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一


近日在網上看到葛劍雄教授〔今日中國該如何紀年〕一文，意在批評十位博士生聯名發表抵製聖誕節的宣言，其宣言結尾的紀年，用的是: 

　　丙戌年己亥月辛巳日 

　　公曆二○○六年十二月十八日 

葛劍雄教授說：　

　　「博士生們提倡愛國，我完全讚成。但須知愛國不是一句空話，應該從守法做起。在中國，用什麽方法紀年可是一件大事。以往皇帝登基後，立即要頒布新的年號，一般從下一年開始就得使用新年號了。1912年中華民國建立，宣布采用公曆，以中華民國紀年。1949年9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通過的《共同綱領》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臨時憲法，其中明確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以公曆紀年”。也就是說，從1949年10月1日開始，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的法定紀年是公曆。博士生們在個人活動中采用什麽紀年，完全有他們的自由，旁人不必幹涉，但向公眾發表一個正式的宣言，難道不應該遵守國家法令？至少應該將公曆紀年放在前麵才是！ 」

　「當然，這也怪不得博士生們，因為連擔任重要領導職務的人有時也不知道，在紀年問題上應該遵守國家法令。十幾年前，一位領導在發動“夏商周斷代工程”的會上公然鼓吹以黃帝紀年，聲稱現在采用公曆紀年“乏味”。他大概從來沒有想到，你個人完全可以感到“乏味”，但作為領導，你的公開、正式言論必須遵守《憲法》和相關的法令，豈能根據個人好惡發表不負責任的言論？ 」


之二


葛劍雄教授當然是現代大學者，他能如此細致的注意紀年問題，的確別具隻眼，不過我卻對其論說所搬弄的理據，頗不以為然，遂借此機緣談點看法　。此處想談兩個問題：其一．守法與愛國問題。其二．紀年問題。


法的問題是個大問題，此處無從深入展開，隻提個人所認識的基本觀念。１．法是什麽：法是社會統治集團的命令體係，是維護當時當地整體社會秩序．權力與利益格局的命令，由統治集團的武力為保證。於此同時，法也綜合凝結著當時當地社會的基本信仰．學術主張．道德觀念．風俗民情．行事慣例…等，有利於該社會成員生活生命的諸多追求，因而也為該社會多數成員所接受與執行。以此觀點來說，法不是以統治者為唯一主體，而以被統治者為客體的專斷命令，而是互為主體，共同參與，協同共成的。法不是永恒的，不同的社會，不同的統治集團 ，不同的時期，都可以有不同的法。


２．法的位階問題：人間的利益．權力．需求．秩序．位格都不是平麵的，而是參差多層多麵體。因此，法有大大小小．粗粗細細．強強弱弱，既有統治集團所框定的輕重序列，也有各級執行人員，各社群，各家各人所判定與執守的輕重序列。中央層級所定之法令既多且層出不窮，實不可能集中所有力量，貫徹一切法令，所以一定得分輕重強弱。有些被認為重大而緊要的事項，當然要求集中資源強力執行；有些被認為無關大事，自可以官樣文章，等因奉此，放牛吃草，隨人短長。地方執法當局，同樣會在其中添加自己的信念．利益與意誌。當然其它社會人等也是如此。這樣看來　，法是一場競爭與博奕，充滿動態活性，法也不是那一人，那一方說了算的問題，法需多方參與，共同競合，形成辯證合力的問題。


３．法的活性：法規條令是每日生產，紛至遝來的文字條款，界定與執守某種秩序．利益與善的觀念。其界定的依托來自人性的需要，統治權力的需要，來自文化體係的形塑，來自觀念體係的信念，因為人是活的，天地人間是不斷變遷的，而所謂的“善”．“好”．“應當” 也是會不斷變遷。如何追尋．認識．詮定複雜社會裏，法令所該持守的種種善與好，這真是眾說紛紜，莫衷一是，根本上也是難以統一的。正因為社會有這樣多元主體，多元利益，多種信念立場的爭論，社會才是活的，才具生態互補性　，才能有彈性空間，滿足萬類生命的萬類追求，也才能避免法令的僵化與死亡，社會的崩潰與瓦解。


