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餘八五年至南開大學參與籌建法學研究所,於天津勸業場舊書店覓得英文版《政治的罪惡》一書,攜回展讀,為之震撼,書中對馬基雅維利主義之批評深得吾心,與儒家道德立場不期而合。後讀馬一浮先生傳記,知馬先生讀此書之日文譯本而歸宗儒學也。十四年後,李柏光先生促譯出此書饗讀者,遂由餘與李柏光、王天成二先生合作譯出,由北京改革出版社出版。嗟呼,餘所譯書,可謂不少,然自認最有價值者,唯此書耳!)
政治需不需要道德指引?權力需不需要倫理約束?目的能不能證明手段正當?有用能不能超越正義?強權是不是大於公理?國家理由是不是治國的根本依據?公共安全是不是統治的最高法律?權謀欺詐是不是從政的必要手段?暴力恐怖是不是施政的合法理由?所有這些,都是人類有史以來的政治生活中一直存在著的問題,也是人類迄今未能解決而仍在困擾人類的問題。這些問題不解決,人類的政治生活中就沒有真理之光的照耀與指引,人類的政治行為就會純任權力欲的支配而得不到淨化與超拔。夫如是,影響人類至深至廣的政治就會永無休止地陷入邪惡的泥坑長劫沉淪,本來應該是實現人類美好價值的政治就會蛻變為人間鬼窟。就算人類通過努力進入了其所自詡的富裕時代、高科技時代、信息化時代、知識經濟時代、全球化時代以及自由化、民主化、法治化時代,隻要政治離開了道德,政治就不會有根本的進步。正如一位西方現代智者所言:當我們驕傲地登上月球進軍火星的時候,我們在政治上卻生活在石器時代!鑒於此,古往今來人類偉大的思想家們都沒有不對政治脫離道德的狀況痛心疾首,紛紛著書立說,希望用道德來指引政治,用倫理來約束權力,把政治從權力欲的支配中超拔出來,從邪惡的泥坑中拯救出來,用價值理想來改善政治,提升政治,使政治能走上真理之光朗照的光明之路,從而使政治還原為真正是人的政治而不再是狐與狼的政治。這就是本書作者寫作《政治的罪惡》一書的目的。
本書從批評乃至控訴抗議馬基雅維利主義開始。我們知道,從人類政治產生之日起,就存在著馬基雅維利主義。但是,在古代,人類的道德良知不承認馬基雅維利主義,不接受馬基雅維利主義,而是把馬基雅維利主義視為政治上的邪惡,攻之而不遺餘力。然而,到了近代,意大利出了這位被今天西方政治學家尊為現代政治思想奠基人的乖戾人物,政治理論家們把馬基雅維利主義作為政治中的正麵價值加以宣揚,美其名曰馬基雅維利的出現使政治擺脫了道德的束縛獲得了自身的價值。結果在文藝複興後幾百年的人類曆史中,馬基雅維利主義加深了西方以至整個世界的政治犯罪,使人類至今的政治生活仍未能擺脫不道德政治行為的影響。那麽,什麽是馬基雅維利主義呢? 簡言之,馬基雅維利主義就是在政治生活中將人類道德分為“私德”與“公德”,認為“私德”隻適應於個人領域而不適應於政治領域(所謂公共領域),作為公共所有的政治領域有其獨立的道德——“公德”。這種對人類道德的劃分從表麵上看似乎言之有理,但隻要深入其內核就會發現其似是而非。這裏所說的“私德”,實際上是指人類的普遍道德,如正直、誠實、公正、信義、謙讓、廉潔、仁慈、無私等,而所謂“公德”,就隻能是與之相反的狡詐、欺騙、偽善、偏私、背信棄義、殘暴、貪婪等惡行以及馬氏信奉的“目的證明手段正當”、“強權大於公理”、“公共安全是最高法律”、“需要與有用是最高正義”等信條。這裏的要害表現在兩個方麵:首先,把並非是人類的道德而是人類的惡行喬裝打扮變成了一種所謂政治道德,即所謂“公德”,從而為在政治領域中公然行惡找到了冠冕堂皇的借口與理由。其次,在把不道德變為道德後,實際上就是在政治領域中逐出了真正的道德。職是之故,在政治領域中劃分“公德”“私德”,就是在政治中用不道德去驅除人類道德。在現實政治中,因為不再存在道德,用所謂“公德”去取代“私德”帶來的惡果就可想而知了。