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構第三期中華文明的經典體(ti) 係與(yu) 經學

作者：吳展良

來源：作者授權 伟德线上平台 發布

           原載於(yu) 《文化縱橫》2017年8月號刊

時間：孔子二五六八年歲次丁酉九月十一日庚寅

           耶穌2017年10月30日

［導讀］當今時代是重建中華文明新的經典係統的關(guan) 鍵時期，我們(men) 既要實現對中華文明內(nei) 在傳(chuan) 統的承繼與(yu) 發揚，又要麵對近代以來的種種變革，找到應對意義(yi) 與(yu) 價(jia) 值混亂(luan) 局麵的解藥。吳展良先生從(cong) 既有的經學傳(chuan) 統以及中國的國家/社會(hui) 性質出發，正麵回應了這一問題，並提出我們(men) 在確立中華文明的經典體(ti) 係之時，必須有發展的文明觀念，學習(xi) 並超越性地融合漢、宋、清代經學與(yu) 西方經典。特此刊發，以饗讀者。

【大綱】

一、三期中華文明與(yu) 其經典體(ti) 係

二、華夏文明的根本性經典與(yu) 三期的中國

甲、中華文明的根本性經典與(yu) 其文明基本特質

乙、六經作為(wei) 華夏文明生活方式與(yu) 政教體(ti) 製的根源與(yu) 根本

i.六經與(yu) 孔子

ii.孔子與(yu) 中華文明

丙、四書(shu) 道理體(ti) 係的普遍性與(yu) 特殊性

丁、古典原理在三期中國的展現

三、輔益性傳(chuan) 統經典

甲、從(cong) 子部到經典的老莊

乙、人人當讀的中華佛典

丙、理學經典

四、發展中的現代中華新經典

甲、自由、民主、科學與(yu) 法治等西方啟蒙式經典[2]

乙、融合型與(yu) 傳(chuan) 統型新典：三民主義(yi) 、現代儒學、現代佛道

丙、社會(hui) 主義(yi) 與(yu) 社會(hui) 正義(yi) 經典：馬列毛鄧與(yu) 其他

丁、其他西方、世界與(yu) 中華經典

戊、數百年後而論定

五、建設現代儒學與(yu) 現代經學

六、繼承傳(chuan) 統麵向未來的「現代經學」

甲、發展中的中華文明與(yu) 現代經學

乙、經典的辯證發展

丙、學習(xi) 、超越與(yu) 融合漢、宋、清學與(yu) 西學

七、分門、專(zhuan) 精與(yu) 兼通

甲、「存其大體(ti) ，玩經文」

乙、研究格致誠正修齊治平的根本問題

丙、專(zhuan) 家之學與(yu) 通人之學

丁、以西學研究中華經典

戊、鎔鑄中華文明的新體(ti) 係

一、三期中華文明與(yu) 其經典體(ti) 係

中華文明一直是一個(ge) 「超級的國家型文明」，從(cong) 這個(ge) 觀點來看，中國曆史可依其國家的基本性質分為(wei) 三期。第一期是封建時期，雖然有天子，可是其下各國相當獨立，有數以百、千計的國家，共同組成一個(ge) 依中央禮製所建構的天下型國家。第二期是大一統的帝製時期，從(cong) 秦一直到清末，大體(ti) 上實行或企圖實行由皇帝做為(wei) 最高統治者的郡縣製。第三期則是民國跟共和國時期。[3]這三期中國文明的基本性質都有非常重大的變革。因此，在這三個(ge) 時期，所謂經典或經學的概念，其實相當不同。

第一期的華夏文明，是經的誕生時期，當時還沒有所謂的經學。依清代章學誠，所謂的「經」是記錄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等三代聖王得位行道、經綸世冑，建立穩定政教結構的曆史紀錄。三代聖王透過世界性秩序的建構，讓天下老百姓都能安居樂(le) 業(ye) ，而且在倫(lun) 理、道義(yi) 與(yu) 文化上大幅提升，成就極其斐然，所以後世尊此大業(ye) 之記錄為(wei) 經。[4]

後世所謂的經學主要盛行於(yu) 中國文明的第二期，也就是漢以下的帝製中國。漢人為(wei) 了因應大一統的需要，重新解釋並整理古代的經典。此因秦用法家而速亡，漢初用黃老也產(chan) 生諸多問題，最後隻得法古更化，透過重新學習(xi) 三代之治讓漢朝穩定下來。這顯示中國文明從(cong) 第一期過渡到第二期的過程中，由於(yu) 變化幅度太大，經曆了一段很不穩定的時期。最後，惟有通過重新闡釋並運用三代的經典，方得以建立穩定的新政教體(ti) 係。這才是經學誕生的首要意義(yi) 。此後的中國曆史，則如馮(feng) 友蘭(lan) 所說，從(cong) 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直至清末，學術思想基本上定於(yu) 經學。馮(feng) 先生意存批判以表現他新時代的見解，但古人確實如此。在曆史上，經學讓中國的政教穩定了兩(liang) 千年，自然有其偉(wei) 大的價(jia) 值。

從(cong) 第一期中國轉型到第二期中國當中政教體(ti) 製長期不穩定：先用法家與(yu) 諸子，最後轉回漢人對古代經典的重新詮釋，並融入了法家與(yu) 諸子學。此一曆史經驗特別值得我們(men) 注意。在中國曆史的大轉型時期，政局及其使用的主要思想—也就所謂的「教」——往往變動難定。中國文明從(cong) 第二期到第三期的轉型過程也是如此。如果將中華民國當視為(wei) 第三期中國的第一共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便是第二共和。此第一與(yu) 第二共和的政教體(ti) 製皆不甚穩定，或用三民主義(yi) ，或用馬列毛思想，現在則偏向國族暨實用主義(yi) ，而許多人都認為(wei) 必須思考探索新型態的政教體(ti) 係。中國做為(wei) 如此巨大、舉(ju) 世無雙的「超級國家型文明」，一向需要一個(ge) 適當的政教體(ti) 係才能穩定。從(cong) 漢至清的曆史已經充分說明了這一點，傳(chuan) 統的經學即在此一時期負擔了穩定政教體(ti) 係的功能。如今中國文明已進入第三階段，初期以「主義(yi) 」取代了經與(yu) 經學，但未來仍有必要重建新的經典體(ti) 係與(yu) 經學，否則恐難以維係此一文明之政教體(ti) 係的穩定與(yu) 發展。

不同於(yu) 中國文明，所謂西方文化並非一個(ge) 一體(ti) 的「國家型文明」，而由多個(ge) 國家與(yu) 文明結合在一起，亦缺乏統管「國家政教」的經或經學的傳(chuan) 統。埃及與(yu) 兩(liang) 河流域文明各自發展，兩(liang) 河流域尤其有多種外來文明進入。希臘各城邦的規模很小，政教體(ti) 係極其多樣化。羅馬帝國則由羅馬城邦統一眾(zhong) 多文化高度歧異的殖民地而形成。羅馬衰亡後，西方進入沒有共主的封建時期，靠基督教而非一統國家建立起共通的文明基礎。至於(yu) 現代西方文明，則是在高度分散的封建社會(hui) 與(yu) 基督教文化基礎上，複興(xing) 並發展了希羅的古典文明。是以其文化雖然相通，但政治上高度分裂，最後走上以民族國家為(wei) 基礎的列國體(ti) 製。整體(ti) 而言，西方文明的政治型態，一般趨於(yu) 分散。各期與(yu) 各國的政教也融合表現了各種不同的文明，所以並非一「國家型文明」。另外，印度文明曆史上分裂多於(yu) 統一，且後期的統一主要靠蒙古與(yu) 英國所達成，主要是個(ge) 宗教型文明而非國家型文明。伊斯蘭(lan) 世界雖實行政教合一，仍主要仍屬於(yu) 宗教型文明。早期統一，如今也分為(wei) 五十餘(yu) 國。曆史上，印度與(yu) 伊斯蘭(lan) 文明在其實行政教合一的時期，亦皆有統管「國家政教」的經與(yu) 經學的傳(chuan) 統

在並世人類大文明之中，隻有中國文明長期保持國家型文明的樣態。國家型文明首先必須處理的課題，必然是穩定國家的體(ti) 製。因此，華夏的根本性經典，主要皆聚焦於(yu) 處理建國與(yu) 立國問題——《詩》、《書(shu) 》、《禮》、《樂(le) 》、《易》、《春秋》皆與(yu) 立國體(ti) 製和政教大端密切相關(guan) ，均為(wei) 當時建國、立國的重大文獻或相關(guan) 記載。漢人法古更化、體(ti) 儒用法，此後中國曆代立國的體(ti) 製，尤其社會(hui) 禮教文化，大體(ti) 淵源於(yu) 此，是以後人尊之若天。入宋以後，士人對於(yu) 經典的解釋較偏於(yu) 人倫(lun) 義(yi) 理與(yu) 教化，然而宋元以降政治之積弊日深。民國以來，傳(chuan) 統大衰，提倡傳(chuan) 統的學人多隻能側(ce) 重於(yu) 闡發經典之哲理。若深入考察中華經典的根本，六經與(yu) 四書(shu) 均帶有高度的政治性與(yu) 教化性，不可偏廢，故知宋以下之經學實有所偏。

綜上所述，關(guan) 鍵問題在於(yu) ：華夏文明底下的生存發展，需要何種根本性經典？過去一百多年來，此一問題的答案劇烈震蕩，經過許多深沉的曆史教訓，方於(yu) 今日逐漸浮現。兩(liang) 千餘(yu) 年來，第二期中國的政教體(ti) 係以儒家經典為(wei) 主，維係了文明的穩定與(yu) 繁榮。然而，此一體(ti) 係在近代遭逢西方文明後，受到一連串的重挫，乃至有亡國滅種之憂，從(cong) 而引發革命。此後中國的政教係統便不斷更替，至今難以穩定。起初，革命黨(dang) 以為(wei) 民族主義(yi) 與(yu) 民主思想能解決(jue) 問題，但民初政治分裂混亂(luan) 。袁世凱企圖恢複帝製與(yu) 儒教，各地軍(jun) 事強人割據。之後國民黨(dang) 以三民主義(yi) 與(yu) 列寧化的革命黨(dang) ，作為(wei) 新的政教中心，方能局部性地統一中國，獲得初步的成功，卻依舊未能應付內(nei) 亂(luan) 外患的挑戰。共產(chan) 黨(dang) 起而代之，改行共產(chan) 主義(yi) 與(yu) 馬列毛思想，獲得前所未有的成功。但在文化大革命之後，此一體(ti) 係又發生巨大的變化，並引起深刻爭(zheng) 論。百年來中國人所服膺的政教方針始終未能穩定，是以吾人至今皆難以確定第三期中國的政教體(ti) 係究竟應當安頓於(yu) 何處，主導整個(ge) 國家政治、經濟、社會(hui) 、文化主要架構與(yu) 內(nei) 涵的基本經典又是什麽(me) ？因此，為(wei) 了中華文明的穩定發展，我們(men) 必須重新思考如何確立中華文明新的經典體(ti) 係。