４．法的矛盾性：由於法令太多，經手非一人，製定非一時。新法與舊法，地方法規與中央律令，甲法的乙條文與乙法的丙條文。都很難保持邏輯一貫，意誌一貫，義理一貫。


所以所謂“守法問題”隻能人性．彈性．外加活性的處理，要求對所有法令，所有人，所有事項一體執行，都是不可能的，也是荒唐而悖理悖情的。所以中國的憲法多有變遷，法令多有變遷，而許多憲法與法令，經常也都隻是具文，既不可能執行，也不會因為不執行而造成“違憲”問題，而許多法令更會因人而異，選擇執行，法的威信經常不得不屈從於權力的意誌。這既是社會真實．曆史真實．也是法律與人性真實，對此不理解．不接受．堅持紙麵條文上的全麵執行，那真是蛋頭加八股的空想了！


在此認識背景下，葛劍雄教授：愛國應該從守法做起。博士生應該遵守中國當前采行的公元年號，公開的、正式言論必須遵守《憲法》和相關的法令等言說。要不說他愚蠢，至少是別有居心，虛偽而假大空的。要照葛劍雄教授這樣的論說邏輯，中國法令多如山海，上至中央黨國領導人，下至街頭小販，既沒有一個人全麵遵守過，那麽中國將沒有一個人愛國了！這既不合事實，也是荒謬的！儒學有謂“君子言之必能行，行之必能言”。 葛劍雄教授自己也不能全麵守法，如何以“守法”責人？　再說，所謂“愛國”．所謂“守法”，盡可以有許多條件．許多情況與人情事理之分疏，未可一概而論！堂堂教授，更不可以學文革之光杆無賴，將守法問題用作“革命詞語”一般的隨便亂扣帽子！更何況十博士生之所以要排斥聖誕節，要用中國紀年法，正是他們強烈愛國心的表現，葛劍雄教授對他們的愛國心不領情，反過來要求他們推崇公元才愛國。“我本將心向明月，誰知明月照溝渠！”，十博士生的十片熱心腸貼上了一片冷屁股！　真也傷哉！痛也！


之三


關於紀年問題，誠如葛劍雄教授所說：「在中國，用什麽方法紀年可是一件大事。」，應該引起我們的重視與討論。為此我也寫過〔建立以中國曆史文化為主體的孔子紀年製度〕等幾篇文章，現特借葛教授之機緣，再予論說。　


最近北大樓宇烈教授，在一場〔國學百年爭論的實質 〕演講中談到：〔文化在整個曆史中是非常重要的載體，而曆史又是我們認同這個國家的最核心的東西。〕〔每一種文化裏麵都凝聚著這個民族的、地區的、國家的一些最根本的東西。文化凝聚了這個民族的價值觀念、思維方法、生活樣式、信仰習俗等。一個民族的價值觀、風俗習慣都通過文化傳達出來。而文化又是曆史的載體。〕〔“欲滅人之國，必先滅其史。”也就是說，後人不知道他自己的曆史，不知道曆史就不認同這個民族、不了解這個國家。〕〔鴉片戰爭使我們開始否定自己的傳統文化,第一次世界大戰又使我們反思這種否定。〕〔一個民族失去了自主性，盲目追求別人的東西，最終的結果就是成為別人的附庸。 〕〔越來越多的人感覺到多元文化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所以說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 〕〔在這個文化交流的過程中，應該讓大家有一種主體意識，我想這一點最根本。〕〔隻有堅持自己的主體性，才能有效地、有針對性地吸收外國文化的養料，來滋潤本國的文化、發展本國的文化。 〕〔文化傳統凝聚著一種精神，也可以說文化傳統是民族精神的體現。 〕〔我的一個直接感覺，就是中華文化的整體根基越來越淺薄了。從基礎教育到大學教育，傳統文化的內容十分稀少，而我們廣大的傳媒中間，西方文化的內容可以說是鋪天蓋地。人們對傳統文化的了解越來越少，並且一代一代地遞減。〕〔一個對國家、民族的傳統文化沒有了解的人，對自己國家的文化傳統沒有自信心和尊重的人，是很難讓他生起愛國心的。〕


