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載《美國高等教育年鑒》2007年4月20日)
保羅•摩尼撰
王達三 譯
孔子是中國最具影響力的哲學家。然而,他的思想曾一度遭到批判,他的著作曾一度被禁止。但在今天,越來越多的中國人開始研究並稱頌孔子。
北京正在起變化
在北京清華大學的一間教室裏,哲學係副教授唐文明正在主持一個由十名博士生參加的課堂討論,主題是希臘和儒家的美德觀念之比較,現場氣氛十分熱烈。唐文明背後的黑板上,寫滿了密密麻麻的漢字:天和地、道德、美德等等,偶爾也會看到幾個英文詞匯。
唐文明停了下來喝了一口水,然後把話題轉移到儒家和道家觀念的異同上,接著又轉移到太極、陰陽等一些中國經典範疇上。學生們則不時地敲打著鍵盤,把相關信息輸入到筆記本電腦中。這堂課八點開始,時間是三個小時,本來在25分鍾之前就應該結束了,但學生們還是不斷地提問,而唐文明也沒有離開的意思。
唐文明“先秦儒家倫理課程”上的熱烈氛圍,僅僅是風靡中國的諸多儒家文化熱中的一個小小例子而已——老師和學生在教室裏講授和學習曾一度被禁止的儒家思想,大眾則搶購與儒學相關的書籍,並推動了與儒學有關的話題成為大學校園內的熱門講座。
2500多年來,儒家思想在中國一直占據著主導地位,這既得益於官方學者的大力提倡,也符合中國社會重視倫理道德和強調等級製度的事實。但是到了19世紀末,中國因為無力抵抗外來侵略和拯救大眾出離水深火熱,因而不得不在崩潰的邊緣上進行痛苦掙紮。
有些知識分子開始指責孔子(551-479BC)——外國人通常稱之為confucius,認為他應該對中國的落後負責。1919年“五四”運動時期,由於痛感於中國外交的重大挫折,知識分子們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號,提出要以“科學”和“民主”來取代“至聖”孔子的地位。
1949年共產黨掌握政權之後,孔子受到了更為嚴厲的批判和攻擊。在“文化大革命”(1966-1976)期間,遍布全國各地的孔廟被激進的“紅衛兵”破壞殆盡,而研究孔子的學者們則被警告要保持沉默,有的甚至遭到毒打與迫害。“中國人可能是世界上唯一試圖徹底拋棄自己的思想、文化和傳統的民族。”清華大學哲學係副教授彭國翔說。
如今,經曆了百餘年被認為是中國發展障礙而倍遭攻擊的儒家思想,再次被看作是解決中國所麵臨的一係列政治、經濟和倫理道德等難題的藥方。
過去三十年來,中國除了取得了巨大的經濟成就以外,還出現了愈來愈嚴重的貧富分化以及日益上升的腐敗、犯罪、離婚等問題。學者們說,中國已經很少有人還相信馬克思主義或共產主義,但迄今為止還沒有一種思想能夠發展到足以取代它的位置以彌補信仰真空的程度。但是,越來越多的人們已經開始感到了信仰的空虛和混亂。
“中國從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轉化到自由市場經濟的速度是如此之快,以至於人們感覺到中國再也沒有了價值信仰。”夏威夷馬諾大學(Manoa University)的哲學教授Robert T.Ames說。
包括諸多學者在內的許多中國人認為,儒家思想對於自由市場經濟和僵硬的馬克思主義來說,都是一個頗具吸引力的替代方案,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它是本土哲學。“當中國崛起成為一個世界大國並逐漸找到自信的時候,中國人需要自己的文化敘事並賦予其相應的意義。”衛斯廉大學(Wesleyan University)哲學教授、北京大學富布賴特項目基金會(Fulbright)學者Stephen C.angle說。
