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書(shu) 院的開拓與(yu) 進取

作者：鄧洪波

來源：作者授權伟德线上平台發表，原載《中國青年報》

時間：孔子二五六八年歲次丁酉閏六月十八日戊辰

             耶穌2017年8月9日

湖南長沙，中國四大書(shu) 院之一——嶽麓書(shu) 院。嶽麓書(shu) 院的赫曦台，台的頂部雕飾有八卦圖、蝙蝠、壽字圖案。視覺中國供圖

江西省九江市，白鹿洞書(shu) 院位於(yu) 廬山五老峰南麓，享有“海內(nei) 第一書(shu) 院”之譽。始建於(yu) 南唐升元年間（940年），是中國首間完備的書(shu) 院；南唐時建成“廬山國學”（又稱“白鹿國學”）。視覺中國供圖

宋代是中國文化發展的黃金期，那些從(cong) 門閥製度下解放出來的讀書(shu) 人，挾開拓萬(wan) 古心胸之豪氣，憑借經濟發展帶來的社會(hui) 繁榮，依靠印刷技術帶來的豐(feng) 富藏書(shu) ，縱貫古今，橫論百家，將我國古代的學術文化事業(ye) 推進到了一個(ge) 空前發達的高度。其間，書(shu) 院受到各方重視，總數達到720所，是唐五代書(shu) 院總和的10倍以上，可謂多矣。兩(liang) 宋書(shu) 院的發展各有特點，北宋以“天下四大書(shu) 院”為(wei) 代表，強化的是教育教學功能，書(shu) 院作為(wei) 學校的一種，得到社會(hui) 的廣泛認同。而“南宋四大書(shu) 院”以張栻、朱熹、呂祖謙、陸九淵為(wei) 代表的大師講學，帶來了學術的繁榮昌盛，使學術與(yu) 書(shu) 院的一體(ti) 化得以完成。從(cong) 此，書(shu) 院與(yu) 教育、學術結合，開創出一種新格局、新傳(chuan) 統、新製度，形成魅力無限的人格化特征，影響著中國一代又一代的讀書(shu) 人。

一、書(shu) 院替代官學的角色

宋初，久亂(luan) 初平，長期被戰禍壓抑的民間教育訴求開始噴發，而這時的政府卻無力興(xing) 複唐代舊有的官學係統。於(yu) 是，曆史賦予書(shu) 院以替代官學的角色，在滿足教育需求的努力中，強化著書(shu) 院的教學功能。

公元960年，趙匡胤陳橋兵變，建立起趙宋政權。為(wei) 了鞏固時時受到威脅的政權，統治者無心於(yu) 文教；連年用兵又耗費了有限的財力，統治者更無力於(yu) 文教。因此，宋初80餘(yu) 年間，官學沒有任何新的發展，中央隻勉強維持國子監與(yu) 太學，大唐時代建立的州縣鄉(xiang) 黨(dang) 之學等一整套地方學校教育製度始終沒有恢複，而處於(yu) 一種基本癱瘓狀態。

中央官學的不振，地方文化教育的癱瘓，極不適應海內(nei) 承平、文風日起的社會(hui) 形勢，對於(yu) 政府來講，無處養(yang) 士，也不利於(yu) 政權的維係與(yu) 建設。麵對這種形勢，有責任感的中國士人沿襲前代的做法，聚書(shu) 山林，建院講學，自覺地分擔起培養(yang) 人才、發展教育的職責。北宋政府也采取了因勢利導的文教政策，一方麵大力提倡科舉(ju) ，成倍成十倍地增加取士名額，試圖收盡天下遺逸；另一方麵又大力支持漸興(xing) 的書(shu) 院。在太宗太平興(xing) 國二年（977）至仁宗寶元元年（1038）60餘(yu) 年的時間內(nei) ，朝廷通過連續不斷地賜田、賜額、賜書(shu) 、召見山長、封官嘉獎等一係列措施對書(shu) 院加以褒揚，培植出以嶽麓、白鹿洞、睢陽、嵩陽為(wei) 代表的“天下四大書(shu) 院”，並且以其聲名顯赫之勢，獲得了社會(hui) 的廣泛認同，集中體(ti) 現了宋初書(shu) 院替代官學的作用，以及由此而被強化的教育教學功能。