我想樓宇烈教授的演說可以用做我們討論紀年問題的基礎，也就是說，中國本來是個天下，是天下的核心國家，是天下秩序的持守者，各國交往規則的製定者，國際糾紛的裁處者。但自西力東漸以來，中國從天下之首腦，逐漸掉落成為列強魚肉與“次殖民地”。這樣嚴重的跌落與反差，使中國人傷了心，斷了國魂，忘了我是誰，表現之一是，中國子孫責備滿清天下首腦的架勢與心態是“妄自尊大”，中國人在洋大人麵前應該學龜兒子，畢恭畢敬，言聽計從才正當。 表現之二是，中國子孫說中國文字是野蠻文字，中國人不該讀中國書，於是我們有了中文拉丁化運動，使素以悠久曆史．淵深文化自傲的中國人，隻能先學拉丁字母再學中文，中文發音隻能用拉丁文母來詮釋。表現之三是：中國子孫輕易的拋棄，中國中央朝廷正朔所關的紀年體係，而接受公元紀年，以西方基督教的曆史表尺，來表現，來框視，來統合中國人的中國史及其世界史之視野。表現之四….。


之四


我們知道人對世界萬物的測量與標定，需要多種多樣的工具，工具對人類文明與科技之創造，具有不可取代的重要性。但工具不是完全中性的，不同工具常代表不同的方法，對世界做不同的框定與解讀，不同的工具也限定人的視野與想象，對人的心識與世界之樣貌，具有形構能力。在不同工具的觀照下，世界也會呈現不同麵貌。


而將流變不斷的自然時間，加以年月日.時分秒的分隔與標定，從而形成人文時間，用於人際交流．人文創造．生產生活與曆史紀錄，這個時間表尺影響人類社會生活的所有角落．所有方麵，可謂事關重大，钜細靡遺。所以，如何測量天文地文在時節上的變化，以指導人民生產以及國家軍國大政之安排，是一件國家重要大事。我們甚至可以說，紀時紀年法在中華文明創造曆程上發揮了重大作用，以至於後來演變成中央政府政治統係合法性的標誌，也成為天下臣民與籓國，叛逆與否的判別標準之一。凡歸順之國邦，都必須頒賜中央曆法及年號，所有文件都必須依此規定使用，否則就會是一種叛離行為。


當然這樣的紀年用法，過度政治化，過度以一朝一帝為中心，框視天下古今。而事實上朝廷與帝王經常改換，遂使中國曆史紀年經常斷裂而無法條貫共通。難以用一個表尺縱觀中國全史，帶來子孫曆史視野的框限與正統與否的爭執。如果有一個總成天下古今，貫穿全史的共同紀年法，則其對中國曆史的整體連結，正朔朝代紛擾之理解與統貫，必會有很大幫助的。


之五


當清末辛亥革命發生之後，革命黨人以革命的立場，不願奉滿清宣統正朔，又不願用西方之基督紀年，遂選用了一個黃帝紀年，以代表中華民族，源遠流長的五千年曆史。但南京臨時政府成立時，又采用了朝代紀年法，稱“中華＊民國元年”。而當民國３８年，共產黨做為革命者取得政權後，我想是基於不願奉前朝正朔的心理，也是革命政權革舊布新的需要，遂廢除“民國”紀年。而采用西方紀年做為中國人自己的紀年　。〔眼下台灣民進黨政府，雖以選舉上台，但他們要揮別中國，故也以革命者自居，要廢除“民國紀年”改采公元，以標榜其緊跟西方，美國附庸的角色〕。


從以上簡單的回顧中，我們可以得到這樣的初步結論：1.紀年有很深的政治意義，中國的改朝換代，必定改變紀年方式，即使到現代，紀年之表尺，也不被視為無關實際的中性工具。因此十博士生要采用中國幹支紀年，而葛劍雄教授則將之聯係到不愛國的問題上。2.中國沒有民族共認共守的紀年軸，遂致換了統治者，就改用自己中意的紀年方式。3.每個統治者都從自我中心的立場，搞自我正朔的名堂，把中國曆史紀年表尺，弄得五花八門，零亂不堪，遂使西方紀年法相對來說，更簡單方便。而在民族自我否定．全盤西化的心理投射裏，”寧與外人，勿與家奴”就成了買辦心態下，自以為高貴聰明選擇。而此自我否定的可悲心靈，又在葛劍雄教授身上展示了一次：　中國自己的紀年法，無論如何都是不正當，不愛國，不合法的，隻有堅持西方紀年，才先進．也才合法而愛國。