二、華夏文明的根本性經典與(yu) 三期的中國

首先，從(cong) 整體(ti) 文化與(yu) 政教淵源來看，華夏文明的根本經典仍應當是六經與(yu) 四書(shu) 。六經是華夏文明生活方式和政教體(ti) 製的根源與(yu) 根本，四書(shu) 則是對其所蘊含的基本道理所作的偉(wei) 大發揮。這關(guan) 係到華夏文明之所以能穩定發展，及其道理體(ti) 係的根本價(jia) 值。六經何以是華夏文明生活方式和政教體(ti) 製的根源與(yu) 根本？因為(wei) 傳(chuan) 統政治、社會(hui) 、學術、文化，皆主要淵源於(yu) 六經所代表的古典時代。[5]經過數千年的積累，即使時而至今，華夏文明的各種基本特性莫不與(yu) 六經四書(shu) 相關(guan) 。例如對於(yu) 家、親(qin) 人、人情與(yu) 人際關(guan) 係的重視，至少可以追溯到商周的祖宗崇拜與(yu) 宗族體(ti) 係。另一方麵，自三代以降，政治而非宗教才始終是中華文明的核心，而中國文明之政治，傾(qing) 向於(yu) 照顧整體(ti) 的秩序與(yu) 福祉。這淵源於(yu) 三代的宗族主義(yi) 以及由天子、諸侯、卿、大夫、士構成的政治體(ti) 製，再透過封建禮製所完成的整體(ti) 秩序，深入滲透後世的郡縣製度與(yu) 政治社會(hui) 文化。封建禮製以照顧整體(ti) 的秩序與(yu) 平衡為(wei) 第一義(yi) ，後世雖號稱帝王一統，仍必須重視中央與(yu) 地方的平衡。而現代無論中華民國或中華人民共和國時期，都依然有中央及廣大地方間的平衡問題。換言之，從(cong) 三代以降，中國文明的諸多基本特質始終延續。此種高度的延續性，當然有其內(nei) 在根源。

兩(liang) 千多年第二期中國的穩定性，很高程度建立在對第一期中國所產(chan) 生的《詩》、《書(shu) 》、《易》、《禮》、《樂(le) 》、《春秋》等經典的不斷闡釋與(yu) 運用。法家式的秦代官僚、法律與(yu) 郡縣等製度固然非常重要，在漢朝以降卻隻被當作社會(hui) 上層行政架構，至於(yu) 中國的社會(hui) 生活與(yu) 文化，乃至政治觀念，兩(liang) 千年間雖頗有變化，其基本原理卻一直延續三代。換言之，第二期中國無論在觀念或製度上，皆大量沿襲自第一期中國。此所以經學一直為(wei) 儒者所尊，並成為(wei) 科舉(ju) 考試的主要內(nei) 容，直至清末才廢除。四千年來中國人的學術、思想、禮法、生活方式與(yu) 文化，都深受經學的籠罩。盡管許多人認為(wei) ，經學在現代化之後已經成為(wei) 過去式，不但不再被需要，而且是必須破除的限製。但如從(cong) 比較文明的觀點來看，華人或中國人的基本生活方式與(yu) 思想文化，至今仍明顯不同於(yu) 西方人、印度人及回教徒。這些差異從(cong) 何而來？即使中國人往往不自覺，外國學者與(yu) 觀察家普遍認為(wei) 中國特質顯然源自儒家的政教體(ti) 係。由是觀之，六經與(yu) 四書(shu) 實為(wei) 華夏文明的根本，數千年來國族的生命賴之而存。其中必有甚深奧義(yi) 有待發掘，並非簡單的現代化理論或某種主義(yi) 、學說所能取代。

第三期中國雖然經過天翻地覆的革命，輸入了大量西方學理，其建國過程卻大體(ti) 延續了傳(chuan) 統中國打天下的方式，而與(yu) 所有西方國家不同。毛澤東(dong) 打敗蔣介石，好比當年劉邦打敗項羽或朱元璋打敗陳友諒，而後平定天下。毛澤東(dong) 與(yu) 朱元璋均帶領由基層農(nong) 民所組成的紅軍(jun) ，而且同樣運用信仰，不過昔年的信仰是明教，現在則是馬列毛。[6]第三期中國的建國方式不是自由、民主和法治，因為(wei) 這些理念在民國時期無所著力，無法有效建國。新中國的建立，明顯沿襲了幾千年來的曆史格套，故而在立國之後，其政治的基本型態亦不容易改變。中國曆代開國的格局一般難以改變：明太祖建立明朝，其基本政治型態經過太祖、成祖兩(liang) 代定製，此後兩(liang) 百年大抵無法改變。宋代王安石變法亦以失敗收場；漢代嚐試改變，結果鬧出王莽，一度亡國。然而，為(wei) 何中國政治開國後的基本格局不易改變？主要因為(wei) 中國的規模極為(wei) 巨大。如此巨大的國家，一旦基本的政教體(ti) 製發生變化，稍有不慎，便是千萬(wan) 人頭落地、血流成河。當然，這並非意味著中國文明與(yu) 朝代的基本體(ti) 製不能改變，但從(cong) 曆史經驗來看，確實很不容易。

在這層意義(yi) 上，「現代中國」是否真的已「西化」或「現代化」？「現代中國」不理會(hui) 或拋棄舊中國的體(ti) 係與(yu) 格局，是否能夠安定下來？恐怕實在未必。各種曆史研究皆顯示，現代中國的政治、經濟、社會(hui) 與(yu) 文化等諸多基本構造與(yu) 要素，都與(yu) 傳(chuan) 統有非常密切的關(guan) 係，尤其與(yu) 明清的傳(chuan) 承性很高。例如黨(dang) 主席、總書(shu) 記或「核心」之於(yu) 皇帝的決(jue) 策權，中央政治局之於(yu) 清代軍(jun) 機處或明代內(nei) 閣，兩(liang) 百多個(ge) 中央委員之於(yu) 清代約兩(liang) 百多名可直接上奏的大臣，乃至中央與(yu) 地方的關(guan) 係等等，在基本結構上都與(yu) 明清有相當大的類似性，而不同於(yu) 西方任何一個(ge) 國家。由是觀之，中國基本的政治、經濟、社會(hui) 與(yu) 文化等結構並不容易發生根本性的改變，一般人大多高估了中國大革命與(yu) 現代化的意義(yi) 。如果經過百年來不知死了多少人與(yu) 流了多少血的多次大革命之後，中國文明的「基態」仍難以改變，期望之後發生斷裂性的改變恐怕也絕不容易。以中國規模之大，內(nei) 部狀況之複雜，之後的政治即使自由民主化，諸如菁英、集中、整合性等政治特質，恐仍將以一種新型態延續。現代中國固然在各方麵已有巨大改變，然而從(cong) 深層結構與(yu) 大曆史的角度來看，傳(chuan) 統中國的延續性卻仍然相當強。合延續與(yu) 巨變兩(liang) 方麵同時客觀考察，才更能接近真實。

從(cong) 社會(hui) 與(yu) 文化來看，作為(wei) 中華文明根基的家族倫(lun) 理，其源頭與(yu) 基礎皆在於(yu) 家族，而家族關(guan) 係的親(qin) 疏遠近規定於(yu) 《喪(sang) 服》。從(cong) 先秦到清末，《儀(yi) 禮・喪(sang) 服》規定了中國人與(yu) 人之間的基本關(guan) 係，影響不可謂不深遠。中國的家庭與(yu) 家族主義(yi) 發達，是以個(ge) 人主義(yi) 始終不發達。立基於(yu) 自然與(yu) 血緣關(guan) 係的家對於(yu) 中國人或華人而言極度重要，從(cong) 三代以降，始終是其生命、倫(lun) 理、價(jia) 值與(yu) 道德的根本。在民國以前同時是社會(hui) 與(yu) 政治組織的根本。三代的政治屬於(yu) 家國同構，盡管秦漢之後政治「體(ti) 儒用法」，並非家國同構，但家族與(yu) 擴大的家族主義(yi) 仍然是中國社會(hui) 與(yu) 文化的基本特色，也是華夏文明生活方式與(yu) 政教體(ti) 製的根源與(yu) 根本。現代化之後，中國人固然提倡各種超越血緣關(guan) 係的政治社會(hui) 與(yu) 經濟組織，但當今中國立國之本，其實依舊是「國家主義(yi) 」，亦即將對於(yu) 家的情感，放大至對於(yu) 「國家」這個(ge) 大家庭，未曾擺脫「擴大的家」的概念。至於(yu) 中國的社會(hui) 主義(yi) ，雖然名義(yi) 上以照顧受迫害者與(yu) 弱勢者為(wei) 目標，但實際上卻更接近「集體(ti) 福址主義(yi) 」與(yu) 「國家主義(yi) 」，仍然為(wei) 一種傳(chuan) 統大家庭思想與(yu) 情感的擴大，對於(yu) 社會(hui) 上受迫害與(yu) 弱勢者的照顧反而有限。以上種種傳(chuan) 統特質在今日固然均麵臨(lin) 現代個(ge) 人主義(yi) 與(yu) 人為(wei) 主義(yi) 的嚴(yan) 重挑戰，但也不容易舍棄。既因子千年的傳(chuan) 統不易去除，也因西方當代的個(ge) 人主義(yi) 與(yu) 人為(wei) 主義(yi) 均已產(chan) 生很多本質性的問題。

以上所論僅(jin) 為(wei) 其中一例，中國文明在政治、經濟組織、社會(hui) 構造、宗教、學術、思維方式、情感、行為(wei) 模式、文藝心靈等所有重要層麵幾乎均與(yu) 西方文明有著根本性的不同。雖然屢經革命，數千年的傳(chuan) 統對於(yu) 現當代中國文明仍有著極深的影響。從(cong) 文明的深層結構到具體(ti) 麵貌上，傳(chuan) 統特質依然處處可見。所以即使到了現今世界，華夏文明的根本性經典恐怕依然必須是六經，因為(wei) 他是華夏文明生活方式與(yu) 政教體(ti) 製的根源跟根本。