成功的回歸
今天的儒家學者被眾多的儒學愛好者所追捧,這在過去的一百年中是不可想象的。在書店裏,有關儒家思想的書籍和DVD,以及被翻譯成中文的一些外國人寫的相關書籍,往往被放置在最顯眼的位置。具有超前意識的大學,都打出了儒學課程的廣告,目的在於吸引企業老板。比如,北京大學為成功商業人士開設的為期一年的“國學班”,收費高達5000美元——這在中國是一個很高的數字。
在全國,大約有18所高校開設了類似北京大學開設的儒學課程,或者設立了專門的儒學研究機構。在國內外舉辦各種形式的儒學會議,已經成為常事。“僅在去年一年,我就參加了14個儒學會議。”同時身為中華孔子學會秘書長的彭國翔說。
清華大學的政治哲學和倫理學教授貝淡寧(Danel A.Bell)於2007年春季發表在DISSET雜誌上的一篇文章中說:中國有關儒學的書籍和會議幾乎成爆炸狀態,以至於那些致力於儒學研究的人都感到已經不能跟上形勢的發展。
1979年中國實行經濟改革以來,大門開始敞開,也釋放出了脫離僵硬意識形態的信號。有關儒學的書籍開始出現在一些大學的書架上,但大多是來自港台地區少數著名學者所寫的著作——這些人在今天被稱為“新儒家”,他們曾艱難地在大陸之外保存著儒學的薪火。
在過去,大陸的學者們不得不隱藏自己的學術興趣,不敢公開發表有關儒學的文章和書籍。但最近幾年來,許多受過西方哲學訓練的大陸學者開始把興趣集中在儒學或中國其他學問之上。
一個典型的例子是,去年十月份,41歲的北京師範大學傳媒學教授於丹登上了中央電視台的“百家講壇”。她站在講台上,按照自己的理解,用輕鬆活潑的語言,一連講了七次《論語》,引發了全國範圍內的《論語》熱。
數以萬計的人們加入了《論語》熱的狂潮。根據於丹講座整理出版的《論語心得》在其後的四個月內賣了三百萬冊,是此前最暢銷書籍《哈利•波特》銷售量的兩倍之多。貝淡寧說:“人們正在尋找自己的精神家園以填補自己日常生活的空虛,而於丹的講座正滿足了人們的這種需要。”
蔣慶是一位退休的人文學科教授,現在為深圳大學的客座教授,被認為是中國最著名也是最保守的儒家。他認為於丹把儒學的理念過於簡單化了,但他卻為於丹的努力而喝彩:“原先人們認為儒學一無是處,但是今天人們卻發現儒學有著重要的價值。真是難以令人置信!”
中國共產黨顯然默認了人們對儒學表現出的熱情。貝淡寧在DISSET上發表的文章中寫道:由於儒學強調尊重權威,這為當局提供了一個比“基督教”以及近年來在大眾中聲勢趨大的“法倫功”和激進的民族主義更具誘惑力的選擇。
去年十月份,中共中央委員會會議正式通過了胡錦濤主席提出的“創建和諧社會”提議,而“和諧社會”顯然是儒學的一個觀念和主張。這個決議強調,黨應該轉變單純追求經濟快速發展的執政觀念,而把解決社會問題作為工作的重點。輿論認為,這是中共開始關注窮人利益的開始,因為2005年在中國曾爆發了87000多起農民和工人的抗議事件(據官方統計數字)。
但是,中共對儒學的容忍是有限度的。一位因擔心帶來麻煩而要求不要透露姓名的中國學者說:“如果儒學的複興威脅到中共的利益,他們會毫不客氣地阻止這種複興。”