４．當西方帝國列強打垮中國中央朝廷威信後，連帶也打垮了中國人的民族自信與文化自信。以致中國知識文化精英，毫不羞愧，毫無不安的以打倒自己的文化，羞辱踐踏自己的先知與聖人為榮。中國文字成了野蠻的代表，中國文化隻是封建專製的幫凶與奴才。而受欺淩的中華子民以義和團來抗擊侵略，方法固然可悲，但其與汝偕亡，不共戴天的悲憤心靈，卻完全不被某些子孫理解。在此背景下，西方紀年遂取得中國國家大經大法之地位，外人成了主子，　“漢人學得胡兒語，站在牆頭罵漢人”。現在台灣民進黨又要跟進用基督紀年法，其意義不是向中央歸順，而正是要與中國背離，蓋因此套紀年法是西方曆史文化之象征，是西方正朔的表征。選用西方紀年法，正表現民進黨認同西方，依附西方的台獨心態。


之六


台灣的龔鵬程教授在其〔思想與文化〕一書中說：公元「這種紀年，無論其觀念及實際運用，都內在於西方曆史之中，隻對西方有意義。」他並綜合評論說：公元的提出，代表基督教思想對西方的支配，其意義是：1.曆史是上帝旨意的實現。2.尋找曆史規則以彰明上帝。3.以耶穌出生前後來劃分曆史，史觀中充滿宗教狂熱，並挾帶進化論世界觀去教育，去拯救，異教徒[落後民族]。


西方神意決定說的信仰，發展出基督教世界史的編年法，認為文明的曆程，就是完成上帝意旨的曆程。1.以基督生命做為文化曆史基線，耶穌出生後代表文明開啟，耶穌出生之前，代表蒙昧黑暗。2.以上帝意旨在地界完成為線索，認為文化發展必須經過上帝掌權．基督掌權．聖靈掌權各階段。３．以教會文化發展為線索，將曆史分為上古．中古．近世。


之七


許多人可能認為：即使公元是以基督為中心的紀年表尺，有基督教賦予的價值與旨意。但我們隻借用其數字的方便與統貫，並不引進與讚成基督教信仰及觀念，實際上不會對我們構成負麵影響。但我卻對此見解表示懷疑。既然物理表尺影響物理實相的認識，語言的表尺，影響人的文化內函及精神之表現。地理的投影表尺，影響地圖之曲度。為什麽曆史紀年表尺，對人的曆史視野與敘述架構毫無影響呢？何況此紀年的意義與象征，都來自西方曆史文化與基督信仰。與中華民族的曆史．人文與價值信念都沒關係，有誌氣的中國人，為什麽要拿此外來的紀年表尺，來紀敘．框定中國的曆史？

  

中華民族的曆史文化．人文精神，自有其深邃．廣大的意象與價值在，而中華民族也曾長期占有人類文明的高峰，又豈可以因為近代以來的低迷不振，就以文化虛無主義來自輕自賤呢？更有何道理把一時的虛無輕賤，置入曆史紀年的表尺上，讓子子孫孫永遠以基督教紀年，來敘述及定位自己的曆史呢？，，，

  

　文字與曆史都是一個民族特殊性本質性的表現，為什麽要競相拉丁化．西方化．基督化呢？這樣膚淺不自重不自愛的幹法，有助於中國識字率的提升嗎？有助中國人的曆史自信嗎？有助於中國聲望與國家軟實力的壯大嗎？人文與曆史的西方化．附庸化，將使中國曆史與文化的心靈寄寓何方？又如何營建全球華人共有的心靈家園，以團結全球華人，吸引遠方殊俗之學習與歸心呢？曆史文化的符號與象征，看似無關緊要，卻可能意義重大。所謂“一念之功德”可以“深廣無邊際”，通過數千年君子豪傑與匹夫匹婦，所共同營造出來，承載與表現中國心靈的符號，難道真的隻是一些無足輕重的記號與表尺嗎？讀者不妨試思：就當代曆史而言，離開了公元，我們還能訴說中國曆史，還能記錄中國事嗎？而西方耶穌出生之元年，究竟與中國曆史何幹？中華文化的象征．中國第一聖人的孔子；以及朔造中國曆史第一個統一帝國──〔秦〕，都不包括在公元表尺中。談孔子出生隻能是公元前551年．或魯襄公22年；談秦國之統一，隻能說公元前221年，而不能說孔子330年。曆史是一個有機整體，曆史人物，　及其所思所行；曆史事件，及其意義．位格與方向都是相關聯的。儒學是貫穿中國曆史的道統，孔子又是儒學之基點，從而擁有中國曆史文化中心的位置，足以穿貫起中國曆史人文之主結構，因此以孔子紀年為軸線，可以衡定中國曆史人物與事件前後關聯性，價值與意義。而用西方文化與信仰象征之耶穌，如何能定位中國曆史人．事之關聯與方向呢？　用耶穌來定位中國曆史人物生命之前後左右，有什麽意義呢？為什麽中國曆史人物之定位，需要拆解開來，放入耶穌的定位軸中來定位？為什麽中國曆史的時間框架，必須用西方耶穌紀年法來框視？


