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dong) 如何認識儒學與(yu) “孔教”?

作者：毛勝（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副研究員）

來源：《毛澤東(dong) 研究》2016年第4期

時間：孔子二五六八年歲次丁酉閏六月初十日庚申

     　　 耶穌2017年8月1日

毛澤東(dong) 並非天生的馬克思主義(yi) 者。相反，19世紀末中國湖南鄉(xiang) 村的時空背景，注定他在儒家文化環境中成長。由於(yu) 新思潮的影響，毛澤東(dong) 執意走出封閉的韶山衝(chong) ，並通過認真的學習(xi) 和思考，最終選擇了馬克思主義(yi) ，完成了世界觀的轉變。縱觀毛澤東(dong) 在不同曆史時期對儒家及其學說的認識，盡管有變化、有曲折，但他的基本態度是鮮明的，就是反對將孔夫子變成孔聖人，反對各種形式的孔教活動，同時客觀認識作為(wei) 曆史人物的孔子，批判繼承作為(wei) 傳(chuan) 統文化主體(ti) 部分的儒學。更重要的是，紮實的傳(chuan) 統文化底子，不僅(jin) 讓毛澤東(dong) 日後擅於(yu) “評古論今”、“古為(wei) 今用”，還能夠全麵審視包括儒學在內(nei) 的文化遺產(chan) ，率先提出並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yi) 中國化。

一、孔子是中國曆史上的偉(wei) 大人物，儒家學說是中國傳(chuan) 統文化的主體(ti)

毛澤東(dong) 從(cong) 8歲到16歲的8年中，有6年時間在他家附近的南岸、關(guan) 公橋、橋頭灣、鍾家灣、井灣裏、烏(wu) 龜井、東(dong) 茅塘六處私塾讀書(shu) ，先讀《三字經》、《百家姓》、《增廣賢文》等入門書(shu) ，接著讀《詩經》、《論語》等課文。1936年10月，毛澤東(dong) 在陝北對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說，我當時一直在“本地一個(ge) 小學堂讀書(shu) ”，主要是“讀孔夫子的《論語》和《四書(shu) 》”。多年之後，他更是將這段經曆概括為(wei) “六年孔夫子”。

盡管毛澤東(dong) 走出韶山衝(chong) 之後，與(yu) “孔夫子”漸行漸遠，但他對於(yu) 這位曆史人物始終保持著敬意。1919年與(yu) 1952年的兩(liang) 次曲阜之行，足以表明他的態度。毛澤東(dong) 與(yu) 斯諾談話時說，他1919年初從(cong) 北京前往上海的途中，特意“在曲阜下車，去看了孔子的墓”，看了“孔子的弟子濯足的那條小溪”，看了“聖人幼年所住的小鎮”，看了“曆史性的孔廟附近那棵有名的樹”，看了“顏回住過的河邊”，看了“孟子的出生地”。據李家驥回憶，毛澤東(dong) 1952年10月視察山東(dong) 時，當許世友向他介紹山東(dong) 文化古跡說，“到山東(dong) 不看孔廟不好”。毛澤東(dong) 不假思索地回答說：“對，應當再拜訪一下孔老夫子。”10月28日，在濟南前往曲阜的專(zhuan) 列上，毛澤東(dong) 與(yu) 羅瑞卿、許世友談了在濟南的感受，再次回憶了他第一次去曲阜的情況：“那還是30年前的1920年。我二次進京搞‘驅張運動’。成功後，到上海與(yu) 同誌們(men) 研究下步如何建設湖南，同時要送一部分同誌去法勤工儉(jian) 學。我是4月份離開北京，中途看了泰山，第一次來曲阜，看了孔廟，還到了孟子家。”