既然國體(ti) 與(yu) 時代巨變，新時代講述與(yu) 理解六經的方式，自然必須與(yu) 傳(chuan) 統的，亦即第一、二期中國不同。漢代以降一般認為(wei) 孔子刪《詩》、《書(shu) 》，訂《禮》、《樂(le) 》，作《春秋》，六經經過偉(wei) 大的聖人之手，所以為(wei) 六經。但是近現代的史學研究其實一再顯現孔子並沒有如前人所說的那樣刪《詩》、《書(shu) 》，訂《禮》、《樂(le) 》。孔子確實作了《春秋》，但意義(yi) 也與(yu) 傳(chuan) 統說法不同。[7]基本上，六經是由古代建立世界秩序的先王們(men) 所留存，可以垂之久遠的政教曆史。這些記錄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及其賢臣與(yu) 後代英主所開創之政教為(wei) 中心，後人以其為(wei) 偉(wei) 大典範以及現有體(ti) 製與(yu) 文化的根源，故不斷加以研究，且高度崇敬。《論語》、《孟子》、《爾雅》與(yu) 《孝經》原本皆不列於(yu) 經。六經作為(wei) 古代傳(chuan) 世的政教典範，其核心是詩書(shu) 禮樂(le) 。周公製禮作樂(le) 而安天下，這個(ge) 「禮」包括了社會(hui) 、經濟、文化、宗教、學術、藝術等方方麵麵，屬於(yu) 整體(ti) 的構成。這是第一期中國政教秩序的核心。毛澤東(dong) 作為(wei) 第三期中國最主要的建構者，在推翻一切之後，也希望重新製禮作樂(le) ，創作一套包含政治、經濟、社會(hui) 、文化等各方麵的完整體(ti) 製。當然，毛澤東(dong) 也希望其所創製能像周公製禮作樂(le) 一般，垂之久遠。

孔子學習(xi) 古代先王留下的經典，再經過自己的思考體(ti) 會(hui) ，融成一個(ge) 完整的道理體(ti) 係。因此，孔子最重要的貢獻在於(yu) 解釋並發揮了六經的根本道理。孔子也根據魯史作了《春秋》，史書(shu) 與(yu) 史官原本是周代維持世界政治秩序中很重要的一環，史書(shu) 經孔子筆削，而表現出應有的世界秩序，獲得新的意義(yi) 。孔子繼承偉(wei) 大政教傳(chuan) 統，並藉之創造了一個(ge) 完整深刻的道理體(ti) 係，這點非常重要。六經包括政治、經濟、社會(hui) 、學術、宗教、藝術等各方麵的製度文化，本以周代的政教為(wei) 中心。孔子學了文武之道，對六經體(ti) 會(hui) 反思後，才創造了儒家的道理體(ti) 係，四書(shu) 的第一本書(shu) 《論語》於(yu) 焉而生。孔子的道理體(ti) 係廣大周遍，而以仁義(yi) 禮智、孝悌忠信為(wei) 本，德智兼修為(wei) 基。孟子與(yu) 《大學》、《中庸》都繼承了孔子的學說。孟子深刻發揮仁義(yi) 對於(yu) 人生人世的無上價(jia) 值與(yu) 性善的道理。《大學》與(yu) 《中庸》則深富天道與(yu) 性命的內(nei) 涵，並提供了學聖賢的具體(ti) 辦法，而為(wei) 宋以下的中國人普遍重視。四書(shu) 主要提倡仁義(yi) 禮智、孝悌忠信的道理，從(cong) 古代重要的政教文化舉(ju) 措當中，抽繹出一些最根本的道理。這些價(jia) 值具有高度的普遍性，直至今天。

上下尊卑是古代治理天下的重要原則，而深受現代人批判。第一期中國是貴族製，又特重整體(ti) 的秩序與(yu) 福祉，上下尊卑在各方麵均極為(wei) 重要。天子、諸侯、卿、大夫、士按照他們(men) 在政治上的不同地位，給予飲食起居禮儀(yi) 等各方麵不同的待遇。到了第三期中國，六經中上下尊卑的講法不能再延續，但仁義(yi) 禮智、孝悌忠信、德智兼修等道理並沒有問題。這些人生基本德目或目標很具有普遍性，且與(yu) 新時代的事物——無論是自由、民主、平等、法治、科學或者社會(hui) 主義(yi) ——並無根本性的矛盾。因此，四書(shu) 的道理體(ti) 係比六經更具有普遍性；但後人仍不能不研究六經，因為(wei) 它是華夏幾千年文明的根基，四書(shu) 實源於(yu) 此。

六經與(yu) 四書(shu) 體(ti) 係也有其特殊性。其特殊性首先在於(yu) 中國自古的政教體(ti) 製非常巨大，必須照顧到億(yi) 萬(wan) 眾(zhong) 生，故而非常看重整體(ti) 的生存發展，以及彼此的互保互育，所以特別強調「仁」的概念。再者，由於(yu) 中國不是宗教型文明，一切人生義(yi) 理必須另有所本，所以選擇源於(yu) 也含攝人倫(lun) 關(guan) 係的仁義(yi) 當作做人的根本。現代的自由、民主、正義(yi) 乃至法治的概念，源於(yu) 古代雅典。雅典隻是一城邦，其政治的規模相當小，通常隻有三、四萬(wan) 的自由人，最多時亦不過十萬(wan) 。另外，雅典同時是個(ge) 高度商業(ye) 化的文明。相較之下，中國這樣的大農(nong) 國與(yu) 宗族社會(hui) ，自文明肇始之際，其所需的政教體(ti) 係就與(yu) 商業(ye) 化的小城邦雅典截然不同。西方一切政治、社會(hui) 理論與(yu) 文化的主要源頭是雅典與(yu) 羅馬，再加上埃及與(yu) 兩(liang) 河文明的遠源，兼以基督教文明的涵育，使得西方文明從(cong) 一開始就與(yu) 中國文明大為(wei) 不同。舉(ju) 例而言，西方的法治有兩(liang) 個(ge) 重要根源：首先，法律起源於(yu) 宗教誡命，超越的宗教傳(chuan) 統讓西方人有一個(ge) 悠久的守法傳(chuan) 統，從(cong) 蘇美法典、漢摩拉比法典、《聖經》的十誡到《舊約》的種種律法皆然。其次，共和國製的城邦係由自由公民與(yu) 權貴集議立約，共同選擇創造保護自己與(yu) 城邦的製度與(yu) 法律。因此共和國的人民有深刻的自主、自律的概念，其守法的性格深入骨髓。相反地，中國人身上則根本找不到這種深層的守法性，這主要因為(wei) 中國人既缺乏宗教立法的傳(chuan) 統，也沒有城邦式自主立法的傳(chuan) 統，雙方的大傳(chuan) 統實有巨大差異。以上舉(ju) 例說明了六經與(yu) 四書(shu) 的道理體(ti) 係既有普遍性也有特殊性。其普遍性在於(yu) 仁義(yi) 禮智和孝悌忠信等基本德目與(yu) 德智兼修的追求。其特殊性則例如四書(shu) 何以特別強調上述德目，而非自由、平等、正義(yi) 等德行；以及對於(yu) 性本善以及人可以通過德智兼修而完成的肯定。中國文明與(yu) 西方文明各自的體(ti) 製不同，其所強調的德行與(yu) 人生目標亦不相同，但彼此亦能互相欣賞，互相補益。我們(men) 既要認識六經四書(shu) 道理體(ti) 係的普遍性，也要認識其特殊性，才能深入繼承本文明的主體(ti) 特質，又能夠不斷吸收與(yu) 發展新文化。

三、輔益性的傳(chuan) 統經典

第二類是輔益型的傳(chuan) 統經典。就此方麵，建議納入老莊、中華佛典與(yu) 理學經典。學者難免懷疑，理學原本列於(yu) 子部，而老莊與(yu) 佛家的經典均不在四部——僅(jin) 釋道類後代中國人著作收在子部之末，是否可列入經典？[8]若將老莊、中華佛典與(yu) 理學經典列入經部，必然引起很大的爭(zheng) 論。但在曆史上，他們(men) 確實對中華文明的發展發揮了巨大的作用，深深浸入幾乎每一個(ge) 華人的生命之中，應該列入第三期中華文明的重要經典，但必須在性質上與(yu) 根本性經典進行區分。筆者認為(wei) ，他們(men) 不代表中華文明的源頭、根本或結構，但對此文明的運作大有幫助。是以不屬於(yu) 根本性的經典，而是輔益型的傳(chuan) 統經典。

中國人讀老、莊兩(liang) 千餘(yu) 年，老莊對於(yu) 儒家有很多根本性的批評，與(yu) 儒家相反而相成。儒家容易拘守於(yu) 禮法與(yu) 各種整體(ti) 性關(guan) 係，老莊則讓人能逍遙，自由開展個(ge) 人的生命體(ti) 驗。老莊深入探討天地自然廣大豐(feng) 富的意蘊，其氣化的宇宙觀成為(wei) 中華後世宇宙觀主軸。老莊同時深入探討語言、知識、身體(ti) 的奧義(yi) ，直探其本性，從(cong) 而具有豐(feng) 富的意義(yi) 與(yu) 現代所謂的哲學性，乃中國哲學性思想的重要源頭。

佛教從(cong) 漢代進入中國，影響至為(wei) 深遠，提供中國傳(chuan) 統所較缺乏的「宗教」，尤其是「人生宗教」麵向。在中華佛典方麵，《心經》、《金剛經》、《六祖壇經》等屬於(yu) 人人當讀的佛典。《大乘起信論》、《楞嚴(yan) 經》、《大方廣佛華嚴(yan) 經》、《妙法蓮華經》或許也可以選擇納入。佛學入中國兩(liang) 千年，與(yu) 儒家相反相成，與(yu) 道家則既競爭(zheng) 又融合。儒釋道三教長期成為(wei) 華人的心靈歸宿。到了近現代，儒家與(yu) 道家頗為(wei) 衰落，反而佛教在民間的延續性甚強。佛學的哲學性與(yu) 哲理性，同時非常為(wei) 學界所重視。

 懸空寺三教殿塑像，中為(wei) 釋迦牟尼，左為(wei) 孔子，右邊為(wei) 老子。在曆史進程中，三者融匯貫通，造就了中華文明的一部分。

儒釋道三家早已融入中國曆史之中，其中最為(wei) 重要的融合結果便是理學的誕生。在融合之前的中國，魏晉南北朝主要盛行老、莊，隋、唐則流行佛學乃至道家。然而，當中國的主導性思想為(wei) 老莊跟佛學時，容易在政治與(yu) 社會(hui) 上發生問題。舉(ju) 例而言，士大夫在上朝議政與(yu) 主持家務時用儒家，而個(ge) 人之心靈世界則安頓於(yu) 佛、老之學，人生分成兩(liang) 截，心態與(yu) 內(nei) 涵矛盾。以唐代為(wei) 例，唐代風氣與(yu) 今天頗為(wei) 相似，平常追求功名利祿、酒色財氣，崇尚自然人性，喜歡富強、宏大、征服與(yu) 進取，但在另一方麵，內(nei) 心又有許多苦痛煩悶，故而普遍相信佛道。這形同將人生分成兩(liang) 截，矛盾而且不理想。降及宋明理學，才將佛家與(yu) 老莊的優(you) 點盡量吸收進儒家。在此之後，理學化的儒學長期獨尊，超過佛教跟老莊，直到清末都主導著中國政治與(yu) 教化。所謂「前有孔孟，後有程朱」的說法淵源於(yu) 此。由是觀之，理學經典應該也可以列入輔益性的經典。