之八


就後現代的觀點看，符號是文化與記憶的媒介，傳遞著社會意識與價值。人的心靈與精神需要創造出它的符號，而此類符號又形塑著該族群成員的精神與心靈世界，為形成該族群共同記憶，提供素材．意義與價值引導。曆史文化之符號介入個人記憶之選擇及安排，個人集而成群，又形成人群的集體記憶，成為社會人群判斷與認識的基礎，從而具有政治認同與排斥的重大作用。古帝王之所以爭取曆史正統，所以改元建曆史本紀，都是一種塑造集體記憶的工作，有本朝的集體記憶，就形成認同與效忠的道德力量，使中央朝廷的統治得到民心歸向與道德正當性的拱衛，變得強大而不可挑戰。古人沒有提出後現代論說，但他們對符號與象征在心理認同與權力匯聚上的作用，卻有清楚而深刻的理解，絕不會對紀年大事掉以輕心。


近代以來，西方基本控製了世界，決定國際體係的格局與秩序，決定那個國家是邪惡或是文明，西方創造了一係列啟蒙與理性論說，中國人就用這套詞語認識自己，與談論世界。而基督紀年正是西方創造的事物之一，中國人不但視為先進，更成為律法，審視編列著中國曆史與現實。中國人以為這是無關緊要的，並且是與國際接軌的必要。卻沒有放長胸襟看世界，當今世界是個走向全球化的世界，一個崛起的中國，必須預先規劃及審視，他在全球的地位與角色，這涉及麵至廣，難以一概而論。但就曆史的論說與視野來說，中國人的曆史需要西方基督紀年才能論說，這樣說出來的曆史，隻能是西方視野下的曆史，是西方上帝在中國曆史敘述上掌權的象征。崛起的中國必須進入世界史的領域，必須以自己的立場．思想．觀點，論說及詮釋世界曆史之何所是。然而，中國人以基督紀年之表尺寫出來的世界史，究竟會是中國人的世界史，還是以西方基督視野為軸心的世界史，這樣的世界史是在讚美與彰顯上帝，還是彰顯中國？這樣的世界史會是西方世界史的一部份，還是代表中國文明對世界的解讀？為什麽中國人對其本國曆史與世界全史的論說，卻用的是西方基督的文化符號？


之九


我們知道在近代跨國連鎖企業的聲威及價值煉上，企業的標誌與符號，經常價值連城，代表該企業的核心精神．核心價值之所在，絕非無足輕重。以彼喻此，為什麽曆史紀年的符號與表尺，會無足輕重？為什麽竟可以如此輕率的歸順西方！


我們應該知道：看得見的是東西，看不見的是原理。中國古人特重看不見的太極．陰陽與道論，從而形構出中華文明的特殊才情。而近代企業商場競爭日益深廣化，有形商品及其生產的競爭力，已經不具核心地位。取而代之的是企業信譽．企業精神與文化．相關之軟件知識的生產與管理。有形商品的競爭，困難重重而利潤較薄。而無形知識與價值之競爭，廠家少而利潤豐厚。中國近年來的經濟繁榮，大多建立在有形商品上，建立在民工的廉價勞力上，其風險大而可持續性差。於此相對，中國經濟應該重視企業信譽．企業精神與文化．以及相關知識的生產與管理上。


而就國家威望與實力而言，無形符號與思想．文化之競爭，也同樣事關重大。可是在全民盼望中國崛起的願望聲中，中國社會卻表現出文化主體的背離：英文優越於中文．中文注音隻能用拉丁文．中國曆史隻能用基督紀年。這就好象商品在中國生產，但商品的智能財產與品牌，卻用的是跨國企業的。此類商品生產越多，隻會更增加西方帝國之威勢與力量。而更消耗自己的精力與智能，更增加自己的依附性，使自己永遠隻能在權力的世界分工中，屈於劣勢。因此，用西方文化產品及符號，隨便框限及改造自己的文化符號，這等於對西方文化優越性無償的降服與愚蠢的支撐。我以為，對西方基督紀年的隨意采用，就是一種降服與歸順的表征，欲圖崛起的中國，首先應該削弱西方文化套在自己身上的枷鎖，才有走向分廷抗禮與崛起的可能。

