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chuan) 統家訓的發展、類型與(yu) 特征

作者：徐梓（北京師範大學教育學部）

來源：中國社會(hui) 科學報

時間：孔子二五六八年歲次丁酉九月十二日辛卯

            耶穌2017年10月31日

家訓是父祖長輩對後代子孫的訓教，是家族先人為(wei) 後人製定的立身處世、居家治生的原則和規條。它是借助尊長的權威加之於(yu) 子孫或族眾(zhong) 的道德約束，甚至具有法律效力，現代學者也稱之為(wei) “宗族法”。家訓曾有眾(zhong) 多不同名稱，如家教、家誡、家規、家儀(yi) 、家訓、家法、家約、家矩、家則、家政、家製，以及教家、治家、傳(chuan) 家、齊家等。其約束對象通常是人口眾(zhong) 多的大家族，故而又有宗範、族範、世範、宗訓、宗約、族約、宗式、宗儀(yi) 、宗誓、宗教、宗典、宗型、宗政等稱謂。部分家訓是父祖長輩在臨(lin) 終之際做出的，這類訓教帶有一個(ge) 特別明顯的“遺”字，如遺令、遺戒、遺敕、遺命、遺訓、遺言、遺囑、遺書(shu) 、遺疏。傳(chuan) 統家訓大多出自嚴(yan) 父之手，也有的出自慈母之口，如慈訓、母訓、慈教、母教等。很多家訓往往是一代又一代、一輩又一輩傳(chuan) 下來的，通常名為(wei) 祖訓、垂訓、訓言等。傳(chuan) 統家訓的內(nei) 容主要關(guan) 乎為(wei) 人處世，也涉及居家治生，特別是祠堂、義(yi) 莊、學塾、文會(hui) 、祭祀等的管理，這時的命名往往使用祠規、祭儀(yi) 、莊規、塾訓、塾鐸、文會(hui) 規條等。還有一些家訓以儒家經典中的語句命名，諸如庸言、庸行、閑家、顧命、燕翼、貽謀、庭訓、庭誥、庭語、將死之鳴等。根據其自身的邏輯或類型的演變，傳(chuan) 統家訓的發展大體(ti) 可分為(wei) 三個(ge) 階段。

先秦家訓停留於(yu) 口頭說教

所謂訓誡活動的家訓，是指訓誡停留在口頭，沒有落實在文字上。與(yu) 之相對應，文獻形式的家訓則是以書(shu) 信、規條等文字形式呈現的。前者是動態的活動，後者是靜態的文獻。如果一定要在命名上加以區分，訓誡活動的家訓往往用家訓、家教、家誡等命名，而文獻形式的家訓可以用家範、家規、家儀(yi) 、家法、家約、家矩、家則等命名。我國最早的家訓就是訓誡活動的家訓，先秦時期的所有家訓無一例外地具有訓誡活動的特點。

最早的家訓是哪一則，學術界有不同說法。有人說是周文王的《詔太子發》，有人說是清華簡中周文王叮嚀周武王的《保訓》。《詔太子發》出自《逸周書(shu) 》的《文儆》，《保訓》所在的清華簡整理工作還沒有完成，釋文尚未全部公布。因此，筆者把《史記》記載的周公旦對長子伯禽的訓誡視為(wei) 我國最早的家訓。

周公旦是周文王之子、周武王的弟弟。武王滅商之後，實行分封製。周公被封於(yu) 曲阜，建立魯國。由於(yu) 武王旋即死去，侄子成王年幼，因而由周公攝政。周公無法前往封地，便派長子伯禽前往。伯禽臨(lin) 行前，周公對他作了這樣的訓誡：“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王之叔父，吾於(yu) 天下，亦不賤矣。然一沐三握發，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子之魯，慎無以國驕人。”周公這段教誡其子伯禽禮賢下士的訓辭，流傳(chuan) 甚廣；吐哺握發的殷勤待士，無以國驕人的處尊謙卑，千古傳(chuan) 誦。

先秦時期的家訓強調任何人都應該完成自己份內(nei) 的工作，不能自求逸樂(le) ；隻有勤勞有為(wei) ，才能光大先人的業(ye) 績，而怠惰偷安，將會(hui) 導致家道中落衰敗。例如，春秋時期，魯國人公父文伯（公父穆伯的兒(er) 子）持有坐享其成、好逸惡勞的觀點，其母敬薑訓誡他：“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又如，春秋時期，楚國令尹子發的母親(qin) 以越王勾踐伐吳的事例，教誡其子要與(yu) 士兵同甘共苦，從(cong) 而激發士氣、克敵製勝。再如，孔子教導其子孔鯉要學詩學禮，孟母斷機教子等。這一時期的所有家訓都是口頭說教，僅(jin) 僅(jin) 停留在口頭上，當時並沒有落實在文字上。它們(men) 之所以能流傳(chuan) 到現在，為(wei) 我們(men) 所了解，不過是後人追述的結果而已。

從(cong) 訓誡活動到文獻形式

兩(liang) 漢時期，我國的家訓有了長足發展。這主要表現在兩(liang) 個(ge) 方麵，一是出現“家教”、“家約”、“家訓”等名稱，表明人們(men) 對教子傳(chuan) 家的自覺；二是家訓實現了由訓誡活動到文獻形式的發展。