四、發展中的現代中華新經典

第三類，也是是最難確定且具有爭(zheng) 論性的，是為(wei) 發展中的現代中華新經典。傳(chuan) 統的經學跟經典有一個(ge) 重大缺點，就是缺乏發展性。中華文明幾千年來一直守著幾部經典，認為(wei) 古代的聖人太偉(wei) 大，一切的道理都已經「致廣大、盡精微」，而無以超越。這種想法使中華文明很難發展。[9]因此，中國文明到了新時代，必須深入反思，也不斷加入新的經典。本文所論中華文明的經典與(yu) 經學，是一種隨著曆史發展，不斷擴充的經典與(yu) 經學的觀念。本此發展性的觀念，在新時代中，當然必須納入代表現代性的經典。

現代性的核心是自由、平等、民主、科學、法治與(yu) 社會(hui) 正義(yi) ，這是西方近代發展出的偉(wei) 大的成果，其中包含許多的經典，數之不盡，難以盡收。要如何變成中華新經典？必須由曆史來選擇，使部分最重要也最適合的西方經典，通過時間的考驗，融入我們(men) 的文明體(ti) 係。中國體(ti) 係已經存在四、五千年，並不是每一樣輸入的東(dong) 西，都能被順利接受。近現代引進的西學，其中有些影響巨大，除各種自然科學外，另有天演論、民族主義(yi) 、國家思想、穆勒的自由說、盧騷的民主思想、實驗主義(yi) 、多種社會(hui) 主義(yi) 等等；但同時也有更大量的西方學說未曾帶來重大的影響。我們(men) 應對所有的西方學理保持開放的態度，然而何者將成為(wei) 中華新經典則有待曆史的選擇。與(yu) 此同時，許多以提倡引進西學為(wei) 主的學者，例如前期梁啟超、魯迅、陳獨秀、胡適等大家的著作，其作品皆大有可采的部分。未來應該有人擇其可傳(chuan) 、當傳(chuan) 的部分，做出選集，列入中華現代經典。

除上所述，現代中國自身發展出來的傳(chuan) 統型或融合型的經典亦相當重要。儒家學人繼承傳(chuan) 統文化的精華，麵對西方現代性的巨大挑戰，做出了許多重要論述，例如康有為(wei) 、後期梁啟超、梁漱溟、錢穆、熊十力等大家，乃至一些新儒家的學人，都做出了值得注意的成果。此外，近現代的佛道之學，如太虛、歐陽竟無、印順、呂澂等人都值得關(guan) 注。相形之下，道家與(yu) 道教的傳(chuan) 承較隱密，需要有熟知其內(nei) 涵的人為(wei) 之整理。無論儒釋道三家，未來都需要有人擇其可傳(chuan) 與(yu) 當傳(chuan) 的部分，做出選集，列為(wei) 中華現代經典。

在此必須特別提出三民主義(yi) 。三民主義(yi) 何以重要？首先，其民族主義(yi) 是辛亥革命的基礎，沒有民族主義(yi) 就沒有中華民國，而「國族主義(yi) 」至今仍為(wei) 中國立國的基礎。再者，孫中山的民族主義(yi) 既重視本民族的獨立自主，也兼顧世界大同，既重視本民族道德與(yu) 學術的繼承，並且對世界開放。孫中山曾說：革命派裏頭隻有我繼續講傳(chuan) 統，其他人都反傳(chuan) 統。在革命的浪潮中，既能麵向世界，又能繼承傳(chuan) 統，實為(wei) 及難得的少數。孫先生不僅(jin) 西書(shu) 讀得最多，同時擅於(yu) 融會(hui) 貫通與(yu) 創造。他的民權主義(yi) 一方麵強調自由民主，另一方麵發揮傳(chuan) 統菁英思想。此因廣土眾(zhong) 民、各地文化與(yu) 民族矛盾甚多的中國政治，難以走上缺乏菁英領導的政治製度。是以孫中山主張人民有權、政府有能的「權能區分」製，嚐試建立一個(ge) 菁英型的民主化「萬(wan) 能政府」。他說老百姓或許是阿鬥，但一群阿鬥可以選出能幹的諸葛亮，這相當符合中國政治的實際。中國政治至今仍脫離不了高度的菁英主義(yi) ，可以為(wei) 證。另外，孫的民生主義(yi) 兼顧社會(hui) 主義(yi) 跟資本主義(yi) ，並以發展國家與(yu) 個(ge) 人資本為(wei) 先，也是其高瞻遠矚之處。中國至今仍須兼顧國族與(yu) 世界主義(yi) 、資本與(yu) 社會(hui) 主義(yi) ，自由民主與(yu) 菁英主義(yi) 。由是觀之，孫先生的三民主義(yi) 至今仍有重要的引領意義(yi) 。

接下來是社會(hui) 主義(yi) 經典，其中對現代中國有重大影響的，當然首推馬列毛。雖然有不少人對此抱持異議，但從(cong) 大曆史的角度來看，中國近百年來有兩(liang) 個(ge) 最根本的問題：第一是必須快速現代化的問題，第二則是如何重新建國與(yu) 立國的問題。亦即在新的世界列強壓迫與(yu) 列國體(ti) 製下，中國傳(chuan) 統的國家體(ti) 製無以支撐，必須轉型成一個(ge) 新型態的國家。清末變法既然未能成功，中國隻好重新建國與(yu) 立國。然而經過民國初期的實驗，發現無法憑借自由民主與(yu) 議會(hui) 的方式達成中國的建國，最後逼出由組織嚴(yan) 密、權力集中的政黨(dang) 領導革命。國民黨(dang) 、共產(chan) 黨(dang) 都是列寧化的政黨(dang) ，通過菁英化的黨(dang) 員掌控黨(dang) 政軍(jun) ，並領導群眾(zhong) 從(cong) 事革命。[10]若無法有效地建國，根本無法在內(nei) 亂(luan) 外患中從(cong) 事建設。中國近代史的第一要務就是重新建國與(yu) 立國，馬列毛對此當然有大功。

運用某種主義(yi) 而成功，並不表示該主義(yi) 就是真理。這其實顯示中國體(ti) 係需要在此一時期運用該主義(yi) 來解決(jue) 某些重大問題。馬列毛思想在第三期中國初期的建國立國過程中，造成如此重大的影響，自然功不可沒。但至於(yu) 下一個(ge) 階段當如何，則必須等未來論定。不僅(jin) 馬列，若沒有毛澤東(dong) ，現代中國完整的建國立國仍不知道要等到什麽(me) 時候。在此之前，陳獨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與(yu) 國際派皆不能成功。毛澤東(dong) 在建國方麵的貢獻，古今鮮有其比，屬於(yu) 數百年難得一遇的人才。然而，毛澤東(dong) 在如何立國方麵，卻發生很大問題。他用整風、運動，尤其是以延安經驗領政，以農(nong) 民團體(ti) 的方式發展現代化，最後都不能成功。即使如此，毛澤東(dong) 對於(yu) 今天中國體(ti) 係之形成仍有絕對重要的影響。當然，在此之後的鄧小平也有重要影響，同樣都必須深入研究。惟有如此，方能深入認識今天的中國體(ti) 係為(wei) 何物。

無論來自西方或中國自身的經典，也無論是自由民主派、傳(chuan) 統派、融合派與(yu) 共產(chan) 、社會(hui) 主義(yi) 派的經典，他們(men) 做為(wei) 中華文明之經典的價(jia) 值，在今日尚難以充分確認，而有待數百年後論定。筆者個(ge) 人認為(wei) ，上述這些類別中最優(you) 秀的經典，在數百年後都將留下來，並應整理成幾本重要的典籍。曆史與(yu) 經典學家，現在就可以開始不斷地編集與(yu) 討論這一百年有真正重要性，應該會(hui) 留下來的經典作品。如此一來，隨著中國現代化的逐漸成功，孰優(you) 孰劣，數百年後自然清楚明白，現在不必過度爭(zheng) 論。

當今時代是開始重建中華文明新經典係統的關(guan) 鍵時期。必須要有新的經典係統，否則一切的意義(yi) 與(yu) 價(jia) 值難免混亂(luan) 不堪。就中華文明而言，根本性經典仍是六經與(yu) 四書(shu) 。在曆史上，中華文明曾在此基礎上吸收了老莊和佛家，今天也當進一步吸收西學。隻要鑿井及泉，掌握根本義(yi) ，隨順時代因革，自然能夠吸收自由主義(yi) 、社會(hui) 主義(yi) 以及各種具有價(jia) 值的現代與(yu) 西方思想文化。若論其矛盾，佛教主張出離，與(yu) 儒家更為(wei) 矛盾，但最終亦得以融合。主張無為(wei) 與(yu) 為(wei) 我的老、莊，與(yu) 儒家非常矛盾，而同樣早已融合。這正是古人偉(wei) 大的地方。隻要有足夠的聰明智慧，並善於(yu) 掌握雙方最根本的原理，便能夠在更深刻的意義(yi) 上加以融合。人性相通，世界為(wei) 一，隻要是真正最好的傳(chuan) 統，和真正最好的西方與(yu) 現代性，就必能融合。事物在第二義(yi) 、第三義(yi) 的時候，經常矛盾；一種思想陷入教條主義(yi) 時，更經常與(yu) 其他事物發生矛盾。然而一旦講到最高、最深之時，反而能夠融合。譬如前述仁義(yi) 禮智等儒家最根本的道理，與(yu) 自由、民主、法治與(yu) 社會(hui) 主義(yi) 並無必然的矛盾。與(yu) 老莊、佛教強調無欲無執的道理也不矛盾。當然，不矛盾並不意味著相同，這就必須善為(wei) 融通調和了。

