，故而不能夠成為(wei) 獨立學科，就是受了這一種科學主義(yi) 思潮影響。其實，當代人類的文化知識可以分成基本的兩(liang) 大類。英國著名學者斯諾在他的名著《兩(liang) 種文化》一書(shu) 中，將一切文化知識分為(wei) 科學文化與(yu) 人文文化這兩(liang) 種文化。科學知識與(yu) 人文知識確實存在很大區別。一切科學（包括自然科學和社會(hui) 科學）的目的都是要揭示對象的性質和規律，以獲取關(guan) 於(yu) 對象的本質性、必然性的知識，其所要回答的主要是客觀對象是什麽(me) 、為(wei) 什麽(me) 等問題。與(yu) 此不同，人文學科的根本目的則是要探尋作為(wei) 主體(ti) 的人本身，思考人的本質、人的生存意義(yi) 等人的價(jia) 值問題，並由此表達某種價(jia) 值觀念和價(jia) 值理想，從(cong) 而為(wei) 人的行為(wei) 確立某種價(jia) 值導向，其所要解決(jue) 的主要是人應該如何的問題。因此，如果說科學知識是一種求真的真理性知識的話，而人文知識則是一種追求善、美、聖的價(jia) 值性知識。按照馬克斯·韋伯的說法，科學知識源於(yu) 人的工具理性，而人文知識源於(yu) 人的價(jia) 值理性。

中國傳(chuan) 統國學應該是以價(jia) 值理性為(wei) 主體(ti) 的人文知識。盡管中國傳(chuan) 統學術也包括一些科學知識，但我們(men) 今天談的國學學科應該是人文學科。因為(wei) 人類對客觀自然的認識總是在不斷深化，過去的科學知識或者已經過時，或者在不斷改變。但是，人文學科的價(jia) 值則總是非常穩定，那些基本的人文價(jia) 值往往具有恒常性。中國傳(chuan) 統學術本來也是以價(jia) 值理性為(wei) 擅長，那些深刻表達中國人文價(jia) 值的文化經典往往具有恒常性意義(yi) 。國學對人的本質、人的生存意義(yi) 等問題的思考，對價(jia) 值觀念和文化理想的倡導，在當代世界仍然有著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yi) 。所以，作為(wei) 具有恒常價(jia) 值和意義(yi) 的國學經典，仍然可以為(wei) 當代中國和世界提供重要的價(jia) 值資源。

國學是一門人文學科，具有人文學科的一般特點。但是，國學與(yu) 其他文史哲的人文學科有什麽(me) 區別？為(wei) 什麽(me) 要將中國傳(chuan) 統國學看作是一門獨立的學科？這是由於(yu) 國學除了具有人文學科的一般特點外，還具有一係列不同於(yu) 一般中國文學、中國史、中國哲學等人文學科的特點：

其一，中國傳(chuan) 統學術的整體(ti) 性。我們(men) 強調國學應該是一門獨立門類的人文學科，應該不同於(yu) 現代中國大學所設文、史、哲的任何一個(ge) 門類的人文學科，因為(wei) 這些文、史、哲的學科分科、知識體(ti) 係、學科範式、研究方法源於(yu) 西方分門別類的知識傳(chuan) 統。這些文、史、哲的學科均不可能研究一個(ge) 整體(ti) 文明的知識體(ti) 係、價(jia) 值體(ti) 係，特別是不能夠將這一種知識體(ti) 係、價(jia) 值體(ti) 係統一起來作統一性研究。而我們(men) 希望建立的中國古典學，則應該是一個(ge) 將中國傳(chuan) 統學術作整體(ti) 性研究的學科，是一種包括中華文化的知識體(ti) 係、價(jia) 值體(ti) 係的整體(ti) 性研究。