毛澤東(dong) 對孔子的敬意，源於(yu) 他對儒家學說的認知。在毛澤東(dong) 看來，儒家學說長期居於(yu) 中國社會(hui) 的主流意識形態，是中國傳(chuan) 統文化的主體(ti) ，是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必須批判地繼承的文化遺產(chan) 。據匡亞(ya) 明回憶，他1942年在延安當麵向毛澤東(dong) 請教對孔子的評價(jia) ，並提出：孔子“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cong) ”這段話，可以理解為(wei) 領導幹部要率先垂範，發揮模範作用；孔子“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這段話，可以理解為(wei) 領導幹部要注意調查研究，把問題弄清楚。言下之意，孔子的一些話對於(yu) 整風運動是有意義(yi) 的。毛澤東(dong) 聽後表示，這兩(liang) 段話都很有道理，孔子確實是中國曆史上的偉(wei) 大人物。要把他的思想作為(wei) 曆史遺產(chan) ，批判地繼承和發揚。隻不過在革命時期，第一位的是依靠馬克思主義(yi) 取得革命勝利。1943年12月17日，毛澤東(dong) 在劉少奇關(guan) 於(yu) 人性、是非等問題給續範亭複信上寫(xie) 的批語指出：認為(wei) 信中將孔孟之道視為(wei) “中國文化的不良傳(chuan) 統”不妥，強調孔子、蘇格拉底等人“能夠說出若幹真理”；“孔孟有一部分真理，全部否定是非曆史的看法”。

正如毛澤東(dong) 所言，新民主主義(yi) 革命勝利之後，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對孔子和儒學的態度有了顯著改變。1949年5月16日，周恩來對南下工作團講話時指出，五四運動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號，是當時反封建的需要，但走向一個(ge) 極端，“變成了否定一切”，認為(wei) “凡孔子所說的一概打倒”、“舊的、曆史上留下來的一切都無用”。現在，要改變這種認識，“須知舊文化也有可用的，可以批判地接受”。1954年9月14日，毛澤東(dong) 談到人類曆史上的革命，認為(wei) 要實事求是地加以分析，進一步強調孔夫子“不可一筆抹煞，不能簡單地就是‘打倒孔家店’”。

總的來說，毛澤東(dong) 對孔子和儒學的評價(jia) 隨著時代條件的改變而有所變化，但他能夠“對孔子取曆史主義(yi) 態度，充分肯定孔子在中國曆史上的地位”，並“在批評孔子消極思想的同時，注意吸取孔子思想中有價(jia) 值的因素”。而且，為(wei) 了突出對待孔子和儒學的科學態度，毛澤東(dong) 還將馬克思和孔子、馬克思主義(yi) 與(yu) 儒家學說一並放入曆史長河進行比較分析。1955年10月27日，他同胡子昂等工商界代表談話時指出，“幾千年以後看馬克思，就像現在看孔夫子”。在毛澤東(dong) 看來，“舊的製度不行了，新的製度就要起來代替”。社會(hui) 主義(yi) 還要發展到共產(chan) 主義(yi) ，共產(chan) 主義(yi) 也要分段。1958年3月22日，他在成都會(hui) 議上的講話提綱中，標注了“創立學派問題”以及“青年孔夫子”，“青年馬克思、恩格斯的學問問題”，“青年列寧的學問問題”，“歐洲中世紀經院學派”，“耶穌、釋迦的少年時代與(yu) 經院派佛學家的比較”等關(guan) 鍵詞，說創新思想、創立學派的人，自古以來往往都是“學問不足的青年人”，學問是後來慢慢學習(xi) 的。釋迦牟尼十九歲時創佛教，孔子二三十歲時就搞起來，耶穌開始也沒有什麽(me) 學問。即便是馬克思創立辯證唯物論時，年紀也很輕。1965年1月9日，毛澤東(dong) 會(hui) 見斯諾時又說：現在我的這些東(dong) 西，還有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在一千年以後看來可能是可笑了。既然對待馬克思與(yu) 馬克思主義(yi) 都要如此，又何必苛求孔子與(yu) 儒家學說呢？