從(cong) 整體(ti) 來看，中華文明大概很難不以六經跟四書(shu) 所揭示的根本道理為(wei) 主。曆朝曆代皆在此一基礎上，像海綿般不斷吸收新的因素。所謂「海納百川，方能成其大」，這正是中華文明偉(wei) 大的地方。曆史上中華文明其實是因為(wei) 不斷吸收異族的成分才能成其大。舉(ju) 例而言，一般認為(wei) 秦是華夏，其實秦在當時被稱為(wei) 蠻夷。秦融合了西戎與(yu) 歐亞(ya) 草原帶的文化與(yu) 血統，將中原國家一一消滅，從(cong) 而統一中國。魏晉南北朝時期，更有大量胡族的文化血統融入。至於(yu) 隋唐盛世，亦如陳寅恪先生所指出：隋唐製度淵源於(yu) 北朝，而北朝君主都是胡人。[11]唐代以融合胡漢與(yu) 對世界開放著稱。明清時期，中國正因未能及早融入西學，後來百餘(yu) 年一直處於(yu) 劣勢，所以中國一定要有開放的心胸。然而，中國亦不能沒有自身的根本，否則流蕩難歸，無以自立。西學各家各派甚為(wei) 分歧，中國究竟要師法美國、英國、法國、德國，抑或俄國？根據過往百餘(yu) 年的曆史，以上各國文明，中國皆曾師法，卻無一能照抄。因此，惟有本諸自身的文明體(ti) 係與(yu) 曆史脈絡，勇於(yu) 吸收外來文明，不斷改造、發展出自己的政治教化與(yu) 經濟社會(hui) 體(ti) 製。也因為(wei) 如此，經典必須隨之變化，此即筆者試圖提出的新時代的經典概念。

五、建設現代儒學與(yu) 現代經學

接下來，筆者將在上述意義(yi) 下討論如何建設現代儒學與(yu) 現代經學。「現代經學」是「現代儒學」的一部分，故首先必須探討如何建設「現代儒學」。基本上，中國今天的學術界實為(wei) 西方學術界的附庸，所有的學術分類、研究方法乃至所用語言都按照西方學術進行，無所謂真正的儒學。目前學界所有嚴(yan) 格意義(yi) 上的學術衡量，皆以西歐、北美為(wei) 準，不符合此一標準即不入流。就學習(xi) 西學而言，這有其必要，在學習(xi) 階段確實必須這麽(me) 做，筆者亦主張講西學就應該徹底地照西方的標準。然而，隻有西學恐不能解決(jue) 中國的問題。首先，人生的價(jia) 值、意義(yi) 、道德與(yu) 倫(lun) 理問題，以及中國許多根本性的文化與(yu) 社會(hui) 的問題，隻用西學難以解決(jue) 。其次，中國的政治問題其實無法隻靠西方政治學來解決(jue) 。如果不懂得中國政治與(yu) 曆史的獨特性，以及中國政治社會(hui) 運作的方式，其實難以處理。中國當今的政治型態高度繼承中國傳(chuan) 統，尤其是明清以來的政治型態，其中問題並非隻依靠西方的政治學就能解決(jue) ，一定要有自己本身的學問。就其大者而言，中國之為(wei) 中國，依據六經、四書(shu) 與(yu) 諸史，首先是一個(ge) 以高超的倫(lun) 理與(yu) 文化所摶成的國家。若其倫(lun) 理與(yu) 文化衰敗，則危機四伏。例如中國的疆域，依《尚書(shu) ．禹貢》，當分侯、甸、綏、要、荒五服，依其親(qin) 疏遠近與(yu) 實際狀況，有不同的治理與(yu) 對待方式，而不宜直接使用西方現代民族或主權國家的觀念，強力求其內(nei) 部的一致，反而容易造成民族衝(chong) 突與(yu) 邊疆問題。

今天的西學訓練都是專(zhuan) 家之學，隻適合處理專(zhuan) 門問題，而且有些專(zhuan) 門問題還無法有效處理。舉(ju) 例而言，現代經濟學家如果實際經商，一般常失敗；現代政治學家如果擔任政治領袖，結果往往也很不理想。尤其在華人社會(hui) ，不懂中國式政治不行。西方政治學側(ce) 重解釋性的學理，固然在知識上很有貢獻，在理想上亦甚有啟發，但若以此處理中國的實際政務，卻未必適用。

儒學傳(chuan) 統以實踐與(yu) 實戰見長。儒家長期且普遍擔任政治與(yu) 社會(hui) 的領導工作，卻不太重視解釋性的理論。西方人喜歡探索具有「普遍性」的理論，然而學者自己往往不見得能實踐。儒學不同，其核心目標就是具體(ti) 的修齊治平。傳(chuan) 統上研讀經史子集，重點在於(yu) 從(cong) 事修齊治平的大業(ye) 。百年來的經驗顯示，僅(jin) 西學不足，現代中國必須要複興(xing) 儒學，否則無法解決(jue) 自身修齊治平等根本性的問題與(yu) 危機。如一般所熟知，中國當前的價(jia) 值與(yu) 意義(yi) 體(ti) 係混亂(luan) ，倫(lun) 理及家庭體(ti) 係亦趨於(yu) 衰敗。由於(yu) 意義(yi) 與(yu) 倫(lun) 理體(ti) 係的敗壞，整個(ge) 社會(hui) 或人與(yu) 人之間缺乏基本的互信，對內(nei) 、對外的行為(wei) 粗暴，從(cong) 而造成各種嚴(yan) 重的問題。國家體(ti) 製不穩定，與(yu) 周邊及世界多國的關(guan) 係亦並不順暢。因此，我們(men) 必須複興(xing) 儒學，才能麵對中國當前價(jia) 值、意義(yi) 、倫(lun) 理、道德、家庭與(yu) 文化的危機，並改善政治、社會(hui) 、經濟與(yu) 國價(jia) 等方麵的問題。

重建現代經學是複興(xing) 現代儒學的關(guan) 鍵部分。這當然非常困難，因為(wei) 今天的教育及學術體(ti) 係中並沒有儒學與(yu) 經學的位置。筆者建議各大學設「華學院」，以培養(yang) 現代儒學的人才。目前有一些大學已經設了國學院，然而「國學」一詞不祥。國學一詞由日本人當初為(wei) 了維持民族自尊與(yu) 保持民族特色而提出，以之對抗西學。[12]「國」既然意指本國，何必要學習(xi) 其他國家的學問？既為(wei) 我國之學，其他國家又何必重視？相較之下，「華學」更能代表中華民族有容乃大的傳(chuan) 統，而不是本國主義(yi) 。我們(men) 必須在以西學為(wei) 標準的現有人文學院與(yu) 社會(hui) 科學院之外，另立華學院。此學院的研究以經史子集為(wei) 主，目標在研究與(yu) 從(cong) 事中華民族的修、齊、治、平之大業(ye) 。畢業(ye) 後可以到各級學校任教，或從(cong) 事社會(hui) 文化工作，也可以擔任政治、社會(hui) 、經濟的管理工作。儒學與(yu) 經學是最好的人文社會(hui) 素養(yang) ，可以投入各行各業(ye) 。大陸現有的國學院，其實還隻是各種西化的相關(guan) 學科的湊合，缺乏完整的學術概念與(yu) 方向，或許應朝上述方向轉型。

六、繼承傳(chuan) 統麵向未來的「現代經學」

在此新時代研究經學，首先應講明「經典」在新時代的意義(yi) 。若隻將其當作幾本重要的古典文獻，依現有方式埋頭研究的意義(yi) 有限。當然，今日亦不能再一廂情願地認為(wei) 經典為(wei) 聖人所傳(chuan) ，包含了一切人文社會(hui) 乃至自然界的至高道理。我們(men) 宜如前述，從(cong) 一個(ge) 文明如何奠基，如何在此基礎上持續成長與(yu) 吸收融合的觀點，來研究中華經典與(yu) 經學的誕生與(yu) 發展，從(cong) 而深入探討其中無窮的內(nei) 涵。畢竟，從(cong) 今天來看，並不是有了孔子與(yu) 六經就能解決(jue) 中華文明一切問題。六經與(yu) 四書(shu) 固然是中華文明價(jia) 值與(yu) 文化的根本，但不能隻有六經與(yu) 四書(shu) 。

因此，我們(men) 需要立基於(yu) 中國曆史，建立一個(ge) 「發展中的經典與(yu) 文明」的觀念。經典體(ti) 係的發展經常具有辯證性，且往往關(guan) 連到中國文明如何麵對危機。曆史上，封建製度衰微，於(yu) 是發展出子學，而諸子學一方麵繼承、一方麵批判傳(chuan) 統，與(yu) 六經有辯證性的關(guan) 係。兩(liang) 漢的經學源自經典與(yu) 諸子學的結合，而後世的四書(shu) ，更源出於(yu) 子學。兩(liang) 漢經學衰落，儒學與(yu) 老莊及佛教發生進一步的辯證關(guan) 係，經過很長的時間，最後鎔鑄出理學。至於(yu) 今日，我們(men) 當以六經、四書(shu) 暨中華釋老、理學傳(chuan) 統與(yu) 西方文明體(ti) 係做辯證性的研討，以鎔鑄中華文明的新學理與(yu) 文化體(ti) 係。這是建構中華文明的新經典體(ti) 係，使中華文明能有本有原並不斷發展的關(guan) 鍵。我們(men) 當以「發展中的經典與(yu) 文明」的觀念，建立「現代儒學」跟「現代經學」，也就是「中華文明第三期的儒學與(yu) 經學」。曆史上的中華文明，第一期是經的時代，第二期是傳(chuan) 統經學的時代，到了第三期中國，必須要有新型態的現代儒學與(yu) 經學。今人必須建設能充分因應現代性挑戰的現代經學與(yu) 儒學體(ti) 係，以繼承傳(chuan) 統，並迎向具有高度發展性的未來。

「現代經學」必須學習(xi) 並超越融合漢、宋、清代經學與(yu) 西方經典學。漢、宋、清代經學與(yu) 西方經典學，各有其學術與(yu) 學派傳(chuan) 承乃至師承家法，必須高度尊重，方能深入堂奧。學者以一人之力，通常隻能依循一種學術暨學派傳(chuan) 統以求深入，然而一旦鑿井及泉，則可以此為(wei) 基礎，力求融會(hui) 貫通。清末民初經學與(yu) 「國學」大家，早已提出融通漢、宋、清代經學以及佛、老、諸子與(yu) 西學的主張。其中各學術傳(chuan) 統大不同，必須分別求之，又必須融會(hui) 貫通。這是現代經學乃至整個(ge) 中華學術文化所麵臨(lin) 的最大挑戰，且舍此亦無他途。