然而，我們(men) 必須看到，宋初對書(shu) 院的提倡，是政府在短期內(nei) 無力恢複造就治世之才的官學係統而采取的一種權變措施，可以說是迫不得已。這和唐玄宗的“廣學開書(shu) 院”有著極大的區別，唐代是錦上添花，宋初則是非此莫求。因此，一旦政府有能力興(xing) 學，它就會(hui) 回到傳(chuan) 統的養(yang) 士“正途”即官學係統，而舍棄對書(shu) 院的支持。這就決(jue) 定了書(shu) 院在宋初隻是暫時充當替代官學角色的地位。

二、書(shu) 院教育教學功能的強化

書(shu) 院和科舉(ju) 結合，是其強化教育教學功能的最大表征。這種情勢下的書(shu) 院，下係於(yu) 民，而上通於(yu) 官，既是民眾(zhong) 的求學之所，也是官府的養(yang) 士之場。民間書(shu) 院以讀書(shu) 應試而揚名者不少，湘陰縣民鄧鹹所建笙竹書(shu) 院，就是典型一例。它以訓育族中子弟為(wei) 主，接納四方遊學之士。結果，湖北江夏馮(feng) 京、安州鄭獬二人以負笈其中而雙雙高中狀元，是為(wei) 科場盛事，在士人的“美談”之中，笙竹書(shu) 院難免不被視為(wei) 科舉(ju) 聖地。於(yu) 是，加強教育，重視教學，以期培養(yang) 更多的“狀元”，就自然而然成為(wei) 笙竹書(shu) 院的自覺追求。社會(hui) 期許使然，強化教學成了書(shu) 院的必然選擇。

官府視書(shu) 院為(wei) 養(yang) 士之所，以應天府書(shu) 院的事例最為(wei) 典型。它的院舍雖由士人捐建，但成立則是奉朝廷詔令行事，教學管理皆由朝廷命官主持，學生享有解額特權。天聖三年（1025），應天府增加解額三名，到地方鄉(xiang) 貢之年，書(shu) 院學生直接參加科舉(ju) 考試的人更多。應天府書(shu) 院既為(wei) 科舉(ju) 考試的準備場所，如何教學生應試就成了平時教學的一項主要任務。而且該院辦學幾十年，學生累捷於(yu) 科場，發跡成名者不絕於(yu) 時。曾主掌書(shu) 院教學兩(liang) 年，後來又主持慶曆新政大興(xing) 官學的範仲淹，在其《南京書(shu) 院題名記》中所津津樂(le) 道者，也就是科場題名。

總之，宋初書(shu) 院無論官私，大多以其替代官學角色的身份，圍繞著科舉(ju) 考試組織自己的教學，強化著自唐代以來即有的教育功能。書(shu) 院教育功能的強化，還體(ti) 現在講學、藏書(shu) 、祭祀、學田等四大規製的形成，書(shu) 院內(nei) 部結構日趨完備。

值得指出的是，這種被強化的教學功能，決(jue) 定了後世書(shu) 院發展的主要方向是招生授徒，可謂影響深遠。然而，也正是這種強化了的教育功能，帶來了將書(shu) 院僅(jin) 僅(jin) 看作是教學機構的錯覺，甚至有將非教學的書(shu) 院強行打入另冊(ce) 的做法，這對書(shu) 院文化的研究是有害的。作為(wei) 中國士人的文化組織，書(shu) 院所蘊含的內(nei) 容是極為(wei) 豐(feng) 富多彩的，它有著眾(zhong) 多的文化功效，我們(men) 不能將一種特殊時期受到特別放大的功能當作其全部功能看待。事實上，北宋後期書(shu) 院的發展也出現了自別於(yu) 教學一途的局麵。

三、科舉(ju) 的危害與(yu) 理學家的化解

強調教育教學功能，將書(shu) 院視作學校，這是宋代書(shu) 院的一個(ge) 特點，而其結果就是書(shu) 院與(yu) 科舉(ju) 相結合。它是曆史的選擇，對書(shu) 院的發展有著巨大的促進作用。但是，自從(cong) 選士的科舉(ju) 和養(yang) 士的學校扯到一起，學校淪為(wei) 科舉(ju) 的附庸就成了令人頭痛而又難以解決(jue) 的問題。北宋中後期三興(xing) 官學就有將二者剝離的努力，但積重難返。