二、反對將孔夫子變成孔聖人、將儒家學說作為(wei) 統治工具，反對各種形式的孔教活動

1917年暑假，毛澤東(dong) 與(yu) 蕭瑜結伴外出“遊學”時，就中國的宗教問題特別是儒釋道進行了深入的討論。毛澤東(dong) 提出儒釋道之中，佛道二家往往“僅(jin) 被認為(wei) 單純的宗教”，而儒家的影響比它們(men) “更廣泛和巨大”，這是一個(ge) 很重要的曆史事實。他們(men) 還認為(wei) ，在儒釋道三教中，孔子“隻能算是哲學家”，而不是教主；老子“也隻能算是哲學家”，盡管他後來被道教徒尊奉為(wei) 始祖。

不過，清末民初的中國社會(hui) ，出現了各種形式的儒學宗教化活動，試圖以孔教挽救國運。繼而，新文化運動又旗幟鮮明地喊出“打倒孔家店”的口號，批判封建綱常名教，鞭撻孔教。1917年1月1日，陳獨秀在《再論孔教問題》中，針對康有為(wei) 等人建議將孔教定為(wei) 國教的主張，反駁道：人類將來“必以科學為(wei) 正軌”，一切宗教都“在廢棄之列”；因此，非但不能“以孔教為(wei) 國教”，不能將孔教“定入未來之憲法”，而且應該摧毀“已有之孔廟”，並停止對孔廟的祭祀。在1919年7月14日的《湘江評論》上，毛澤東(dong) 專(zhuan) 門寫(xie) 了一篇《各國沒有明倫(lun) 堂》，點名批評康有為(wei) 的“孔教”情結。文章指出：康有為(wei) 得知廣州修馬路時需要拆毀明倫(lun) 堂，說自己“遍遊各國，未之前聞”，指責這是“侮聖滅倫(lun) ”的行為(wei) 。殊不知，其他國家不僅(jin) 尋不出“什麽(me) 孔子”，更尋不出“什麽(me) 明倫(lun) 堂”。7月21日，毛澤東(dong) 在《湘江評論》臨(lin) 時增刊第1號發表《健學會(hui) 之成立及進行》一文，進一步指出：以前的思想界是“以孔子為(wei) 中心”的，盡管政治上有排滿運動、學術上有廢除科舉(ju) ，但對“孔老爹”仍然不敢說出半個(ge) 不字。那些倡導“學問要新”、“道德要舊”的言論，更是謬說，因為(wei) “道德要舊”不過是“道德要從(cong) 孔子”的一個(ge) 變語，換湯不換藥而已。所謂“師說”、“道統”、“宗派”等，都是“思想界的強權，不可不竭力打破”。反對孔子的理由，就在於(yu) 其思想“獨霸中國”，使中國思想界“不能自由”，使中國人“鬱鬱做二千年偶像的奴隸”。

但深入考察陳獨秀、毛澤東(dong) 等人的言論，不難發現他們(men) 的針對性很強，即“集中反對將孔教定為(wei) 國教並列入憲法，指出孔教是維護專(zhuan) 製製度的，與(yu) 民權、平等思想背道而馳”；但他們(men) “對於(yu) 孔子及其學說並沒有完全否定”，“沒有視中國傳(chuan) 統文化盡為(wei) 糟粕，說不上是全盤反傳(chuan) 統”。誠如李大釗所言：他所掊擊的“孔子”，不是“孔子之本身”，而是“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權威”，亦即“專(zhuan) 製政治之靈魂”。換言之，我們(men) 不可把“春秋時期作為(wei) 教育家、思想家的孔子”和被孔教“奉為(wei) 教主的孔子”混為(wei) 一談，應該廢除孔教，但說“孔子必須打倒是不對的”。多年以後，1958年11月，毛澤東(dong) 在武昌工作會(hui) 議上仍然表示，“我們(men) 共產(chan) 黨(dang) 看孔夫子，他當然是有地位的，因為(wei) 我們(men) 是曆史主義(yi) 者。但說是聖人，我們(men) 也是不承認的。”即便是在1973年8月寫(xie) 給郭沫若的《七律·讀〈封建論〉呈郭老》中，毛澤東(dong) 批評“孔學名高實秕糠”，雖是為(wei) 了發動“批林批孔運動”，但也反映出他在新文化運動中就形成的反孔教底色，反對封建統治者借“孔聖人”名號維護自身利益。