漢代經學偉(wei) 大，然而並不隻是因其講明經典與(yu) 聖人的古義(yi) 以傳(chuan) 諸後世而偉(wei) 大。漢代經學的真精神在於(yu) 「通經致用」，亦即建立與(yu) 匡正整個(ge) 朝代的製度與(yu) 文化。隨著漢代難以避免的漸衰，漢代經學家開始要求國家變法改製。他們(men) 認為(wei) 每個(ge) 朝代皆有其德，一盛難免一衰，衰落後則必須有賢德之主取而代之，新莽一朝緣此而來。當時朝野皆支持王莽，後世則視之為(wei) 亂(luan) 臣賊子。其實，如果王莽不如此迂腐，而是個(ge) 頭腦清醒而務實的政治家，中國政治最困難的症結，也就是高權力的輪替問題，或許可以就此得一解決(jue) 。每隔大約一百五十至兩(liang) 百年，當官僚體(ti) 係腐化，製度、人心也產(chan) 生各種難解的問題之時，若能變法改製，移轉政權，中國皇帝製度的根本問題，豈不可以大幅抒解？這種「天命轉移」的思維方式，至今依然很可以為(wei) 我們(men) 所借鑒。隻可惜新莽以失敗告終，魏晉南北朝又竄弒頻仍，從(cong) 此禪讓、天命改易與(yu) 改製成為(wei) 汙詞，再也沒有人敢提起。

敢於(yu) 反省與(yu) 批判最高政權，正是漢代經學了不起的地方。宋代經學發達，促成了慶曆與(yu) 熙寧變法，同時促使堅持經義(yi) 的儒學家長期與(yu) 因循苟且的官僚集團抗爭(zheng) 。漢、宋兩(liang) 代是中國經學最盛時的時候，都發生了重大的變法與(yu) 政治改革，這才表現出中國經學的真精神。明清之際的經學依然有此精神，然而在高壓政治下，乾嘉經學隻能致力於(yu) 考據。這雖然有知識上的重要價(jia) 值，但對於(yu) 國計民生實少有貢獻，所以到了清末，學人一舉(ju) 而盡去之，從(cong) 此再難恢複。要複興(xing) 「現代經學」，首先應該要恢複漢、宋經學的真精神，更上溯古先「聖王」創造經典的原意，真實麵對中國現當代的政治與(yu) 教化問題，力求改變整個(ge) 時代乃至改善整個(ge) 世界。這才是中華經學的原意。[13]

胡適之僅(jin) 從(cong) 知識上論，認為(wei) 清朝是中國的文藝複興(xing) 。[14]清朝在知識考據上確實是很進步，但這些經生因循度日，頂多以學術上的「平實精詳」移至於(yu) 政事，卻對於(yu) 當時的諸多根本性問題，一無見解與(yu) 辦法。如此讀書(shu) 有何用處？國家社會(hui) 養(yang) 一群書(shu) 袋子又有何意義(yi) ？漢朝博士經生的章句之學，論辨抄寫(xie) 甚繁，後來通通散失，而今天的論文比古代的經注更繁瑣。漢代秦近君說堯典「曰若稽古」四字用了三萬(wan) 字，如今更小的問題動輒考據數萬(wan) 字，其繁瑣難用一也。

中華文明第一期的經，是古代聖王創造世界秩序與(yu) 文化的紀錄。第二期的經學，旨在透過經義(yi) 改變世界，這是漢、宋經學的真精神。第三期中華文明的經學，在繼承前兩(liang) 期的精神下，應當融入西學，以深入研究並改善今天的政治與(yu) 社會(hui) 文化。要超越並融合漢宋清學與(yu) 西學，首先接受他們(men) 的長處。兩(liang) 漢宏大的學術格局與(yu) 通經致用，宋學的義(yi) 理、心性、法天道，清學的知識考據與(yu) 西方的科、哲學都是現代經學所當學習(xi) 的重要內(nei) 涵。我們(men) 要學習(xi) 、融合而超越，這才是新時代的經學。

七、分門、專(zhuan) 精與(yu) 兼通

儒學的核心目標是研習(xi) 與(yu) 解決(jue) 修齊治平的根本性問題，其學術則是經史子集之學，尤其以經學為(wei) 中心。古人治經的切要方法是《漢書(shu) 藝文誌》所說：「古之學者耕且養(yang) ，三年而通一經，存其大體(ti) ，玩經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蓄德多，三十而五經立也。」[15]讀經的重點在於(yu) 明白其主要的意涵，學習(xi) 古聖先王原有的氣魄與(yu) 精神，培養(yang) 自身的德性能力，從(cong) 而麵對修齊治平的根本性問題。如此治經，要而不繁，才能得其大體(ti) ，發揮其大用。

兩(liang) 漢博士之學發展得專(zhuan) 門而繁瑣，最後全部不傳(chuan) 。然而後世的經學，依然不免分經而治之，隨著時間的發展，內(nei) 容極其豐(feng) 富，在各時代固然有其各自的價(jia) 值，然而時過境遷，意義(yi) 大幅衰減。後世學者，必須繼承漢、宋、清人之經學，又必須有現代學術的觀念，勢必取精方能用宏。隨著時代的發展，當今學術首先牽涉專(zhuan) 家之學與(yu) 通人之學的關(guan) 係問題。單一個(ge) 人的能力有限，不可能門門皆通，所以一方麵對諸經、諸史要有貫通性的理解，但另一方麵，每個(ge) 人也必須有各自專(zhuan) 精的領域。譬如有的人治《論語》、有的人治《春秋》，專(zhuan) 精之後則誠如曾國藩所說，「鑿井而及泉」，可以通於(yu) 各種學問。[16]「通」與(yu) 「專(zhuan) 」之間，相輔而相成。能專(zhuan) 精方能兼通，而學問通達亦大有利於(yu) 專(zhuan) 門之學的創辟與(yu) 深入，也才能將其專(zhuan) 家之學放在適當的位置上。二者可互補而不見得矛盾。

揆諸中西學術本質性的巨大差異，以及世界學術發展的趨向，建議宜分成儒學與(yu) 西學兩(liang) 種不同的路徑來研治第三期的中華經典，彼此互相學習(xi) 。儒學的精神與(yu) 道路，主要如同上述。儒學依傳(chuan) 統亦可分成專(zhuan) 家之學跟通人之學，且彼此應互相學習(xi) 。就專(zhuan) 家之學而言，有的人偏從(cong) 經學治經，有的人偏從(cong) 史學治經；有的人偏從(cong) 漢、宋或清學治經，或在諸經中側(ce) 重某經。這既是入門，也是求深入時所必須。深入有得之後，其才性通達者，當然可求兼通。科學化的西學則均為(wei) 專(zhuan) 門之學，宜嚴(yan) 格依照西法治之，可以為(wei) 經典開出新意義(yi) 。此新途徑與(yu) 意義(yi) ，亦應與(yu) 儒學相融通，以開拓現代儒學的視域與(yu) 內(nei) 涵。

不僅(jin) 如此，現代經學是現代儒學的一部分，應與(yu) 現代儒學中的史學、子學與(yu) 集部之學相通。現代經學的體(ti) 係最難重建，至於(yu) 現代史學則比較簡單，現代史學應該既研究中國史也研究世界史。然中國史學傳(chuan) 統與(yu) 西方史學之不同，著重於(yu) 研究「世運興(xing) 衰、人物賢奸」，「天人之際、古今之變」與(yu) 修齊治平之道等根本性大問題。因應此目標，所以其方法上更注重博雅、通貫與(yu) 學者的修養(yang) 。這個(ge) 傳(chuan) 統，與(yu) 西方現代史學有相輔相成的效果。子學指各種專(zhuan) 門或一家之學，可推而廣之，包含西方近現代各種專(zhuan) 門之學與(yu) 哲學。集部之學則是個(ge) 人生命的整體(ti) 完成之紀錄整合，而並非西方文學或文藝的概念。集部之學所看重的是一個(ge) 一個(ge) 的人，譬如朱文公文集、杜工部集，乃個(ge) 人生命完成的相關(guan) 文獻集結，又稱之為(wei) 別集，而總集則表現某特定時代人群的特殊風貌。此因儒學的重點，如錢穆先生所指出，不是知識的完成，而是人的完成。西方學術的重點是知識的完成，故以知識做分類。儒學是以人的完成為(wei) 重，在實際的曆史裏從(cong) 事修齊治平。因此，若能深入集部之學，便得以懂得各個(ge) 不同的人，以及各個(ge) 不同的時代。[17]

或問通人之學如何可能？其實儒學自古以來致力於(yu) 貫通經史子集的通人之學。以今天的標準來看，四部之學所涉及的書(shu) 籍與(yu) 知識皆難以計量，前人之所以從(cong) 來可以研習(xi) ，因其多隻從(cong) 經史子集——尤其是經史，因為(wei) 儒學以經史之學為(wei) 中心——當中擇其最要的經典研讀，數量有限。若能讀懂經典，其他自然容易。就古人而言，經部是五經與(yu) 四書(shu) ，以通其大義(yi) 為(wei) 主。二十五史則以史、漢（或前四史）與(yu) 近現代史為(wei) 主。先仔細通讀，或可能先專(zhuan) 治某方麵，而後再通於(yu) 其他。如朱子所說，道理相通，讀第一部書(shu) 花十分力量，第二部則花六、七分力量，第三部便隻要兩(liang) 、三分力量，然後勢如破竹，可以完成通人之學。

學通人之學者可從(cong) 事各種事業(ye) ，尤其適合從(cong) 事政治社會(hui) 文化的領導工作。在今日社會(hui) ，廣義(yi) 的通人之學也包括管理、商業(ye) 、政治、媒體(ti) 、文化等領域，而修齊則是每個(ge) 人都應當做的事情。至於(yu) 從(cong) 事通人之學的人將來是否有出路，最終將由市場來決(jue) 定。此所謂「市場」，係指廣義(yi) 而言，包含國家社會(hui) 的需要。這當然也牽涉政府的政策問題，但儒學終究必須證明自己，才能夠獲得存在的價(jia) 值，而不應推給國家政策。如果中華文明需要這些人，證明讀過經典與(yu) 古書(shu) 的人，在修齊治平方麵比從(cong) 事西方專(zhuan) 家之學的人表現更好，久而久之，眾(zhong) 人便自然會(hui) 不斷加強這方麵的訓練。反之，如果這些人表現一直不佳，那就表示傳(chuan) 統的經史子集之學無價(jia) 值。當然，初期階段可能要靠國家政策培育，譬如某省或某地覺得此一辦法合適，便舉(ju) 辦華學院培養(yang) 相關(guan) 人才。我個(ge) 人相信，受過傳(chuan) 統經典教育，同時又願意接受現代教育與(yu) 文化洗禮的人，在修齊治平上的表現，肯定比現今隻懂專(zhuan) 門之學的專(zhuan) 家更好。