《政治的罪惡》一書所描繪的政治欺騙、政治偽善、政治貪婪、政治仇恨、政治殘暴、政治陰謀、政治暗殺、政治腐敗、政治不義等就是把政治分為“公德”與“私德”的直接結果。然而,令人不可思議的是,這種在政治上不道德的馬基雅維利主義居然會被當今許多政治學家奉為現代政治思想的奠基者,而把人類道德分為“公德”“私德”的不道德做法竟被看作是人類政治的巨大進步!然而隻要人類的良知還沒有泯滅,得出的看法必然與此相反:這是道德的乖廖,價值的顛倒,理性黑暗,良知的墮落!在近百年來的人類政治史中,這種不道德的馬基雅維利主義暢通無阻,大行其道,其政治犯罪給人類帶來的災難和痛苦可謂罄竹難書。所幸天道往還,現在是清算馬基雅維利主義的時候了!而《政治的罪惡》一書正好為我們提供了一本揭發馬基雅維利主義的罪惡的控訴書。
馬基雅維利主義所推崇的不道德政治行為並非隻出現於西方與現代,中國古亦有之。中國古代的法家、術家、縱橫家、陰謀家、韜略家所推崇的都是馬基雅維利主義推崇的政治行為。在西方,對馬基雅維利主義的批判來自基督教的道德思想,本書作者正是站在基督教道德的立場上來批判馬基雅維利主義。然而,在中國,對不道德政治行為的批判則是來自於儒家,儒家正是站在人類普遍道德的立場上來批判法家、術家、縱橫家、陰謀家和韜略家。儒家不是不知道政治需要策略,需要方法,需要手段,需要計謀,儒家甚至在政治操作的層麵提出了“儒術”的思想。但是,儒家非常清楚,策略、方法、手段、計謀必須在一個根本前提下使用才是正當的,即不能違背基本的人類道德。是故儒家進而提出了“經權”的思想,即認為在複雜的政治現實中任何政治行為的變通都不能違背“經”——人類的基本道德。這些人類的基本道德就是儒家所提倡的德目“仁”、“義”、“禮”、“智”、“信”、“誠”、“正”、“忠”、“廉”、“節”、等。吾人須知,儒家政治思想的核心是“以德治國”,“以德治國”就是主張用人類的普遍道德來治理國家,在國家政治生活中實現人類追求善良德行的理想。故在中國,不可能像《政治的罪惡》一書的作者那樣用基督教道德來對抗馬基雅維利主義,因為中國不是也不可能是基督教國家,中國自古以來都是儒教國家,在中國隻有用儒家“以德治國”的思想才能同馬基雅維利主義相抗衡。職是之故,如果我們今天要想在中國清算危害近代中國政治甚深的馬基雅維利主義的話,要想使中國的政治擺脫邪惡走向道德的話,我們就隻能依靠儒家“以德治國”的道德理想,而不是那些時下流行的五花八門的新奇學說。
本書出版於1898年,至今已一百餘年。作者LOUIS PROAL是一位法國的基督徒,一位法官,一位曆史學家,一位道德學家。作為一位基督徒,他信仰來自神聖世界的超驗價值,勇敢地用這種超驗價值來批判世俗權力的墮落與邪惡;作為一位法官,他洞悉現實政治的黑暗與汙濁,冷靜地站在正義的審判席上來審視人類政治生活中的是非善惡與清濁曲直;作為一位曆史學家,他具有豐富的西方曆史知識,客觀地用西方兩千年來政治史上的實例證明馬基雅維利主義犯下的種種政治罪行;作為一位道德學家,他懷有拯救世道人心的古道熱腸,反複地告誡人們人類政治的希望不在知識不在科技不在強力不在各種主義而在人類文化傳統中固有的古老道德。同時,作者又是法國人,他親身感受到了法國自大革命以來因政治道德敗壞引起了百年政局動蕩,深刻反省並徹底揭露了法國大革命中的種種政治暴行和政治罪惡,使我們知道任何人類的美好理想——諸如自由、平等、博愛之類——都不可能通過不道德的手段來實現,來獲得。此外,作者還是一位靈驗的預言家,一位充滿聖哲智慧的先知,他預言人類未來的政治如果仍然遵循馬基雅維利主義的道路,仍然離開人類傳統道德的提升與指引,那就必然會導致政治犯罪,從而會給人類帶來巨大的痛苦與災難。非常貴憾,在本書出版後的一百年中,作者的預言不幸言中!作者沒有看到古拉格群島、奧斯威辛集中營、南京大屠殺、文化大革命、波爾布特的種族滅絕以及一戰、二戰、冷戰給無數無辜者帶來的死亡與痛苦,如果作者能活著看到這些政治犯罪,不知會何等的痛心疾首!