縱觀毛澤東(dong) 的論述，可見他對“孔夫子”與(yu) “孔聖人”、“儒學”與(yu) “孔教”一直有著明顯的區分。就像他在《新民主主義(yi) 論》中說的那樣：對待中國的曆史文化遺產(chan) ，要注意將“封建統治階級的一切腐朽的東(dong) 西”與(yu) “優(you) 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帶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東(dong) 西”）區別開來。在新的曆史條件下，發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既要剔除“封建性的糟粕”，也要吸收“民主性的精華”。理解毛澤東(dong) 對“儒學”與(yu) “孔教”的不同態度，就可以解答讓人們(men) 感到疑惑的問題。比如，基辛格認為(wei) 毛澤東(dong) 在很多方麵表現出“辯證矛盾體(ti) ”，既“激烈反對儒家思想”，又“廣泛涉獵中國曆史典籍”；既利用國內(nei) 國際秩序的“矛盾”形成戰略，又將戰略目的定位儒家的“大同”。實際上，毛澤東(dong) 所“激烈反對的”是“孔教”，而非“儒學”。他閱讀曆史典籍，借用“大同”概念，無非是“古為(wei) 今用”。

毛澤東(dong) 對孔夫子傳(chuan) 統的批判性承繼，在很多方麵有著鮮明表現。比如，毛澤東(dong) 1939年2月20日致信張聞天，探討陳伯達《孔子的哲學思想》一文的觀點，既肯定中庸觀念是“孔子的一大發現，一大功績”，意思就是“從(cong) 量上去找出與(yu) 確定質而反對‘左’右傾(qing) ”；又指出“過猶不及”是一個(ge) “重要思想方法”，是“兩(liang) 條戰線鬥爭(zheng) 的方法”，“過”即是“左”的東(dong) 西，“不及”即為(wei) 右的東(dong) 西；如果參考唯物辯證法，則能發現孔子的中庸觀念沒有達到這樣的程度：“過”與(yu) “不及”是指事物在時間與(yu) 空間中運動並發展到一定狀態時，我們(men) 可以“從(cong) 量的關(guan) 係上找出與(yu) 確定其一定的質”。這些頗有學術色彩的論述，展現了毛澤東(dong) 批判地繼承孔夫子的狀況。對此，有學者分析說，毛澤東(dong) 對孔子重視學習(xi) 、“敏於(yu) 行”等思想始終堅持；對孔子的君民關(guan) 係思想、中庸思想等有取有舍；對孔子輕視勞動的思想，“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思想等則始終批判。這樣的歸納，頗有見地。

三、把“馬克思”和“孔夫子”結合起來，實現馬克思主義(yi) 中國化

如前所述，毛澤東(dong) 在學生時代深受新文化運動的影響。但他並不接受“全盤西化”的觀點，而是同等對待、批判繼承中西文化。這在他讀泡爾生《倫(lun) 理學原理》的批注中就有所體(ti) 現。比如，讀到“為(wei) 損己利人之行，而果有利於(yu) 人，則無論其事如何，不能不謂之善、謂之義(yi) 務矣。雖然，吾人其以他人小利之故而棄吾重大之利益耶”這段文字時，毛澤東(dong) 就批注道：“此與(yu) 吾儒家之倫(lun) 理學說合”，“與(yu) 墨子之兼愛亦合”。讀到“餘(yu) 之義(yi) 務，以餘(yu) 職務地位之所屬者為(wei) 第一，由餘(yu) 與(yu) 他人特別之關(guan) 係而生者次之，由餘(yu) 與(yu) 他人因偶然之關(guan) 係而生者又次之。若後者之利害，視前二者為(wei) 重大，則餘(yu) 當自離於(yu) 重心之己，而特別為(wei) 之盡力”這段文字時，他又批注：“此即儒家之義(yi) ”。