於(yu) 此同時，中華經典不應隻留在華學院，或隻限於(yu) 現代儒學，而同時應當按照西方分類的現代學門加以研究。事實上，研究政治問題的人若隻學西學，而不懂得學習(xi) 傳(chuan) 統經典，則不僅(jin) 對於(yu) 中國的很多事情不得其門而入。對於(yu) 世界人類的理解，亦將受西學的視角所限。不懂得原本立基於(yu) 六經四書(shu) 與(yu) 諸史的中國政治社會(hui) ，如何理解與(yu) 處理現代中國政治？隻用西學看世界，如何真能看懂其他文明的價(jia) 值。所以即使是現代政治學門也應該研究傳(chuan) 統經典，並以最標準的西方學術基底與(yu) 方法加以研究，如此方能開拓雙方的門庭，促進彼此的理解。同樣地，經濟、社會(hui) 、心裏、人類、文學、哲學乃至其他各種社會(hui) 與(yu) 人文科學，也都應該嚴(yan) 格地按照西方學術的方法研究傳(chuan) 統經典，以求獲得新的知識，並透過讀中華經典，增加自己的視野。以儒學的方式或用西學的方式治經，將得出非常不同的結果，很可以互補相通。這樣就會(hui) 形成一個(ge) 具有開展性的中華文明跟中華經典體(ti) 係，既有自己的本根，也能不斷的吸收融會(hui) 其他文明的長處。期望新的經典體(ti) 係與(yu) 經學，能讓中華文明得到更美好的發展。

【附錄】

第三期中華文明的經典簡介

華夏文明綿延數千年，根源於(yu) 三代，一統於(yu) 帝製，轉型於(yu) 民國。其學術與(yu) 政教文化體(ti) 係根本於(yu) 六經，發明於(yu) 四書(shu) 及理學，輔以道釋諸子，而於(yu) 現代大重構以西學。此一悠久巨大之文明自有其本源、體(ti) 係與(yu) 發展脈絡，與(yu) 其他諸大文明截然不同，是以其未來自身之人文社會(hui) 學術體(ti) 係，似仍當以儒學立其根基，道釋諸子輔其不足，並全麵吸收西學與(yu) 現代學術以增益改換其體(ti) 質。論者或謂現當代既已轉型重構，則傳(chuan) 統不足以為(wei) 經。然現代之中國，雖曆百年大革命，故國之軌轍未去（無論其疆域、人民、建國與(yu) 立國之方式與(yu) 社會(hui) 文化），無法變成他者。西學西法數千百家，自來紛紜不已。其政教路線固已多歧，人生家庭及道德倫(lun) 理尤其各占一說。近現代西方雖以自由民主法治而大興(xing) ，然有賴基督教暨古典傳(chuan) 統奠立其人生價(jia) 值之根本，亦有賴各國政治社會(hui) 傳(chuan) 統以確立其國家社會(hui) 之基型。大文明各有其體(ti) 係，西方體(ti) 係誠有其偉(wei) 大價(jia) 值，卻非其他文明所能襲取，更無法解決(jue) 華夏文明之整體(ti) 性問題。竊謂麵對未來，華夏文明實必須重建自身之人文社會(hui) 學術體(ti) 係。

此體(ti) 係應以現代化之經史子集之學為(wei) 本，並同時深入探討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之理道與(yu) 實際問題。在經部而言，當選關(guan) 係此文明體(ti) 係存續發展之最要經典，首六經四書(shu) ，次理學，而後老莊佛典，再大治已融入與(yu) 當融入此體(ti) 係之現代經典。此所以確立中華文明體(ti) 係之根基，認清其豐(feng) 富偉(wei) 大之價(jia) 值，講明其文化根本，並迎向當前與(yu) 未來之發展。在史部而言，則當先治中華與(yu) 世界文明凡有關(guan) 於(yu) 文明大體(ti) 與(yu) 修齊治平之根本問題之曆史，以深觀古今事物之變化。於(yu) 子學則當治諸子百家與(yu) 西方科學、哲學，以廣納百川，並反思改善既有之體(ti) 係。於(yu) 集部則廣納生命、文藝與(yu) 文化之種種，而以人格完成為(wei) 第一義(yi) 。四部之學，貴通亦貴專(zhuan) ，而以陶鑄從(cong) 事修齊治平大業(ye) 之人才為(wei) 目標。此自非一人一世之力所能竟其功，而有賴於(yu) 此文明之子孫與(yu) 好華夏之學者群策群力。

六經以詩書(shu) 禮樂(le) 為(wei) 本，詩者所以歌詠體(ti) 現具體(ti) 人生、倫(lun) 理與(yu) 政教，所謂「用之鄉(xiang) 人，用之邦國」。書(shu) 者所以載記邦國政教大典，垂範於(yu) 後世。禮者融社經社會(hui) 軍(jun) 事宗教文化藝術於(yu) 一體(ti) ，本於(yu) 人倫(lun) ，而出之以儀(yi) 節。樂(le) 經雖不傳(chuan) ，然大樂(le) 正掌教育文化，詩禮皆以樂(le) 出，不可不學。易本卜筮之書(shu) ，所以測天意、決(jue) 嫌疑，而後深觀陰陽，發明宇宙人生一貫而變化多方之理。春秋其文則諸國之史，其意則夫子心裁，所以褒貶賢不肖，而可以為(wei) 千秋萬(wan) 世之法。華夏文明之政治社會(hui) 經濟暨宗教禮俗學術文化之一切種種，幾莫不本源於(yu) 六經及其時代，如何可以不深究窮研之？至於(yu) 其中所包含從(cong) 整體(ti) 至部分之普遍道理，亦可供吾人無盡之研尋。六經雖蘊含極豐(feng) 富之生活政教典範、曆史源流與(yu) 智慧道理，然而六經之於(yu) 古人，實為(wei) 一種具體(ti) 政教禮儀(yi) 及生活之記錄，並非天經地義(yi) 之道理或規矩。漢人開後世經學，崇之若天，使帝製中華之政教體(ti) 係得以穩定發展，雖有其重大之曆史意義(yi) ，卻壓抑其變化發展之潛能。中華學術文化自此定於(yu) 一尊，並賴之穩定發展二千餘(yu) 年，得失均在其中。

四書(shu) 發明六經，而深達於(yu) 超越自身文化之普遍道理。論語所載，論學、論仁、論義(yi) 、論禮、論智、論孝悌忠恕，皆孔子所提煉人生與(yu) 政教之至理。孟子繼起，振仁義(yi) 於(yu) 亂(luan) 世，發明性善。荀子博學傳(chuan) 經，深察查自然人性，知識雖崇，不足以匹。大學講明為(wei) 學次第，自格致誠正以致於(yu) 修齊治平一以貫之，大有功於(yu) 儒學。中庸發明天道性命一貫之理，明誠互見，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開後人無窮之智慧。六經奧衍，非人人能讀，而四書(shu) 則為(wei) 人人所當讀。

莊老大明自然之道、虛無因應之理。博大真人通乎天地人一體(ti) 變化之故，深達有無、虛實、名言、心意之奧。其學早經易傳(chuan) 與(yu) 中庸融入儒家，亦通於(yu) 名家、兵家、法家、醫家、農(nong) 家、陰陽之學。大振於(yu) 魏晉，崇揚於(yu) 唐代，奠宋明理學宇宙觀之基礎，而與(yu) 近現代天演暨自由民主思想相合。戰國以降之中華學術思想文化，實與(yu) 莊老有不可解之關(guan) 係。佛教於(yu) 東(dong) 漢入中國，大盛於(yu) 南北朝隋唐，為(wei) 一世所宗主。宋以降雖未如隋唐之盛，然中華大地隨處可見佛寺庵堂，家家多祀觀音彌陀。蒙古、西藏兩(liang) 地，宗仰密教，以其為(wei) 人生至要之事。儒釋道三家之於(yu) 傳(chuan) 統文化，早已融合互補，成為(wei) 中華文明不可或缺之組成。其間雖有主有從(cong) ，各從(cong) 其所好適，然既已深植本文明中，且皆富甚深義(yi) 理，是以繼儒家之後，進莊老與(yu) 中華最要佛典於(yu) 經部。理學融莊老、佛家之學入儒學，從(cong) 而於(yu) 天道性命之微旨，格致誠正之必需，皆有遠過前人之闡發。六經四書(shu) 之理道，修齊治平之一貫，從(cong) 而大開生麵。其學博大精微，又尚道德與(yu) 政治踐履，是以程朱陸王之學為(wei) 世所宗仰。宋以下中國之道義(yi) 與(yu) 文化皆大有賴焉，是以進理學最要經典於(yu) 經部。

西學東(dong) 來，挾近現代文明之威盛，大變華夏文明之故轍。論者或謂自此以降，昔日之經皆不足以為(wei) 經，而當以西學為(wei) 經。然百餘(yu) 年以來，西方天演、無政府、自由、民族、國家社會(hui) 、馬列、新自由等主義(yi) 相繼為(wei) 世所宗，彼此相蕩相斥，迄無定論。人心道義(yi) 與(yu) 倫(lun) 理徹底瓦解，國家民族與(yu) 文化之未來惶惶難識。由之可知華夏文明自有其體(ti) 質與(yu) 軌轍，非盡襲他人所能為(wei) 功。雖然，現代世界之種種進步舉(ju) 措，豈可不具。凡有利於(yu) 本文明之改善者，豈可不學。除自然科學外，首列自由與(yu) 民主思想經典。蓋以經濟、政治、社會(hui) 與(yu) 學術自由，實為(wei) 西方現代化之根本，亦為(wei) 提升人生價(jia) 值與(yu) 創造力之要道。華夏文明之現代化，舍此莫由。不僅(jin) 如此，華夏文明積數千年之發展，不免僵固。個(ge) 體(ti) 之活力、價(jia) 值與(yu) 創造力，若不得自由開展，實為(wei) 個(ge) 人與(yu) 群體(ti) 之大憾。西方重個(ge) 體(ti) 自由，與(yu) 其群體(ti) 重民主與(yu) 法治實為(wei) 一體(ti) 。舍群體(ti) 則個(ge) 體(ti) 難存，自由化之個(ge) 體(ti) 與(yu) 其群體(ti) 之政治社會(hui) 關(guan) 係，主要有賴民主與(yu) 法治維係。

雖然，自由民主與(yu) 華夏民族自古建國暨立國之方，實頗為(wei) 衝(chong) 突捍格。中國百餘(yu) 年來始終難以走上西式自由民主之道，豈為(wei) 無因？孫中山推動辛亥革命，所賴者實為(wei) 民族主義(yi) 。蓋以君臣一道既衰，非民族思想無以合聚國族。孫先生之民族主義(yi) ，於(yu) 本國主五族共和，於(yu) 世界主平等王道，反對帝國主義(yi) ，其說實有長久之價(jia) 值。孫中山之民權主義(yi) ，在自由民主與(yu) 菁英政治間求其平衡，又有軍(jun) 政、訓政、憲政三階段之說。蓋以中國之大與(yu) 民族方域之複雜矛盾，僅(jin) 以西式自由民主之義(yi) ，實不足以建國與(yu) 立國。孫中山之民生主義(yi) ，在自由資本主義(yi) 與(yu) 社會(hui) 主義(yi) 之間求其平衡。蓋以中國之大與(yu) 倫(lun) 理思想之深，偏於(yu) 個(ge) 體(ti) 或群體(ti) 主義(yi) ，均不足以言道。此三大主義(yi) ，在中國傳(chuan) 統與(yu) 現代西方思想中求其平衡。不僅(jin) 建立民國，又推動國共兩(liang) 黨(dang) 共同從(cong) 事革命。其學於(yu) 中國現代化之進程中，實具有經典性之意義(yi) 。孫氏之學，既重視世界文明之潮流，亦欲發揚本民族之固有之德慧術智。融通損益，自我創造，實為(wei) 融合型新典一重要代表。其他現代儒學及現代佛道之學術，雖亦名家輩出，然受限於(yu) 時代，均尚未能在曆史上造成重大影響。其足以撫育教化斯民之代表性新經典，恐尚有待焉。