因為這些政治犯罪比起作者所看到的政治犯罪不知嚴重多少倍,其給人類帶來的痛苦與災難可以說已達到了人類曆史之極!然而我們在讀此書時,亦不能不敬佩作者深邃的曆史洞察力與大無畏的道德勇氣。因為在近百年來政治上各種流行思潮和時髦主義風行宇內迷亂天下的時候,隻有作者堅定地站在人類良知的立場上發海潮音,作獅子吼,旗幟鮮明地用傳統道德來批判馬基雅維利主義,來提升人類的政治行為,來為人類未來的政治前途指引方向。就我閱讀西方典籍所知,如此係統地、全麵地、深刻地、徹底地用人類古老道德來批判政治犯罪的書除此之外還未發現第二本!我相信,讀者讀完此書後,一定也會有同感。在一百年後的今天,在遙遠的東方古國,在不同的曆史文化背景下,我們能夠強烈地感到這本書描繪的就像是我們身邊發生的事情,解決的就像是我們今天出現的政治困惑,指出的就像是我們今天所期望的政治前途和方向。這無疑證明了中國古聖人所說的一個真理:天下人心同理同,人類的良知是不受時間國界限製的,LOUIS PROAL先得吾心之同然。
現代大儒馬一浮先生早年留美留日,崇尚西學,最早在中國用德文閱讀馬克思的《資本論》,並對無政府主義與法國大革命推崇備至,但在1905年讀到日文翻譯的《政治罪惡論》一書後,對人類不道德的政治行為產生了深刻的反省與極度的厭惡,最後毅然放棄時髦的西學,回歸中國古老的儒家傳統,遂成為一代儒宗。馬先生當時閱讀的日譯本《政治罪惡論》,我推想就是現在讀者手中的這本《政治的罪惡》。一本書可以改變一個人一生的生命信仰,可以決定一個人一生的生命曆程,這在人類曆史上並非罕見之事。如果讀者讀完這本書後對自己的心靈有所觸動,甚至能夠改變自己的生命信念,那不僅是本書作者的遺願,也是本書譯者的厚望了。
本書的作者雖然是法國人,但卻用英文寫成此書。我1985年到天津南開大學工作時,在勸業場舊書店的灰堆中發現了此書,購回閱讀,不禁被作者深邃的曆史洞察力與道德勇氣打動,本想譯出以饗國人,但因身體欠佳,譯出少許而作罷。14年後的今天,北都李柏光先生關心世道人心,希望將全書譯出,遂召集同道,分工完成,使如此之好書不致永久沉寂。在人類即將走向21世紀之際,我們通過閱讀此書可以深刻反省人類兩千年來的政治史,因而可以攬古觀今,鑒往知來,避免人類在今後的政治中再犯錯誤,再作罪惡,故柏光先生決定出此書之功豈小補哉!
中國近百年來翻譯出版之西方政治書籍可謂汗牛充棟,國人至今仍勤譯不輟,叢書迭出。然多為論述政治之知識、方法、策略、理論、主義、思想之著作,很少有涉及政治道德者。這些著作讀後隻可增長國人的政治知識與學術見解,而不能增進國人的政治道德與學術良知。故本書之出,不僅可以補中國近百年來譯介西學之缺,也有利於喚醒國人的學術良知,改進中國的政治道德。昔者,孔子作《春秋》,以為治理天下國家的道德法典而使亂臣賊子懼,故司馬遷說:“為人臣而不知《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弑之誅,死罪之名。”董仲舒亦說:“有國有家者不可以不學《春秋》,不學《春秋》則無以見前後旁側之危,則不知國之大柄,君之重任也。”同理,現在中國立誌從政的人,不希望陷入政治犯罪身被惡名的人,不願在21世紀成為曆史罪人的人,不可不讀這本《政治的罪惡》!我們要感謝本書作者將不道德的政治行為也列入犯罪之列,使我們知道從政必須戰戰兢兢,誠惶誠恐,恪守道德,否則,我們就會與罪犯同列。職是之故,這本《政治的罪惡》一本無疑是中國從政者必讀的曆史殷鑒書。最後,讓我們用本書作者所引的一句名言來結束本文吧!
學術無良知,即是靈魂的毀滅;政治無道德,即是社會的毀滅!
作者惠賜儒家中國網站(www.biodynamic-foods.com)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