南宋理學家們(men) 也曾有過對官學進行改革的嚐試，失敗之後，他們(men) 棄置官學，轉而致力於(yu) 官方書(shu) 院的建設。具體(ti) 的做法仍然是從(cong) 批判科舉(ju) 入手。張栻在《重修嶽麓書(shu) 院記》中，指出劉珙建設的目的是“豈特使子群居佚譚，但為(wei) 決(jue) 科利祿計乎？抑豈使子習(xi) 為(wei) 言語文詞之工而已乎？蓋欲成就人才，以傳(chuan) 斯道而濟斯民也”。可見嶽麓書(shu) 院並不反對科舉(ju) ，但反對僅(jin) 僅(jin) 為(wei) 了科舉(ju) 。這種態度比較現實，意在科舉(ju) 之外另辟新徑，以達到書(shu) 院的教育目標。

白鹿洞書(shu) 院的做法更為(wei) 靈活，朱子發布《招舉(ju) 人入書(shu) 院狀》，為(wei) 即將奔赴臨(lin) 安參加省試的舉(ju) 人辦起了培訓班。此舉(ju) 意在利用集訓的機會(hui) ，以理學家講學修身的一套來修正世俗的科舉(ju) 觀念。其用心仍然是在以書(shu) 院來匡正迷失方向的官學教育。

等到淳熙十四年（1187）朱子為(wei) 石鼓書(shu) 院作記時，他總結曆史，觀照現實，提出在地方官學之外，“別求燕閑清曠之地”，另立門戶，創建官辦書(shu) 院，“以俟四方之士有誌於(yu) 學，而不屑於(yu) 課試之業(ye) 者居之”。也就是說，在理學家們(men) 看來，官方書(shu) 院和州縣官學同屬於(yu) 國家教育係統，而書(shu) 院被定位在補充匡救州縣官學不足的坐標上。這與(yu) 替代官學的北宋初年完全不同，理學家們(men) 這時追求的目標是：讓官方書(shu) 院主要作為(wei) 修正官學沉迷科舉(ju) 的弊端而存在。

官辦書(shu) 院如何去實現自己存在的價(jia) 值呢？理學家們(men) 設計的理想目標是，書(shu) 院不以科舉(ju) 為(wei) 目的，而以講學為(wei) 指歸。關(guan) 於(yu) 這一點，朱子曾清楚地表述為(wei) ：“前人建書(shu) 院，本以待四方士友，相與(yu) 講學，非止為(wei) 科舉(ju) 計。”理學家並不泛言反對科舉(ju) ，隻將反對的目標鎖定在僅(jin) 僅(jin) 以科舉(ju) 為(wei) 目的這一點上，而將大量的精力傾(qing) 注於(yu) 講學事業(ye) ，希望以自己理學的教育理想來化解消融書(shu) 院生徒的利祿之心，培養(yang) 傳(chuan) 道濟民的人才。

南宋學者，不分派係，無論朱陸，在對待科舉(ju) 的問題上是基本一致的，既認為(wei) “今為(wei) 士固不能免此”，又對其不可勝言之害深惡痛絕，而希望以“講學”來予以救正。其“大要”在“續洙泗之正傳(chuan) ”，而“淑諸人者”，無外乎為(wei) “忠君、孝親(qin) 、誠身、信友，用則澤及天下，不用則無愧俯仰，如是而已”。至於(yu) 救正之方，也就是講學的內(nei) 容，則各家各派已呈現不同特色，“天理人欲之分”剖析章明，是張、朱子的長處，“喻義(yi) 喻利之論”敷闡精至，是陸九淵的強項。

四、書(shu) 院與(yu) 學術的一體(ti) 化

南宋的理學家們(men) ，肩負著發展學術的時代使命，承唐代書(shu) 院整理典籍、辨彰學術之緒，以書(shu) 院為(wei) 基地，各自集合大批學者，努力經營自己的學派，總合古今學說，集成學術成就，再造民族精神，將學術與(yu) 書(shu) 院的發展推向一個(ge) 前所未有的繁榮時期，並由此開創出一個(ge) 書(shu) 院與(yu) 學術一體(ti) 化的傳(chuan) 統。