選擇馬克思主義(yi) 之後，毛澤東(dong) 不僅(jin) 強調要根據中國革命實際運用馬克思主義(yi) 基本原理，而且努力汲取中國傳(chuan) 統文化的養(yang) 分，使馬克思主義(yi) 富有“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1938年10月，他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hui) 提出“馬克思主義(yi) 中國化”命題的同時，給予“孔夫子”高度評價(jia) ，強調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應當總結和繼承“從(cong) 孔夫子到孫中山”的珍貴遺產(chan) ，這於(yu) 指導革命勝利具有重要的幫助。也就是在這次會(hui) 議上，毛澤東(dong) 首次提出“實事求是”，認為(wei) “共產(chan) 黨(dang) 員應是實事求是的模範”，強調“隻有實事求是，才能完成確定的任務”。他在延安整風時進一步解讀了它的含義(yi) ：“‘實事’就是客觀存在著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觀事物的內(nei) 部聯係，即規律性，‘求’就是我們(men) 去研究。我們(men) 要從(cong) 國內(nei) 外、省內(nei) 外、縣內(nei) 外、區內(nei) 外的實際情況出發，從(cong) 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規律性，即找出周圍事變的內(nei) 部聯係，作為(wei) 我們(men) 行動的向導。”這就為(wei) “實事求是”這個(ge) 儒學傳(chuan) 統實學精神注入了馬克思主義(yi) 的內(nei) 涵，使之成為(wei) 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認識和處理問題的根本方法。

為(wei) 了讓馬克思主義(yi) 紮根於(yu) 中國的文化土壤，毛澤東(dong) 傾(qing) 注了大量心血。1939年初，他在延安組織中國古代哲學研究會(hui) ，並認真閱讀陳伯達的《孔子的哲學思想》、《老子的哲學思想》及《墨子的哲學思想》，想必都有這樣的考量。此後，他對周揚的《對舊形式利用在文學上的一個(ge) 看法》，範文瀾的《中國經學史演變》、《中國通史簡編》等，也在馬克思主義(yi) 中國化的視野下進行了評析。在1944年7月接受英國記者斯坦因采訪時，毛澤東(dong) 進一步指出：信奉馬克思主義(yi) 是“正確的思想方法”，並不意味著要放棄“中國文化遺產(chan) ”和“非馬克思主義(yi) 的外國思想”。相反，中共會(hui) 批判地接受曆史的遺產(chan) 和外國的思想。他認為(wei) ，中國人必須獨立思考，以決(jue) 定什麽(me) 東(dong) 西能在“自己的土壤裏生長起來”。這是毛澤東(dong) 推進馬克思主義(yi) 中國化的路徑，也是他的一個(ge) 心得。這反映出毛澤東(dong) 一種“發自內(nei) 心的信念”，即馬克思主義(yi) 如果不作出必要的改變，就不能適應“中國人民的思想和精神狀態”，難以“在中國的環境中發揮作用”。也有學者認為(wei) ，毛澤東(dong) 在“中國化”命題裏表達了這樣的基本認識，既要用中國曆史文化來豐(feng) 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yi) ，也要用馬克思主義(yi) 來“分析闡述、繼承和發展中國曆史文化”。