或許是因為(wei) 教誡者和教誡對象分處兩(liang) 地，無法耳提麵命，當麵訓教；抑或是因為(wei) 教誡者希望教誡對象鄭重對待，永遠記取，便采用手書(shu) 或書(shu) 信的形式。西漢王朝的建立者劉邦就有《手敕太子》，其中既有自身痛徹的教訓，又有對兒(er) 子的深切企盼；既有諸如尊長、力學之類適合社會(hui) 各階層的內(nei) 容，也有帝王之家特有的教誡。而“手敕”二字則清楚地表明，這則家訓是用“手”寫(xie) 的，不同於(yu) 以往的“口”說家訓。

兩(liang) 漢時期，以書(shu) 信教子十分普遍，孔臧的《與(yu) 子琳書(shu) 》、劉向的《戒子歆書(shu) 》、馬援的《誡兄子嚴(yan) 、敦書(shu) 》、張奐的《誡兄子書(shu) 》、鄭玄的《戒子益恩書(shu) 》、司馬徽的《誡子書(shu) 》等，便是其中的代表。

顯然，以文獻形式出現的家訓，較之於(yu) 一時的口頭說教，有著更為(wei) 持久的意義(yi) ，有著更為(wei) 深遠的影響。如果說訓誡活動的家訓是文獻形式家訓的基礎，那麽(me) ，以文獻形式出現的家訓則是訓誡活動家訓的升華，是同一內(nei) 容在更高層次的體(ti) 現。

從(cong) 非規範性家訓到規範性家訓

無論是先秦時期訓誡活動的口頭家訓，還是兩(liang) 漢時期以書(shu) 信為(wei) 主體(ti) 的文獻形式家訓，都有針對性強、目標明確、性質單一的特點。為(wei) 什麽(me) 要訓誡，有具體(ti) 的原因；怎樣訓誡，有具體(ti) 的內(nei) 容；甚至訓誡的效力如何，也有具體(ti) 的結果。一般來說，它們(men) 不具有永久性和普遍性的意義(yi) 。隻有在當時特定的環境下，它們(men) 的價(jia) 值才能凸顯出來，才能被人們(men) 所理解，其意義(yi) 總是與(yu) 具體(ti) 條件聯係在一起的。筆者把這種針對一人一事的教誡稱為(wei) 非規範性家訓，它既包括訓誡活動的家訓，也包括文獻形式的家訓。

六朝時期，我國的家訓由非規範性家訓發展為(wei) 規範性家訓，即是說，家訓不再是針對一人一事的教誡，而是著眼於(yu) 一個(ge) 人的一生，為(wei) 了一個(ge) 家族的世世代代。這種變化的表麵特征是由以前相對較短的“誡子書(shu) ”發展為(wei) 篇幅稍長的“家誡”，甚至是以專(zhuan) 書(shu) 形式呈現的“家訓”。介紹非規範性的家訓，猶如講故事，具有完整的情節；而要介紹以《顏氏家訓》為(wei) 代表的規範性家訓，則隻能逐節展示，分篇論列。

《顏氏家訓》被尊為(wei) “家訓之祖”，成書(shu) 於(yu) 隋朝，但題署“北齊黃門侍郎顏之推撰”。實際上，在它之前，不僅(jin) 非規範性家訓所在多有，而且規範性家訓也已經非常普遍。對於(yu) 《史記》所說的“任公家約”，學界有“任公的家約”和“任公全家人約定”兩(liang) 種讀法，我們(men) 姑且擱置不論。漢代東(dong) 方朔的《誡子》用整齊的韻語，講述了一番“與(yu) 物變化”、“隨時之宜”等為(wei) 人處世的原則，已經不再是針對具體(ti) 問題的具體(ti) 訓教。進入魏晉以後，家訓教導為(wei) 人處世的一般原則和方法，如王肅的《家誡》、王昶的《家誡》、嵇康的《家誡》、李秉的《家誡》、楊椿的《誡子孫》、魏收的《枕中篇》、王褒的《幼訓》等，不勝枚舉(ju) 。從(cong) 唐宋時期起，家訓出現了社會(hui) 化現象，有影響的家訓往往不再屬於(yu) 一家一姓，而屬於(yu) 全社會(hui) 所共有。

與(yu) 非規範性家訓相比，規範性家訓擺脫了動因直接、內(nei) 容具體(ti) 、針對性明確的局限，它不再隻是針對一人一事，也不再局限於(yu) 一時。從(cong) 形式上說，它很少列舉(ju) 具有鑒戒性的事例，而往往以原則性的條文出現。明清時期，家譜中的家訓編寫(xie) 非常注重文字形式，每一條均以有限的三五個(ge) 字用作一段的標題，如敬祖宗、睦宗族、教子孫、慎婚嫁、務本業(ye) 、勵勤奮、尚節儉(jian) 等，形式整齊，異常醒目，提綱挈領，既便於(yu) 誦讀，也便於(yu) 記憶。這些條文往往是數代人生活經驗和治家經驗的總結，對後人的生活和治家具有指導意義(yi) 。

責任編輯：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