  

〔論語〕 子路篇有“為政奚先”的問題，孔子答以“必也正名乎！”　


“　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　”這可以理解為命名與調整名號，在形構禮樂秩序上具有優先性。


西方列強也很懂得正名的重要性，西方對一地的占領與殖民統治，常優先進行時空再造。在人文與曆史時間上，否定當地時間序列，而將他們整合進西方時間的框架裏。在地理上則對各地名進行重新命名，以暗示西方的發現，或者表示該地域由西方賜名認可，而進入基督世界。在這樣日積月累的正名運動中，西方文明成了普世文明，在西方文明籠罩下，其它文明的子民漸成自己土地上的邊緣人。比如不會英文的中國人，在與國際接軌的潮流裏，逐步邊緣化。但孔子的中國子孫們卻忘記了孔子的聖言，不但樂於取用西方名與言，更自動退讓，將中文的注音領域．以及曆史紀年表尺都讓了出來。使中國小孩第一本語文課本，全都是a.b.c.d.，讓他們從小開始親近西方，將西方文化符號視為自己文字的核心基礎。

  

之十


近年來，中國經濟快速發展，社會走向富裕，而有了”和平崛起”的願景與想望，這當然使中國人有了揚眉吐氣，再創漢唐的希望。但是一個國家的複興，及其在全球體係裏的地位，涉及其文化號召力．創造力．國民素質．國家法政建設，國家統治群體的戰略眼光，軍事威懾力….等等多種因素，不僅僅依賴經濟力。而如果我們以文化與心理的觀點看中國的崛起，其評分恐怕還是非常低的。中國人普通缺乏大國心態，缺乏大國的自信與寬容，甚至在文化上，中國人還依然持守著被殖民心態。視西方文化．思想為先進，視西方為現代化之典範，以西方為模仿學習的對象。視英語為高級語言．正統語言， 全社會各行各業，瘋狂學英語，會英文等同於有學問。洋節日．洋信仰就是吸引人，中國節日及儒道禪之學，反而受到岐視與冷落。


此次十博士生聯名抵製聖誕節，是乎？否乎？盡可以見仁見智。但他們至少透顯出一種心靈渴望：中華民族之複興，必須以維護其文化主體性為依托。如果在這方麵麻木不仁，任令媚俗的及買辦的文化心性惡性膨脹。將可能斷送民族複興的重要機會。所以他們要聯合疾呼，強化自己的民俗慶典。


我想天下非一人之天下，非一黨一派之天下。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天下事不可全部期之於肉食者，也不可你看我我看你的，沒人管，應該學這些博士生，以國家安富尊榮為己任，萬眾同心，關心國家的現在與未來。我借此呼籲：有誌氣的中國人都來做自己曆史的創造者，從自己的日常行事開始，建設以中華文化為主體的孔子紀年製度。所謂“本來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雖然起動時有些吃力與不方便，但久而久之，習慣成自然。我在此誠摯呼籲：「兩岸學術界、出版界、教育界的朋友門！….隻要你們堅持中華民族主體性，推廣孔子紀年製度，以中華主體性來看曆史、寫曆史、教曆史。曆史的眼界，曆史的樣態將會有絕大改變。於是中國的紀年有中國的曆史文化，有中國的尊嚴與氣魄。憑借中國人的努力與壯大，孔子紀年，亦可以過江過海，為全球人類所共知矣！」[注]


並且我們可以借此契機，重構中國近代史論說，揮別民族虛無與自殘心態，迎來開擴朗暢的中華萬歲交響曲───


二萬公裏海岸， 一千萬方公裏土地， 大河大江大湖泊， 高山平原大沙漠， 無數人間美景，眾多璀璨族群。大家同攜手， 共耕耘， 一起歌， 一起舞， 一起開拓人生！ 胸懷山川大地， 眼界曆史古今， 人生的千載難逢， 夢想的偉大動人， 不正是一個龍族的夢，英雄的夢！不正是中國夢應該有！ 可以有的圖像麽？　


孔子2558年元月18日[07] 皮介行 寫於漢口

[注].引自筆者〔建立以中國曆史文化為主體的孔子紀年製度〕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