書(shu) 院與(yu) 士人、學者、學術和學派之間，有著一種與(yu) 生俱來的血緣親(qin) 情關(guan) 係。聚集學人、研究學術、開創學派是書(shu) 院與(yu) 理學一體(ti) 化最典型的表征。書(shu) 院不同於(yu) 個(ge) 人書(shu) 齋，它是士人的公共活動場所。自從(cong) 有了書(shu) 院，就有了書(shu) 院和士人的雙向選擇。一方麵，作為(wei) 士人、學者，他進什麽(me) 樣的書(shu) 院，有自己的考慮，心中存有一種標尺，中意則進，不合則退；而另一方麵，作為(wei) 書(shu) 院也有一個(ge) 進取去留的標準，不希望不合自己要求的人留在院中，以免成為(wei) 害群之馬。這樣，在一個(ge) 大家共同認可的目標之下，個(ge) 體(ti) 的學者、士人就結合在同一個(ge) 書(shu) 院，是謂學人與(yu) 書(shu) 院的結合。

南宋的理學家大多有很深的書(shu) 院情結，他們(men) 以書(shu) 院為(wei) 大本營，研究學問，創新學說，培養(yang) 傳(chuan) 人，聚集學術團隊，使得書(shu) 院和理學從(cong) 形式到內(nei) 容相互滲透交融，形成一種互為(wei) 依托、互為(wei) 表裏的結構形態。而且，二者一榮俱榮，一損俱損，隱顯同時，榮辱與(yu) 共，有著休戚相關(guan) 的共同命運。這種相互交錯的結構形態和盛衰同命的生存狀態，可以稱作書(shu) 院與(yu) 理學的一體(ti) 化。它表明書(shu) 院是理學的基地，理學則為(wei) 書(shu) 院的精神，是為(wei) 南宋書(shu) 院的最大特色。

書(shu) 院與(yu) 理學的一體(ti) 化，經曆乾淳之盛、慶曆黨(dang) 禁、嘉定更新三個(ge) 時期，經由幾代人的努力，始得完成。書(shu) 院和理學的一體(ti) 化，在實際生存狀態中，有形可察，有跡可尋，具體(ti) 表現為(wei) 比較固定的行為(wei) 模式，那就是建書(shu) 院、立祠堂、注《四書(shu) 》、輯語錄，四位一體(ti) 。

書(shu) 院與(yu) 理學一體(ti) 化機製的形成，賦予書(shu) 院思想與(yu) 哲學生命的光輝，開創了書(shu) 院與(yu) 學術一體(ti) 化的傳(chuan) 統。從(cong) 此以後，中國學術的發展差不多就成為(wei) 書(shu) 院的內(nei) 部事務，無論學人的培養(yang) 、學術隊伍的建設、學術網絡的建立、學術資料的收集與(yu) 整理、學術觀點的提出與(yu) 論辯、學術著作的出版與(yu) 傳(chuan) 播等等，都可以在書(shu) 院內(nei) 部進行。於(yu) 是，在自由講學的旗幟下，我們(men) 可以看到一幅幅書(shu) 院與(yu) 學術的流變圖：程朱理學與(yu) 書(shu) 院在元代的北移，書(shu) 院在明代成為(wei) 新學思潮的大本營，宋學、漢學、新學、西學等更替成為(wei) 清代書(shu) 院講壇的主音。

需要指出的是，書(shu) 院與(yu) 理學的一體(ti) 化，不僅(jin) 使新儒學流衍傳(chuan) 播於(yu) 中國大地，而且隨著二者一同移植於(yu) 東(dong) 國朝鮮、東(dong) 洋日本，乃至越南，開創出東(dong) 亞(ya) 這一不同於(yu) 佛教、伊斯蘭(lan) 教的儒學天空，捍衛了華夏文化在東(dong) 方文明中的領導地位。