其二，中國傳(chuan) 統學術的延續性。西方的人文學科是在繼承、發展他們(men) 的學術傳(chuan) 統而繁榮起來的，歐洲的文藝複興(xing) 和18世紀的新人文主義(yi) 都是在繼承古希臘羅馬的人文精神中實現創新的。西方現代大學及其體(ti) 製首先是源於(yu) 其傳(chuan) 統的人文知識，他們(men) 的哲學、文學、曆史學、古典學等均是在古希臘羅馬文化學術基礎之上形成的。而中國的新文化運動、整理國故運動乃至新式的大學體(ti) 製，都是在否定自身傳(chuan) 統的基礎上進行的。中國現代大學的人文學科沒有很好地繼承和發展本民族的知識傳(chuan) 統和價(jia) 值傳(chuan) 統。所以，當代中國知識界希望通過複興(xing) 國學、儒學並推動相關(guan) 學科建設，既是為(wei) 了延續中國學術的知識傳(chuan) 統，同時也是為(wei) 了延續中華民族的精神傳(chuan) 統。

其三，中國傳(chuan) 統學術的民族性。人文學科還有一個(ge) 重要特點，即人文價(jia) 值、人文經典具有民族性特點。如果說科學知識強調客觀性、普遍性的話，那麽(me) ，人文知識則總是具有地域性、民族性的特征。表達價(jia) 值理性的人文經典，不像表達工具理性的科學知識那樣，完全以一種以普遍的人類性為(wei) 知識形態特征，而人文知識則是以地域性、民族性為(wei) 基礎。人類人文價(jia) 值理性本來就源於(yu) 各不同地域文明傳(chuan) 統的特殊性，不同文明的聖哲依據自己文明條件而提出了各自文化特點的價(jia) 值體(ti) 係、文化信仰。與(yu) 自然科學、社會(hui) 科學較注意探討普遍規則不同，而人文學科則與(yu) 各民族文化的特殊性緊密相關(guan) ，它提醒人們(men) 注意文明和文化的差異性、多元性，以及不同文明的交流和互補。所以，西方大學的古典學是以古希臘羅馬文明形態為(wei) 研究對象，以探討西方民族、文明傳(chuan) 統的特殊性，並且在各民族文明傳(chuan) 統中尋求普遍性價(jia) 值。而中國大學建立的中國古典學，應該是以整體(ti) 的中華文明形態為(wei) 研究對象，通過探討特殊的中華民族文明傳(chuan) 統，並且在這一特殊的民族文化傳(chuan) 統中尋求普遍性價(jia) 值。

其四，中華文化的主體(ti) 性。將中國傳(chuan) 統國學看作是一門獨立的學科，還與(yu) 人文學科的另一個(ge) 重要特點相關(guan) ，即人文價(jia) 值、人文經典具有主體(ti) 性的特點相關(guan) 。人文學科思考人的本質、人的生存意義(yi) 等人的價(jia) 值問題，總是與(yu) 作為(wei) 主體(ti) 存在的人本身有關(guan) ，與(yu) 一個(ge) 文明體(ti) 係的民族主體(ti) 有關(guan) 。“國學”以“國”名“學”，就是強調這一學科的民族主體(ti) 性、文明主體(ti) 性意義(yi) 。國學的興(xing) 起，本來就鮮明地表達出中華文化的主體(ti) 性要求，故而國學學科的建立，就具有的民族文化主體(ti) 性的特點，表達出中華文化複興(xing) 的要求。

隨著中華文明的複興(xing) 和世界文明多元互補格局的形成，國學的學科建設會(hui) 顯得日益重要。而且，中國人文學科的現狀和發展表明，缺乏對自身知識傳(chuan) 統和價(jia) 值傳(chuan) 統的繼承，人文學科很難有所突破與(yu) 創新。由於(yu) 國學學科建設承擔著建構整體(ti) 性、民族性、延續性、主體(ti) 性的中華文明的曆史使命，所以，在中華文明傳(chuan) 統的繼承、創新和發展的進程中，國學學科建設必將是中國人文學界麵臨(lin) 的一個(ge) 長遠而艱巨的任務。

注釋

[1] 基金項目: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四書(shu) 學與(yu) 中國思想傳(chuan) 統的重建和整合研究》（15 AZD032）。

[2] 胡適：《〈國學季刊〉發刊宣言》，《胡適文存》二集，黃山書(shu) 社1996年版，第6頁。

[3] 《國學即中國古典學》，《光明日報》2010年10月20日“國學版”。

[4] 《勸學篇》，《楊昌濟集》第一冊(ce) ，湖南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73頁。

[5] 《勸學篇》，《楊昌濟集》第一冊(ce) ，湖南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7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