或許正是由於這種原因,蔣慶努力了五年才使他的《政治儒學》一書獲允出版(三聯書店出版的《政治儒學》一書有很大刪節——譯者注)。他的著作和文章在大陸通常難以正式出版或發表,因而他不得不移師到台灣或香港發布,或者是發布在一些管理比較寬鬆的網站上。
與蔣慶命運類似的是貝淡寧。當他在中國大陸一家學術雜誌上發表了一篇官員應該以儒家模式進行考試和選拔的“現代儒學民主”的文章時,官方審查人員迅速責令這家期刊停刊整頓。
貝淡寧的《超越自由民主——東方模式的政治哲學思考》一書已經在去年由普林斯頓(Princeton)大學出版。這本書主要探討了儒學與東亞的民主、人權以及資本主義的相關性等問題。目前,這本書已經翻譯成中文,貝淡寧希望官方審查人員能夠允許這本書在大陸正式出版。
真誠的儒者
根據貝淡寧的看法,許多儒學研究者本身也是真誠的儒學信奉者。他們毫不掩飾地希望,博大精深的儒學能夠成為缺乏道德的中國社會進行道德重建的基石。
蔣慶說:“每天,我們都會在報紙上或電視上看到或聽到一些有關道德崩潰的壞消息。”他舉出了一長串引起人們公憤的例子,比如出售假冒偽劣藥品和酒水、醫療腐敗、偽造學曆文憑、抄襲剽竊論文、公共領域賄賂腐敗盛行、學校甚至出售文憑以謀取暴利以及豆腐渣工程,等等。
蔣慶可能是最激進的致力於儒學複興的中國學者。在許多文章中,他都堅持認為:唯有儒學複興才能拯救中國!在長達462頁的《政治儒學》一書中,他提出要建立“三院製”的政治製度:官員應該由推選產生,而候選人必須接受儒家經典的嚴格教育;儒家士大夫確保儒家文化的傳承;權力最大的機構將由那些忠誠於儒家思想的人來組成。
蔣慶甚至希望在各級各類學校中以儒學課程取代馬克思主義課程。他說:“儒學告訴人們如何做人和如何做事。不管你是什麽樣的人和做什麽樣的事情,這些基本的道理你都應知道並奉行。”
53歲的蔣慶早年學習法律,但如今他在中國南部山巒起伏的貴州山野創辦了一個自己的儒家書院(即陽明精舍——譯者注)。在這裏,他經常邀請一些學者參加有關儒學問題的討論或研究,有時也會舉行一些儒教儀式(祭拜孔子和陽明等古聖先賢——譯者注)。蔣慶還因穿戴傳統服裝而廣為人知,因為他認為傳統服裝具有中國文化的象征意義。
有些學者認為,對儒學不加反思而盲目崇拜的現象是有問題的,儒學信奉者以儒學簡單地置換或取代作為意識形態的馬克思主義也是不足取的。
在清華大學學習政治哲學的研究生吳雲(Wu Yun)一直在鑽研外國學者研究儒學的書籍,因為她認為許多中國學者把儒家思想作為不能懷疑和改變的信條。她說:“中國所謂的儒學複興不是很理性。”
彭國翔把類似蔣慶一樣的儒者稱為是“狹隘的民族主義者”,因為他們嚴詞拒絕民主、自由和人權等觀念,而原因僅僅是這些觀念起源於西方。在彭國翔看來,真正的儒家必須以開放的心態對待各種不同的觀念,必須把儒學看作是一個開放的體係,裏麵應包括民主、自由、人權等一係列的現代觀念,這樣儒學才會對中國有所幫助。他說:“儒家的真精神,與其說是感情的,毋寧說是理性的;與其說是排外的,毋寧說是寬容的。”
不管儒學采取什麽樣的方式複興或發展,它都不會很快曇花一現而銷聲匿跡。盡管有許多人沒有明確地意識到儒學的存在,但2500多年以來儒學傳統確實通過不同形式滲透進了中國社會。吳雲說:“儒學深深紮根於我們的文化之中,我們天生就是儒家文化的傳承者!”
畢竟,儒學雖然經曆了“五四”一代激進派的猛烈攻擊以及三代共產主義統治者的政治壓製,但仍然頑強地生存下來。到最後,它有可能會把各種思潮,包括馬克思主義,都遠遠地拋在身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