五、書(shu) 院的製度確立

南宋理學家和書(shu) 院結為(wei) 一體(ti) ，使書(shu) 院承擔起研究學術、發展教育、推行教化的重任，其管理亦借鑒官方學校、禪林精舍、道家清規，形成各種製度。誠如朱熹所稱“近世於(yu) 學有規”，製度化管理成為(wei) 一種普遍現象，以呂祖謙乾道年間為(wei) 麗(li) 澤書(shu) 院製定的《規約》、朱熹的《白鹿洞書(shu) 院揭示》、陳文蔚的《雙溪書(shu) 院揭示》、徐元傑的《延平郡學及書(shu) 院諸學榜》，以及《明道書(shu) 院規程》等為(wei) 代表，書(shu) 院完成並確定了自己的製度體(ti) 係。

書(shu) 院製度的確立有如下幾個(ge) 主要標誌：第一，書(shu) 院和理學互為(wei) 表裏，榮辱與(yu) 共，形成一體(ti) 化結構。這種結構使書(shu) 院具備了在學術文化領域發揮創造性作用的功能，事實上，書(shu) 院對中國思想文化在南宋時期形成前所未有的發展高峰，做了大量的工作，其功甚偉(wei) 。第二，規製日趨完善，研究學問、教學傳(chuan) 道、藏書(shu) 、刻書(shu) 、祭祀學派祖師、經營田產(chan) 等成為(wei) 書(shu) 院的六大事業(ye) ，表明書(shu) 院已經成為(wei) 一個(ge) 功能完全而且可以獨立運作的文化組織。第三，內(nei) 部的職事設置日趨合理，基本形成研究教學、行政管理、財務後勤、學生自治等相互聯屬的幾大條塊，說明書(shu) 院的組織管理已臻完善。第四，各書(shu) 院開始製定並執行學規、規程、揭示、學榜等不同名目的規章製度以規範自身的行為(wei) ，宣示自己追求的目標與(yu) 學術文化主張。南宋後期朱熹的《白鹿洞書(shu) 院揭示》頒行天下後，書(shu) 院更有了共同的準則。這種自覺的舉(ju) 措，是書(shu) 院製度走向成熟並最終確立的標誌。

書(shu) 院管理體(ti) 製具有比較嚴(yan) 密、分工明確、便於(yu) 操作的特點，其內(nei) 容大體(ti) 上包括五個(ge) 方麵：一是以山長負責製、堂長負責製為(wei) 代表的管理體(ti) 製及與(yu) 之配套的組織係統，它從(cong) 組織上保證書(shu) 院的管理有序有效地進行。二是師資管理，主要是山長的遴選，或重學行，或重科舉(ju) 出身，從(cong) 製度上提出資格的要求，確保書(shu) 院的學術研究及教學水平能夠達到一定的標準。三是生徒管理，入院肄業(ye) 要經過考試且有名額的限製，學業(ye) 德行各有要求，言行舉(ju) 止皆有尺度，建立了考勤、獎懲製度。四是教學管理，山長授課依課程定期進行，有授講、簽講、覆講等方式方法，生徒學習(xi) 按早上、早飯後、午後、晚上四節，各定功課，形成“日習(xi) 例程”，每月定期考試。五是經費管理，經費的籌措，常年開支的分配，各有定規，它從(cong) 經濟上保障書(shu) 院的正常運行。

六、結論

綜上所述，宋代幾百年的努力，開創了書(shu) 院曆史的新紀元。首先，教育教學功能的強化，使得書(shu) 院成為(wei) 一種可以獨立運作的學校，它和官學、私學鼎足而三，共創中國教育的新格局。其二，作為(wei) 學校的書(shu) 院，飽受科舉(ju) 之害，理學家們(men) 從(cong) 批判科舉(ju) 入手，引入理學教育理念，開啟書(shu) 院與(yu) 學術一體(ti) 化的發展模式，教學之外，學術積累、研究、創造與(yu) 傳(chuan) 播皆成為(wei) 分內(nei) 之事，文化創新變為(wei) 一種新的傳(chuan) 統。其三，書(shu) 院製度的確立，是教育與(yu) 學術激蕩的產(chan) 物，是一種製度創新。這種新格局、新傳(chuan) 統、新製度，無不體(ti) 現書(shu) 院開拓進取、與(yu) 時俱進的精神風貌。在民族文化複興(xing) 的今天，如何繼承這筆寶貴財富，弘揚其創新與(yu) 開拓精神，是一個(ge) 值得認真對待的問題。

責任編輯：柳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