孫中山之學行雖有重大意義(yi) ，然其三民主義(yi) 及其所創立之國民黨(dang) 畢竟未能安立新中國。在內(nei) 亂(luan) 外患薦至之際，中共以馬列毛思想建立新中國。馬克思之人道、唯物史觀、階級鬥爭(zheng) 、辯證法、反剝削壓迫等思想，內(nei) 涵深刻，開創人類史上新紀元，並啟發俄中等後進農(nong) 業(ye) 國之反帝反壓迫大革命。列寧之菁英化政黨(dang) 組織，給予中國在重新建國之際，取代傳(chuan) 統君臣關(guan) 係與(yu) 士階層之高效政治組織。毛澤東(dong) 將馬列中國化，並做創造性之發展，以適應中國之廣大農(nong) 村與(yu) 特殊之革命情勢暨文化。在馬列毛指導之下，中共領導群眾(zhong) 在高度困境中首次建立一較穩定之現代中國。然毛澤東(dong) 畢竟以批判現代性始，建國後僅(jin) 數年便走上躐等以求烏(wu) 托邦之冒進路線，並導致重大混亂(luan) 。鄧小平之改革開放，在原有體(ti) 製之基礎上，以市場化與(yu) 自由化大開共和國新生之機，然其實用路線並未能解決(jue) 思想與(yu) 體(ti) 係上之混亂(luan) 。各種西方現代之學術與(yu) 文化湧入，世界之門大開，新中國未來之立國之道不能不有新的發展。雖然，馬列毛鄧與(yu) 中國化之社會(hui) 主義(yi) 思想，對於(yu) 建立新中國，實有巨大之貢獻。探討中國之未來，豈能不立基於(yu) 自三代政教以迄於(yu) 今之所有重大成就？

回顧過去，展望未來，華夏文明實已走出其曆史上最艱困之階段。華夏文明為(wei) 人類史上最綿延悠久，人口乃至幅員最巨大之社會(hui) 。其所以能如此，必有其深根與(yu) 奧義(yi) 。此文明肇立於(yu) 三代，其聖主賢臣所立之政教，構成華夏文明政治社會(hui) 與(yu) 文化之悠久基礎。載之於(yu) 六經，發明於(yu) 孔孟儒家，從(cong) 而確立我文明不壞之根基。此根基又翼之以諸子百家之學、莊老佛典之教，從(cong) 而益形富盛光大。至於(yu) 近世，西學東(dong) 來，雖有企圖全盤替代傳(chuan) 統之大革命，然經百年之後，更知本文明之深根厚坻不可棄。是故以儒學立其根基，以道釋諸子輔其不足，並全麵吸收西學與(yu) 現代學術，當為(wei) 本民族未來學術文化之大道。或謂諸學各有所本，各方經典亦自成體(ti) 係，充斥各種衝(chong) 突矛盾，豈能融治於(yu) 一爐？竊謂人間取向之矛盾莫大於(yu) 入世與(yu) 出世，昔日入世之儒學可融通出世之佛道而成就理學之偉(wei) 業(ye) ，今日又何嚐不可融會(hui) 西學？相反者適足以相成，此我先民早發之慧見。道外無物，物外無道，海納百川，方足以成其大。中華文明一再重生與(yu) 複興(xing) 之關(guan) 鍵，正在於(yu) 其具備不斷吸收融入異民族與(yu) 異文化之能力。道者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華夏民族之經典自當與(yu) 曆史演進而日新。

注釋：

[1]本文最早發表於(yu) 「儒學的當代理論與(yu) 實踐：湯一介思想國際學術會(hui) 議」，前有提詞：湯一介先生曾說：「為(wei) 什麽(me) 要重視國學？道理非常簡單，一個(ge) 民族存在的根基在什麽(me) 地方？在文化傳(chuan) 統。站在傳(chuan) 統文化的立場上而使它更新，以適應現代社會(hui) 生活的需要，這樣國家民族才有生存發展的良好基礎。這個(ge) 更新完全沒有排斥其他學說的意思。更新的條件常常是非常好地吸收其他好的思想文化。從(cong) 曆史上看，我們(men) 曾經吸收了佛教，吸收佛教使中國文化有了很大的發展，這是有目共睹的。沒有佛教的傳(chuan) 入，就不大會(hui) 有宋明理學的出現。看待西學的衝(chong) 擊，一方麵看它的破壞作用；另一方麵，正是由於(yu) 西學的衝(chong) 擊，它刺激了我們(men) ，使我們(men) 反省，反省我們(men) 自己的缺陷，反省他們(men) 好的東(dong) 西並用來充實我們(men) 自己。我們(men) 一方麵要弘揚自己的傳(chuan) 統文化，另一方麵也要時時地吸收其他文化好的方麵。不吸收是絕對不行的。」

湯一介先生又說：「在不同文化傳(chuan) 統中應該可以通過文化的交往與(yu) 對話，在商談中取得某種共識，這是由「不同」達到某種意義(yi) 上的「認同」的過程。這種「認同」不是一方消滅一方，也不是一方「同化」一方，而是在兩(liang) 種文化中尋找某種交匯點或者是可以互補的方麵，並在此基礎上推進雙方文化的發展，這正是「和」的作用。」

為(wei) 紀念湯一介先生上述「站在傳(chuan) 統文化的立場上而使它更新，以適應現代社會(hui) 生活的需要」的主張，也配合本次大會(hui) 主題「儒學的當代理論與(yu) 實踐」，尤其是其中「儒家典籍的整理、編纂與(yu) 思想研究」、「儒家思想與(yu) 現代生活」乃至「中國詮釋學（經學）的建構與(yu) 探索」的子題，我選擇提出「建構中華文明第三期的經學與(yu) 經典」這篇論文，以就教於(yu) 與(yu) 會(hui) 學人。

[2]本文所謂「西方啟蒙式經典」，以曾在中國近現代史產(chan) 生重大反響的作品為(wei) 原則。早期例如：赫胥黎《天演論》、亞(ya) 當斯密《原富》、彌爾《自由論》、洛克《政府論》、盧騷《社會(hui) 契約》、孟德斯鳩《論法的精神》。當代例如：托克維爾《論美國的民主》，海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米爾頓•弗裏德曼《資本主義(yi) 與(yu) 自由》，洛爾斯《正義(yi) 論》。

[3]吳展良，〈吳展良談中國的三期建國與(yu) 立國方式〉，《東(dong) 方早報．上海書(shu) 評》（2016年11月6日）。

[4]章學誠有周公集大成，孔子不得集大成之說。以周公之成就無以複加，尊之若聖神。本文尊其經典源於(yu) 「聖王」製度之義(yi) ，然而不采孔子不得集大成之說。章學誠，葉瑛校注，〈原道〉，《文史通義(yi) 校注》（北京：中華書(shu) 局，2000），頁119-146。

[5]章學誠，葉瑛校注，〈經解〉，《文史通義(yi) 校注》，頁93-117。；錢穆，〈四部概論〉，《中國學術通義(yi) 》（台北：聯經出版事業(ye) 公司，1995），頁2-15。；柳詒征，《中國文化史》上冊(ce)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6]中共的崛起其實與(yu) 太平天國非常類似，二者皆運用信仰或宗教化信念以及基層老百姓。太平天國的有關(guan) 特質可參見：李澤厚，〈洪秀全和太平天國思想散論〉，《中國近代思想史論》（北京：三聯書(shu) 店，2008），頁1-26。

[7]錢穆，《國學概論》（台北：聯經出版事業(ye) 公司，1995），第一章〈孔子與(yu) 六經〉，頁1-31。

[8]《欽定四庫全書(shu) 總目》有載：「今錄二氏於(yu) 子部未，用阮孝緒例；不錄經典，用劉昫例也。諸誌皆道先於(yu) 釋，然《魏書(shu) 》已稱釋老誌，《七錄》舊目載於(yu) 釋道宣《廣弘明集》者，亦以釋先於(yu) 道。故今所敘錄，以釋家居前焉。」不錄經典，隻錄華人重要著作。永瑢等編撰，《四庫全書(shu) 總目》卷一百四十五（上海：商務印書(shu) 館，1933），〈子部五十五．釋家類〉，頁3016。

[9]此種思維若限於(yu) 德性、智慧、倫(lun) 理與(yu) 人生基本價(jia) 值與(yu) 態度的領域問題較少，若廣泛包含政治、社會(hui) 製度以及學術文化的內(nei) 容，則將產(chan) 生嚴(yan) 重限製。

[10]事實上，曆史原本未必一定選擇共產(chan) 黨(dang) 。毛澤東(dong) 親(qin) 口說過，如果不是日本侵華，共產(chan) 黨(dang) 難以成功，如此則中國現代化的進程將由國民黨(dang) 領導，走上一條不同的道路。但日本畢竟侵華，能夠通過最後挑戰的，才是曆史的選擇。

[11]陳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北京：三聯書(shu) 店，2001）；陳寅恪，《隋唐製度淵源略論稿》（北京：三聯書(shu) 店，2001）。

[12]桑兵，《晚清民國的國學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頁5。

[13]以上兩(liang) 段參見錢穆，《素書(shu) 樓經學大要三十二講》，《講堂遺錄》（台北：聯經出版事業(ye) 公司，1995），頁483-484、638-644。

[14]Hu Shih,"The Chinese Tradition and the Future,"《胡適全集》卷39，頁644-657。

[15]班固，顏師古注，《漢書(shu) 》（台北：鼎文書(shu) 局，1986），卷三十，頁1723。

[16]曾國藩，〈聖哲畫像記〉，《曾國藩全集（修訂版）》第14冊(ce) （長沙：嶽麓書(shu) 社，2011），頁153。

[17]儒學為(wei) 通人之學與(yu) 四部之學之大意，參考錢穆，〈四部概論〉，《中國學術通義(yi) 》，頁33-67。

責任編輯：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