可以說，毛澤東(dong) 眼中的“孔夫子”不僅(jin) 是一份珍貴的文化遺產(chan) ，也是中國具體(ti) 實際的有機組成部分。實現馬克思主義(yi) 中國化，就必須把“馬克思”和“孔夫子”結合起來。1964年2月9日，他會(hui) 見威爾科克斯和夫人時說，黑格爾的先生就是康德，他同時又是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和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人的先生。對於(yu) 馬克思和恩格斯來說，“沒有康德、黑格爾和費爾巴哈的德國古典哲學，就不會(hui) 有馬克思主義(yi) 的哲學”。在中國，“古代的思想家是孔子、老子等”。在孔子、老子等人的故鄉(xiang) ，把馬克思主義(yi) 和他們(men) 的思想相結合，並在回答現實問題中進行綜合創新，正是馬克思主義(yi) 中國化的基本要義(yi) 。毛澤東(dong) 能夠提出並實現馬克思主義(yi) 中國化，關(guan) 鍵就是他既有馬克思主義(yi) 的理論，又有傳(chuan) 統文化的底蘊。

1945年6月11日，中共七大通過了新的《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黨(dang) 章》，在總綱中第一次將“毛澤東(dong) 思想”寫(xie) 入黨(dang) 的指導思想，作為(wei) “一切工作的指針”。並指出：毛澤東(dong) 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yi) 的理論”與(yu) “中國革命的實踐”的有機統一；堅持毛澤東(dong) 思想為(wei) 指導，必須反對“教條主義(yi) ”和“經驗主義(yi) ”的偏向。在中共七大的口頭政治報告中，毛澤東(dong) 又說：馬克思主義(yi) 有很多種類，有“香的”、“臭的”、“活的”、“死的”等。我們(men) 要“香的”，不要“臭的”；要“活的”，不要“死的”。顯然，所謂“香的”、“活的”，就是與(yu) 中國實際相結合、富有中國特性的馬克思主義(yi) ；所謂“臭的”、“死的”，就是“洋八股”、“教條主義(yi) ”的馬克思主義(yi) 。在毛澤東(dong) 看來，判斷一個(ge) 人是否科學對待馬克思主義(yi) ，重要一點就是看他是否像宗教徒對待宗教那樣。就是說，對馬克思主義(yi) 的信仰，與(yu) 宗教信仰雖有相似之處，但兩(liang) 者更有本質區別。1942年2月8日，他在延安幹部會(hui) 上講演時說，封建統治階級“把孔夫子的一套當作宗教教條一樣強迫人民信奉”，連文章都是“八股式”。因此，五四運動“反對舊教條，提倡科學和民主”，是“很對的”，是“生動活潑的，前進的，革命的”。黨(dang) 內(nei) 將馬克思列寧主義(yi) 當宗教教條的人，雖然在內(nei) 容和形式上有別於(yu) 對孔夫子的“舊教條”，但可謂“洋八股、洋教條”，並發展成為(wei) “主觀主義(yi) 、宗派主義(yi) 和黨(dang) 八股的東(dong) 西”。3月30日，毛澤東(dong) 在中央學習(xi) 組上談到中共黨(dang) 史研究時再次指出：研究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的曆史，必須聯係辛亥革命和五四運動。比如，反對黨(dang) 八股，不聯係“五四”時期反對老八股、老教條、“孔夫子的教條”，就不能把問題弄清楚。

也就是在中共七大前後，各種版本的毛澤東(dong) 著作開始在各根據地廣為(wei) 流傳(chuan) 。人們(men) 翻開毛澤東(dong) 的著作，發現書(shu) 中引用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語錄並不多，相反孔子、孟子、老子、莊子以及佛教典故、曆史小說卻不少。對此，王安娜深有感觸地回憶說，與(yu) 毛澤東(dong) 的談話中，“我幾乎都沒有聽到他引用馬克思主義(yi) 的經典”，取而代之的是“經常引用中國古代小說做比喻”，“引用詩歌和在群眾(zhong) 中流行的成語”。這比那些理論家“羅列許多抽象詞句的難以理解的演說通俗易懂得多”。

責任編輯：柳君